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舞

谢尔曼•阿列克谢

谢尔曼•阿列克谢(Sherman Alexie),1966年10月7日出生,美国作家、诗人和电影制片人,偶尔也客串一下喜剧演员。其大多数作品讲述的是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经历。

阿列克谢迄今已出版11部诗集、4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和1部小说及诗歌文集。作品被译成法语、捷克语、日语和中文等10多种语言。《一个印第安少年的超真实日记》(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睺ime Indian,2007)是部自传体的成长小说,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青少年文学奖。

2009年,阿列克谢的文集《战舞》(War Dances)出版,作品由23个短篇小说和诗歌组成,涉及了从育儿经到“9•11”的广泛主题,荣获2010年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阿列克谢现居住在西雅图。

——编者

我的卡夫卡行李

几年前,从洛杉矶旅行回到西雅图家中时,我打开包,在角落一只脏袜里发现了一只死蟑螂。真糟糕,我想,我们被侵犯了。随后我把衣服、图书、鞋子和化妆品扔进手提箱,把它运过车道,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人行道上,准备踩死其他带回来的蟑螂。但是只有一只死蟑螂,已经硬掉了。看着它躺在人行道上,我凑近它。它的四肢蜷缩在身体下,头被挤压得变了形。可悲?是的,可悲。还有谁比没有同类的蟑螂更孤独的吗?我嘲笑自己。我同情一只死蟑螂。我想知道它的故事。它是怎样进入我包里的?在哪里?在洛杉矶的宾馆里?在机场的行李运输中?它不是来自我家里。我家已经有15年没有这些小坏蛋了。那么这个小害虫是从哪里来的呢?它闻到了包里的美味——我的麝香除臭剂或者一些巧克力块碎屑——然后爬进来,只是时运不济,被衣服塑胶套压死?它死的时候感到害怕吗?它感到与世隔绝、生死未卜的恐惧吗?

征兆

去年夏天,作为应对我正遭受的各种过敏症的反应,我的右耳里面泛滥着保护性的液体,这使我感到困惑、害怕和无着落。我的过敏症状从没有这样严重过。我的那半边耳朵几乎听不见他妈的任何声音,所以为了能听到我那两个八岁和十岁的儿子在说什么,我得转过头去。

“我们很饿,”他们说,“我们一直在对你说话。”

我很尴尬。

“如果是妈妈的话,这会儿她应该已经让我们吃饱了。”他们说。

他们的母亲带着自己的母亲两天前去了意大利。我和儿子们将要享受男人们的一周,到处都是脏袜子、攀岩墙和难以吞咽的意大利面食。

“你要做些什么吃的?”儿子们问,“你为什么还不做饭?”

他们在玩的时候我正躺在长沙发上看书,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有点失聪了。所以在那一刻,我只会轻微地责备我的过敏症。

随后我回想起进入急诊室的那名男子,因为他意识到他正失去大部分听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医生检查了他的一只耳朵,看到了一个障碍物,用镊子伸进去,夹出一只蟑螂,随后又伸进另一只耳朵,夹出一只更大的蟑螂。你知道耳垢对蟑螂来说是美食吗?

我为儿子们做饭——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免得自己愧疚——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随后我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我以古怪的角度扭转头和身体,试图查看已堵塞的耳朵的深处;我唱赞美诗,祈祷我能看到困在耳朵里的小天使。我会放了那可怜的东西,它会张开并拍干它的小翅膀,然后飞到我的嘴唇上,给我一个甜蜜的吻,感谢我为它提供化蛹成蝶的场所。

凌晨3点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右耳完全聋了,我断定有一群该死的蝗虫挤在里面,我给医生留了一条信息,告诉他等他一上班,我就会在他办公室外等他。

这将是在我父亲的最后一次手术之后,我第一次不得不走进医疗机构。

毯子

截掉我父亲的右脚——不,是父亲的半个右脚——和左脚的三根脚趾的手术完成之后,我在监护病房里坐在他身边。监护病房更像个监护走廊,毫无隐私可言,甚至连一幅薄帘都没有。我猜想这样会让护士们更容易地观察到术后病人的状况;但是,父亲无声地暴露在——他数十年糟糕的健康状况和更糟糕的后果都被展示出来——白色灯光下白色走廊里的白色床单上。

“你还好吗?”我问。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谁在这样的事情后会好呢?昨天,父亲走进了医院。是的,他拖着脚走,靠着两根手杖平衡身子,但是那还能称得上是行走。几小时前,父亲仍然有两只脚。两只脚都因为腐烂和病变而发黑,但严格地来说,它们仍然是脚和脚趾。最重要的是,这双脚属于父亲。现在它们没有了,被截去了。它们在哪里?医院是怎样处理那只右脚和左脚脚趾的呢?它们被扔进焚化炉了吗?它们的灰烬已经飘浮在城市上空了吗?

“医生,我冷。”父亲说。

“爸爸,是我。”我说。

“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我儿子。”但是从父亲空洞的双眼来看,我估计他只是在猜测。

“爸爸,你在医院,你刚做完手术。”

“我知道我在哪里,我冷。”

“你想再加一条毯子吗?”愚蠢的问题。他当然想再要一条毯子。他可能想让我生一堆该死的篝火,或者拖进一台巨大的暖风机,就是全国橄榄球联盟球队在边线用的那种。

我从走廊——监护走廊——走到护士站。那里有三个女护士,两个白人,一个黑人。我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斯波坎和科达伦印第安人——我想我较黑的皮肤可能会让我和那个黑人护士更亲近点,于是我直接和她说话。

“我父亲感觉冷,”我说,“我能再要一条毯子吗?”

护士从文件夹后抬起头注视着我。她的表情既没有同情也没有冷漠。

“先生,我能帮你什么吗?”她问。

“我想给父亲再要一条毯子,他冷。”

“先生,我马上给你。”

她又低头看起文件,还做了一些笔记。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就站在那里等着。

“先生,”护士说,“我马上给你。”

她生气了,我明白。毕竟,该有多少次她被要求再提供一条毯子呀!她是名护士,一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不是该死的女管家。而且,这从来就不真的是多一条毯子的问题。不是吗?不是。当人们索要另一条毯子时,他们是在索要一个时间机器。我的父亲,一个爱喝酒,患有糖尿病,肾功能永久损坏的印第安人,凭什么接受了一台极其昂贵的手术?这样他能坐电动轮椅到酒吧去并且通过展示他残缺的脚而赢得赌注吗?是的,她是个医护工作者,她不愿意变得残酷。但是,她坚信一个观点:医生应该停止营救那些具有自我摧残冲动的人。我不能反对她的观点,但是我可以提出舒适的最低要求,不是吗?

“我的父亲,”我说,“请再给他加一条毯子。”

“好的,”她说,起身向后走向一只亚麻布衣橱,抓起一条白色毯子,把它递给我,“如果你还需要其他——”

我没有等她把话说完。拿到毯子后,我回到父亲的病房。毯子很薄,洗涤、杀菌有上百次了。事实上,它太薄了。它不是一条真正的毯子。它更像是一条海滩浴巾。天啊,它甚至连海滩浴巾都比不上。它更像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过滤网。上帝啊,医疗保健最后就成了这样?每个人都不能保证不去医院呀。

“爸爸,我回来了。”

他躺在病床上,看起来是如此的瘦小和苍白。怎么会这样?在生命的前六十七年里,父亲是一个高大而黝黑的男人。现在他只是走廊里众多苍白、患病的雄蜂之一。一个蜂巢,我想。这里就像是一个蜂群崩溃、混乱的蜂巢。

“爸爸,是我。”

“我冷。”

“我拿来了一条毯子。”

我把毯子盖在父亲身上,在他身体四周塞好,我第一次感到了悲伤的刺痛。我读过医院资料里关于这种状况的描述。有这样一个时刻,角色发生转换,成年的孩子成了生病的父辈的监护人。这是生命的循环。如此有诗意的胡说。

“我无法暖和起来,”父亲说,“我冷得很。”

“我给你拿来了毯子,爸爸。我给你盖上了。”

“请再给我拿一条来。我冷极了,需要再加一条毯子。”

我知道这样廉价的毯子再加上十条也不够用。父亲需要一条真正的毯子,一条好毯子。

我走过监护走廊,穿过各种走道和其他走廊,向屋内察看,看着屋里的病人及其家属,寻找一类特别的病人和家庭。

我走过急诊室,穿过癌症、心脏病、血管、神经、整形、妇科健康、小儿科和外科病区。没人拦我。我的表情和姿态属于那种父亲生病的男人,我确实是那一类。

此时我看到了他,另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靠在礼品商店附近的墙上。哦,也许他是个亚洲人——西雅图有许多这样的人。他身材矮小,皮肤淡棕色,有着强壮的胳膊和柔软的腹部。也许他是墨西哥人,也是一类真正的印第安人,但不是我需要的那一类人。有时分清人们属于哪一类比较困难。即使棕色人群也得猜测另一类棕色人群的身份。

“嘿。”我说。

“嘿。”男子说。

“你是印第安人?”我问。

“是的。”

“你来自哪里?”

“鹿米岛。”

“我是斯波坎市的。”

“我第一任妻子是斯波坎人,我恨她。”

“我第一任妻子是鹿米岛人,她恨我。”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笑话听起来太老旧了。

“你为什么在这儿?”我问。

“我妹妹生孩子,”他说,“但是别担心,孩子不是我的。”

“啊啊……”我边说边大笑。

“我根本不想在这儿,”印第安人说,“但是我爸爸开创了这样一个新的印第安传统。他说这个传统有一千年历史了。但那是胡说。他编造这些只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全家人附和这件事,即使我们知道这是胡说。他在产房里四处摆晃着老鹰的羽毛,天哪。”

“什么传统?”

“哦,他竟然在医院里搞了个取名仪式,说这样可以保护孩子不受到科技和不幸的伤害。好像医院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在我们有好医院之前死了多少孩子吗?”

“我不知道。”

“大多数死了。哦,该死,至少是许多孩子死了。”

这家伙说的是屁话。我立刻喜欢上了他。

“我的意思是,”那人说,“你应该去见我爸爸。他假装进入这样的状态,像他妈的入迷一样,在我妹妹的床边跳舞,他说他正试图去,你知道的,检查她的子宫,看婴儿是谁,看婴儿的性别,这样他能给它取一个名字——一个有保护作用的名字——在它出生前。”

那人笑着,把头向后甩去,砰的一声撞在了墙上。

“我是说,来吧,我是个失败者,”他说,擦着碰痛的头,“我整个家庭里充满了失败者。”

印第安人的世界充斥着会吹牛的人,男人和女人,假装——该死,有谁会信啊——他们是神圣的。年前,我在华盛顿大学听了一场演讲。一个年老的印第安女学者,就印第安主权和文学举行了一场大言不惭的演讲。她一直为某种独立的本土文学风格辩护,而她正用英语对着一屋子的白人教授们演讲,这真是个讽刺。但是我不会对这个女人生气,甚至是厌倦。不,我为她难过。我认为她将死于怀旧。她已经把怀旧作为她假想的偶像——她的薄毯子——而这个偶像正在谋杀她。

“怀旧。”我说。

“什么?”

“你的爸爸,他听起来像是一个怀旧的糟糕案例。”

“是的,我听说在他妈的以往的中学女友身上就能发生这种事,”那人说,“那么,你来这儿干什么呢?”

“我爸爸刚刚截肢。”我说。

“糖尿病?”

“还有伏特加。”

“伏特加直接造成的还是加上了怀旧的因素?”

“都是。”

“印第安人的天性使然。”

“是的。”

说完之后我们一时无语。

“哦,我最好得回去了,”那人说,“否则,我爸爸会摇动鹰羽,把我的名字改了。”

“嘿,等一下。”我说。

“什么?”

“我能请你帮个忙吗?”

“干什么?”

“我爸爸,他现在在监护室,”我说,“哦,那里更像是个走廊,他很冷,而他们只有那些小而薄的毯子,我出来在医院里找印第安人是因为我希望——哦,我猜想我是否能找到那些有一些好毯子的印第安人。”

“所以你想从我们这里借一条毯子?”那人问。

“是的。”

“因为你认为印第安人会刚好有些多余的毯子在手边?”

“是的。”

“这他妈的太荒谬了。”

“我知道。”

“而且这是种族主义的。”

“我知道。”

“你正将你们那该死的人群模式化。”

“我知道。”

“不过,该死的,我们正好有一屋子产自彭德尔顿市的毯子。是新毯子。上帝啊,你不会认为我的妹妹将要生一打宝宝吧。”

五分钟后,那个男人拿着一条彭德尔顿的星牌毯子走出他妹妹的病房,身边伴着他的父亲,他父亲穿着一件李维斯牌的黑色T恤衫,灰色的发辫里插着老鹰的羽毛。

“我们想把这条毯子送给你父亲,”老人说,“这是给我外孙准备的,不过我想给你父亲也不错。”

“谢谢你们。”

“让我来求神赐福吧。我会为这条毯子唱一首康复的歌曲,也送给你的父亲。”

我退缩着。这个老人想唱首歌?这有点危险。那首歌可能要唱两分钟或者是两小时。这可无法确定。天啊,看这个老人如此不顾一切的虔诚表情,他可能会唱一个星期。在没有说清楚之前我不能让他开口唱歌。

“我的爸爸,”我说,“我真的需要回到他身边。他真的病了。”

“别担心,”老人眨着眼睛说,“我会从短的歌曲里选一首来唱的。”

上帝啊,有谁听说过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信奉正统基督教的人?那个儿子,也许不像他假装的那样不信上帝,当他父亲开始唱一首收音机里常听的颂歌时他在旁边附和着,那首歌只有三分半钟长,像过去五十年里的四十首最佳摇滚歌曲的任何一首。但是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那个老人唱得不好。如果你在医院走廊里有机会唱康复歌曲的话,你应该有一个好嗓音,不是吗?但是,不是,这个人走调了;他的嗓音嘶哑而颤抖。如果歌唱者没有天赋的话,一首颂歌会失去其作用吗?

“这是给你父亲的歌,”老人唱完后说,“我把这首歌献给他。我不会再唱它了。现在它属于你父亲。”

老人的儿子在他身后眨了眨眼睛,走进了妹妹的病房。

“好的,谢谢你。”我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边接受毯子和老人的美好祝福,一边在私下里嘲笑他们。但是也许那个老人真有种神力,具有某种真的药力,因为他看穿了我的想法。

“你对康复歌曲是否相信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毯子听到了。”

“你去哪里了?”我回去时父亲问我,“我冷。”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我给你找了一条毯子。一条好毯子。它会让你暖和的。”

我用星牌毯子包住父亲。他把厚厚的毯子拉到下巴处,然后开始唱歌。那是首康复歌,虽然和我刚才听到的不是同一首歌,但仍然是一首康复歌曲。父亲唱得很好听。我不知道一个人为自己唱康复歌曲是否合适。我不知道父亲唱这歌时是否需要帮忙。我已经多年没有唱歌了,但是现在我和他一起唱起来。我知道这首歌不会把父亲的脚还回来。我知道这首歌不会修复好父亲的膀胱、肾脏、肺和心脏。这首歌不能阻止父亲一旦能在床上坐起来后就开始喝伏特加。这首歌无法打败死神。不,我想,这首歌是临时的,但现在临时就足够好了。这是首好歌。我们的歌声在整个监护走廊萦绕。病人和健康的人都驻足聆听。护士们,甚至是那个冷漠的黑人护士,不自觉地朝着我们走了几步。她叹息着,微笑着。我也对她微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有时,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仍然会对她的工作惊叹。她仍然对他人无限的荒谬的信仰惊奇。

医生办公室

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见医生,一个长相不错的男人——一名预备役军人——参加过两场伊拉克战争。我告诉他我因为过敏而失聪。他说他看来得清理我耳朵里的耳垢和黏液,但在检查了我的耳朵后他什么也没发现。

“不,里面都是干的。”他说。

他带我和孩子们到位于大楼另一部分的听力矫正专家处。我害怕了,但是我要孩子们保持平静,所以我努力配合着检查。现在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妻子能现身。

在听力测试过程中,我只能听到钟声、铃声和说话声的百分之三十——我显然得了神经和骨骼传导性耳聋。我的内耳砰砰作响。

我的头脑里有多少只蟑螂啊?

医生说:“我们要对你的耳朵和大脑进行核磁共振检查,也许我们会找到原因。”

“也许?”这个词让我害怕。

我的该死的头脑他妈的出了什么问题?我又有脑积水了吗?我的防洪堤溃塌了吗?我要洪水泛滥了吗?

脑积水

《韦氏大词典》对“脑积水”的定义是:“头盖骨内脑髓液体数量的一种非正常增长,同时伴随着脑室的扩张,颅骨尤其是前额的增长,以及大脑的萎缩。”我对“脑积水”的定义是:“在我孩提时就几乎杀死我的臃肿的、帝国主义的水魔。”

为了保住我的性命,阻止水魔,我在1967年六个月大时接受了大脑手术。我被假定会死掉。显然,我没有死。我被假定会出现严重的智能低下。但大脑中度损伤对我并无大的影响。我被假定会得癫痫症。到我七岁时我真的癫痫发作了。六年里我一直在接受镇静剂治疗,这是一种常用的复方抗癫痫药物。

镇静剂的副作用包括——所有我童年遭受的这种或那种磨难——梦游,焦虑,糊涂,沮丧,噩梦,幻觉,失眠,呼吸暂停,呕吐,便秘,皮炎,发烧,肝和膀胱功能失调,以及精神失常。

你觉得那些蟑螂怎么样?

现在,作为一个成年人,三十三年没有依赖镇静剂的我依然遭受着——这种或那种磨难——梦游,焦虑,糊涂,沮丧,噩梦,幻觉,失眠,膀胱功能失调,呼吸暂停,以及皮炎。

有种疾病叫做镇静剂使用后精神压力失调症吗?

大多数脑积水需要做分流手术,一种分流手术是在大脑内插入管子,以抽走过多的脑脊髓液。这些分流手术经常会失败。我认识一位脑积水患者,他经历了一百次或者更多次的分流修整和修复。这超过了一百次的大脑手术。每个外科医生的手上都有十根手指。每个特定的大脑手术都需要两到三个外科医生。这意味着一些脑积水患者的大脑被三千根手指摆弄过。

我是幸运的。我只临时性地做了分流手术。七岁以后我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脑积水的症状。

直到2008年7月,在我四十一岁时,我的右耳聋了。

对话

我坐在医院停车库的汽车里,给我的小舅子打电话,他正在照顾我的儿子们。

“嘿,是我。我刚做过脑部核磁共振。”

小舅子说了些让人难懂的话。我意识到我把手机放在了失聪的耳朵上了,我把手机转移到好耳朵旁边。

“操作核磁共振的那个家伙看起来不太高兴。”我说。

“这不是好事。”小舅子说。

“是的,不是好事。但是他只是个技术工而已,不是吗?他不是脑科或其他什么学科的专家。他只是一个照相的人,真的。而且他对耳朵或者失聪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不这样想。哦,天啊,我不知道他懂些什么。我只是不喜欢做完检查后他脸上的表情。”

“也许他只是不喜欢你。”

“好吧,当我告诉他我在孩提时得过脑积水后,我开始担心起来,而他看起来好像不知道脑积水是怎么回事。”

“没人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这是事实。你给孩子们吃过午饭了吗?”

“是啊,不过我在撒谎,这里没什么可吃的。”

“我最好去买点东西。”

“你确定?如果你需要我去我可以去。我可以去乔氏超市买些蹩脚货。”

“不,这对我有好处。我觉得不错。在核磁共振过程中我睡着了。我一直动来动去,所以我做了两次核磁共振。不然我可以早点做完的。”

“很好,我没问题,孩子们也没问题。”

“你知道的,在你进核磁共振仓之前,他们会问你想听什么类型的音乐——爵士、古典、摇滚还是乡村——我记得我爸爸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核磁共振仓内度过了很长时间。所以我想知道他那时选择的音乐。我的意思是,那时候他不可能听到,但他必定还是选择了什么音乐。而且我想选择和他相同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乡村音乐。”

“那是好的乡村音乐吗?”

“那是他妈的仙妮亚•唐恩和菲丝•希尔的蹩脚歌曲。我期待的是乔治•琼斯或者洛雷塔•林恩,甚至是乔治•斯特雷特的歌。天啊,如果他们播放查利•普莱德和弗瑞┑•芬德的歌,我会痛哭流涕的。”

“你想听的是酒鬼印第安之父自动点唱机。”

“嘿,这话该由我来说。你不能抢我的台词。”

“为什么不行?你总是自说自话。”

“亲我的屁股吧。那么,嘿,我想我没事。我准备去超市,过一会儿就能见到你。你需要点什么?”

“啊,伙计,我喜欢乔氏超市。但是你知道他们坏在哪里吗?你喜欢上了他们的某个东西——他们藏了一年——然后这东西就消失了。他们以前有我喜欢的馄饨,而现在他们没有了。我一直想为你和孩子们买东西,但我不想给自己买。我正在对他们进行绝食抗议。”

凌晨3点的越洋通话

我带着酸奶、热狗以及吐司回家后,小舅子就走了。我观看了乔治•罗梅罗的《死亡日记》,并开始嘲笑自己选择了这样一部以大量僵尸头部被射杀为特征的电影。

看完电影后,我给妻子打电话,意大利的时间比这边早九小时。

“我该回家了。”她说。

“不用,我没事,”我说,“你在罗马继续玩吧。今天看到了什么?”

“罗马教皇。”

“你现在不能离开。你得去偷点东西。这样做是为每个印第安人报仇。或者你可以在那里插一支老鹰羽毛,并声称是你发现了意大利。”

“我担心。”

“是啊,天主教徒总是会为我担心。”

“别开玩笑了。我该看看今晚我和妈妈能否登上飞机。”

“不,不,听着,你妈妈老了。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冒险。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和她冒险。呆在那里。代我向罗马教皇问好,告诉他我喜欢他的鞋子。”

那天晚上,我和孩子们爬上了床。我们一个挨着一个蜷曲着睡在一起,像是暴风雪中拖着雪橇的狗。我时不时地醒过来,摸摸头和脖子,看看它们是否变了形——感觉是否有触角长出来。有些昆虫通过它们的触角聆听。也许我身上正要发生这样的事。

告别

我的父亲,一名兼职蓝领建筑工人,在2003年3月死于酒精中毒。在临终时,他对我说:“请把那盏灯关掉。”

“哪盏灯?”我问。

“天花板上的灯。”

“爸爸,那里没灯。”

“它烧灼着我的皮肤,儿子。它太亮了。它伤害着我的眼睛。”

“爸爸,我对你发誓那里没灯。”

“不要对我说谎,儿子。上帝正在作出判断。”

“爸爸,自1979年以来你一直是个无神论者。来吧,你正在回想着你的出生日。在你最后的日子,你将回到你的最初。”

“不,儿子,是上帝在说我难逃一死了。他正在用宇宙间最强的光为我照亮通向坟墓的道路,那里充满了火焰。”

“不,爸爸,那些是你产房的光。”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儿子,那就关闭我母亲的子宫。”

我们在保留区一个极小的天主教墓地安葬了父亲。因为我跟他姓,所以我在墓碑上看到了我的姓氏。

厌战

父亲去世两个月后,我开始根据一本书研究我们家族的战争史。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我有个堂兄是炊事兵;在越南战争中,我有另外一个堂兄是炊事兵;而我父亲的父亲,阿道夫,在二战中服兵役并在1945年4月的冲绳战役中阵亡。

在研究过程中,我采访了十三位和我堂兄一起在越南打仗的男人,但只找到一位和我祖父一起打过仗的幸存者。2008年1月14日,我用麦克风和iPod记录下来了那次访谈,下面是它的部分内容:

我:啊,是的,你好。我现在是在密歇根州的利沃尼亚市进行采访——哦,也许该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

李纳德•爱尔默:什么?

我:呃,哦,对不起,我想问你是否能做个自我介绍。

爱尔默:请你说话大声点。我想我的助听器电力不足或者出现其他什么问题了。

我:你耳朵里的这个东西很有趣。

爱尔默:是的,让我来把它调整一下。我能远程控制它。戴着它我能听电视、音响和电话。它是一种蓝牙助听器。我外孙给我买的。稍等,好了,我们开始吧。我现在能听见了。那么,你刚才在问什么?

我:我希望你能对我手边的录音机进行自我介绍。

爱尔默:没问题,我的名字叫李纳德•爱尔默。

我:你多大了?

爱尔默:我八十五岁半(大笑)。我可爱的孙辈们总是说他们七岁半或者九岁半之类的话。这正好让我在说到年龄时产生了同样的说法。

我:那真有趣,呃,但是我现在想问一些关于我祖父的问题——

爱尔默:阿道夫。这样一个名字还真难忘。一个印第安人名字叫阿道夫,而有个纳粹混蛋也叫阿道夫。你的祖父因为名字问题遭受了很多不幸。但是我们大都叫他酋长。你知道这些吗?

我:我能想象得到。

爱尔默:是啊,现在我认为再叫印第安酋长是不合适的了,但那时候我们是这样叫的。我和一些印第安人共同服役。你知道,他们没有像对待黑人男孩那样把印第安人隔离开来。我知道你不可能再叫他们男孩子,但他们那时就是男孩子。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是男孩子。但事实是,那些印第安男孩们和我们白人男孩们同住、同睡、同吃。那时他们合法地和我们在一起。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称他们所有人都是印第安酋长。我打赌你自己也有几次被叫做印第安酋长。

我:只有一次。

爱尔默:你认可这个称呼吗?

我:我把篮球向那个家伙的脸上砸过去。

爱尔默(大笑)。

我: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

爱尔默:是的,是这样。是的,是这样。

我:所以,也许你能,哦,告诉我一些我祖父的事。

爱尔默:我能告诉你他是怎么死的。

我:真的吗?

爱尔默:是的,那是在冲绳,我们攻打海滩,哦,那个太难描述了。那是个糟糕的事情——那是地狱。不,即使用地狱这个词也没法描述它。我不像你一样是个作家,我不是诗人,所以我没有合适的词汇,但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去回忆它。那个海滩,那个岛,到处都是儿子们和父亲们,那些爱着和被爱着的男人们,美国人、日本人和冲绳人,我们所有人都在死去,在被其他爱着和被爱着的儿子们和父亲们杀死。

我:对我来说那些听起来像是诗歌——悲剧性的诗歌。

爱尔默:好吧,怎么说呢,是像悲剧性的诗歌。到处都是火。我们中的两个男孩,琼尼斯和欧尼尔,倒下了,他们都受了伤,暴露在沙滩上。而你的祖父——就是这个小鬼,几乎不超过5英尺,也许只有130磅——他跑出去救那两个家伙,一个肩膀扛一个,把他们带到了隐蔽处。嘿,你还好吧,孩子?

我:哦,对不起。不过,呃,事实上我知道我祖父是个战斗英雄——他获得了十二枚奖章——不过我从不知道他是怎样获得那些奖章的。

爱尔默:我对奖章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东西。你的祖父救了那两个男孩,但是在救人回来的途中他被射中了。他倒在沙滩上——我正躺在他旁边——死了。

我:他死前说过什么吗?

爱尔默:等一下。我得——

我:你还好吗?

爱尔默:只是——我无法——

我:对不起。你怎么了?

爱尔默:没什么,只是——就你写书来说,我知道你需要一些伟大的东西。我知道你需要一些你祖父的伟大的东西。我知道你希望他说过一些重要的、有诗意的、而且诚实的语言,我正想着对你撒谎。我正想着尽我所能地编造一些美丽的东西。一些关于爱、宽恕和勇气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我没办法编得足够好。而且我不想对你说谎。所以,我得诚实地说,你祖父什么话也没留下。他只是死在沙滩上,无声地走了。

孤儿们

我不能睡觉。我害怕我会在睡眠中死去。我不想我的孩子们成为孤儿——某种意义上的孤儿——在他们睡觉的时候。所以我一直保持清醒,等待天亮。之后,在凌晨3点,电话响了。

“是我,”妻子说,“不管你怎么说,我会在十六个小时内到家。”

“谢谢你。”我说。

咖啡店消息

在等待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的过程中,我又请求小舅子来照看孩子们,因为我不想在他们面前得知坏消息。

孤独而焦虑的我一边在商场里乱逛,试穿衣服;一边在等待手机铃声响起。

两小时后,我想杀死一切东西,所以我驾车向南去了一家咖啡店,一家叫做“肮脏的乔”的很干净的地方。是的,我愚蠢地以为喝下一杯含咖啡因的饮料之后我会平静些。

坐在咖啡店外的木椅上呷着咖啡时,我诅咒着耳朵里含糊的、隆隆的、响亮的噪声。可是当手机铃声响起时我又将它放在了失聪的那只耳朵旁边。

“喂,喂。”我说,怀疑这是个恶作剧电话,随即我醒悟过来,将手机转到左耳边。

“喂,”医生说,“你在吗?”

“是的,”我说,“结果怎样?”

“你的头脑里出现了异常。”

“我的头脑一直不正常。”

“有幽默感很好,”医生说,“你头脑里有一个叫脑膜瘤的肿瘤。它们在你大脑和颅骨之间的脑膜中生长。”

“该死,”我说,“我得癌症了。”

“哦,”他说,“这一类肿瘤通常不是癌症。它们生长得非常缓慢,所以,大约在六个月后,我们会再给你做一次核磁共振。别担心,你不会有事的。”

“那我的听力呢?”我问。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你的听力丧失,但是你应该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用强的松——一种类固醇药,只是碰碰运气。如果置之不理,你的失聪也许会减轻,但是我们有利用强的松恢复听力的成功案例。只是它有副作用,如失眠、增重、盗汗和抑郁。”

“哦,伙计,”我说,“这些副作用已经组成了我绝大部分的个人特征。这些类固醇药能让我被迅速辨认出来吗?我一直希望我有更多的皮肤疤痕和痣。”

医生低声笑着说:“你是个有趣的人。”

我想把手机扔到墙上,但是我还是说了声再见,注视着那些没有肿瘤的人们和他们可爱的没有肿瘤的脑袋。

脑膜瘤

Mayoclinic.com网站对“脑膜瘤”的定义是:“从脑膜中长出的肿瘤——这些膜在人的大脑和脊髓周围。大多数脑膜瘤是非癌的(良性的),虽然有极少的脑膜瘤是癌的(恶性的)。”

这是一种可怕、怪异而又乐观的描述。没有人会想要看到“恶性”一词,除非你正在阅读一部查尔斯•狄更斯关于邪恶房东的小说,但“良性”和“大多数”是两个搭配不错的词。

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网站上我了解到,脑膜瘤“通常是良性的,生长缓慢而且不会扩散到正常的脑组织里。通常,脑膜瘤向内生长可引起大脑和脊髓的压力。它向颅外生长可导致其变厚”。

所以,只能等,等他妈的什么?脑膜瘤会引起大脑和脊柱液体的压力?哦,你的意思是说真和他妈的脑积水一样?就像那只曾经试图击垮我的大脑并杀死我的水魔?带着这些新的信息——和这些新的疑问——我打电话给医生。

“嘿,你还好吧,”他说,“我们打算对你进行密切监测。你的脑膜瘤非常小。”

“好的,不过我刚看到——”

“你上网了?”

“是的。”

“什么网站?”

“梅奥诊室和华盛顿大学网站。”

“好的,都是些相当不错的网站。让我来看看。”

我听见医生敲击键盘的声音。

“好的,它们是准确的。”他说。

“你的准确是什么意思?”我问,“我的意思是,整个颅内压的描述——听起来像脑积水。”

“好吧,你的核磁共振报告表明,那些异常现象是因为你的手术造成了一些头颅钻孔,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伤疤,而且也许你有过一次脑震荡。不过除了那些,它看起来还不错。”

“但我为什么会变聋?这些肿瘤会造成听力丧失吗?”

“是的,但只有在它们位于听觉神经附近时才会这样。而你的肿瘤不是。”

“这个肿瘤会引起大脑压力吗?”

“会的,但你的肿瘤太小,不足以引起颅压。”

“所以在你无法解释听力问题时,我应该相信你关于肿瘤的解释?”

“你的失聪和肿瘤之间没有物理上的联系。进行二十天的强的松治疗之后,我和听力矫正专家将会检查你的耳朵和听力。如果没有进展,我们会另寻其他治疗方案。”

“但你不会治疗肿瘤?”

“就像我说的,在六到九个月内我们会再次扫描你的大脑——”

“你之前说的是六个月。”

“好吧,六个月内我们会再做一次核磁共振检查。如果肿瘤明显增长的话——或者突然地改变了形状或位置之类——那时我们会谈论治疗的话题。但是,如果你上网查找的话——我知道你会为此花费大量的时间,那我会告诉你你能找到什么。在因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尸检中,人们发现肿瘤可以长到相当大,而不引起任何副作用。即使这些类型的肿瘤已经扩散且危险了,它们仍然很少是致命的。而你的肿瘤,即使它长得相当快,经过很多年,数十年,也不太可能长成一个组织。所以这些就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的。你的感觉如何?”

“吃惊和受骗的感觉。”

我是应该感到安心,但我的大脑里有个肿瘤呀。一个被诊断有脑瘤的人怎么能感到乐观呢?即使那个脑瘤既不是癌也不会损伤大脑。

药店里的印第安人

在巴特尔药店,我将诊断处方递给药剂师。

“这是你给我们的第一张处方单吗?”她问。

“不是,”我说,“也不会是最后一张。”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但她看上去没有兴趣。

“这要花三十分钟,”她说,“大概需要这么长时间。我们会通过扩音器呼叫你。”

我想我不可能感觉更加疲惫了,或者更加脆弱,或者更加愚蠢。我是羊群里一只虚弱的羚羊——是的,一个相貌丑陋的笨蛋,步履蹒跚的姿势好像在说:“吃我吧!我是一个瘸子!”

在三十分钟里,我在药店里疯狂购物,大把大把地把各类物品扔进购物篮,好像在为我死后准备所需的东西。我抓起牙膏、瑞士军刀、保湿乳、漱口水、创可贴、抗酸剂、蛋白棒和大量的剃刀。我抓起笔和纸。我还抓起刮冰机和防晒霜。谁能预见在天堂里会有什么样的天气等着我们?

这种随兴购物让我有几分钟感觉不错,但之后我停下来走到玩具过道里。我的孩子们需要礼物、乐高汽车或其他东西,以获得极大的快乐。但是挑选适当的玩具是件具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事。我选错和选对的次数一样多。我曾听到一个失望的儿子唱出伤心的歌。

该死,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们会活下来,甚至长得很强壮,因为他们有个优雅的妈妈。

我想到了父亲的一生。他的父亲在二战阵亡时他只有六岁。后来他的母亲得了肺结核,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父亲六岁时可谓伤痕累累。但是他没有停在六岁。没有什么宗教、魔法、歌曲或舞蹈能帮得了父亲。

我需要喝水,所以我找到饮水机,不停地喝啊喝,直到药剂师叫我的名字。

“你之前吃过这些药吗?”她问。

我说:“没有,但是它们对我有好处,不是吗?”

这话让药剂师微笑起来,我伤感而又简单地感受着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个顾客,像个爱管闲事的女巫,说:“你之前已经有很多不眠之夜了。”

我震惊了。我口吃起来,注视着她说:“小姐,这和你有什么关系?请滚开,好吗?”

她不知道说什么好,转身走远了。我拿出信用卡,为讨厌的类固醇药之外多付了很多钱,而且忘了将玩具带给孩子们。

给父亲的临终谈话

•对或错:当一名在保留区长大的本土美洲人死于酒精中毒时,他可以被认为是自然死亡。

•你理解“旅行癖”这个词吗,如果你理解,请你用二十五个或者更少的词来告诉我们,你最想去什么地方旅行?

•喝醉的时候,你是否会站在1976年产的三速福特货车的破烂车轮后面,而又莫名其妙地在油箱空了的情况下载着你的家人跑一千英里?

•在土生土长的美洲人的世界里,唯一具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名词是“马路电影”,这是真的吗?

•有多少次,在你的任何一次公路之旅中,你的孩子问你:“我们到那里了吗?”

•请用二十五个甚至更少的词定义“那里”。

•先生,在你身为父亲的三十九年里,你六百一十二次伤过孩子们的心,而你却从未因愤怒而打过人。精神上而不是肉体上的伤害,会让你更像一个好男人吗?

•不用“男人”或“好”这两个词,请你对一个好人做出定义好吗?

•你认为在你临死之前会看到天使吗?你认为天使会来护送你去天堂吗?当天使带你去天堂时,你会多少次地问道:“我们到那里了吗?”

•你儿子清楚地记得每月会有一两次在华盛顿弗里曼的杂货店里,你为他买一支红白蓝三色冰棒并为自己买一只腌制猪蹄。你儿子清楚地记得那只猪蹄上还有脚指甲和小丛的猪毛。这些是真的吗?你真的吃那些恐怖的食品吗?

•你儿子经常开玩笑地说,你是你们这一代印第安人中唯一一个特地去读天主教学校的人。这当然是一个无趣的玩笑,它忽略了强制关押和随后的成千上万的本土的美洲孩子在天主教学校和新教学校在身体、精神、文化和性方面的无节制。考虑到你儿子在讲笑话时有问题的判断,你是否认为应该在幽默上设置什么道德规范?

•你的另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过了三十六岁的年纪了,还生活在你的房子里。你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种族文化的爱的表现吗?或者这是一种极端的家庭相互依赖症状吗?或者两者同时都是?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写道,高级心灵的标识是“同时具有两种相反主张的能力”。你认为这会成为事实吗?你曾经说:“白人们只有在他们的嘴巴闭起来时才会说实话。”这也是真的吗?

•有个诗人写道:“痛苦是从不和痛苦叠加的。它们是相乘的。”你能用二十五个或者更少的词汇确切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是多么痛恨光天化日下的勒索吗?

•你的儿子写下此诗以阐述他生命中那些最辉煌的夜晚:

确保两相毁灭

我九岁时,父亲割伤了他的膝盖

用的是一把链锯。但他任血流淌

而且他已经放倒了不止一棵树

在老板驾车带他去急救室之前。

那天深夜,在吗啡和啤酒的迷幻下,

父亲需要我去帮他驾车

带他去树林。“当心鹿,”

父亲说,“它们马上会出现

像魔法一样。”这是印第安夏天

我们驾车穿过温暖的雨和雷,

直到我们找到那把链锯,它躺在

砍倒的松树下。我带着疑惑观察,

父亲不动声色地用装满弹药的猎枪,

将那把链锯击成碎片。“为何这样做?”

我问。“儿子,”父亲说,“这里有痕迹。

一件事一旦开了头,它就会再来。”

•好吧,首先,如你所知,你真的用链锯割伤了膝盖,但是和你儿子诗中所言完全矛盾的是:

(a)你立刻去了急救室。

(b)老板打电话给你妻子,她开车送你去了急救室。

(c)你被注射吗啡,但是即使是你也没有愚蠢到使用麻醉剂时喝酒。

(d)那天晚上你和儿子没有驾驶皮卡。

(e)而且,即使你们驾驶了皮卡,你被伤害的程度也没有严重到需要儿子带着踏板或轮椅来救你。

(f)你在一生中从未用过“出现”这个词,而且你当然从未用过“像魔法一样”这个词组。

(g)你认为对一个印第安诗人来说, “印第安夏天”是一个有争议的季节性词汇。

(h)“温暖的雨和雷”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哦,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温暖的雨”,但“温暖的雷”是他妈的什么东西?

(i)你从来没去找那把链锯,因为它属于斯波坎印第安人。是怎样的一种怪人才会想去拿回曾经割伤他膝盖的链锯?

(j)你也认同这首诗的第三段听起来像一首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曲,倒不一定是其著名歌曲中的一首。

(k)但是“不动声色地用装满弹药的猎枪”才是整首诗中最精彩的描述,它挽救了这首诗。

(l)你从来没使用过猎枪。你在年轻时的确拥有过几支步枪,但是在你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你没有拥有过子弹枪之类的东西。

(m)你从没在任何情况下说过,“一件事一旦开了头,它就会再来。”

(n)但是,在你读这首诗时,你知道那绝对是真实的,而且它真的听起来很像你的整个人生哲学。

(o)你的人生哲学的其他结论包括:“那都是被浪费的白天和被浪费的黑夜。”

(p)以及:“如果上帝真的爱印第安人,他会将我们造成白人。”

(q)以及:“奥斯卡•罗伯逊应该是NBA徽标上的那个男人。他们在徽标上选择杰├•韦斯特只因为他是白人。”

(r)以及:“加了洋葱的花生奶油三明治——该死,这样才说得过去。”

(s)以及:“能吃到苹果或胡萝卜时,你为什么要吃石榴。在蔬菜和水果里,只吃简单的东西。”

(t)以及:“如果你真的希望有个女人爱你,那么你得跳舞。而如果你不想跳舞,那你得永远格外努力地工作以使某个女人爱上你,而你随时要冒着她会在下一秒为了一个会跳探戈的男人而离开你的危险。”

(u)以及:“我真的很怀念他们过去在凯玛特超市建的自助餐厅。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再建自助餐厅了。如果有天堂的话,我坚信凯玛特自助餐厅就是。”

(v)以及:“一个父亲总是知道他的儿子在干什么。例如,孩子们,我知道你们正将《好色客》杂志偷出我的卧室。你记得那本。那本书里看上去像柯克船长和乌胡拉上尉的角色们正在恩特普赖斯大桥上扭打。是的,就是那本。我知道你一直借着那本书。我让你借它的。记住这点:男人们和色情作品就像是植物和阳光。对我来说,色情描写就是光合作用。”

(w)以及:“你的母亲比我更像一个好人。母亲们几乎总是比男人们更像好人。”

团聚

妻子从意大利回来了,和她一起上床后,我感觉自己好像多年没有舒服地睡过觉了。

我说:“有传言说我长了一个肿瘤,但我用幽默杀了它。”

“你告诉我这个消息准备多长时间了?”她问。

“哦,大概从第一次某个医生将他的手指放进我的大脑里开始吧。”

我们做爱了。我们睡着了。但是,因为类固醇药物的作用,我在凌晨2点、3点、4点和5点都醒过。那张床正在折磨我的后背,所以我平躺到地板上。我不想很快死掉,至少不能死于我的小朋友肿瘤,但是那样也不能使我觉得更舒适些或是得到慰藉。我觉得与世界——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相隔遥远。我觉得我和那些大脑中总是被放进手指的人们最接近。

六个月后,当又一次的核磁共振检查表明我的脑膜瘤没有长大,形状也没有改变时,我不觉得我和世界更近了。

“你看上去不错,”医生说,“你的听力怎样?”

“我认为我已经恢复了百分之九十的听力。”

“哦,那么,类固醇药起作用了。很好。”

九个月后,当又一次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让医生假定我的脑膜瘤只是脑积水后留下的伤疤组织时,我并没觉得和世界更亲近。

“坦率地说,”他说,“你的大脑是漂亮的。”

“谢谢你。”我说,虽然这是我收到的最奇怪的赞美。

我想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有个白人认为我的大脑是漂亮的。但是我无法告诉他任何事情。他死了。我告诉妻子和孩子们我没事。我告诉母亲和我的兄弟姐妹。我告诉我的朋友们。但是没有人大声嘲笑我美丽的大脑,而我的父亲——那个酗酒的混蛋——是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