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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凯 黄乘顺*/邵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年10月,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为应对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同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推动转型发展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1]。
2018年6月在成都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长陈宝生强调“应用型高校也要加强一流本科教育。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各类人才,我国有一大批应用型高校,要根据办学传统、区位优势、资源条件等,紧跟时代发展,服务地方需求,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2]。同年10月在《关于公布湖南省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项目名单》(本科院校)的通知中,将邵阳学院等7所高校定位为“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2019年12月24日,教育部文件(教高厅函[2019]46号)公布,邵阳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被评为国家级一流建设专业。
高等教育界对于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长期奉为圭臬,因为这句名言厘定了大学、大楼、大师之三方关系,揭示了名校本质、震撼了无涯过客、感动了天下学子,以至于后世论“大学与大师关系者”,无出其右。然而,梅先生的“大师论”能照搬用于引领地方应用特色学院的发展吗?地方应用特色学院争创“双一流”路在何方?
我以为,梅先生所指“大学”的校情,与众多地方应用型特色学院的校情有很大差别,梅先生所论述的“大师”,是地方学院难以企及也无需一味追求的目标。高水平“大学”与地方应用型特色学院,其目标定位不同、条件底蕴各异,地方应用特色学院的建设与发展,立应足于“地方”、突出于“应用”、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与历史研究中,有种方法叫“知人论世”;西方德尔斐神庙刻有“认识你自己”的箴言;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曾提出“回到事情本身”;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面对梅校长的至理名言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现实,我们不能盲目照搬照用前人的经验结论,必须实事求是、检视问题、正视差距找初心。
1931年10月,梅贻琦作为清华园新的掌舵者在就职演说上,发表了论述大学、大楼、大师三方关系的著名“大师说”。清华大学1911年建校,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建校资金源于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资金专款使用且充裕。1909—1911年,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前身)选送三批共180名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胡适、竺可桢、胡刚复等,截至1929年清华共培养、选送留美学生1280人,其中很多人是各行各业的创始人、巨擘大师和著名专家。
从纵向来看,1925年仅清华大学国学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即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20世纪20—40年代清华的师资或培养的学生有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杨武之、吴有训、钱钟书、曹禺、季羡林等,很多是中国近代各科各业的开山祖师。如果按梅校长提出的大师标准,地方应用特色学院恐怕全校也难有1人达标。
从横向来看,清华大学在当时属于民国四大名校之一;1937年因日寇入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外迁组成后世仰望的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既有海外留学传统、巨额专款支持、国家部门重视,又有择天下英才的生源保障,地处建都八百余年的北京(时称北平),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梅校长提出“大师论”是有充足的依据和底气的。地方应用特色学院从来就不属于名校之列,在各方面均处于明显弱势。
教育部副部长李晓红在2016年表示,约200所普通高校试点向应用型转型,而应用型本科院校最重要的特性是“地方性”,有些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中将自己定位于“地方性、应用型”或“行业性、城市型”,而提出行业性定位主要源于历史上是某行业主管部门创办的高校、服务于某行业特色明显;城市型侧重其服务的范围而言,强调其服务于所在城市的发展;但总而言之,都是“地方性”的体现[3]。
地方应用特色学院从天时来说,以前的社会过于强调学校整体、忽视学科建设,全国“211、985高校”的历史格局与层次划分已经形成,有幸的是2015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广大争创“双一流”的地方应用特色学院来说是又一次跨越发展的良机。从地利来说,多数地方应用特色学院一般坐落在非北上广深、非省会的二线以下城市,城市吸引力欠缺、有些甚至长期交通闭塞、全国知名度较低,较之清华园所处地理位置与知名度不可同日而语。从资金支持方面来看,2018、2019年清华大学总预算分别为 269.45、297.20 亿[4],2019 年中国大学社会捐赠排名榜首的清华大学获社会捐赠123.09亿。2018年末的清华大学净资产达到574亿,其校名下仅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年营业额超1200亿。而地方应用特色学院全年所有预算合计一般也不超过5亿,在校园面积、大楼建成、实验室建设、后勤保障等基础设施方面远远落后于清华这类顶尖名校。在政策支持方面来看,清华与普通高校的差距更是毋庸赘言,处于二线以下城市的地方应用特色学院较难获得教育部重点关注与省领导部门重点扶持。从师资生源来说,应用型本科院校自身历史底蕴不足,很多是受益于上世纪末、21世纪初合并潮将专科或职高升格为普通二本,生源多半也为本省二本普通生源。
习总书记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作为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正确认识自身实力、所处高校位置,充分尊重“地方性”这一特性与底色,以“应用”与“特色”为抓手和切入点,深入排查检视自身存在的历史遗留难题与不合时宜的问题,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牢固树立行政服务于教研、管理服务于师生理念,寻找符合学校办学历史与学科结构的初心,打造服务区域地方发展、具有特色鲜明学科的高水平应用特色学院。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出现与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有关,国际学界公认大学主要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2011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新职能提出来。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将“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四大重要使命相并列,成为大学的“第五项职能”。地方应用特色学院在践履五大职能时,需要深入剖析自身优劣势,向兰州大学在生态学、草学、大气科学、地球物理、敦煌学、西部民俗等领域“做足西部文章”的精神学习,扎根服务地方、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解决当地独有的经济、自然、人文、生态等问题,将地域劣势转化为学科优势。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总书记提出包括“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内的“九个坚持”,这其中蕴含马克思主义深刻的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方法论思想。地方应用特色学院的主要定位并非要解决国际学术前沿问题,而应侧重于理论、技术及原理的现实使用与实践改进,建设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地方应用特色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也应与研究型大学有区分度,注重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复合型人才和地方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人才,侧重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重点加强实验实训实习环境、平台和基地建设,鼓励吸引企业参与,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等方面办出特色。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世纪之交快速提升整体实力、突出办学特色的高校,可以作为地方应用特色学院未来发展路径的参照指引,其中部分高校可作为榜样学习。笔者将其分为高起点办学、强强联合、合并崛起、新兴合作的四种类型。
高起点办学类高校特征为:党和国家积极倡导并高度重视、中央领导的嘱托关心、实力雄厚的母校作为依托。强强联合类高校的特征为:自身历史底蕴好,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在合并后稳居顶尖高校之列。合并崛起类高校特征为:原来并不出名,实力分散,但是具有特色学科,合并之后实力与知名度迅速提升并成为第一方阵的高校。新兴合作类高校特征是:办学理念先进、地域优势明显、建设资金充沛,师资面向全球、海纳百川,中西合作办学、精英小班授课。如下是4类有代表性的部分高校。
(1)高起点办学类高校:国防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湘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强强联合类高校: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
(3)合并崛起类高校: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4)新兴合作类高校: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深圳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在因地制宜、特色定位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几条快速提升学校实力的经验:与优质学校合并、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强有力的人才引进、打造国内一流的硬件平台、营造舒适宜人的工作环境、接受顶尖高校的对口援建、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服务。对于地方应用特色学院而言,根据自身校情活学活用,转“行政办大学”为“学院办大学”,改变陈规陋习、注重简政放权,坚持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的理念,加快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申报。遵循教育事业的客观规律,将其他高校的成功发展经验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是成为后来居上院校的不二法门,开辟出独立自主的地方应用特色学院发展之路才能更好的服务地方、回馈社会、激励师生、骄傲校友。
战略机遇期往往稍纵即逝,影响深远,当年启动的“211工程与985工程”奠定了之后20年我国高校的位置格局。目前,对于高校特别是地方应用特色学院而言,最大的机遇蕴藏在国家推进的“双一流”建设之中,蕴藏在“双万计划”之中。地方应用特色学院往往历史底蕴欠缺、城市吸引不足、经济待遇一般、既苦于国家级科研平台较少、又难获国家级课题项目,对引进顶尖人才和优秀博士毫无优势。那么,应当如何逆水行舟、排除万难,完成地方应用特色学院跨越式发展呢?
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与校长是学校的核心领导。“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地方应用特色学院更需树立核心领导、强化核心权威,依靠领导班子,做到前瞻规划、举旗定向、谋定后动。团队达到的高度取决于核心领导的思想深度,单位建设的厚度取决于核心领导的胸怀气度,集体成长的速度取决于核心领导的决心力度,组织拥有的温度取决于核心领导的关怀精度,高校跨越的广度取决于核心领导的行动强度。
俗话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地方应用特色学院的跨越发展,离不开领导班子高屋建瓴、深谋远虑的顶层设计,离不开每一位教师的奋进拼搏,少不了点点滴滴全方位全过程的进步、少不了全员师生发扬“主人翁”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少不了学科、教学、科研、管理、设施设备、后勤保障等全领域的高水平建设。地方应用特色学院要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既需借鉴先进理念与经验,又要克服精致利己主义、拈轻怕重、暮气沉沉等沉疴陋习。全校要有脱胎换骨的决心意志、团结一致的目标蓝图、事在人为的昂扬斗志,要择优提拔青年学者与年轻干部,在破茧化蝶的痛苦过程中完成惊人的蜕变。
作为地方应用特色学院,大楼建设、思想革新、人才引进与内部挖潜、财力保障缺一不可。如果缺乏设施完备的大楼、优美的校园环境、产教融合的高精尖实验室与国家级平台,地方应用特色学院想引进大师或知名学者无疑是难上加难,而自我孵化培养出真正大师更是痴人说梦。地方应用特色学院像麻省理工学院或者西湖大学走“小高精”的路线是不合时宜的,应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坚持先做大、后做强;既扩大建校规模、又注重培养质量。
华南师范大学陈先哲教授也认为,世人对梅校长的“大师论”有误读。从历史脉络看,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的前一年,前校长罗家伦已委托清华校友杨廷宝所领导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了清华的规划,建成了生物馆、气象台、明斋和图书馆二期,被称作“又一四大建筑”,梅校长上任之时,清华园大楼已成。从历史实践看,梅贻琦并非不重“大楼”建设,他发表演说当年,便委托天津华信工程司的沈理源先生开展清华园的建设和规划,建设大楼与延揽大师是齐头并进的。此外在梅贻琦当日的演说中,谈“大师论”之前还有一段原话:“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所谓“大楼”泛指办学硬件,不仅包括建筑,还包括仪器、设备、环境等[5]。可见,世人对梅先生的“大师论”存在误解、误用由来已久。
综上所述,地方应用型特色学院的建设,不必囿于梅先生的“大师论”,首先要对本校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与精准定位,确定符合校情的发展目标,不应与顶尖大学比“大师”,也不应与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比“大楼”,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把握机遇,久久为功创一流。
具体实践上对学校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胆的改革探索,除旧革新、锐意进取。注重校史的梳理挖掘与特色宣传工作,主动对学校的爱岗敬业模范、道德奉献楷模广泛宣传;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学报或出版社,提升招生质量、保障就业通畅;深入挖掘校友资源、重视各项评估,赢得主管部门的肯定与良好的社会口碑;重点推进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及国际交流合作,试点探索书院教学、大理科模式、产教协同育人办学模式,探索联合订单培养、小班精英授课,突出对学生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地域劣势可采用设立学院的飞地分部来解决,资金劣势可通过校友捐赠、教育集团附属医院、校办企业等校产收入来克服,人才紧缺可获得名校的合作支援来缓解,规模短板可与优质学校互补合并来提升,但是形成全国一流特色学科体系离不开依托本市的发展,获得各级领导部门的高看一眼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在培养、留住、发展人才的高校竞争中有底气,稳步增加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单点突破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尽早实现硕士点乃至博士点零的突破,立志展望世界一流特色学科。比如,没有地域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的地方性本科院校——邵阳学院,通过以上途径的探索改革,目前已经获得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最重要的是立足地方人文与经济发展条件,在相对优势领域做大做强,与其他高校进行不对称竞争,走出独立自主之路,实现跨越性发展,在我国高校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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