邹韬奋：救国无罪

时间：2024-05-04

黄国荣

一

韬奋住处在上海万宜坊。万宜坊属法国租界。弄内有房屋四排，白墙红瓦，砖混结构的连排别墅建筑，韬奋一家住在54号。小院特别宁静，从院子到楼上楼下都十分地静。沈粹缜静悄悄地在厨房里准备晚餐。

书房的门开了，韬奋从书房出来。在客厅里玩的邹嘉骊看到爸爸走出书房，高兴地迎了过去，想叫爸陪她玩一会儿。韬奋很内疚地抱起女儿，说对不起，爸爸现在不能陪你玩，爸爸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沈粹缜闻声从厨房出来，她有些不放心：都五点半了，你还要去？

邹嘉骅、邹嘉骝也从房间出来。

韬奋有点不好意思：今天是22日，这个会早就定下了，在功德林开，各界的人都去，商量援绥的事，我一定得去。

沈粹缜十分担心：前两天，任之先生匆匆忙忙特意赶来跟你说什么啦？看他的神色像是要出什么事？这几天老是有不三不四的人在咱们弄堂里转悠，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韬奋满怀感激地看着沈粹缜，他不想让她再为他担忧，孩子已经够她操心的了，他宽慰她：没事，他来是问救国会的事。你放心，我坦坦荡荡为国为民做事，有什么好担忧的呢？没事的。

沈粹缜还是放心不下：我看弄堂里鬼鬼祟祟出没的人准是特务，天快黑了，不去不行吗？

韬奋换西装，一边换衣服一边说：这个会不去不行，商界的、银行界的人都来，要发动社会各界向绥远前线捐款。

三个孩子带着哭腔，一起齐声喊爸爸。

韬奋心酸地蹲下，双手捧住邹嘉骊的小脸说：爸爸做的都是好事，不是坏事，没有人会害爸爸。大宝二宝，好好在家陪着妈妈。

邹嘉骅、邹嘉骝眼泪巴巴地看着父亲点头。

韬奋站起身深情地看着沈粹缜，内心复杂地说：我去了。

沈粹缜眼睛已经湿润，她忽然想起了什么：恩润！等等。

沈粹缜急忙跑进卧室。三个孩子愣愣地在一旁看着爸爸妈妈。

沈粹缜两手各拿着一点钱，急步走出卧室，来到韬奋跟前，一边替他往口袋里装钱一边说：记住，这是打车钱，放在西服外面的口袋；万一那里没有饭，这是吃饭的钱，放在西服里边的口袋，别弄错了啊。

韬奋调皮地一笑：夫人，记住了，打车钱放在外面口袋，吃饭钱放在里面口袋。我去了。

全家人眼巴巴看着韬奋离开家，个个心里都是担忧。

韬奋赶到功德林时，会议室里已坐了不少人。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章乃器等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也都陆续到会。沈钧儒和韬奋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韬奋告诉到会的银行界、教育界、报界、律师界各方人士，绥远的战斗打得十分艰难，向红格尔图进攻的日伪军有五千多人，而阎锡山、傅作义的晋绥军和赵承绶骑兵总共不过两个半连，加半个机枪连和当地的民众、农会组织起来的民兵，也就300多人，敌人十几倍于我方。可是前线的将士英勇无比，那里的民众也是万众一心，军民团结一致坚决抗击日寇。

陶林县委、政府派两千民工昼夜修建了坚固的简易工事，红格尔图村的四周挖了一条深宽一丈二的围壕，村四角修了大碉堡，将挖城壕的土堆筑成掩体，围着村堡里侧又挖了一条曲线型交通壕。那里已经降了大雪，天气寒冷，敌人用飞机轰炸，五千多日伪军同时向红格尔图发起进攻，官兵士气高涨，沉着应战，一天就消灭敌军100多名，他们还用步枪打落了一架敌机。大风雪中官兵们利用顺风，猛拼猛打，打退敌军无数次进攻。

前方的将士已经在为国血战，我们怎么办？有骨气的中国人能做的就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现在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同胞们同仇敌忾，纷纷发起援助绥远前线将士的运动。有许多学校实行绝食一天，把伙食费省下来慰劳将士们。咱们上海，已经有310多团体致电慰问矢志报国的傅作义将军和誓死守土的战士……

韬奋这一番演讲，激发了与会各界代表的爱国热情，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支援前线作战，为保卫祖国抗击日寇贡献一份力量，有的当场就解囊捐款。救国会的工作人员当即组织现场统计，并让有捐款意向的单位一一造册登记，办理手续。

二

功德林的会议结束，韬奋疲惫地回到万宜坊已是深夜。他下了人力车，缓步走向弄堂。突然，他们房屋前通道口对面屋角的阴暗处，有两个黑影闪了一下，韬奋没有直接走进房子，而是迎着对面的屋角的阴暗处走去，他想看个究竟，那黑影是什么人。韬奋盯着屋角走去，两个黑脑袋又探了一下。韬奋快步走到那个屋角处，黑影不见了；再往弄堂里看，眼前只躺着一条静静的弄堂，还有跟人一起入睡了的房屋。

韬奋想，也许是听到他的脚步声，他们溜了躲了；也许是自己过于敏感，视线不好产生错觉。他微笑着摇了摇头，转身朝他们房前的通道走去。

韬奋轻轻地打开自家的院门，进去后，回身將院门锁好，还万无一失地试了试是否锁好。他已经感受到了环境的险恶，对这些心狠手辣无恶不作的刽子手，还是谨慎点好。韬奋锁好院门后，走向住房的大门。来到门口，他也是轻手轻脚地打开屋门，他知道粹缜和孩子们都睡了，尽量不要弄出声响把他们惊醒。

进了屋门，他再转回身来，轻轻地将屋门锁好，锁好后，也再试了试是否锁牢，过去他从来没有这么细心谨慎。进屋后，韬奋没有开灯，摸着黑换上拖鞋，轻手轻脚地上楼。到了二楼的客厅，他在黑暗中脱下大衣。借着窗户折射进来的光亮，他抬头看了一眼厅里的挂钟，时针正指12点整。他继续轻手轻脚脱衣换衣，轻手轻脚洗漱，轻手轻脚推开卧室的门，借着外面的微光，他看到妻子搂着女儿睡着了，睡得很甜。他面带微笑退出将卧室门轻轻带上，独自进了书房。

书房里有一张折叠小床，这是他的常备卧床，每当赶稿子晚了，他就睡在书房。他轻轻地展开折叠小床，铺好被褥，宽衣躺到床上。

韬奋静静地躺在床上，睁着两眼在想事。他在想下一期社论的题目，援绥的主题已经发过了，是不是该考虑时局与救国组织……想着想着，他慢慢沉入了梦乡。忙了这一天，他已经很疲惫，他睡得很香。

恩润！什么人在砸门呢！韬奋被沈粹缜的呼喊惊醒，后门再次响起了凶猛的砸门声。他一骨碌从折叠床上起来，披上衣服，他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喊着问：粹缜，谁在敲门啊？沈粹缜还没回答，后门又响起了更加凶狠猛烈的敲门声。韬奋一下想到了夜里他回来时发现的那两个黑影。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下挂钟，时间是凌晨两点三十分。

韬奋立即穿上大衣，沈粹缜也穿上衣服来到客厅。韬奋这时才跟沈粹缜说：粹缜，任之先生前天是来告诫我的，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当局很可能要对救国会的人动手。当时我不太相信，所以没告诉你，现在看来任之先生说的是真的，他们真动手了。

沈粹缜一听十分紧张：那怎么办？

后门又响起敲门声。沈粹缜不论不顾地跑到后窗，打开窗户向楼下问：你们是谁啊？砸门干什么？

韬奋已经明白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这时他再不好瞒她：粹缜，你别问他们了，他们肯定是来抓我的。

韬奋说完朝楼下走去。来到楼下，韬奋冷静地打开后门，两个法租界巡捕和翻译，还有两个中国公安一共五人一起冲进屋来。法国巡捕举枪对着韬奋，让翻译问话。

翻译问：你是韬奋吗？

韬奋平静地回答：我是韬奋，本名叫邹恩润。

法国巡捕神色疑虑。翻译跟法国巡捕说：没错，他本名是叫邹恩润，笔名叫韬奋。

法国巡捕点点头，出示了法租界巡捕房证件，把枪收了起来，态度也和气起来。两个中国公安却态度蛮横，他们不由分说直接冲上楼去。三个孩子都被惊醒，都披着衣服害怕地躲在妈妈身后。两个中国公安直接推门进了韬奋的书房，打开灯开始乱翻东西，不知他们想搜查什么。

翻译说：邹先生，您得跟他们走一趟。

韬奋用英语问法国巡捕：你们逮捕我有什么凭据？

法国巡捕抱歉地表示：先生对不起，我们是按照上海市公安局的吩咐办的。外面天很冷，你多穿几件衣服。

韬奋没再说什么，上楼穿衣服。沈粹缜心里很慌，不知所措地给他拿毛衣毛裤，穿上西服，再让他穿上大衣。沈粹缜悄悄地往他衣服口袋里装了点钱。两个中国公安在书房里翻了一阵，拿了一些信件和印刷品，还有韬奋从美国带回来的小册子，手忙脚乱地从书房出来。

韬奋跟中国公安说：你们不能随便拿我的东西，就是抄家也得列一个账单！

两个中国公安看着韬奋，韬奋无所畏惧地看着他们。只好拿一张纸，把几样东西抄了下来，签上名，把单子交给韬奋，韬奋把单子给了沈粹缜。

韬奋又问中国公安，就抓我一个人吗？

中国公安有些尴尬地说：还有几个。

韬奋要随他们下楼，邹嘉骊叫着爸爸扑了过来。

韬奋蹲下搂住女儿，一边拍着女儿的后背，一边哄她：小妹，不要害怕，爸爸没做任何坏事，陪他们去去，把一些事情跟他们说清楚就回来。

邹嘉骅、邹嘉骝也走过来挨到韬奋身边。

韬奋强忍着内心的酸楚，安慰他们：孩子们，爸爸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也没有做对不起民众的事，爸爸不会有什么事，好好陪妈妈在家里待着。

韬奋随他们下楼，沈粹缜和孩子们都跟下了楼。法国巡捕和中国公安他们五个先出了后门。沈粹缜无助地轻声叫了丈夫一声恩润。

韬奋回过身来安慰沈粹缜：粹缜，我不是孤独一个人，救国会一帮人呢，没有事，照顾好孩子。韬奋放低声音说，赶紧把情况告诉几个熟悉的朋友。沈粹缜点了点头。

韬奋走出门去，三个孩子同时连声喊爸爸。沈粹缜再忍不住了，抱起邹嘉骊，眼泪止不住地流。

三

巡捕房的警车拐出吕班路弄堂，上了法租界的街道，直接向卢家湾法租界巡捕房方向开去。韬奋坐在汽车后排的中间，左边是法国巡捕，右边是翻译，他第一次明白啥叫逮捕，也第一次尝到了被人抓捕的滋味。尽管如此，韬奋内心十分平静，他知道自己没有错，救国怎么会有罪！他踏实得很，一点都进入不了“罪犯”的角色。

韬奋两眼注视着前方，看着一路上熟悉的楼房，熟悉的街道，熟悉的树木，感觉如往常要去参加某个活动一样。一扭头身边不是同人朋友，而是外国的巡捕，还有翻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义愤。

我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家园，目睹日本人的侵略行径，不堪忍受主权被侵害，不堪忍受民族被欺压，不堪忍受人民被奴役，不堪忍受自尊被凌辱，为国家的主权，为民族的尊严，为人民的人身自由，做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一些自己应该说的话，写一些自己应该写的文章，这些又触犯了哪国的法律？竟无缘无故要把我当罪犯逮捕！

这么一想，韬奋心里那气愤膨胀起来，他是非常讲涵养和风度的文人，不习惯用谩骂、吼叫表达自己的愤怒，他用深呼吸，用哀叹来排解心中难耐的气愤。一个泱泱大国，让一个弹丸岛国在欺侮，在横行霸道，真是弱国无外交，国弱民遭殃啊！一头大象，让一只老鼠在欺负。这个流氓国家，这个强盗民族，向中华大地伸出魔爪，就是四年前从上海“一·二八事变”开始。事变的发生與发展如同在昨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韬奋慢慢认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嘴脸，一句话，他们就是不想抵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势不可挡地扩大，韬奋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中，常常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他们的为人，他们的做事，促使韬奋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主编的《生活》周刊风格大为转变，开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刊物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事变爆发八天后，他在《生活》周刊上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从这一刻起，韬奋再也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他对国民党完成了从追随到撰文揭露、抨击的跨越，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成为他心中之痛。他的杂志很快成为抗战的舆论中心阵地，刊物发行量猛增到155000份，韬奋的名字随同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在千万读者中流传。

1932年1月中旬，韬奋连续写了《激昂悲壮的东北义勇军》《奉送锦州的一段秘密》《援助东北义勇军之实际办法》，在1月23日的《申报》和他自己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事隔五天，韬奋的文章墨迹未干，28日深夜，上海竟突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闸北的炮声震醒了上海人民，也震惊了韬奋。

上海是日本在华最大的经济据点，上海民众抵制日货给日本厂商和航运业造成高达4120多万日元的损失。日本帝国急迫想改变上海的局势，指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制订上海战争的计划，板垣把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召到沈阳，当面给田中隆吉交代，请田中在上海“搞点事”，在“满洲独立”时转移各国注意力，并给田中两万日元经费。田中隆吉直接指使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具体策划实施。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两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三名日本信徒到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训练，川岛芳子在之前，早已经雇用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队伍之中。僧人和信徒一边看，一边故意向义勇军队伍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乘混乱安插进去的“工人”故意打伤日方5人，打死一人，重伤一人，肇事后逃脱，警察未能抓到人犯。日本领事馆当即指控攻击事件是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大肆宣传这一“日僧事件”。

这还不够。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南京国民政府被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所迷惑，害怕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而國内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相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军政部长何应钦即下令19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张静江和杜月笙也邀请蔡廷锴到家中，劝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静江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蔡廷锴和蒋光鼐十分沮丧，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们只能服从军令。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16团接替第19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29日拂晓接替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在闸北的防务。

1月27日日方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28日13时45分吴铁城遵命复文日方，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夜11时25分吴铁城接到日方回信，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11时30分，日军就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

日军的狂妄炮火震怒了蔡廷锴将军，他没有请示南京，当即指挥19路军全面抵抗。日本军队步兵在海军炮火的掩护下，向上海闸北发起了疯狂的进攻。19路军的将士们用沙袋、泥土垒起工事，顽强抵抗，轻重机枪、步枪猛烈还击，手榴弹在日军队伍中爆炸，日军开进受阻。

蔡廷锴将军正在指挥所指挥作战，机要参谋送来了南京的电报。蔡廷锴没有接电报夹，让机要参谋直接念电文，机要参谋念出的电文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电，日军海陆重兵围困淞沪，似有预谋，我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命你部暂先撤出闸北区，待从长计议。

蔡廷锴的愤怒无法控制，他不顾参谋在面前，气愤地吼道：一派胡言！不管他，坚决誓死抵抗，决不后撤！

上海辣斐德路444号（今复兴中路）的过街楼里，《生活》周刊杂志社里也进入了战争状态，全体员工都紧张地在忙着。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孙梦旦正在开紧急碰头会，他们感觉摆在面前的有两件急需办的事情，一是及时迅速将19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日军的英勇精神与战绩向全国宣传，二是发动全市各界，乃至全国各界支持援助19路军抗击日寇。

韬奋激昂地说：蔡廷锴将军不顾南京政府的不抵抗命令，置个人生死与安危于度外，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军队的骄傲，咱们《生活》周刊不只是要及时迅速报道他们的英勇精神和战绩，更要呼吁全市，乃至全国各界，积极征募军需物资和日用品，捐助慰问19路军。

胡愈之主动分担任务，他说战场报道的事他来管，他带采访组，深入阵地采访，迅速及时把19路军将士的英勇精神和战绩告诉全国人民。徐伯昕则揽下了征募军需物资、慰问的任务，他认为这个任务比较艰巨，一方面在杂志上呼吁，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建立战时物资征募站。孙梦旦也主动要求当徐伯昕的助手，他说征募工作量大，事情琐碎又具体，他适合做这方面的事。

明确任务后，他们分头召集有关店员，组织战地采访组和战场物资征募组，确定任务和工作计划。

淞沪抗战的第三天，1月30日，正是严寒的三九天，韬奋陪同胡愈之带着记者来到上海西郊真如19路军前线指挥所。胡愈之亲自采访了蔡廷锴。蔡廷锴激昂地介绍了这两天的情况，他说：日军海军陆战队有1800余人，武装日侨有4000余人，飞机40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另有海军舰只23艘，游弋在长江口外和黄浦江上，由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指挥。1月28日午夜，陆战队分三路向我闸北守军突然袭击，日军早有预谋，视我政府软弱忍让，乘我不备，不宣而战。乘我仓促应战之际，日军一举攻占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

蔡军长说：我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然第60、第61师分驻在苏州、南京一带，驻守上海仅第78师2个旅，防守市区为第156旅，日军突然袭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16团很有中国素质，积极主动配合我军参与抗击敌人，在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下奋起抗击，分头阻击敌军，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亡。经过激战，打退了由横浜路、虬江路、宝山路三路进攻的日军。29日，我们奋起还战，部队士气高昂，夺回了天通庵车站和上海北站。日军在我的勇猛还击下，败退租界，并通过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要求停火。我看日军肯定在耍阴谋诡计，昨天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威胁中国政府，诬指上海事件是中国排日运动引起的。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军会如此顽强抵抗，感到兵力不足，以此来拖延时间，等待他们的援兵。我们非常感谢上海民众，他们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纷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援我们抗击日军。

蔡军长最后说：本军对日军不抱幻想，此次抵抗日军，我们抱决死之心，激战至今，颇占优势，今日日本领事恳求沪上各国领事要求我方停战。本军此次抵抗日寇，纯系为保卫国土计，誓不屈服撤退，余以休战之先决条件，须日军全部撤退！

韬奋和胡愈之正在指挥所采访时，宋庆龄带着她的老朋友何香凝，还有杨杏佛冒着纷飞的战火来到指挥所。她们带来了急需的物资，前来慰问19路军官兵。蔡军长十分感激，代表本军官兵向她们致敬，并表示坚决与日军血战到底，决不让日军的侵略阴谋得逞。宋庆龄一再勉励将士们奋勇杀敌，她和何香凝还一起到战地救护所看望了伤员。韬奋相随一起前往。宋庆龄目睹了19路军伤兵的医疗和护理无法保障，认为“似应有持久集中之组织”，遂与何香凝、杨杏佛商量，能不能尽快筹划建立一个新的能给予伤兵较高水平治疗的伤兵医院。她答应蔡军长，设法要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

韬奋和胡愈之从前线归来，将士们为祖国为民族为上海人民抗击敌人的英勇壮举与不怕牺牲的顽强精神，让他们热血沸腾，久久难以平静。他们连夜赶写稿件，内容太多，战争又让邮路受阻，韬奋决定，在前三天报道战况，呼吁全市全国同胞支持援助19路军坚持抵抗，组织征募军需用品的基础上，紧急出增刊，一期不行两期，两期不行三期。

从韬奋到杂志社和书店的全体员工，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拿出了19路军将士们跟日本侵略者作战的精神，于2月5日接连推出《生活》周刊第1号、第2号、第3号三期增刊，集中圍绕淞沪抗战，撰写发表了《痛告全市同胞书》《几个紧急建议》《沪案与整个的国难问题》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在上海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痛告全市同胞书》对上海市民发出了紧急呼吁：“（一）忠勇军士为民族人格及生存在前方牺牲生命，所为者非他们自身，实我们全体同胞，故我们应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努力，慰劳我前方义军，协助我前方义军。（二）我国抵抗能多坚持一日，在国际上的信誉及同情即随之而有若干之增进。能坚持愈久，国际形势终必发生激变；国际形势对我之能否有利，全视我们自己抵抗力量之厚薄久暂以为衡。我们的救国义军既忠勇奋发以赴国难，我们国民应全体动员以作后盾，庶几军心增壮，战力增烈。（三）天下绝对没有无代价的利益。我们要想救国保族，必须下决心不怕牺牲，不怕牺牲而后不至于并全国全族而牺牲，人人怕牺牲则非到葬送全国全族于死地或沦为奴隶不止，我们各个人诚有机会牺牲自己而保存国族，虽死无憾，况且在不必即死的以内努力，若再麻木不仁，隔岸观火，则自降于劣等民族，灭亡乃其应得之结果了！（四）时势虽然危急，我们只有向前奋斗，至死不懈，不必恐慌，亦无所用其悲观；我们要深切明白只须我们奋斗，能奋斗至死不懈，我们最后的胜利实在我们手中，任何强暴不能加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仆后继，拯救我们的国族，复兴我们的国族。”

三期增刊和正刊如期出刊发行，韬奋的心情并未能松一口气，他惦着宋庆龄先生提出的建伤兵医院的事。听说2月12日，宋庆龄又亲赴战斗正酣的吴淞前线慰问守土官兵。再一次目睹了战场救护的困难惨状。她考虑建医院需要房子，而且尽量离战场不要太远，交通便利；有了医院，救治伤员还需要医生护士；医生给伤员治疗伤痛，还需要药品和设备，需要经费。

宋庆龄按这个思路设想伤兵医院，她首先想到了交通大学。交大离前线近，另外交大校长黎照寰，早年留学美国时就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且加入了同盟会。他与孙中山既是广东同乡，又是战友，一度曾充任孙中山的秘书，与宋庆龄私交甚好。再说交大学生内心充满着炽烈的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成立了抗日特种委员会，专门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们连续三次集体赴南京请愿，请求出兵抗日，成为当时沪上各高校抗日救亡运动的排头兵。

宋庆龄先以上海红十字会出面致函交大，请予酌拨校舍建伤兵医院。交大接函后积极支持，决定将南院小学堂及校内空闲房屋暂作院址。宋庆龄亲至学校察看商量，她认为小学房屋不适合作伤兵医院，她看中的是落成不久的学生宿舍——执信西斋。执信西斋落成于1930年3月，是为纪念1920年在反桂系军阀战争中英勇就义的朱执信而命名。校长黎照寰欣然答应，同时同意拿出校内的调养室、西宿舍为男女医生看护用房。

宋庆龄一边落实医院房子，一边筹集经费，以劝募的方式向社会募集资金。《申报》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及南京路上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百货公司积极响应，慷慨解囊捐助。

宋庆龄给医院起名叫国民伤兵医院，取“国民”两字，是要表明它不是政府办的，是“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敬仰感谢，自应各尽绵薄”。

韬奋闻讯后，随即去了一趟交通大学，在那里了解到办医院的方法，也知道了前线急需医院救治伤员的现实。他把沈粹缜也发动起来，终于找到了可以合作的梵皇渡青年会中学。一切都算顺利，韬奋没等病房、病床、医生护士、经费完全就绪就带人去了前线。把学校这边的事都交给了夫人和孙梦旦。

沈粹缜和校长正在学校大门前挂“《生活》周刊社伤兵医院”的牌子。韬奋已把第一批伤兵接来了，汽车、黄包车、三轮车拉来了不少伤员。弄得沈粹缜和校长措手不及，赶忙组织学生和医护人员抬的抬，搀的搀，把伤员们送进教学楼教室里。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驰进学校，车门打开，没想到竟是宋庆龄。

韬奋跑过去迎接，他非常意外，又由衷感激。孙夫人，你怎么会来这里？

宋庆龄说：我刚看了几家伤兵医院，听说你们也在这里办了伤兵医院，过来看看。这样好了，伤员救治问题基本解决了，谢谢你们，辛苦了。

韬奋和沈粹缜陪着宋庆龄参观病房，宋庆龄握住沈粹缜的手，她们似乎很熟。

宋庆龄问：小女儿才多大啊，你来这儿，孩子怎么办？

沈粹缜说：快两岁了，有她两个哥哥陪着玩呢！

孙梦旦带着一个军官从外面进来，军官递给韬奋一份电报纸。

军官说：邹先生，我带来了蔡廷锴将军的贺电。

韬奋展开电文，沈粹缜凑过来看，韬奋轻声念诵：为救国保族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此祝贺伤兵医院开院典礼！

病床上，一个士兵挣扎着喊出声来：蔡将军，顶住啊！

韬奋陪着宋庆龄看望伤员，韬奋一边走一边向宋庆龄报告新情况。

韬奋说：我从前线得到一个新的情况，这些日子，日本人改变了战术，他们的飞机轰炸上海，专门定点轰炸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我跟他们联系了解到，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连同周围的印刷制造总厂、栈房及尚公小学全部被炸毁了，焚烧的纸灰飞到了十多里以外。尤其是东方图书馆中大量藏书全部烧毁，那里面有中文书26万余册，外文书8万余册，另外还有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参考书，以及5000余种珍贵图标照片。据说有位日军首脑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炸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宋庆龄听了十分气愤，她愤怒地说：日本人想毁灭中华文化用心太可恶！但他们办不到。咱们要发动出版界与文化界，向日本侵略者声讨，也要把他们这一罪行公布于世，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的丑陋与可恶！

韬奋说：我们《生活》周刊马上就会组织文章抨击抗议。

不出所料，日本请英美领事出面调停和谈是阴谋。日军借调停的机会，从国内增调航空母舰2艘、各型军舰12艘、陆战队7000人援沪。2月3日，日军援兵一到，随即再向闸北进攻，蒋光鼐急调第60、第61师参战，击退了日军进攻。日本内阁随即又增派第3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援沪，由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指挥。7日，野村改变攻击点，以久留米旅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企图从我右翼突破。19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及蕰藻浜水网地带与日军激战，第61师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及偷渡蕰藻浜的日军，把他们各个消灭，其余日军又龟缩租界。日军故伎重演，再次请英、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以待援兵。日本内阁于2月14日又调陆军第9师参战，改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统一指挥。中国政府也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19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18日，植田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20日植田令日軍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主突江湾、庙行接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守军第19路军与第5军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及既设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接合部之敌。6昼夜的争夺血战，我军将士怀着报仇雪耻的强烈怒火，英勇作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我强大攻势之下，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后又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

淞沪抗战激励了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参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陆军第11、第14师的增援，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不足5万，装备又差，而且经一月苦战，伤亡非常严重，左侧浏河地区江防薄弱。白川汲取前三任指挥官正面进攻失利的教训，决定从翼侧浏河登陆，两面夹击淞沪守军。3月1日，指挥第9师等部正面进攻淞、沪，以第3舰队护送第11师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淞沪守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国民革命军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被迫全线撤退。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

“一·二八抗战”，直接危及了英、美、法等国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利益，他们必须制止战争再继续下去，积极出面调停。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其越界筑路地带），国军暂留现驻地（沪宁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国民政府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毫不犹豫地全面答应日本的条件，实际上国民政府反主动地取缔了一切抗日活动。

令韬奋，乃至全中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感慨的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一·二八”抗战，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这一场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观感。

但是，国民政府当局彻底妥协，一味退让。19路军被撤出上海，开赴福建剿共，张治中也被免去第五军军长职务，这无异于往全体国民心里扎一根刺……

咣当！法租界巡捕房的警车急刹车，韬奋被惊回到现实。韬奋他透过车窗往外望，哦，法国巡捕房已经到了。

四

警车在法国租界巡捕房前戛然刹车，打断了韬奋的回忆与思考，他随法租界巡捕下了车。两个法租界巡捕走过来，一左一右抓着韬奋的胳膊，翻译随后，他成为地地道道的犯罪嫌疑人，随巡捕的拉拽一起向巡捕房大门的台阶走去。韬奋头一次被迫当犯罪嫌疑人，他不停地在问自己，我到底犯了什么罪？我的所作所为该算是什么罪？

走了几步，韬奋抬头朝前看，看到两名法租界巡捕挟持着史良在上台阶，他们已经先到了巡捕房大门前。看到史良，韬奋明白，他们是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对他们救国会的人一起动了手。

史良穿着西装，下身穿了一条水手穿的那种宽大裤腿的裤子，外面披一件大衣。

韬奋忍不住喊了一声史律师。韬奋刚喊出声，当即遭到法租界巡捕的制止，他这才明白，他现在成了罪犯，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心里十分不适应，也十分的愤慨，凭什么，我连话都不能说啦！

史良倒是开朗，一脸无所谓的神态，也许因为她是律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史良扭过头来，她用目光迎接了韬奋，同时送过来一个甜美的微笑。

韬奋被带进法租界巡捕房审讯室，巡捕让他坐到指定的椅子上，韬奋告诉自己，到了这里他必须失去自由，一举一动必须听从巡捕房人的指挥呵斥。韬奋坐到椅子上，他想行动和语言已经失去了自由，眼睛总还是应该可以自由的吧？你总不能让我的眼睛也按照你们的意志和指挥行事。韬奋抬起戴着高度近视镜的眼睛，把这间小小的审讯室观察了一遍。韬奋最后把目光落到跟前的那张桌子上，还没来得及细察巡捕房的这张桌子跟老百姓用的有什么区别，一个巡捕走过来伸手用动作打断了他的视线，巡捕一把拉他站起来。

韬奋明白在这里没法计较巡捕们的礼貌与态度，他只能乖乖地而且是认真地配合巡捕的拉拽站了起来。巡捕并没有因为韬奋的自觉配合和态度认真而改变他们做事情的习惯和风格，韬奋刚刚站直身子，准备接受巡捕进一步的指挥，巡捕却没有指挥韬奋，而是直接指挥自己的两只手。巡捕的两只手动作娴熟麻利地解下了韬奋西裤的吊裤带，韬奋顾不得向巡捕询问他想做什么，先急忙用两手提住裤腰，免得西裤掉下去出洋相。韬奋两手抓住西裤腰后，刚要开口质疑巡捕的行为。那巡捕又指挥他自己的两只手进一步继续动作，娴熟麻利地摘下韬奋的西装领带上的卡子、领带；接着又掏走了他装钱的小皮夹子、手表；再接着巡捕蹲下，两手娴熟麻利地解开韬奋皮鞋上的鞋带，把两根鞋带都抽走；再进一步更不像话地抽掉了他内裤的松紧带。一向反应敏捷，言词丰富的韬奋让巡捕这一系列反常动作搞蒙了，他有些应接不暇，不知该先询问抗议哪一个不能接受的举动，巡捕直起腰来，两手又娴熟麻利地摘下了韬奋的高度近视眼镜。

韬奋急了，急得有点忍无可忍，但还是保持了文人应有的风度，他努力温和地说：请别拿走我的眼镜，没有眼镜我什么都看不清了。

巡捕竟没有理他，也许他听不懂汉语，他只顾把从韬奋身上卸下来的东西放到一处，做他想做和该做的事，而没顾韬奋提什么抗议和意见，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仿佛韬奋不管说啥，有啥意见不满，与他都毫无关系。

巡捕没管韬奋的抗议，翻译却发现了，他走过来接了韬奋的话。翻译似乎注意到了韬奋的气愤，也注意到了韬奋的涵养，也知道韬奋的身份。翻译态度比较友好地说：你坐下吧，这是规定。

韬奋觉得翻译的话似乎太简单，他想要翻译说得更清楚更具体一点，比如哪个法律，哪一条规定。没等韬奋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说出来，另一个巡捕过来伸出两手，同时按住韬奋的肩膀，把他按到椅子上坐下。

韬奋正要提高一点嗓门对巡捕的举动提出抗议，他对面一个人影子抢在他前面已经向他发了话。因为韬奋已经没有帮助他看清这世界的工具，他的近视眼镜被那个巡捕强行放到了另一张桌子的一个盒子里，眼镜也委屈地在看着它的主人韬奋的苦恼而帮不上一点忙。没有眼镜，韬奋只能模糊地看到，问他的话是坐在他对面桌子那边的人影子向他发出的，而他一点看不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估计是这里负点责任的警官之类的人物，他没法确认，只听到了那句问话。

他问韬奋叫什么名字。这句话把韬奋进屋后的一切不快一笔勾销了，这是非常蛮横不礼貌的，不说尊重，而是无视他的存在，韬奋心里很不舒服，他没有立即回答。

翻译自然体会不到韬奋此时的心情，他以为韬奋听不懂英语，于是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他及时地用汉语对韬奋说：你叫什么名字？

韬奋被他们东拽西扯得无法让自己再回到之前的思维与他们较真，只好面无表情地回答那个模糊的人影子的问话。韬奋说：你们闯进我家抓我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叫韬奋，原名邹恩润。

韬奋说完，不再看那个对面的人影子，只是听翻译问什么，反正那个人影子说一句，他就翻译一句，不翻译闲着也是闲着，他还有点职业道德，不能拿薪水白吃饭。

人影子和翻译问：年龄？

韬奋答：42岁。

人影子和翻译问：参加过什么团体？担过什么职务？

韬奋渐渐明白对方的用意了，他如实地答：我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之一，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

人影子和翻译问：救国会的宗旨是什么？

这一会儿，韬奋尽管看不清对面这个人的模样，他还是瞪大眼睛看着那人影子回答了提问。他说：我们主张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假如法国被外国侵略，你作为法国公民，难道你能赞成不抵抗吗？救国有罪吗？抵抗侵略有罪吗？

韬奋看不清对面那人影子是什么表情，但他听到了他的笑声。那人影子回答说：这是爱国行为，我们巡捕房捕你，是中国公安局的要求，他们说你是共产党。

韬奋有点激动地问：你们有什么证据吗？首先我要非常明白地告诉你们，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还要问，共产党有什么不好吗？你们西方不是整天在喊信仰自由，结社言论自由嘛！是共产党就要被抓起来限止他的人身自由吗？你们的法律有这一条吗？

因为没有眼镜，韬奋不清楚那个人影子和翻译对他这番话的反应，无法判断是他的话把他们噎住了，还是他们对他这番话不感兴趣，那人影子和翻译一起停顿下来。过了一会儿，韬奋才又听到他们开始继续问话。

人影子和翻译说：我们并没有说你有罪，只是要了解一些情况，看要不要把你移提给中国公安局。对不起，今晚要请你在监狱住下，明天再送交法院。

没等韬奋回话，两个巡捕走过来，一起伸手拉起韬奋，推着他朝门外走。韬奋十分狼狈，他当然看不到自己的狼狈，只是在心里感觉自己很狼狈。他想象到自己没戴眼镜，高度近视的他走路会是一副什么样子。他两手还要提着西裤的裤腰，提防裤子掉下去，因为他的內裤已经被抽走了松紧带，也会与裤子一起掉下去，那就太丑陋了；他脚下的皮鞋没有鞋带，走路皮鞋一脱一脱地掉着打地板。在两个巡捕的挟持下，韬奋踢里踏拉地被架着往前走，这狼狈相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五

徐恩曾说不上是喜也说不上是忧地走进陈布雷办公室。抗战以来，徐恩曾与陈布雷在国民政府里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特务第一处和第二处分开，分别成立了“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就是“中统”和“军统”。蒋介石指定，“中统”方面，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为局长，而以原任第一处处长徐恩曾为副局长。“军统”局局长，则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任，而原任第二处处长戴笠为副局长。实际上，这两个局都由副局长掌握着实权，徐恩曾、戴笠两人实际是这两个特务机关掌实权的操盘手。

陈布雷这时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他的办公室就在委员长办公室的旁边，一直是蒋介石的笔杆子，蒋介石的重要讲话和文稿，大多出自他手。

委员长把韬奋的事一直交由徐恩曾办，他们两个与韬奋都不是一般地认识，陈布雷和韬奋是《时事新报》的同事朋友，徐恩曾和韬奋是南洋公学的老同学，他俩又因为韬奋的关系也因韬奋的事有了交往。

徐恩曾进了陈布雷办公室，习惯成自然地在沙发上坐下，掏出烟点着就抽。陈布雷则照例要给他泡一杯西湖龙井。

陈布雷把茶杯递给徐恩曾时顺便问了句：办啦？

徐恩曾心知肚明地点点头，连话都没说，端起茶杯喝了口茶。徐恩曾喝了茶，抽了口烟，把烟慢慢吐出，这才若有所思地说：人活在世上都是做事，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陈布雷却不以为然：这有啥好奇怪的呢，常言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人要是都一样了，这世界不大同啦！还有什么必要分什么国家？还有什么必要分什么民族？还有什么必要成立党派呢？

徐恩曾有点不可理解地说：说实在的，委员长对韬奋真够抬举赏识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亲近提携他，咱们都没法相比啊！他这真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完全是他一意孤行，咎由自取。

徐恩曾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他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韬奋，韬奋与国民政府，甚至与委员长之间的纠葛矛盾，没法用言语说得清楚。委员长一直把韬奋的事交由徐恩曾办，所有事情都是他一手经办，都是他亲历。

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立即把一本职业教育的休闲刊物，改变成反帝反封建的刊物，抨击批评时政，批判黑暗势力，维护民众利益，深得读者青睐，刊物的发行量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到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

“九一八事变”后，他进一步改变办刊方向，由文化转向政治，把“生活”变成抗战阵地，简直成了全国抗战御侮的舆论中心，发行量再度攀升到15万份。

《生活》周刊抨击批评时政，矛头常常直指政府，甚至直指最高首脑。哪一级政府哪一个首脑会发自内心地喜欢别人对他指手画脚，会真心诚意地欢迎别人的批评指责？身为党国要员在其位谋其政，他不能因为是老同学就渎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胡宗南赴上海劝说韬奋。

1月的上海，树枝还是枯的，春寒的风比冬天更扎脸痛。淞沪的战争仍在继续，战局于日军十分不利，日本内阁于是又调陆军第9师增援，又换植田谦吉统一指挥。中国政府也针锋相对，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第87、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战争进入白热化。

前线吃紧，韬奋和《生活》周刊全体员工就更忙，除出版发行刊物，他们仍在继续征募前线需要的军需用品，还要接送伤员。上午，韬奋刚从“《生活》周刊伤兵医院”那里回到华龙路周刊社，正在向徐伯昕询问军需物资征募情况，屋外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和引擎声。韬奋和徐伯昕警觉地朝外看，来的是军车，觉得有点不对劲。

孙梦旦匆匆跑进门来报告：韬奋先生，胡宗南将军来了，来了三辆车。

韬奋和徐伯昕感觉有些奇怪：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呢？

徐伯昕跟韬奋说：你还是避避好。

韬奋沉吟了一下：不怕。能有什么事呢？说着他向孙梦旦吩咐，梦旦，你要到咱们的伤兵医院去一趟，那边药品有点紧张，你带些钱去，帮他们解决一下。韬奋说完举步朝大门外走去。

书店门前停了三辆军车。韬奋走出大门，胡宗南已经下车，他在看《生活》周刊社的房子。徐伯昕也跟了出来。

韬奋热情地迎向胡宗南：胡将军，尊驾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小杂志社，有失远迎，不知不为过啊。

胡宗南个子不高，据说当年考黄埔时，因为他矮，身高不到160厘米，体检时被淘汰，是经党代表廖仲恺特批才得以参加考试。个子不高，但说话做派有点大大咧咧，他没在乎这礼节性招呼，他说：邹先生名声在外啊！碰巧路过上海，特来拜访邹先生。

韬奋实话实说：小小杂志社，岂敢劳将军大驾？

胡宗南岔开寒暄，发现孙梦旦和一些员工在往外搬药品，疑惑地问：怎么，邹先生要改行办医院啊？

韬奋没有开玩笑的心情，直接告诉他：吴淞闸北的战火还在蔓延，战地救护有困难，孙夫人带头办起了伤兵医院，我们做一点应该做的事。

胡宗南夸赞道：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哟！

韬奋礼貌地请胡宗南进屋：胡将军里面请！

胡宗南没有进屋，直率地说：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韬奋也直率地说：我倒是无所谓，只是怕怠慢委屈了将军您。

胡宗南哈哈大笑：还是找个地方吧，我带了车，方便得很。

韬奋说：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徐伯昕立即走过来轻声征求韬奋意见，要不要陪他一起去。

胡宗南不屑地说：用不着陪，我胡某保证把你们老板安全送回。

韬奋礼貌地跟着胡宗南上了车。秘书与卫兵分别上了前后的车。三辆车飞驰而去。

韬奋对胡宗南突然光临的目的一无所知，但胡宗南在中国是大名鼎鼎著名将领，而且他跟蒋介石还是同乡，浙江镇海（今宁波市镇海区）人。黄埔系一期毕业，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之一。韬奋接手《生活》周刊时就听人说过胡宗南，说他参加过广州革命军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亂，在北伐时攻打孙传芳与直鲁联军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尤其是1929年至1930年，在蒋桂、蒋冯、蒋唐战争和蒋阎冯“中原大战”中，为蒋介石积极效力，他在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中居首。

上车后，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韬奋想，他与胡宗南没怎么交往过，他无缘无故来找他肯定是受上面的委派，不知他究竟要谈何事，韬奋不得而知，他觉得也没必要急于了解，于是上车大家都沉默着。直到进了那家宾馆的会客室，他们坐定喝上茶，胡宗南才开口说话。他一开口，韬奋就知道，果然是受蒋介石之托，前來充当说客。

胡宗南说：邹先生，你们的《生活》周刊，应该多谈生活，谈这么多政治做什么呢？

这话问得韬奋啼笑皆非，只好无奈地回答他：政治也是生活哪！生活不是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这些内容嘛！

胡宗南不想绕圈子，他单刀直入地说：既然要谈政治，那么党国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你也是中国国民，就应该帮国民党中央，帮国民政府说话，应该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分析形势，批评时弊。

一进入正题，韬奋反镇静下来，他不慌不忙微笑着说：胡将军，我们的《生活》周刊不是国民政府的官办周刊，是民办的，我们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也是公开的，我们没有党派，也不随波逐流，而是站在民众的立场。

胡宗南反问：民众的立场是什么呢？政府是代表民众的，政府的立场不就是民众的立场嘛！政府的主张不就是民众的主张嘛！

韬奋摇了摇头说：胡将军，不能这么武断地一概而论，民众的立场跟政府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你可以要求民众放弃自己的立场，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但政府的立场不能代表民众的立场。

胡宗南有点急，他接着说：你这样只是强调了另一面，民众是什么？民众里面有良民，但也有乌合之众，他们的立场能代表国家的立场，能代表民族的主张吗？

韬奋解释说：关于《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我们专门发表过文章，我们所强调的，是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是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的立场上，对中国前途，我们认为只有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才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

胡宗南觉得韬奋太自负，一个小小的杂志社，竟要跟政府对着干，这不是无法无天嘛！他毫不客气地说：邹先生，别太书生气了，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做事，先要抬头看看天，要知道这是谁的天；再低头看看地，要知道这是谁的地；明白了天下的意思，你才会有路可走，才会有事可做，否则，你会寸步难行，甚至会碰得头破血流。请你记住，这是一位姓胡的军人给你的忠告。

……

韬奋随胡宗南走之后，徐伯昕一直放不下心，他不时到大门口张望，他们离开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回来。恐怕是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了。他们是搞杂志出版的，他们是扛枪打仗的，搞新闻出版的跟这当兵的坐到一起，有什么好谈的呢？又能谈什么呢？时局这么乱，19路军和第5军还在跟日本鬼子打着仗，你胡宗南不去打日本鬼子，跑这里来找什么事呢？徐伯昕越想越不放心。

胡宗南与韬奋的谈话越来越激烈，一说到抗日，两个人争论起来。

韬奋说：面对暴日的侵略，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奋起抗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胡宗南说：谁不想抗日呢？但打仗不像你们写文章，有脑子有笔就行。打仗要人、要钱、要统一意志，不是谁想当然就能做的事。要是日本再增兵，再增加航空母舰，再增加空军飞机，19路军和第5军能坚持多久？

韬奋激奋地说：你作为一个将军，作为一个军人，竟如此消极！实在让人遗憾。面对强敌，我们难道要选择妥协，选择投降吗？国家的尊严还要不要？民族的尊严还要不要？军人骨气哪去了呢？大敌当前，需要的是全国一盘棋，需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原则，就是一个妥协忍让的原则，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胡宗南有点不屑地说：说得轻巧，统一，现在的中国统一得了吗？军事委员会让张学良在东北抵抗，他抵抗了吗？让李宗仁、白崇禧他们离开广西他们干吗？唐生智让他守河北，他还要回湖南呢！阎锡山，冯玉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们听吗？你想抗日，共产党在扩大他们的根据地，这样一种局面，不安内，能有力量跟日本人拼吗？

韬奋耐心地说：胡将军，这仅仅是一个方面，马占山将军就不是这样想，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何以尊崇马将军，一、牺牲自我以保族卫国的精神，二、正义所在，生死不渝的精神。

胡宗南又激动起来，他站起来说：日本侵略我国，是中国人，谁不想抵抗！我们都在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政府也在抗日，没有委员长统帅号令全国，中国还有今天的局面吗？

但是，每个人站的位置不一样，抗日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你作为国民，必须拥护政府，就是抗日，立场、主张也要跟政府一致！

韬奋也很激愤，他争辩道：我们只拥护抗日的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号召全国抗日，我们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背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就站不住，这对政府也没什么帮助。

徐伯昕再次跑到门外，站在那里焦虑地朝远处的马路张望，还是不见韬奋回来。他再一次抬手腕看表，已经四个多小时过去了，他有点坐立不安。

徐伯昕终于看到一辆军车朝杂志社开来，徐伯昕、孙梦旦等急忙迎过去。军车在杂志社大门前急刹车停住。车门打开，韬奋坦然下了车，他朝司机招手致谢，军车掉头飞驰而去。

徐伯昕关切地问：谈什么啦？

韬奋笑笑说：说客，蒋介石的说客，他要咱们改变立场、主张，拥护南京政府。

徐伯昕着急地问：那……那怎么办啊？

邹韬奋摊开两手，做了个无奈的表情，他说：《生活》周刊只怕要面临新的压力和打击。

徐伯昕若有所思地点头，忽又问：他还会对咱动粗？

韬奋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胡宗南要逼我，是蒋介石在逼我啊！动粗只是迟早的事。

徐伯昕和孙梦旦一怔，都一时无言。

六

徐恩曾再见蒋介石时，那张圆圆的脸蛋上，不再堆满不那么值钱的一贯微笑。胡宗南没给他，更没给蒋介石带来喜悦，他这一趟上海之行不只是带来失望，而是挑战。

蒋介石却什么也没说，让徐恩曾抱走一大摞《生活》周刊。

徐恩曾抱着一大摞《生活》周刊回到自己办公室，经过几天的阅读研究和揣摩，他发现，韬奋从1930年底就开始给政府发难了，而且他胆大妄为，不知道天高地厚地无法无天，他居然敢跟政府作对，敢到老虎头上来拍苍蝇，别说苍蝇，就算老虎头上爬满了马蜂，那也是你能拍的吗？他还发现，委员长真了不得，他操着国家的心，操着军队的心，居然连《生活》周刊期期都看，而且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章和段落都用红色彩笔勾画了出来。

1930年12月有一篇《对蒋张避名致敬的问题》，矛头竟直接指向了蒋介石与张学良。再有一篇《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直接抨击皖省府主席陈调元，说他置全国各处灾民之啼饥号寒急待赈救、陕民“路旁白骨、村中绝户、流亡载道、死伤枕藉”的惨情苦况而不顾，奢侈荒谬地用十万金以上的代价为其母大摆祝寿盛筵。还有一篇《我们的立场》，第一条就是没有党派关系，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平民地位。这种独来独往，漠视党国，无视政府的立场不是想造反嘛！

徐恩曾还发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韬奋更了不得了，他把《生活》周刊当作向中国各界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尖锐的抨击，还自成为各党各派各系的监督机构，稍有不如愿看不惯之处，想怎么讽刺就怎么讽刺，想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有恃无恐。

说蒋介石一切举措仅是一时做给各派势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认定了“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大政原则。《生活》周刊毫不客气地连篇累牍批判抨击“攘外必先安内”是不顾亡国灭种的妥协政策。

看了这些，徐恩曾彻底明白了蒋介石的意图，他做了一番考虑，然后去见了委员长。

徐恩曾提供信息，韬奋跟孙夫人走得挺近的。《生活》周刊是职教社主办的，职教社的主任是黄任之黄炎培，是他重用的韬奋，他直接主管这个刊物，他建议委员长见见黄炎培。

黄炎培从南京回到上海就去《生活》周刊见了韬奋。黄炎培很为难，把《生活》周刊交给韬奋，是黄炎培相中韬奋是个人才，他不只文章写得快写得好，而且这人有中国文人的胸怀与度量，也有胆识，为人做事讲人格，重尊严。果然他没有看错人，也选对了人，看着《生活》周刊对促进社会进步产生的积极效果，他和职教社负责人都很欣慰。但职教社是一个教育机关，如果卷入政治漩涡，对职教社整个事业会带来不利影响。这真给黄炎培出了难题。

黄炎培没跟韬奋讲他南京之行的过程，也没把徐恩曾和蒋介石的话全告诉他，他只是婉转地说上面责令主办单位职教社要管理好《生活》周刊，黄炎培劝韬奋，是不是适当调整一下《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场，避开与政府的冲突。

韬奋完全体谅恩师的难处，他没有意气用事，也没有因此而退却，但有一点他很明确，《生活》周刊之所以有今天，就是靠它的宗旨、立场与主张，离开了既定的宗旨、立场与主张，《生活》周刊就不可能是现在的《生活》周刊，这样，他不只是对不起全杂志社同人的一片心血，也对不起自己这些年的艰难奋斗，更对不起《生活》周刊的广大读者。但是，不改变宗旨、立场与主张，黄主任和职教社的负责人就无法向政府交代。经过慎重思考，他仍然坚持他的一贯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做出决定“应力倡舍己为群的意志与精神，拟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让《生活》周刊脱离与职教社的隶属关系，不给职教社的领导增添压力和麻烦。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韬奋卸掉了职教社领导肩上的斤两，但把一切压力全揽到了自己头上。

《生活》周刊独立了，随之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传来消息，“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查禁《生活》周刊。

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韬奋、胡愈之、徐伯昕、孙梦旦紧急商量，他们一个个心情沉重。韬奋说：真应了胡宗南这句话，我成了不识天时地利的人了，无路可走，甚至要碰得头破血流。局势对咱们来说，真是越来越复杂啊！

胡愈之勸慰韬奋：也用不着悲观，从目前《生活》周刊在全国的影响和舆论界的地位来看，它的使命单靠一本杂志难以承载，我有个想法，咱们干脆创办生活书店，这样，我们除了继续办《生活》周刊外，还可以办其他杂志，还可以出书。

韬奋点头赞成，他说：我早有这个想法，还跟黄炎培主任说过。

徐伯昕也兴奋起来：除了出书，咱们还可经营图书。

孙梦旦说：目前咱们的资金已经具备了扩大规模的条件。

韬奋情绪开始激动起来：好，大家意见一致，咱们好好筹划一下，我想咱们创建的企业应该是一个新型的合作社，没有资本家在后面剥削大家，大家是老板，员工也可持股。

胡愈之很赞赏：韬奋这个思路很新很好，我非常赞成。有了书店，我们才真正有了阵地，不仅出刊、出书、卖书，万一《生活》周刊被查禁了，咱们的阵地还在，生活书店可另办新的杂志，换个刊名照样继续出刊。

韬奋比他更兴奋：我想的也是这个，我们要做事，就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

生活出版合作社正式成立，经全体社员大会选举，韬奋、徐伯昕、杜重远、王志莘和毕云程五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第一次理事会选举韬奋为总经理，徐伯为经理，毕云程为常务理事。

华龙路80号大楼前热闹异常，鞭炮制造的热烈气氛吸引了过往的行人。鞭炮声中，韬奋为生活书店建店揭牌，在场的嘉宾和店员热烈鼓掌。报社的记者照相的照相，采访的采访。

七

韬奋于1935年8月7日回国后，全力投入创办《大众生活》的工作，《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创刊，刊物沿着创刊词《我们的灯塔》所指的目标，竭诚尽力，从文化方面推动铲除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前进。

1936年1月的一天，韬奋正在办公室忙着，突然接到邵洵美的电话。说突然，他跟邵洵美有几年不见了。他们是同行，邵洵美和他的时代图书公司对中国的漫画发展是有贡献的。而且邵洵美还是相当有名气的诗人，还写散文，还搞翻译。同行，相互又了解，却多年没见，主要是志向与志趣不同。有人说邵洵美是招摇的文学纨绔子弟，酷似他的朋友徐志摩，文学界称他俩是“诗坛双璧”。鲁迅称他是“富家翁女婿”，他是清朝大官僚盛宣怀之外孙，清朝一品大员邵友濂之孙，有人说他在诗人、大少爷、出版家三种人格当中穿梭往来，盘回往复。如此，韬奋自然没那么多闲暇与他交往，但毕竟同做出版，不算知己，也是同业朋友。

韬奋问他，怎么忽然想起他来了。邵洵美在电话里说，如今，大家都在当人生的奴隶，为了事业，为了金钱，人生的乐趣都被剥夺了。他已经派人送过请柬来了，下午早点到他家里一聚，晚上一起吃便宴。

韬奋手里的事很多，一边办着《大众生活》，一边写着《萍踪忆语》，但出国两年。许多朋友好久不见了，聚一聚也不错，同行多交流有益无害。他就没跟他多说，应允后扣下了电话。

邵洵美对韬奋还是敬仰有加，他一身便服悠闲地提前立在家门口等候韬奋的到来，屋内客厅已有客人到来，不时传出男人与女人的说笑声。

邵洵美发现走来的韬奋，急忙拱手相迎。两人握手相见。

韬奋玩笑着打招呼：洵美，隐居多年，怎么突然冒出来了？要聚一声招呼即可，何必还要送请柬呢？

邵洵美笑答：有请恩润先生大驾，岂敢随意怠慢？

韬奋问：如此郑重其事，还有谁呢？

邵洵美卖关子：两个贵客，在南京政府做事的同事来看我，想见你，另外还有你的老同学！

韬奋疑惑地问：我的老同学？

邵洵美没再兜圈子，徐恩曾啊！那两位也都是布雷兄的老朋友。

韬奋有些明白，他淡淡地说：我跟布雷兄也没怎么联系。

邵洵美心满意足地说：都是老朋友，快进去说话吧。

韬奋顿时就失去了聚会的兴趣，冷冷地给了邵洵美一句：可千万别设成鸿门宴哟！我看他们来不会有什么好事。

邵洵美打了个呵欠，把韬奋往屋里让。邵洵美美国的女朋友哈恩也来到门口迎接，娇滴滴地打招呼，邹先生久仰啊！

韬奋点头应付，邵洵美却接连打哈欠。

韬奋悄悄地问：你还在抽那东西？

邵洵美搪塞：偶尔，偶尔。

韬奋问：你还做杂志吗？

邵洵美伸出手指头比画了个7的数字，有点得意扬扬地说：小生意，同时出7种杂志，我的经营规模可不比你小哟！

韬奋有些疑惑地看了邵洵美一眼，进了客厅，徐恩曾和刘健群、张道藩已经在喝茶。邵洵美给韬奋介绍刘健群，哈恩借机进了房间。

邵洵美说：这位是复兴社的总书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处长兼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刘健群先生。

韬奋听说过这个人，对他不是太了解，只知道他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的骨干，鼓吹法西斯主义。

刘健群大光头，大眼睛，说话声音洪亮，他目中无人却又不无妒忌地说：邹先生大名鼎鼎，委员长的座上宾啊！

韬奋对CC组织的人不感兴趣，跟这些人不可能有什么共同语言，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微笑着跟他握了一下手。

邵洵美继续介绍张道藩，这位是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先生，他的职务太多了，还兼什么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我都说不上来。

韬奋对张道藩了解得多一些，他长期从事官办文化教育事业，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他上的是伦敦大学美术部，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听说当年跟徐悲鸿多有交往，徐悲鸿在德国读书，他专门从英国赶去拜访过他，他们还一起搞过天狗会。张道藩还到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过，美术和文艺理论都有自己的著作。留学期间他跟陈立夫交往很多，两个一直是朋友，也是CC系骨干人物，娶的老婆是法国姑娘。

张道藩倒是没说话，只是跟韬奋握了手，韬奋却一语双关说：早闻大名，久仰久仰。

韬奋知道这次聚会肯定又是徐恩曾刻意安排。他估计得很准确，徐恩曾却装出一副事不关己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哪都拿着儒雅书生的气派，以示斯文，他内心虽还念点同学之情，但人在江湖不得由己，他对上司必须忠诚，对岗位必须忠于职守，不能有半点含糊，这一点，他心里明镜似的。上次他请胡宗南出面，软硬兼施，把韬奋劝了四个钟头，没起一点作用，这才不得已用禁邮限制《生活》周刊发行，给他敲敲警钟，结果仍没什么反应。他想，胡宗南是军人，比较粗，还是请政治宣传口的权威人士出面给他晓之以理更直接一些，或许这样更便于触及思想。于是，他就策划了这个局。他想自己直接出面，韬奋不一定肯赏脸，于是找到邵洵美这个大少爷兼诗人出版家，这样会更好一些，确实是用心良苦。

韬奋到来之前，他们已经谈論了一番，张道藩与邵洵美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是天狗会的，兄弟相称，平时没外人时，邵洵美叫张道藩老三，张道藩称邵洵美老四。张道藩把这次行动的目的向邵洵美交了底，假如韬奋还不听劝的话，就要采取强硬措施，让韬奋连同他的生活书店和《生活》周刊关门。邵洵美一听情况不妙，小心地跟张道藩说：就算韬奋的《生活》周刊触犯了你们的利益，你们要邹某人关门，我不管。可我的时代印刷厂要活呀！我的厂子印《生活》周刊哪！你知道吗？每期印15万份，邹某人是我的财神啊！张道藩却冷冷地说：老四啊！你亏就亏在没政治头脑。这事无法通融，我考虑的是党国利益。邵洵美惊愕了，眼前天狗会的老三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掉井里了。所以邵洵美对这次聚会能有个什么结果，心里打鼓，感觉到自己这角色十分尴尬。

韬奋跟徐恩曾只是碰了一下手：来上海，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徐恩曾以老同学的口气说：哪敢随意打扰你这个大忙人，里外都忙。

韬奋实话实说：作为老同学，我不怕你打扰；作为官员，我真还怕你来找我。

刘健群见缝插针接过话说：听说二位当年在南洋大学并称“双恩”？名不虚传，现在也是才俊双雄啊！

韬奋没接他的话，理了理衣服在沙发上坐下。刘健群这话让徐恩曾反有些尴尬，邵洵美察言观色，他没法插话搭腔，忙着给大家续水打趣。

张道藩没忘记他的任务，他没让刘健群岔开话题，抢先把谈话转入正题。也许职务害了他，他学的专业是艺术，但现在工夫都用到嘴皮子上去了，能说，但说的大多是空话。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谈起目前抗战的形势和政府策略方针，完全不是那种朋友式的聚会聊天，而是在听他做形势报告。韬奋一言不发，静心倾听，但他始终不得要领。韬奋瞥了徐恩曾一眼，徐恩曾只是静静地像旁观者一样坐在那里，韬奋看出，今天徐恩曾只是幕后看戏，前台演员是刘健群和张道藩。

刘健群却受不了了，借着张道藩喝水停顿的机会，赶紧微笑着接过话扭转气氛直接切入主题。刘健群的笑容来得快去得也快，他说：邹先生，张部长是科班出身的画家，我呢，以前也画过几笔画。我觉得邹先生的刊物的整体设计倒是非常有艺术气质，惟愿先生能坚持并以此为追求。

韬奋感到，张道藩不过是乌云密布，刘健群开始了闪电雷鸣。他不慌不忙地应对：刘总书记倒十分关心我们的小刊物。

邵洵美拿着一本杂志，随意翻看，装作什么都没听见。

刘健群问：邹先生英文水平了得，先生是留英还是留美的？

韬奋说：英文全是在上海学的，并无留洋的经历，去年刚从欧洲回来，因何去欧洲，恩曾最清楚。

徐恩曾没法回答，只好干笑了几声。

韬奋看出今晚的主角是刘健群，那么他也不想绕圈子说废话浪费时间，他就直对刘健群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刘先生，你我未曾有过交往，我这人一贯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交谈，邵先生好意作调，盛意万不可辜负，刘先生有什么事，尽管直说无妨。

刘健群大大咧咧地把茶杯放置一边，或许他怕话说到情绪高涨手舞足蹈起来打翻了水杯。他探过身子，瞪起两只大眼，声音洪亮地说：你的那个杂志，我看了一些，前几年还是挺有意思的，最近怎么管起打不打日本的事情来了？而且思想偏激，一个杂志，思想偏激，就会直接影响刊物的艺术气质哟！

韬奋一直端着茶杯，刚举到嘴边却没有喝，他把茶杯放下，坦然地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我们报人自然应该以国事为重。作为中国人，对暴日的侵略行径，能熟视无睹？能袖手旁观？能丢开国家民族存亡不顾去谈艺术气质？

刘健群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嚯！打不打日本？什么时间打？在哪里打？这都是领袖要做的事情？领袖操心这些事就行了，先生你管那么多干吗呢？

韬奋反过来问：刘先生，自己的国土让日本占领践踏，自己的同胞在遭日本人蹂躏欺压，人民大众都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替人民反映愿望心声，不应该吗？

徐恩曾依然一语不发，邵洵美倒抽一口凉气，一副看不下去的表情。

刘健群站了起来，敲敲自己的大光脑壳说：不管中国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一切全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我们去干扰他干什么呢！邹先生，你跟着领袖的脑壳走，你的刊物也才能万无一失啊！你看，邵先生也是搞杂志的，他做得多漂亮，日子过得多滋润！

韬奋只觉可笑，手指轻轻叩着茶几，不想再跟他说什么。

邵洵美捕捉到了这个表情，他用神色暗示徐恩曾情况不妙。徐恩曾淡定得像在看戏。这时的张道藩也沉静下来，他也不想打断刘健群的话，让他按自己的思路走。

韬奋笑了笑说：照刘先生的意思，一个国家只要有领袖的脑壳就行了，我们新闻言论界存在不存在都无所谓，是吧？

邵洵美坐不住了，赶紧过来续水，一边续水一边冲韬奋挤眼。

刘健群居高临下，冷冷地看着韬奋说：抗日的事是国家大事，领袖的脑壳里自有神机妙算，你们言论界自作聪明呶呶不休，这就好比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人像蚊子嗡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蚊子扑灭，其中的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韬奋一语不发，朝徐恩曾看了一眼，徐恩曾依然不露声色，刘健群更加得意。

刘健群继续亮着他的大嗓门说：说句大实话，今日拍死几只蚊子，也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候再回头来看，今天被拍死的蚊子不过白死而已。刘健群进一步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面对这种恫吓，韬奋不禁冷笑。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了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政府既然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喊准备，实属南辕北辙。要说抗日救亡问题，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你这种所谓的“领袖脑壳论”，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领袖观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

一直似乎置身事外的徐恩曾终于开了口，他不能再这么让韬奋把刘健群批下去，再批下去刘健群就受不了了，于是他出来缓和气氛。他说：恩润，我记得你当年还给我传递过北伐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对领袖何等尊重，你不记得了吗？

韬奋说：此一时，彼一时，可同日而语吗？我要对几位说明的是，民众的意志，不是一二人或少数人的“脑壳”创造出来的，既参加救亡运动，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这是其一；民众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政府，尽可作为政府的外交后盾，这是其二；其三，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其四，我们迫切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抗战，抗战的领袖自然会是全国尊重的领袖，领袖的伟大之处正在集众“脑壳”，而不是无视众“脑壳”而成孤家寡人！

徐恩曾看着韬奋，耐心地劝说：恩润，换一种思维，你既然有志献身于救亡运动，何不跟领袖接近一点呢？你可以用你的才智与思想去影响领袖，把你的主张与立场变为领袖的主张与立场，何必要在外面用报刊舆论当工具呢！这不是更高层次的爱国救亡嘛！

韬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徐恩曾加了一句：这也是布雷兄和我的真诚愿望。

韜奋缓缓站起来，冲徐恩曾和刘健群拱了拱手说：我想说的都说了，已经不早了，我还有事，告辞了。

刘健群脸上已没笑容，张道藩一脸失望。

徐恩曾意味深长地说：恩润，你这是把我往悬崖上逼啊！他用上海语音很重的普通话对韬奋说，老旁友（老朋友）！你有你的政治见解，我完全同情你的苦闷，在这个年头，谁满意现状哩？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只希望你帮个小忙，你可以做到，就是希望你不要替共产党说话。这个要求总不算过分吧？

韬奋以锐利的眼光透过深度近视眼镜望着徐恩曾，他客气又坚决地回道：你看，既说希望，又请帮忙，最后还来个要求，一个中统的局长，这般跟一个文化人说话，岂不是太客气了？但是，我坦白地告诉你，这我办不到！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愿意投共产党的票，愿意说赞成他们的话，照法律应该有这个自由。我今天承你和张部长、刘总书记在这里约见我，我没有别的希望，也只希望你们帮点小忙，做到或做不到在你们，我希望你们允许我有这个自由。

韬奋以希望对希望，回了他们一枪。

徐恩曾知道无法使韬奋屈服，不待张道藩插嘴，马上装出一副笑嘻嘻的样子说：我一定拥护你有自由，骂国民党的自由，好不好？老旁友（老朋友）！在此地吃吃便饭吧。

韬奋并没有领这个情，立即起身告辞离开。待韬奋走后，徐恩曾即对他们说：这种书呆子不要正面打击他，对这种人要有对这种人的手段。

韬奋走出邵洵美家大门之后，想想这个鸿门宴，忍不住哈哈大笑。

八

黄炎培到生活书店找韬奋，生活书店已经搬到了福州路384弄4号。看到黄老先生来到，韬奋与徐伯昕赶忙起身迎接。

韬奋很过意不去，说黄主任要有事，叫我们过去就是了，何必还亲自跑来呢！黄炎培跟他说，这件事在职教社说不方便，只能到这儿来说。徐伯昕看他们有要事相商，他就借故离开，他正要去邮电局谈刊物发行的事。

徐伯昕离开后，韬奋问：您老人家这么郑重其事赶来，又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黄炎培说：杜月笙杜老板你应该熟悉的，一起吃过几次饭的。

韬奋笑了，上海人谁还不知道杜月笙呢！你们工商界那个中华共进会，他是会长，你是秘书长吧？他还有中汇银行，上海赫赫有名黑白两道都吃香的大老板啊！

黄炎培说：是啊！他找我了，约你到他那里见个面。

韬奋十分奇怪：他找我？他怎么会找我呢？他跟你说什么事了吗？

黄炎培说：他说他要陪你去南京见蒋委员长。

韬奋一怔，感觉事情有点严重，他自言自语说：这么说，徐恩曾回南京没有说我太多的坏话。

黄炎培不明白韬奋这话的意思，问他：徐恩曾来上海了吗？

韬奋把前些日子徐恩曾带着刘健群、张道藩来上海劝说恫吓他的事说了。

黄炎培说：具体什么事儿杜老板没说，明天你抽空去见见他，他家你不是去过嘛，这人很讲义气的，在上海有什么事，他还是能帮上忙的，他也肯帮忙。

送走黄炎培，韬奋想，蒋介石居然要见他，而且让杜月笙出面来请他，这事非同小可，有点反常。他一个小小书店的经理，值得他这种大人物出面吗？韬奋越想心里越打鼓，于是他打电话约见了沈钧儒。

韬奋来到沈钧儒家，没想到沈老把李公朴和章乃器也叫来了，他们都是宋庆龄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韬奋把这一段时间他遇到事都告诉了他们。

沈钧儒听了之后，他有了想法。他说：又请杜月笙出面约见，并要陪同前行南京，这一系列举动，以我之见，蒋公可能真的赏识你，我看去见见也无妨。

章乃器则认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认为不能去。假如是为救国会的事，咱们在南京跟张道藩他们谈过三天，咱们的态度，他完全清楚，为何又要单独约见你呢？里面肯定有阴謀，凶多吉少，不去为好。

李公朴赞同章乃器的看法：我也认为还是不去为好，你们的杂志接连遭查禁，约见你可能是想让你彻底离开这块阵地，以消心腹之患。

沈钧儒细想，觉得他们的分析不无道理，他说：要不我征求一下孙夫人和蔡先生的意见，此去不可能是你个人的事，与救国会会有直接关系。

韬奋也觉得这样更为慎重，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先去见杜月笙，看他怎么说，然后听听宋庆龄先生的意见，再做决定。

杜月笙的公馆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据说是黄金荣送给杜月笙的，那是一幢中式石库门楼房。杜月笙在自己公馆的小花园里见了韬奋，见面很随意，杜月笙和蔼可亲地与韬奋在花园里一边漫步，一边说去南京的事。

杜月笙走过一棵梅树，对韬奋说：恩润，你应该是了解我的，我和你态度很一致啊，坚决抗日。

韬奋默默点头，但他难以掩饰对面前这个人的不完全了解。

杜月笙继续说：我这人做人最讲信用二字，我是受蒋委员长之托，请你去趟南京，我答应了他，那么你就给我个面子。

韬奋不知底细地说：您恐怕也知道，我是救国会的，假如是谈抗日的事，我们到南京与政府的人谈过三天，没能达成共识，委员长还请我们吃了饭，他为何又要单独见我一个人呢？

杜月笙挥挥手：这我就不知道了，恩润，这不必有顾虑，我看委员长对你很器重，委座身边的陈布雷先生不是你朋友吗？我看你的前途亦是无可限量啊！

韬奋一时语塞。

杜月笙很豪爽地拍胸脯：恩润老弟，我杜某陪你去，再陪你回来，你尽可放心，绝对保证安全。我跟南京方面联系好了，买明天晚上的火车票。

韬奋没法再说什么，他们一切都安排好了，根本不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他要再说别的，只能当面顶起牛来，他干脆什么也不说，只是支吾着应付。

晚上，韬奋回到家，继续在书房写稿，安静的房间里只有韬奋钢笔在纸上疾书的声音，写字台上放着一尊高尔基的木刻肖像。沈粹缜提着水壶悄声进来给丈夫续水。

韬奋说：别添了，我要出去。

沈粹缜又紧张起来：晚上去哪啊？

韬奋小下声说：刚才守着孩子没跟你说，上午我去见了杜月笙。

沈粹缜更紧张：他不是流氓大亨嘛！见他做什么？

韬奋说：他要陪我去南京见委员长，说是委员长托他约我去见他。

沈粹缜脱口而出：不能去！吴市长不是说要取缔你们的救国会嘛！绝对不能去！

韬奋耐心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关系到救国会，所以我要到沈老先生那里去一趟，我们已经商量过一次了，再把见杜月笙的情况说一说，看看去好还是不去好。

沈粹缜先表态，当然不能去啊！

韬奋无奈地说：真要不去，只怕我又没法在国内待下去了。

沈粹缜没了话。

这一次，沈钧儒没叫李公朴他们，就韬奋和他两个商量，沈钧儒听韬奋说了见杜月笙的情况后，郑重地说：孙夫人慎重考虑了，她认为还是不去的好。

韬奋说：我爱人也不同意去。

沈钧儒说：孙夫人一则考虑，谈及救国会的事，你一个人没法说；二则不排除蒋公想拉你用你，你不好办。

韬奋态度明确地说：要我做陈布雷第二，我绝不会答应。

沈钧儒说：问题不在你答应不答应，若把你扣下了怎么办？

韬奋一怔：那倒是……

沈钧儒说：问题是这事怎么婉拒杜月笙，这人特别讲义气，他可不能惹，谁要惹了他，那可真要倒霉的。你好好想想，用不着太早回复他，以免节外生枝。

韬奋想，这事不跟杜月笙明说不行，要是跟他弄呛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黑道上有的是人。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韬奋直接去了中汇大楼杜月笙的办公室。

韬奋走进杜月笙办公室，杜月笙已经和一位银行老板坐沙发上在等他。杜月笙起身相迎。韬奋抱歉地说：正在发下一期稿子，忙不過来。

杜月笙劝他：做事情用不着这么拼命，也不必事必躬亲，当老板的要学会放权，要放手让下面干。

韬奋说：办杂志出书真不同你们做生意，再忙稿子必须看，重要文章必须亲笔，就这样还老让人查呢！

杜月笙笑笑说：查的只怕就是你的亲笔，手下写的就用不着查了。

三个人会意地哈哈大笑。

杜月笙说：一会儿咱们去吃饭，吃了饭就上车。那边回话了，明日一早，戴局长亲自到车站接你，派头较乖哎！

韬奋犯难地说：杜老板，真对不起，你约我陪我去南京，真是天大的面子，也是我的荣幸，要是在平常，我都不知该怎样感激你。但是，这一次不是我驳你的面子，我真不能去。

杜月笙呼地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呢！这玩笑开得起吗？你让我怎么跟委座交代？

韬奋如实地说：杂志社、书店一堆事离不开这是客观。更主要的是救国会是全国性的组织，救国会的事是全国的事，我一个人怎么说？我说了也不算啊！假若委员长器重我，要把我留下，那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请杜老板体谅小弟，多多为小弟想想，多多理解小弟。我知道你讲义气，有事得明说，所以我只能当面来跟您求情谢罪，求您帮我这个忙，小弟没齿不忘。

杜月笙十分不满：我杜某还没办过这种荒唐事，明天戴局长到车站接不到人，我还有脸再见委座啊！

韬奋十分尴尬：杜老板，要骂要罚只能由你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实在对不起，请多原谅。

银行老板开了口：邹先生，你要不去，确实给杜老板出了道难题，委座我了解，他十分爱惜人才。说句实话，你这次要不去南京，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国内就休想立足了！

韬奋像回答像是自言自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啊。

老天跟韬奋的心情一样，从上海到南京，天色阴沉，一早上就淅淅沥沥下着密密的细雨。戴笠背着手，在站台等待。有雨飘进站台，勤务员过来打起伞，请他到车里等。戴笠摇摇头，说这是委座请的客人，文化人讲自尊，还是在这里等好。

从上海来的火车进了站，戴笠调整一下情绪，很有军人风度地微笑着站在站台边，勤务人员也赶紧收伞站好。火车上的人下来，有学生有居民。乘务员下车，直接来到戴笠跟前报告了情况，同时给了他一封信。戴笠的脸立即变了色。

沈粹缜、李公朴、章乃器都赶到生活书店。徐伯昕、孙梦旦已在跟韬奋商量。

沈粹缜进门就急了：那怎么办呢！

徐伯昕安慰道：嫂子别急，我看韬奋先生住家里已经不安全，只能先到我家避几天再说。

沈粹缜说：避倒是有地方避，杜重远先生在监狱，他家的房子空着。

李公朴说：在上海避解决不了问题，那个银行老板说的是实话，在国内哪也不安全。

韬奋左右为难：我刚从国外回来不到半年，欠的债还没还清呢，我不想再出去了，随他们怎么发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