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王好强
在西方,毕加索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东方,这位西班牙大师也一直深受欢迎,而且这种喜爱有增无减。亚洲的游客纷纷拥入欧洲的大小博物馆,只为一睹大师艺术作品的风采。这位多产画家的作品价值不菲,近年来已经成为亚洲藏家追捧的对象。在亚洲这片土地上,西方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无法和毕加索相提并论—毕加索就是西方艺术的代名词。
毕加索的作品以颜色大胆、破碎的立体主义肖像以及杂乱无章的构图为特点,这一切似乎和亚洲人的传统审美相去甚远。但亚洲人就是这么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这位一百多年前出生的西班牙画家为什么会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亚洲人的青睐呢?
有人可能会立即从毕加索作品具有良好投资价值这一点上寻找解释。以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超级富豪为代表的藏家,他们对毕加索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近年来特别走俏的作品,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毕加索《坐着的蓝衣女人》(Seated Woman in Blue Robe,1939)2017年在纽约佳士得以4 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亚洲藏家。他的《女人半身像—戴发网的女人》(Bust of a Woman—Woman with Fishnet,1938)2015年在纽约佳士得以6 700万美元卖给了亚洲藏家。2012年,同样在纽约佳士得,大连万达集团一掷千金,花2 800万美元买下《克劳德和帕洛玛》(Claude et Paloma,1950)。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毕加索的作品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证实了亚洲市场的潜力。苏富比拍卖行在“香港之夜”拍卖会上拍卖了毕加索的《瑞昂莱潘》(Juan-les-Pins,1924)。这很不寻常,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西方艺术家的杰作是放在纽约和伦敦进行拍卖的。此外,苏富比拍卖行还举办了“毕加索/康多”(Picasso/Condo)预售展览,将二十张毕加索作品与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的作品一同展出。这是2012年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在香港、上海、成都三地举办毕加索作品巡展以来,毕加索作品在香港最大的一次展览。在这次预售展览中,有七件作品租借自中国香港、台湾和大陆的藏家,其中两幅是《女子和小鸟》(Woman Sitting with Bird) (1939)与《坐着的蓝衣女人》。
香港苏富比S|2画廊的相关人士认为,中国藏家对价格高昂的毕加索作品的热情始于最近三五年。他们就认定毕加索这个名字了。毕加索的品牌效应好似艺术品市场对爱马仕铂金包的反应。多才多艺的毕加索在绘画、雕塑、陶瓷方面皆有创作,这样,买家的选择范围就大了。但是,除了毕加索的作品在金钱方面的价值外,艺术家丰富多彩的人生也契合了中国人对伟大艺术家浪漫人生的想象。
毕加索生于1881年,让他闻名于世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不断重塑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还在于他和女人之间的风流韵事。他和三个女人(奥尔嘉·科克洛瓦和弗朗索瓦丝·吉洛是他的两任妻子,玛丽—泰蕾兹·沃尔特则是他的情人)生了四个孩子。他和摄影师兼艺术家朵拉·马尔的情事也有据可查。
毕加索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与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相似,例如以诗画著称的唐寅先后娶了三个老婆。现代画家张大千(他与毕加索1956年曾在尼斯有过一面之缘)和毕加索也差不多。张大千一生多产,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通过“泼彩法”和女性肖像画实现了艺术语言的创新。他和许多女性都有过私情,有过四房太太。
但是,除了一生中的情事吸人眼球外,毕加索绘画中的美学也得到了中国收藏家的喜爱,而其他西方艺术大师如莫奈、梵高就稍逊一筹了。肖像画在中国现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49年以后尤其如此,而毕加索的肖像画恰恰满足了现代中国的需要。过去,中国的艺术家接受的是社会现实主义的绘画方法,肖像画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欣赏肖像画。
但这并不是毕加索受到中国收藏家喜爱的唯一原因。在中国传统书画的多点透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更容易在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肖像画中找到共通之处。澳大利亚南部的弗林德斯大学信息学和工程学院的斯科特·瓦伦斯和保罗·卡尔德在研究多点透视作品时,发现了中国山水画和立体主义之间的相似点—中国山水画由不同的焦点或“子画面”组成,它们无缝衔接在一起。数百年来,多点透视深深扎根于中国美学传统之中,相比较而言,毕加索的立体派艺术运动将这种方法引入西方藝术世界则要晚很多。
如果我们说毕加索在某个时期曾受到亚洲艺术的影响,这种说法并不奇怪。他在和张大千见面之前,很可能已经接触过亚洲艺术了。日本画家冈本太郎曾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去过毕加索在瓦洛里(法国南部滨海小城,毕加索从1947年起至去世一直居住在那里。—译注)的工作室。毕加索告诉冈本太郎,他和亚洲艺术是有渊源的,他有几幅日本版画。冈本太郎深受毕加索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明日神话》(Myth of Tomorrow)就是受了毕加索《格尔尼卡》(Guernica)的启发。这两幅作品都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了战争的恐怖。
中国人喜爱毕加索是近期出现的现象,他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似乎要早一些。20世纪20年代,关于毕加索的书首次在日本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批在日本举办的西方艺术展之一就是1951年的毕加索作品展。20世纪80年代,许多日本企业收购了大批毕加索作品,但90年代日本经济下滑,大部分作品又卖掉了。目前,箱根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宝丽美术馆(Pola Museum of Art)还收藏着毕加索的多幅作品。
1964年,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将收藏的六十件毕加索作品借给日本,在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National Museum of Modern Art)、京都和名古屋的美术馆展出。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毕加索博物馆一直将自己的一些收藏品借给日本。2000年,位于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国立西洋美术馆举办了“毕加索的儿童世界”展览,吸引了三十多万名观众。
毕加索的作品在韩国也留下了足迹。2013年和2014年,毕加索基金会在仁川、首尔、大邱和水原举办了“马拉加的毕加索,真正的毕加索”(Picasso from Málaga, Picasso Absolute)的展览,展出了这位西班牙大师的二百二十六件作品以及摄影师胡安·杰纳什(Juan Gyenes)为他拍摄的一百张照片,吸引了三十多万名观众。
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称,在前来参观的人当中,亚洲人,特别是韩国人越来越多。该博物馆一共接待了38 591名韩国人,韩国因此在该馆的各国参观人数排行榜上由原来的第十五名跃居第七名,紧随其后的是中国(34 011人)和日本(30 662人)。
毕加索基金会会长何塞·玛利亚·卢纳·阿圭拉(José María Luna Aguilar)说:“世界全球化意味着融入亚洲的西方价值观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毕加索是自由创作的最佳形象代表,是当代社会中最受尊崇和喜爱的人物之一,他随性的生活和艺术表达方式已经使他成为向往更加自由生活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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