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追梦人

严佳宜

钟思

1965年12月15日，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离开长江口北上，进行海上轻载和重载试航。12月21日，“东风”轮航行至渤海湾，遭遇10级大风，船体大幅度摇摆，颠簸不止。一位身材高大、年过半百的男摄影师对风浪浑然不觉，挺身站在桥楼上，尽管船员一再劝阻，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紧靠栏杆，稳住脚跟，手举相机拍下横浪冲击船首的照片。他就是第六机械部七〇八所总工程师、国家验收组船体小组负责人钟思。他一面艰难地与风浪搏斗，一面仔细观察、详细记录，拍下珍贵镜头，获取“东风”轮试航的宝贵资料。

钟思祖籍广西梧州市，是革命烈士钟云的弟弟，是从梧州走出去的船舶设计专家。

“东风”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大部分配套设备来自于国内，其诞生是我国造船工业的一个里程碑。货轮的设计团队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学彦为主，先后有60多名科研人员参与设计。该船交由江南造船厂建造后，钟思作为总工程师，经常与设计人员讨论解决技术难题，并利用自己与船厂领导以往在业务、工作上所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合作关系，妥善合理地协调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的不同意见，保证了设计、施工如期完成。

许学彦回忆，在设计货轮航速时，就如何确定航行阻力一事，他与一位同事争论不下，各说各有理，钟思倾听双方意见后，从理论、实践出发，做出科学论断，既支持了正确意见，又让反对方理解，双方都心服口服。钟思不仅在七〇八所，甚至在整个造船界都有很高威望，但是他在处理技术问题上绝不单靠威望，而是以他丰富的经验、超强的组织能力、全面的综合分析能力来解决问题，因此大家遇上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总是找钟思来评定。当时，在货轮的设计思路上，有人提出按现成的苏联资料设计，钟思认为不应盲从。他召开民主讨论会，听取各位设计人员意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严格把控每个技术环节质量关。

“东风”轮在试航中曾两次遇到强风，全部完成了国家鉴定试验大纲所规定的试验项目，得到满意的结果，船的航速达17.3节，超过设计航速为17节的要求，主机辅机及各项辅助机械在整个试航过程中运转正常，于1965年12月31日正式交船。

“东风”轮与世界同类型货船相比，是比较先进的，为我国大批量建造万吨级船舶奠定了坚实基础。1966年5月6日，周恩来、邓小平陪同外国首脑登轮参观并给予好评。“东风”轮后来又行驶中日、中加航线，十年营运性能良好，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评为中国十大名船之首。

钟思出生于1914年2月。上世纪20年代，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风起云涌，毗邻的梧州也升起八桂大地第一面镰刀锤子红旗。钟思兄姐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二哥钟云为革命英勇捐躯。钟思从小就接受和向往新的革命思潮，到青年时代，钟思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热潮之中。

1933年10月，已是上海同济大学机械造船系学生的钟思，与40余位有志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跋山涉水往台儿庄投奔“一·二八”抗日英雄176师师长区寿年部队，开展战地服务，印发抗日传单，书写抗日标语，发表救国演讲，教士兵唱歌、替士兵写家信，组织歌咏、话剧演出，鼓舞士气。后来，区寿年对战地服务队在宣传中倾向共产党抗日主张表示不满，不允许服务队在军队开展宣传活动，不过出于欣赏钟思的才干，区寿年单独挽留他，并委以少校军衔。钟思不为所动，决定返回母校，继续他的造船事业。

因为在鸳鸯江畔长大，钟思从小爱好游泳，对江、河、湖、海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鸳鸯江畅游的时候，就很向往自己有一艘小船，划出大江大海，周游世界。此时，同济大学正在南迁，钟思几经辗转，历经艰辛，于1939年初夏回到离开近一年的母校，一边当助教一边继续完成七年的学业。1940年，26岁的钟思毕业留校正式任造船系助教，后又兼任民生公司设计室副工程师，教学和工作经历迅速提高了他在造船业知识和处理技术问题方面的能力。1944年底，经专家推荐，钟思以优异的考试成绩取得到美国太阳船厂进修、实习的名额。

濒临大西洋的美国太阳船厂，建造过数以百计的万吨级商船和许多军用舰艇，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型船厂里，钟思目睹了高大的厂房，大型船台和巨型起重机吊着大型零部件的情景，深感祖国造船事业的落后，他立下为实现中国海上强国梦而努力的远大志向。他与同往的中国同学认真研读船舶图纸，参与船舶建造工程，刻苦钻研解决了万吨级货轮的消磁、防磁技术问题，提高船舶防水雷的安全性能，其能力和钻研精神感动了船厂里的美国人，当地报纸刊载标题为《中国未来船舶工业发展的希望》的长篇文章，报道了钟思以及其他中国同学的优异成绩，并配以工作照片。1946年，钟思结束在美国的进修后回国，放弃了在招商局工作的优厚待遇，返回民生公司设计室任工程师，并兼任同济大学讲师。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钟思刚返到办公室，就看到同事们在兴奋地议论着这件喜事。他心情十分激动，想起19岁就为革命理想献身的二哥钟云，不禁默念着：“二哥，你的理想终于要实现了！”

上海解放过程中，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故意破坏交通运输设施，妄图阻挠上海经济发展。当时，钟思作为船舶建造处设计课课长，将加快造新船、恢复长江航运作为当务之急。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带领大家建造河内拖轮72艘，创下抗战以来的新纪录。大规模的造船工程，不仅建造了一批急用船舶，而且留住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拉开了当代中国造船工业复兴的序幕。1950年，钟思被评为上海市一级劳动模范。1956年，钟思作为代表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国防科委若干研究院。在参军受衔时，钟思被授予上校军衔，这是全院技术人员获授的最高一级军衔。作为七〇八研究所的总工程师，钟思在所长领导下负责技术指挥。七〇八研究所设计的军民舰船类别多达20多种，钟思结合自己在船舶设计、教学、基本建设、生产管理、规划编制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从宏观上协助所长，保证所内的科研活动有序、高效地进行。1965年，钟思受国家科委派遣，参加编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并担任船舶工业部分的召集人。他往来北京、上海，与造船界的专家一起调研、讨论，完成了编制工作。同年，他作为船舶界专家，参加国家科委组织的金沙江开发考察活动。

1965年夏天，在编制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的间隙，他顺道返回阔别26年的家乡梧州。1939年，他追寻南迁到贺县八步镇的同济大学，在去八步之前回了一趟梧州，此一别倏忽过去20多年，站在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鸳鸯江前，钟思情不自禁吟起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鸳鸯江的水波一如既往，但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个幻想拥有一叶轻舟的小男孩，已经成为参与制造万吨巨轮的船舶专家。钟思在梧州游览白云山、北山，品尝冰泉豆浆之余，与警卫员、女儿一起住在当年与二哥钟云一起住过的老屋，在家里吃家常便饭，唯一的一次赴宴是到大姐家。钟思对大姐亲手制作的家乡白切鸡、香芋扣肉、煎酿豆腐渣、冬瓜盅等赞不绝口，连说“怀念已久”。大姐的长子严立民也是抗战时期的大学毕业生，是梧州市有名的工程师，当时正在为筹建梧州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桂江一桥忙碌。钟思对此兴趣浓厚，他认为梧州落后在于交通不发达，还预言第一座桥建好之后，会陆续建更多的桥，甥舅二人兴致勃勃，促膝长谈。后来，钟思又会见了为征集党史资料四处奔走的时任梧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梁学琴，为当时已被列入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中共梧州地委旧址的修复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

1966年9月，钟思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组织为钟思平反、举行追悼会，粟裕大将参加了钟思追悼会并送上花圈，钟思的衣冠遗物被葬入上海革命公墓，后移入苏州烈士陵园。

可以说，钟思走过的路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相依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