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奈达对等理论《哈姆雷特》卞之琳译本研究

■刘梦梦/黄河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一、前言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创作于1599—1602年间的一部悲剧，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篇幅最长的一部。该剧艺术构思独具匠心，人物刻画细微巧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400多年来一直受到英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作为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悲剧，《哈姆雷特》中有多处经典桥段脍炙人口，发人深思。其中以“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开头的著名独白，是主人公哈姆雷特关于生存和死亡、思考与行动、复仇与忍耐极度忧虑和矛盾的内心世界的展示，读起来震撼人心，发人深思，这段独白以准确的语言、复杂的情景、深刻的哲理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文学家和评论家的注目。就中国而言，多年来已经有多达近二十个不同译本的《哈姆雷特》出现，而卞译版本算是诸多版本中备受推崇的一个。卞译《哈姆雷特》最初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算是《哈姆雷特》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译本中出现时间最晚的，但卞之琳在翻译时吸取此前各家之所长，集思广益，因此，此版本可算是精品译作。

尤金·奈达，美国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在我国翻译研究界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其翻译理论是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之一，在美国乃至世界翻译界都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奈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了对等理论，认为作为对等的形式有两种：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形式对等强调的是译文要尽可能呈现原文的形式因素，而动态对等强调的是译文要尽量做到自然、切近和对等，从译入语读者的感受出发，好的译文应使读者与原文读者感受相同。

二、形式对等

形式对等是奈达于1964年在《试论翻译科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奈达认为形式对等是以源语为导向，要译入语尽可能揭示原文信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为达到这一目的，形式对等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中尽可能地再现源语的多种形式因素，这些形式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语法单位，第二是词用法的一致性，第三是源语语境中的意思。

文学翻译中会遇到各种体裁，尤其是在翻译诗歌时，译者往往会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诗歌的表达形式，例如韵律、节奏、谐音、标点符号等对于传达诗歌的内容、诗人的情感等有着是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因为这些形式上的因素有着特殊的含义，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该在保持原文意旨的基础上兼顾形式对等，尽量还原源语文章的形式，翻译出形式上暗含特殊含义的各种成分。

细查《哈姆雷特》卞译本，不难发现，卞之琳在翻译时较为遵循形式对等，最主要体现为素体诗翻译的节奏上。以《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哈姆雷特“To be,or not to be”这段独白以及翻译为例：

To ’be︱or ’not︱to ’be︱that ’is︱the ’question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无论是一个多音节的单词或者句子，读音均有轻重，这些重读音节和轻读音节交替出现，就形成了其独特的节奏。如上所展示，这句英语独白有着高低起伏的节奏。它采用素体诗的形式，由五步抑扬格诗行组成。其特点为每行共十个音节，分为五个音步，每个音步又分别由一轻一重两个音节构成，先轻后重属抑扬格，行与行之间不押韵。在各类英语格律诗中，素体诗结构灵活，最接近英语口语的自然节奏，因此，在翻译素体诗时，很多翻译家直接将素体诗翻译为散文文体。但是归根到底，素体诗属于英语格律诗的一种，不同于自由诗或散文，虽不押韵，却依然有着固定的节奏。而汉语中没有音步，很难体现出英语素体诗的那种节奏感。在处理素体诗的翻译上，卞之琳试用“顿”的方法把英语素体诗移植到汉语中来。正如英诗的节奏单位为音步，卞之琳将汉语的节奏单位定为顿，以两个或三个单音节汉字作为一个节拍单位，合成一个音组，一个音组即为一顿。如“活下去”“还是”“不活”分别为一个节拍单位，即一顿，整行一共五顿，恰如英语素体诗的五音步。以顿代步，模仿出素体诗抑扬顿挫，高低有致，跌宕起伏的节奏，从而让读者感受到英语素体诗的那种节奏感和音乐性。

除了这种节奏上的对应，卞译版还尽量做到了行数、词性和标点上的对应。截取的独白共有五行，而卞之琳翻译的也是五行，做到了行数相等。不仅行数相等，卞之琳还尽量做到对行翻译，译文的诗行顺序与原文尽量保持一致。其次，卞之琳尽量试图保持词的用法的一致性，例如将“to be”翻译为“活下去”，“or”翻译为“还是”，“this is”译为“这是”，“question”翻译为“问题”，动词翻译成动词，名词翻译成名词，代词翻译为代词。除此之外，纵观英汉版本每行的标点符号，可以发现中英文版本的标点符号大致相同，这种形式上的相似正是奈达形式对等的要求，要求译文最大限度地显示原文中的语法单位，在这里即表现为保留原文的形式标记，即标点符号。总而言之，卞之琳决不随意颠倒原诗句法，变换其修辞手段，以损害原文的意思，相当严格地保存了原文的结构，保留了原文语句的完整性，从形式上较为忠实地传达出哈姆雷特内心矛盾的世界，做到了奈达所提出的形式上的对等，努力达到内容和形式的贴近统一，符合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要求，有助于还原莎士比亚戏剧的真实面貌。

三、动态对等

奈达将动态对等翻译描述为最切近的、自然的对等物。所谓动态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自然”“切近”都是在为寻找“对等”服务，这里的“对等”指的并不是形式上的对等，而是译入语读者对于译文的反映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映、所取得的效果对等。同时，尤其应注意的是翻译中没有绝对的对等，但是译者应在寻求切近而又自然地对等语上下功夫，使译文达到自然和对等最大程度上的接近。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这一句采用夸张和隐喻并用的修辞手法，卞之琳先生将其翻译为“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矢石交攻”一词来源于《三国演义》：“云长曰：‘吾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忧江东群鼠乎！’”，“矢”为弓箭之意，这个成语意思是攻城的时候，城上的弓箭和石头交错攻击落下，用来形容战况十分惨烈。“矢石”与“the slings and arrows”对应，“交攻”与“outrageous”表达意义相同，综合起来十分形象的体现出原文所传达的命运、人生对于哈姆雷特的痛苦和折磨。卞之琳先生翻译时，在没有改变原文修辞手法和意义的基础上，找到了中文中对等词，符合奈达的要求，足以体现出其文学功底的深厚和翻译技巧的高超。但是，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逐渐取代文言文之后，“矢石交攻”这一成语已不是现在社会常用成语之一了，因此目标语读者初次看到“矢石交攻”这一词语，不免会有一些不适应之感，并未完全做到“自然”。

“A sea of troubles”与“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卞之琳将其翻译为“无边的苦恼”，未改变原文隐喻的修辞手法，形象生动的传达出苦恼如同大海一般，以不可阻挡之势降临到哈姆雷特身上，这样的翻译十分贴切，同时用词简单易懂，亦符合这段独白素体诗体裁所展现的口语化特征，再现了莎士比亚的语言特色和常用手法。

再看“To be,or not to be”这一句的翻译历来为人们所热议。关于这句独白的翻译，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理解为生存和死亡，例如朱生豪先生将其翻译为“生存还是毁灭”，卞之琳先生将其翻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梁实秋先生翻译为“死后还是存在”。就语言选词来说，卞之琳用“活下去”去对等“to be”，用词简单朴素，语言、语法上表达通顺自然，没有翻译痕迹或翻译腔，让目的语读者读起来流利顺畅，没有晦涩蹩口之感，总体来说与原文用词特点保持一致，符合接受者的语言文化的要求，因此做到了奈达对等理论对于“自然”的要求。

但是细究这句话的深意，它其实有着三层意思。生存与死亡，只是这句话所表示的最浅层的意思。结合这段独白的上下文，可以看出“to be,or not to be”表面上说的是哈姆勒特在已确定自己的叔父是杀父仇人之后，思考着应该采取行动替父报仇，并由采取行动联想到自己可能会丢失性命，进而思考到生与死的问题，传达出主人公哈姆雷特对死后未知世界的恐惧。他细细权衡思量着生与死的得失，是要活下来忍受屈辱，不报杀父之仇，还是应该已死亡来结束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可是死亡终究是个谜团，任何人都不知道死亡的彼岸是什么样子的，死后或许可能还会有来生，来生可能有更多、更可怕的未知的痛苦在等待着人们。

除了生存与死亡这一层意思，“to be,or not to be”更深层次上体现出的是人生中的选择，这一点可以由它可以由原文中的选词看出来，“be”这个词虽然看起来形式简单，但是其含义却又丰富而深刻，在英语中搭配不同的成分可以表示出不同的意思。因此，“be”的多样性便决定了其内涵的多样性，既可以是存在、生存之意，也可以扩大到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要想把握“be”的意思，关键在于连词“or”，“to be”和“not to be”互为反义，用连词“or”连接，再联系上下语境，便可以表示在两个相反事物之间的选择。因此，这段独白可以说是生与死的选择，也可以是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的选择，因有着无限种可能，也就存在着无限种选择。

第三层体现的是思考与行动的关系。思想指导着行动，但是如若顾虑太多便会导致人们优柔寡断，踌躇不前。就奈达动态对等的要求来看，卞之琳对于“to be,or not to be”这句独白的翻译虽然做到了“自然”，但是其内涵的丰富性转换成中文之后便只剩下一层意思，那么，译入语读者在没有读过原文的情况下，也只能体会到简单的一层意思，不能达到和原文读者一样的阅读效果。

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常常会遇到类似的如双关语或一词多义这种情况。“to be,or not to be”这种只能翻译出原文的浅层意思的词句多到数不胜数，这并不等同于说卞之琳等翻译大家的翻译不值得推敲，而是由两种语言间存在的差异决定的，有时候这种差异可以说是不可逾越的。因此，遵照奈达对等理论所要求的自然、切近、对等的原则，译者往往需要苦思良久，字字权衡，方可使译文尽量不丢失原文的意旨和韵味。

四、结语

奈达的对等理论指出在翻译中，要尽量做到自然、切近的对等。在文学翻译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矛盾一致都存在。有时经过译者的努力可以调和，但是有时两者之间矛盾难以调和，所以此时必须有一方做出让步，舍形式取内容有时会使译文乏味平庸，尽失原文的闪光点和魅力，相反，如果取形式舍内容，有时则不能达意。所以，奈达认为在双方的妥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内容应放在第一位，形式放在第二位，在传达内容时尽量兼顾形式，形式上的不足可以用边注或释译标明。在奈达对等理论的指导下，看《哈姆雷特》卞之琳译本，可以发现卞之琳尽量做到奈达所要求的兼顾形式和内容，形式上以诗译诗，用“顿”体现五步抑扬格的音韵规律，内容上从选词造句尽量做到自然贴切，给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相似的感受，虽然仍存在一些不足，但是这些不足更多的是受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的影响，而奈达所提出的边注或释译可以算是弥补译文不足之处的一个出路。

附录：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to sleep;

——Hamlet,Act 3,Scene 4.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要做到高贵，究竟该忍气吞声

来容受狂暴的命运矢石交攻呢，

还是该挺身反抗无边的苦恼，

扫它个干净？死，——就是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