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军的前前后后

罗杰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炮兵部队直逼梧州。

梧州城工委为迎接解放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解放军进城后，露宿街头，不要群众一针一线，社会治安良好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的喜讯传来，中共梧州城工委欣喜若狂，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

当时，广西省城工委远在柳州，交通十分不便，要去请示或等上面来人，都不现实。梧州城工委谨记上级两条指示：一是中共中央指示蒋管区地下党组织，要避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力量在解放军尚未到达、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二是广西省城工委书记于1949年8月指示我们，要随时注意形势发展，充分捕捉有利时机，大胆放手，依靠群众，谨慎工作。根据这两条原则，梧州城工委认为，这是广西省城工委根据中央精神，对我省城市工作和有关迎接解放军的重要指示。从当前形势看，大军压境，国民党大势已去，梧州解放已是指日可待。

城工委首先抓住及时获得准确情报这个问题开展工作。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为了避免在指挥上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我们通过打进旧警备司令部、旧县府、旧法院、旧银行、旧税局、中小学校等单位的地下工作人员，要他们千方百计攫取解放军进军消息和敌人行动的紧急情报，要力求准确，随到随送，勿稍延误。同志们的积极性很高，情报源源不断地送来。首先获悉白崇禧已电令广西，在白军过后，要炸毁桥梁，破坏交通，妄图阻止我军追击；还有情报说原专员冯璜在逃离梧州的前夕，企图炸毁梧州水电厂，洗劫五坊路、九坊路等等。接着又有情报说白崇禧急电广西，原定炸毁桥梁的计划暂缓执行。有关个人行动的情报也不少，如县长谢某、原中国银行行长汪某、原团管区司令覃某等人的思想变化、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各自的逃跑方向等等。

战机转瞬即逝，不允许有半点犹豫。城工委迅速往下布署，马上发动工人、学生武装起来，以主人翁姿态，保护水电厂、油脂厂、火柴厂等企业；联络职工，保护银行金库；争取义勇警察队、粤桂航业公司护航队等武装投向人民；策动警察局大中分局局长罗杰起义；组织已归我们控制的武装人员，日夜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发动爱国民主人士，联络各商店、行口集资搭建街口木闸、防范抢劫火烧；在各主要街口的商店窗口，架起机枪，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城工委研究决定，派地下党员到广东都城，设法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请示工作，了解解放军将于何时进军梧州。派去的地下党员回来汇报，都城的解放军属“二野”，而解放广西的任务是归“四野”，因此解放梧州的具体时间他们不得而知，但“二野”部队的首长明确告知，时间不可能太久了，并指示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积极配合、支援解放军作战，肃清残敌；安定社会秩序，准备接管，恢复和发展生产。

当时梧州街上，常出现市民哗然惊跑现象。我曾拦住几个市民问：“你们跑什么？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全都无言以答，只是看见人跑自己也跟着跑。城工委认为亟须加强宣传工作。虽然我们早已散发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警告梧州特务的信》等宣传材料，但人心还是那样不安，我们便再次号召地下工作人员，加强关于解放军纪律严明、国民党危如累卵的宣传，并具体解决口头宣传的方式方法，力求收到实效。

距离解放的时间越近，敌人越是惶惶不可终日。原警备司令部经常出动宪兵，拦街搜查行人，从中敲诈勒索。敌人的卑劣行径，严重危及我们的地下活动。为了使及时传递情报、布置任务、转移干部、护送外来干部过境、筹集经费等工作顺利进行，城工委想方设法弄到了几张原军政机关的委任状、通行证、臂章之类，以备不时之需。有一次，我到谭公庙与干部接头，路经海关附近，遇到宪兵拦路盘查，眼见前面有人被搜身押走，当时我身上携带有秘密材料，要拐弯绕道已来不及，我索性大摇大摆迎面前去，略示证件便顺利通过，最终与干部按时接头。

在国民党军政人员逃窜前夕，敌人在白云山以东挖战壕，在北山顶阅兵拉炮，貌似固守顽抗。城工委经调查研

究，分析敌情，在基本摸清敌情之后，命地下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社会关系，分别对他们进行规劝投降、动员起义、阻止携款潜逃等工作，实行政策攻心，教育他们不要做蒋帮的替罪羊。

城工委专门在百花冲、农业职业学校和苍梧县戎圩等地设立掩蔽点，准备于必要时把因工作暴露的同志，暂时隐蔽起来。我们还考虑到打入敌军政机关的同志的安全，提防敌人逃跑时，强迫我们的同志跟着走，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让他们转移到隐蔽点去。

1949年11月25日，梧州市民在桂北路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11月25日上午，城工委接到情报，解放军从贺县西插，已过了风门坳，正向梧州进发。城工委即分头通知全体地下工作同志，马上按原定计划行动起来。当天下午6时左右，解放军雄赳赳地、军容整齐地开进了梧州市。倏时，市民群众的欢呼声、鞭炮声震荡着整座山城水都的云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宣传队带领着学生、群众激昂地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载歌载舞，给解放军亲人送茶送水，全城沉浸在欢庆的海洋之中！

我立即走近一位腰佩短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对他说：“同志，前线指挥所在哪里？我是梧州地下党城工委书记，要立即见到首长。”他回答：“小声点，请跟我来。”

在沙街某商行，我见到一位身材魁梧、目光深邃、年近四十的解放军军官，那便是四十军的民运部部长张烈同志。我说明自己的身份，主动报出秘密联络暗号：“青清——年连”。张部长也十分直截了当，他说：“我们部队过了长江才接到中央电报，说你们的联络暗号是‘罗康’。”我见联络暗号对不上，就说：“我是姓罗，现在暗号对不上，可能由于我们与省城工委相隔太远，交通不便，来往困难造成的。我们已三个多月没有联系了。”张烈同志表示理解我们地下工作的难处。他一面叫警卫员给我倒茶，一面关切地问起地下党的情况，特别关心党员的人数和同志们的安全情况。我一一作答后，向张部长提出：“关于联络暗号对不上的问题，以后再说吧，部队有什么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请指示。当前工作要紧。”张烈同志毫不犹疑，欣然同意我的建议。他那精明善断的气魄，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后来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同志到梧州，我才弄清联络暗号对不上的原因。因陈枫在香港与华南分局商定，改变了原来的暗号，上报了中央，中央按新暗号电告“四野”，而陈枫正欲通知我时，却因形势发展太快，已经来不及了。这是陈枫同志参加梧州军管工作，与我见面时才澄清的问题。这是后话。

张烈部长说梧州已经解放，地下党的干部要公开出来工作。他让我考虑，在公开之前，要不要留下一些秘密党员？留多少？我答：“想不出有保留的必要，加之梧州的党员比较少，还是全部公开出来工作吧。”张部长表示同意并郑重提出，在军管会未来到之前，应成立一个工作机构，以便执行三大任务：一是维持社会治安；二是保护民族工商业；三是支援前线。他说：“这机构叫什么名称好？是否叫‘苍梧县人民维持治安委员会’？但‘维持’这两个字不好，就叫‘苍梧县人民治安委员会’吧。”我同意。他问：“由谁当主任？”我说：“请部队派员担任好吗？”他说：“部队干部都要从地方来。”我想了一下说：“是否在地方找一位有社会影响力的民主人士？”这时，张烈同志笑着说：“好一位纯真的同志！”他顿了顿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没有共产党掌握，你看行吗？”我马上说：“张部长，我明白了。”他点头，说：“主任由你担任。”接着我建议梁成业同志任副主任。

第二天，在红星戏院召开了一次有苍梧县各界人民参加的代表会。会上，首先由我讲话，宣布了“苍梧县人民治安委员会”成立及其三大任务，接着张部长代表解放军讲话，他更详细地讲了治委会的三大任务。随后在港口码头、主要街道张贴了几十张由我署名的治委会布告。这天，梧州人民首次有了自己的政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

入城后的解放军，连日露宿街头，不要群众一针一线。商店照常开门营业，群众赞不绝口。原属城工委领导的地方武装，这时在治安委员会的指挥下，协助解放军继续执勤，社会治安良好。

1949年12月，苍梧县人民治安委员会成员合影。

解放军为了追歼南逃的白军残部，亟需迅速补充军需，治委会日夜奔忙，及时筹足军粮、马草、银元、港币，还征集了几十艘大小船只，最后想方设法找到一本军用地图，支援部队。至此，支前任务告一段落。后来，张烈同志以商量态度，问我能否提供几支短枪。我马上应允，即派人到有关部门，调来几十支尚未开封蜡纸的新驳壳枪给他。张部长异常高兴，表示感谢地下党的有力支援。

迎军的前前后后，不过短暂的几天时间，它给我打下的烙记，有如八年抗战那么深，也好像解放后四十年那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