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向天倾诉”

王秋燕

我给自己后半生做了个计划，有三部书是一定要写的。《向天倾诉》就是其中的一部。

入伍那年，赶上部队精简整编，我和一大批战友被“大石洞”“整”了出来，又经历了一次重新分配。那是1979年的秋天，我穿上军装的第10个月。一个新兵，从一个熟悉的环境突然跳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总有些不情愿，像被抛弃一样。那时，年轻不更事，不知道“人挪活”的道理，也不懂这是给你创造另一个生机，当然，更不知道西昌将成为我人生的一块福地。

到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后，我被分到通信总站一号站长途台，当了一名话务员。

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几乎所有的电话都要通过我们接转，凡是出基地的都算长途，一个班值下来，耳朵被耳机夹得生疼，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但我还是要感激小小的机房，感激话务员这个角色，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丰富了我在军营单调呆板的生活，也成就了我走上文学的创作之路。我最早的小说创作，都没离开机房、女兵、我们营。我们营应该说是我的“小邮票”，没有它，也许没有我的今天。我的处女作《在那远离发射场的地方》就是这个时期发表的，名字的前面还注明“战士”两字。应该说， 就是这篇不到一万字的小说， 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一年， 我已超期服役， 并做好了退伍的一切准备。偏巧， 复员工作还没开始， 我却接到上级通知， 让我去参加国防科委和《解放军文艺》联合举办的文学笔会。那篇小说就是笔会的成果。当一个多月的笔会结束后，退伍工作已收尾，我和退伍老兵擦肩而过。看着她们离去的背影，说真的，心里不知是啥滋味，同年兵里除了我，全都走完了，我留下又有何意义？那时候，有规定不在战士中提干，所有的干部必须经院校培养选拔。我，一个从小害怕数理化的人，根本不敢有那份念想。没想到的是，幸运之神偏偏降临我的头上。是的，小说发表后不久，基地安排我去成都军区新闻培训班学习，准备为我破格提干。现在想来，那是天方夜谭，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的，一个没送过一分钱的礼，没走过任何一个关系的人想破格提干，有何能何德？但，那是事实！那时候的人，就是这样，不会那一套，不吃那一套，也不懂那一套。我常常庆幸自己生在那个年代，人心纯朴，处世简单，让我成了一名幸运儿。的确，我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为此，我常常想感恩。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去感谢谁。因为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当《向天倾诉》出版后，一下寄出几十本，凡是基地的老首长，能找到地址我都寄。有些老首长收到书后，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谈读后感，说了很多鼓励的话。有一位8 4岁的老政委，在病房里拿着我的书，照了很多相。不久后，他告别了人世。我专程赶去济南为他送行，并把其中一张照片带回了北京，放在书柜里。为了纪念，也为了勉励自己今后更努力地创作，不辜负这一路走来给予我帮助的人⋯⋯我也常会回头去看一看，尤其是日子过得艰难、需要勇气面对的时候，总能激励我向前走，多多少少也影响着我对“苏晴”的把握。在苏晴身上，你感觉不到苏晴对人生有一丝的抱怨，不论对事业、爱情还是尊严，她都隐忍着、坚守着，使得她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区分开来，也让我从苏晴身上获得了一些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宝贵经验。苏晴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女人，我也为苏晴的幸福而幸福。尽管苏晴这个人物和她的所有故事都是我编的，但我编得很知足，很自得其乐！

我在基地生活了14年，从一名士兵成长为一名女军官。我在那里种植了文学的梦想，有过恋爱、婚姻和家庭，还有了一个宝贝的女儿。我感激那方水土像故乡的水土一样滋养了我，让我无论走到哪里，时常惦记和牵挂她，也让我在岁月的记忆里无法抹掉她。为此，我常萌生为她写作的冲动，想用文学的方式来报答她。

我不敢说自己有能力为他们正面塑像，但我希望能用自己的笔描绘下他们的侧影，用微不足道的文字为他们立下一块小小的纪念碑，这几乎成了我近些年来魂牵梦绕的一个夙愿。所以，当我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立刻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起笔来，创作这部日后让我备尝艰辛的长篇小说。

真正付诸于行动，是2004年底，我离开基地11年后。

我自以为， 只要自信和激情就够了。动起笔来，我才真正意识到一个人确立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之间有多大的距离，光凭自信、激情是完全不够的。两年时间我写了三稿，六十多万字。尤其是第三稿，还被编辑“毙”了，让我几乎陷入崩溃。在那段时间里，连我自己都不愿意翻开渗满自己心血的草稿，我甚至想将它们统统付之一炬，从此再不写作，安下心来去过拉扯女儿的寻常人的日子。但不知谁说过，文学写作是一双红舞鞋，一旦穿上你就终生脱不掉。我也一样。不知过了多久，我找来别人的小说：《活着，并且要记住》、《霍乱时期的爱情》、《伤心咖啡馆之歌》、《你好，忧愁》开始发疯地读它们，当我不知不觉读过一、二十本小说之后，我发现自己可以面对自己的失败了。当我重新翻开书稿时，能清晰地看到它的弱点、缺陷，甚至硬伤。并且我明白了自己在什么地方滑倒，在什么地方受伤。一句话，我看清楚了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无论是文学准备还是生活准备，面对这样的一部作品都远远不够的。我需要重新补充养分，不管生活的还是文学的。我决定重新回到自己曾经那样熟悉而完全已经变得陌生了的生活中去。

当我双脚落到那片土地时， 就有电击的感觉，过去的镜头像潮水般地朝我涌来，我恍若回到当年在发射场附近的半山腰上，近距离、热血沸腾地观看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升空。最让我铭心刻骨的还是“澳星”发射失利的场面。直到今天，回想那一幕时，心里仍然感觉到隐痛，通过记忆的隧道，我总能看见很多不要命的人冲上发射塔架；总指挥不知何时跑出大厅，抓上一辆车，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指挥；一位专家突犯心脏病，当场朝嘴里倒速效救心丸；饭堂久久不见人来用餐，早早准备好的庆功宴，全都受到了冷落。我还记得从沟里回首区的路上，像哑巴一样坐在车上没开嘴说过话，盯着窗外的景物心里却一遍遍地发誓：我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此生此世都不离开！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发誓，没人逼你发誓啊，但我就是想发誓。感觉心里痛极了，像被人重击了一拳，在好多年里，一直都挥之不去，甚至不敢再看发射，哪怕对着电视里的转播镜头，也要下意识地回避，特别是点火那一刹那，心口就像被一只大手揪住一样，让你喘不上气来。只是，当年的誓言没过多久，就被我自己食言了。这当然是个人的因素，我有我的苦衷⋯⋯但好在我始终没敢忘记我的责任。我知道，假如不把这部书稿写出来，我愧对那个基地，愧对那份生活。

我直接去了发射场区： 沟里。在场区里，我仿佛看到了故事里的主人公：马邑龙、苏晴、季永年、于发昌，他们一个个都活灵活现地闪现在我的眼前。有一次参加技术评审会，我亲眼目睹一位秀气的女工程师，因一个技术问题，被大伙责问得当场落泪。发射塔架被雨淋得湿漉漉

的，让你不得不为它担心，可看到技术人员一丝不苟又从容不迫的样子，你又会为它松一口气。是的，不管你走到哪里，总会被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感动着、激励着，甚至鞭策着，脑子里模糊的影子，渐渐变得清晰起来、鲜活起来，心里的故事也慢慢地丰盈了、充实了。我真正地意识到，为这里的人们立像，不是写好人好事，写口号式的奉献精神，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走近他们的心灵，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也知道，对航天领域这种高科技题材，进行文学化处理有一定的难度，不太好把握。我想，航天人也是人，他们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同我们一样的憧憬向往、喜怒哀乐、情仇爱恨，唯一不一样的是他们比我们多了一个元素，那就是他们生活在高科技的环境中。这个元素使他们似乎拉开了与我们的距离，让我们感觉到遥远和神秘。但是，一旦走近他们，脱去那层被线路、数据和信号包裹他的外壳时，你就会发现他们和我们几乎没什么区别，他们有同我们一样的坚韧和顽强，也有同我们一样的脆弱和伤感。走近他们，用手握住他们的手，更主要的是把心贴近他们的心，感受他们一次次隐藏在一个个数据、一条条线路、一串串信号背后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你就能捕捉住他们的灵魂，而不是那种从宇宙深处的无形轨道上，拒我们于地面垂直数百公里之外的遥远和陌生。

这部书稿我整整写了四年，改了五遍，每一遍几乎都是另起炉灶，其中的艰辛和苦痛自不待言。这四年里，我把写作当成头等大事，能拒绝的应酬全拒绝，开会、学习能躲的尽量躲，因此我没少挨批评。父亲想来北京看看，我告诉他现在不行，等我把这本书稿写完后。给女儿许了很多很多的愿，总是告诉她，等我这本书写完一定带你去如何如何。从此，女儿眼巴巴地期盼着：妈妈，你快写完了吗？她看我傻傻地不答话，又自言自语、懂事地说：那好吧，没事了。为此，我还欠下了不少的人情债至今没法还。我每天上午10点左右打开电脑，下午5点关机；晚上8点开机，12点结束。每完成一稿，我都诚惶诚恐，想给人看，又怕给人看。有位朋友，每看一遍都给我委婉地提意见，总是以鼓励为主。那期间，我最怕别人问：写完了吗？那种压力，后来变成不敢出门见人。为避免碰到熟人，甚至不敢到食堂吃饭。有人看我写得可怜，就劝我别改了，出手算啦，不就一本书么，谁会在意！是的，没人在意，就我自己在意！这四年里当我最后一遍在文稿上“抠”完时，面对一大摞的复印稿，心里仍然恐慌得不行，尽管稿件已发给了编辑，但心里还是没底。又送请张志忠老师给我把关。忐忑了三天，等来了张老师的回音。当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之，那一刻，我松了长长的一口气，悬了四年的心，终于有了着落。

一部不到3 0万字的小书，我差不多写了一百多万字。有人说你怎么这么傻，现在还有人这么写小说的吗？但我无怨无悔。现在，这本书像拿不到满分的答卷一样交到读者面前，虽然有种种的遗憾，但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只是为自己能力有限，无法把那些航天人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让我深深抱憾。

尽管写得很苦，但很值。

这也许就是我为什么要“ 向天倾诉” 的因由。

责任编辑 / 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