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挑战与对策

■彭 晶/吉林大学

居安思危，中国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必须摆脱产出低效且边缘化的困境，才能真正肩负起人民、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安全”使命。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微观主体（研究人员）主要是以各高校为中观组织单位，以高校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制度为激励，发生科研行为、进行广泛的联合，从而建构起宏观的体系力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行为科学看来，科研工作者及其组织的力量的形成与释放，是以其系统中激励制度的科学、有效为约束的。因此，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问题，往往发端于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制度的弊病。接下去，我们将以激励理论中的“目标替代”概念为分析基点，逐层剖解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及其科研管理体制所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应采取的对策。

一、问题与挑战

21世纪是一个创新的年代，如何面对重大科技前沿组织高水平的创新活动？如何面向未来的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国内，不少高水平院校也在进行学科交叉的多重探索。长期以来，我们习惯按学科组织师资队伍、开展学术研究、培养青年人才。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强化了教师的学科身份感，制约了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生的学术视野也往往局限在他们所学的专业领域。为了产生重大创新成果，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刚性的学科界面必须打破。

我们必须以创新和学科交叉为两翼，瞄准重大前沿课题，力求吸引全球不同学科、领域的顶尖人才，通过跨大学科、跨大领域的交叉合作，产出若干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成果，培育出若干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2019年，清华大学为了突破体制机制上的发展阻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在需要突破的体制机制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首先在制度文化方面，学校成立了跨学科研究小组和机构管理办公室，并设立了交叉研究专项，加强了对项目的支持力度。同时还出台了两项重要制度，一是教师跨院系制度，一是交叉学科学位授予制度。其次，在学术资源整合方面，面向重大研究课题，整合不同院系的学术资源，建立学科交叉研究机构。此外，在人才汇聚与学术引领方面。将设立未来实验室、脑与智能实验室，其目的就是能够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学者，在同一个物理空间开展跨学科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整合，能够产出重大的国际前沿学术成果。

当前，国家和教育部一直在不断倡导、推动跨学科研究以及交叉学科的培育、发展，近年来也加强鼓励、资助社会科学研究以“高端智库”建设为契机，提升自身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的回应能力。不论是原来的985高校，还是新近入列“双一流”的大学，其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中，都不乏针对交叉学科和对策咨询科研人员的晋升通道，针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直至单列的专项资助经费。如此看似上下联动，长期持续的管理激励，为何难以实现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及其知识生产质量的提升呢？

行政化的高校社科科研管理体制，以及由这种行政化而衍生出的“目标替代”行为，是前述问题的症结之一。作为高校行政机关中的一个业务部门，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机构负有兑现校方在该领域既定工作目标的责任。来自目标责任制的压力，会迫使行政机构极力用目标中难度和风险可控的要素，代替那些复杂程度高、不确定性强的要素，最终形成行政绩效考核的方案。随之而来的，行政机构服务的对象也会因为行政机构所采取的”目标替代”策略而发生“逆向选择”——坚持原本目标中高难度、高风险要素的对象，会被愿意认可行政机构执行替代目标的对象所淘汰，而后者则成为行政机构的“宠儿”和最终获得服务的对象。

现实中，我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部门普遍不对所谓“跨学科”的人才、成果、项目的“交叉”难度和质量予以界定，其结果便是大量“近亲”学科间的交叉。相比之下，如果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需要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由于其难度大、风险高，反而很难获得科研管理部门的青睐，相关研究人员只能知难而退或者自寻出路。同样的，高校的高端智库建设也淡化对“回应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目标的考核，因为“独立”做出应该在哪些领域进行“回应”的判断，要比“迎合”体制内明确的需求更有难度。结果，高端智库反而成为了政策实践部门的跟从者，“命题作文”式的政策解读，而非“前瞻性”的政策洞见，更能为智库赢得科研管理部门的成果认定与经费支持。

概括而言，缺乏恰当行政约束的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容易滋生“目标替代”问题，从而扭曲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行为。而扭曲、低效的知识生产体系显然会令国家和世界在“风险社会”的时代前进得步步惊心——仅靠自然科学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跛脚的；仅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来思考、判断社会的未来，同样是跛脚的；跛脚的治理必然导致效率的降低和成本的攀升。更加有害的是，科研管理体系的“目标替代”策略，必然引发科研工作者的“逆向淘汰”——科研工作者中真正在关键问题上具有跨学科知识生产能力，在国家、社会发展问题上具有独立、专业判断的一类，正在被迫远离高校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从而也远离了国家向专家征询意见的官方网络和渠道。

二、出路与对策

老生常谈“去行政化”并不能在实践中有效解决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目标替代”问题。正如韦伯一百年前就在《以学术为志业》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提升专业化分工的必然需求，行政化的收益和代价会长期伴随现代大学治理的发展而存在。更加可行的办法不是天真地呼吁“去行政化”，而是与时俱进地优化对行政部门的绩效管理方案，矫正其对科研知识生产活动的激励扭曲。具体而言，高校和科研管理的顶层设计必须针对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目标提出更加明确而有针对性的要求。

首先，对交叉学科研究问题和团队的资助，必须以实现社会科学同医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农学等学科的大跨度联合为“门槛”，以此优先保证对难度高、风险大但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稳定投入。同时压缩那些社会科学学科间低水平的近亲交叉，扼制以套取相关经费和晋升渠道为目的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能力和质量的整体提升。

其次，对高校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基础的高端智库建设，同样要设立明确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门槛。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采用了“典型案例”来评价高校智库的“社会服务特色与贡献”，这一标准实际上相当模糊、宽松，体现了主管部门推动智库发展的强烈愿望。但是，为了真正使智库投资能够回应国家及社会的需求，必须应用基于大数据的文本相似度分析技术，认真对所谓“高端智库”的对策建议进行“查重”，杜绝以政策文件的既定内容做对策建议、做评价结论的“粉饰”和“装点”，鼓励以独立的科学视角为既有政策查漏补缺。此外，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不应仅以智库提供的“领导批示”或“采纳证明”为依据，“静态”鉴定智库成果的权威价值；智库成果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转化成为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发展规划甚至工作方案，究竟有没有在新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讨论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观念力量，这些才是智库知识生产“权威性”的真正标志。科研管理机构需要吸纳更加动态和多元的智库评价体系来有效引导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体系中资源的配置。

最后，要彻底和长期地预防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系的“目标替代”问题，最终要依赖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的“去行政化”。只有高校建立起并维护好一支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资源“免疫”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团队，大学才可能拥有对行政管理系统内嵌的“目标替代”问题的持久监督能力，才可能修复科研队伍中的“逆向选择”，淘汰那些牺牲科学研究的专业性、独立性、权威性来换取行政权力和资源的机会主义分子。可以考虑试行“学术独立性宣誓”制度，将志愿专注学术、承诺不谋求行政职业生涯的科研工作者汇聚起来，并向社会予以公布，通过充分地树立其“独立性”来建立一支“去行政化”的科研力量。然后，在交叉学科研究及智库建设领域，开辟专门通道，鼓励上述“独立性”科研力量的参与，善用其“独立性”来推升知识生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并为其他存在行政关联的研究团队提供对比和竞争的监督力量，实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整体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