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给了我自由

〔加拿大〕艾达·埃德马里安

1992年，迈克尔·翁达杰因《英国病人》的出版而名声大噪。该小说当年即获得布克奖，迄今已被译成38种语言，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更是斩获了1996年奥斯卡9项大奖。翁达杰出生于斯里兰卡，早年受教育于英国，青年时代即移民加拿大，身上混杂着荷兰、泰米尔和僧伽罗等多种民族血液，这使他后来成为跨文化“无国界作家”中的重要一员。

翁达杰虽然以小说而蜚声世界文坛，但他是从诗歌开始写作生涯的。1970年，跨文体作品《小子比利作品选集》获得了当年的加拿大总督文学奖。2000年，长篇小说《安尼尔的鬼魂》获加拿大吉勒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法国美第奇奖和《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2007年，《遥望》再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2018年，《战光》甫一出版即入围布克奖长名单。2018年7月，翁达杰凭《英国病人》捧得为纪念布克奖创办50周年而颁发的金布克奖，显示了该作的长久生命力。

在金布克奖的颁奖盛典上，一头银发的迈克尔·翁达杰缓步走上讲台，先向台下的观众深鞠一躬，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这个故事始于一个烧伤病人和一名护士在夜间的简短对话，”他说，“一开始，我不知道故事发生在哪儿，两个人物又是谁。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中篇——对话体，欧式风格，字体很大。”

观众爆发出会意的笑声。因为事实是，这个故事——当然就是《英国病人》——长达300多页，讲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四个栖身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山区一座废弃别墅里的男女们的伤心故事。四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在被战火摧毁后的孤境相遇。他们交谈（有许多夜间谈话），他们相爱，他们的历史被一幕幕生动再现，然后变成对战争、国家主义和歧视充滿愤慨且紧张的沉思。这些沉思在间谍和探险者、英国萨福克郡和埃及沙漠之间穿行，在印度旁遮普省、多伦多女子大学医院，还有爬入弹坑扫雷的工兵基普之间轻松切换。

1992年，《英国病人》与巴瑞·恩兹华斯《神圣的渴望》一同获得布克奖，此后陆续被翻译成38种语言，1996年由安东尼·明戈拉执导拍成的同名电影荣获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9项大奖，第54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2项大奖，全球总票房高达2.31亿美元。2018年7月，《英国病人》再获为纪念布克奖创办50周年而颁发的金布克奖，摘得“半个世纪以来布克奖最佳作品”的桂冠。这份殊荣的获得委实不易，因为与《英国病人》共同角逐该奖项的杰出作品实在太多了，包括V.S.奈保尔的《自由国度》（1971）、佩内洛普·莱夫利的《月亮虎》（1987）、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2009）和乔治·桑德斯的《林肯在中阴界》（2017）等。经公众投票，《英国病人》最终胜出。

楼上一间可远眺泰晤士河的房间里，翁达杰接受大家的祝贺并举杯回敬：“白葡萄酒，干杯！几个月里头一次喝！”他天生一副文学作品中极易识别的面孔：棕褐色的宽阔脸庞上嵌入一双犀利的浅色眸子，银白的须发透着一圈光晕。他亲切、机敏、多思，同时也极具自我防范、刚毅且易分心的特点。想着楼下有朋友在等着为他祝贺，他的语速加快，而后缄默。

这本书有着不同寻常的新生。“因为电影，它已获得了一次重生，是吧？那次重生像一道我始料未及的闪电，而这个奖项——突然让整个事情又重新运转起来。这是又一次赛马吗？”他笑了。虽然两次机遇对他都是一种激励，但第一次获奖给予了他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此前许多年，我一直在教书。”事实上，他是位全职教师，“却在尝试着写一部复杂的小说”，这样的生活让人很难掌控，“我觉得我要失控了……所以我辞掉了工作。我必须写完这本书。这像是一个赌局”。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结果更精彩的了。

佩内洛普·莱夫利在颁奖典礼的发言中提到：85岁的她和55岁左右写《月亮虎》的她之间有多大区别？那么，翁达杰是如何看待那个写《英国病人》时的自己呢（自该书出版，他就再也没有翻阅过）？“嗯，我还是挺喜欢那时的自己的。”他真诚地说。更有趣的是，他觉得他写的每一本书都像一颗“时间胶囊”。

1985年至1992年，在翁达杰写作《英国病人》期间，国家主义与种族一体化之间的争论在加拿大甚嚣尘上。“警察和政府机构的人反对锡克人戴穆斯林头巾。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那种氛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属于当时年代的担忧如今仍然存在——如何从国家主义的强令中解脱出来，如何重新发现个体的本质性和真正拥护的（往往是艺术的）东西。在形势愈加严峻的当下，这更是一种难以相信的理想主义。

翁达杰喜欢引用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的一句话：“把一个故事当成唯一版本来讲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已然是一种道德上的强令。尤其是在当今西方政治环境下，似乎要坚决消灭世界各地存在的不同观点，或至少，无视那些异议的存在。“哦，当然，伯格的这句话非常有趣，因为他表达的不仅是一种政治观点，也是一种艺术观点。”

在《英国病人》的结尾，当锡克人基普（他和加拿大护士汉娜的关系被翁达杰喻为“两块大陆的相遇”）听到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后，他抛下一切，奔回家乡，这难道不是一种恐慌的表现吗？正如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卡米拉·沙姆希所言：“翁达杰的想象中没有国界。”故事的结尾消解了再次欲强加于人的国家主义。

“他们克服不了恐惧。”翁达杰说。他回忆起在创作《英国病人》接近尾声时，因为悲伤，一时难以下笔。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惧如影随形，尤其是基普，在核弹的炫光中，他突然明白“他们是永远不会把这样的炸弹扔向白人的国度的”。

在2018年5月出版的《战光》中，翁达杰将书中沿泰晤士河走私格雷伊猎犬的情节称为对纯种狗的“大规模杂交”。主人公内桑尼尔在皮卡迪利的标准化厨房工作中的遭遇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天的伦敦餐厅，发生在翁达杰的理想世界，甚至发生在翁达杰本人身上。翁达杰的出生地在当时被称为锡兰，他是荷兰-泰米尔-僧伽罗人的后裔。父母种植茶园，在他大约7岁时分居，母亲移居英格兰。数十年后，在《世代相传》中，他用滑稽而又心痛的笔触描述了父亲最终孤独死于酗酒的惨境。

他在一个充满混乱、戏剧化但不乏关爱的大家庭长大，11岁时独自一人，经过三周的海上航行，来到英格兰。后来他在给孩子们讲述这段故事时，孩子们不无惊骇，翁达杰这才意识到他的这段经历或许不同寻常，或许可以写成一个精彩的故事（这段经历为他2011年的小说《猫桌》提供了素材，在该小说的主人公迈克尔身上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他在伦敦达利奇学院读书时有个绰号叫“基普”，意即“腌鱼油脂”。

不久前，翁达杰在达利奇学院做过一个关于《战光》的讲座：“我见到了三四个我青少年时代过后就再也没见过的人。然后，我就老收到一些写给‘基普的信件，这就是他们记住我的方式。”在《英国病人》中，基普很喜欢他的这个绰号，直到原子弹爆炸，他才突然意识到“他的名字是基帕尔·辛格，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干什么”。

有个英国绰号是否也让翁达杰感觉自己是被群体排斥的人？“是的，是有些怪怪的。”他承认这点，但他不记得这个绰号对他有过什么影响（这个绰号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尽管他之前说过他多么不喜欢英国，但他现在对英国的态度缓和多了。“我上学那会儿，心里满是不屑，但我现在意识到这是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规则、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品位。并非这儿的一切都不好，而是我必须去适应它——？一切发生得太快。”

在小说《世代相传》中，他把写回忆录的动力描述为“脑中滑过那段被我忽略已久，而且并不能够理解的童年”。试着去理解童年，这也是他要在小说中呈现的吧？“是的，我想这或许也是许多小说想要表达的吧。我想，或许，通过回忆这是能实现的；我想，或许我现在就已经做到了。我该放过童年了！”

他最終选择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一所大学，在那儿找到了自由。彼时，其兄克里斯托弗（也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名极为成功的商人、慈善家、奥运会雪橇运动员）居住在加拿大。我问他是否在那儿更便于创作，他张口就答：“我想，我要是留在英国，是成不了作家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说到诗人，那是神话般的存在——约翰·济慈是诗人，莎士比亚是诗人——要说自己是个诗人是要有很大胆量的。特德·休斯那批诗人还没出现呢，他们出现是我离开十几年后的事了。”

在加拿大，他遇到了一批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由一些小型出版社出版，不必纠结于小说读起来像诗歌，或诗歌读起来像小说这样的问题。一开始，他教书，后来成了编辑——文学杂志《布里克》的编辑，一干就是30年，2017年才卸任。如今，他回到英国，被誉为“布克奖50年来最佳作家”。在致谢辞中，他列出一些本该受到关注却被布克奖错失的作家：J.L.卡尔、威廉·特雷弗、巴巴拉·皮姆、艾丽斯·门罗和塞缪尔·赛尔文。他感谢那些“随处可见的小出版社”，感谢明戈拉——“尽管斯人已逝，但他对这次投票结果是有影响的”。这次，观众再度报以会意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