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测海《家园万岁》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解读

■王文兴 洪柳艳/长春理工大学

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开始，重述历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潮流之一，在新世纪得到不断发展。在这一创作潮流中，历史的真实性被质疑，原先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复数的“诸种历史”所取代，许多作家在尊重大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虚构，对宏大、客观历史进行质疑和解构。“重写意味着对既成历史的颠覆和拆解。基于这种认识，他们重新选择立场(‘民间立场’)”[1]，从民间立场出发对历史进行重述。蔡测海作为湘西新时期以来的湘西作家，他的小说创作也汇入到这一文学创作潮流之中，《家园万岁》即是如此。小说以三川半作为湘西的象征，以赵常为线索，通过赵常所做的称为“回来”的游戏倒叙，将湘西百年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三川半百姓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和三川半万事万物的生存灭亡、兴衰际遇的历史。蔡测海从民间立场出发对湘西百年历史进程进行描写，展现了百年间湘西地域风云变化和普通民众的生存情境，书写了湘西普通群众平凡的生存生活史，普通群众的生存生活小历史成为作者历史叙事的主要构成部分。在对这种个人化、生命化历史进行表述时，蔡测海以非聚焦型的全知全能视角和独特的时空设置展现百年进程中湘西地域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情景；民间话语的运用瓦解了宏大叙事话语的庄严性，具有浓厚的民间意趣。宏大历史在这里被湘西民众的生存生活史替代，民间生活史成为《家园万岁》的主要叙述内容，鲜明地表现出了蔡测海坚定的民间立场。

一、历史的个人生命化

中国古代传统历史叙事注重在“治”“乱”中寻求道德完善，革命历史叙事强调人的阶级性，忽视个体人的情感和欲望，认为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理想的一些作家发挥历史叙事的启蒙作用，在对官方历史宏大叙事的解构中完成了对个人生命化历史的叙述，个人的生死哀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民间道德成为作者表现的对象。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不能到人的外部世界去找，它存在于人的本身，存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中。”[2]因而注重表现边缘、个人生命体验的历史叙事倾向在一些作品中彰显出来，《家园万岁》即是如此。

《家园万岁》通过赵常这个虽为大都督，但仍以三川半子民自居的人物一生呈现了湘西百年历史变迁与人事变化，对湘西百年历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对三川半百姓的个人生命体验和认知基础上的，关注三川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命体验，关注在各个时期历史大变革之下三川半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和社会风俗的变迁，表现三川半百姓在面对苦难和生存压力时表现出来的善良、勇敢和富有同情心。历史是三川半百姓的生存史，成为三川半百姓生存生活“变”与“常”的历史，成为带有鲜明个体生命印记的三川半万物生灵的发展历史。民间立场的个人化叙事使作者省略了宏大历史事件，用三川半社会生活图景涵盖了近三百年的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一是改土归流前后的三川半社会；二是三川半凤凰国时期的百姓生活；三是解放后的三川半社会生活状况。

历史的个人生命化不仅体现在作者对三川半民众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对社会风俗的展现上，还表现在对民众生活事件的偶然性表述上，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偶然性的表现体现作者一贯坚持的民间立场。历史由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行为决定，个人生存史和复仇史成为历史叙事的重点。刘金刀本是楚傩巴建国会的头领，也是彭锭的剃头匠，在彭锭要出去做流官时将老司城和七红留给了他。他要建立楚傩巴王国，于是在中秋节这天将杀人密令藏在月饼中，打算在中秋节这天杀掉流官、杀满人。当他女儿刘艺凤去密送月饼时，碰巧月饼打翻被赵常撞见。刘艺凤为了感谢赵常帮忙捡月饼，就给了赵常两个月饼。于是中秋节杀人机密被揭开，满人一个也没有被杀掉，杀掉的仅仅是彭锭一家人。彭锭不是满人，是外出做流官时把老司城和女人七红留给刘金刀的人。历史的偶然性和个人化使刘金刀错杀了彭锭一家。当彭锭返回老司城时，刘金刀原本要在酒里下毒毒死他，但刘金刀自己却被毒死。彭锭不费力气就达到了复仇的目的，老司城的一切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彭锭的手里。历史进程在这里似乎全由刘金刀和彭锭个人日常生活经验所决定，个人行为的偶然性决定了历史发展进程和方向。

实际上，仔细阅读小说会发现，作者在对历史个人性进行描写时是寄予了自身的人道情怀的。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对三川半人物充满了感情，认为“历史就是一些人的故事，历史也可以叫做一些人。读历史也就是读些人，读些人的故事”[3]，“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三川半是人民的三川半”[3]。对这些三川半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叙述蕴含了深厚的人文情怀，述说三川半百年历史进程的沧桑变化，表现出对湘西地域民众的关注。对这种生活事件的偶然性进行关照和描写，体现的是对人物生活过程的关注。刘金刀和彭锭都认识对方，当刘金刀为彭锭剃头的时候是有机会杀死他，从而建立自己的楚傩巴王国的，但刘金刀并没有这么做。而彭锭全家被杀之后是有机会杀掉刘金刀报仇，但彭锭却甘愿与刘金刀一起统领老司城。历史的偶然造就了双方不可避免的生死命运，作者民间立场的人文关怀对人物偶然的命运感到叹息。

二、非聚焦型的叙事视角选择

小说叙事视角的选择影响着叙述者的叙述结构和叙述态度，不同的叙事视角对同一事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意趣。在《家园万岁》中，作者采用了不受限制的全知全能的非聚焦型叙事视角，“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4]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选择一方面有助于作者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湘西地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进行描述，表现民众日常生活世相；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入民众内心，表现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等。这种非聚焦型视角的选择使作者更多地将目光落在普通民众身上，关心民众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精神状况，深刻体现出作者的民间立场。

蔡测海从民间立场出发，运用非聚焦型叙事视角关注三川半的兴衰际遇，表现三川半“底层民众日常的历史”。开篇采用倒叙的手法，以中心人物赵常的孙子艾迪为基点，以民间血缘关系为纽带追溯湘西百年历史发展脉络，将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事实放在次要位置，着重关注三川半民间个体生存情状，将笔触对准三川半百姓日常生活的描写：“民走饥运，田开坼，地成灰，禾半枯焦，心若汤煮”[3]，百姓吃嫩树叶、青草、葛根、蕨根，吃蛇、吃老鼠、吃地牛、吃蜈蚣，甚至连观音土也吃。叙述视角未远离三川半百姓，历史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百姓生存与生活的历史，每个个体生命的生死哀乐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赶尸人龙二、瘸子老五、吴品字、王开明母子、卖茶老人等三川半有名或无名人物成为三川半百年历史的主要构成部分，灾害、日头、村长的牛、谷、玉米、野猪、草、庄稼等与个人生命密切相关的事物成为历史的具体内容。在全知全能的视角之下，历史被解构成“就是天晴，下雨，下雪，种植和收粮食”[3]，百姓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史成为叙述的主要内容。作者通过这种非聚焦型视角对湘西百年发展进程进行描绘，清晰地展现了三川半大地上万物生灵从清朝“改土归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当代社会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生存哀乐，审视民族发展过程中民间人物身上带有的勤劳、朴实等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文明侵袭下人性的异化，呈现三川半日常生活中生活万事万物在历史进程中的行为活动和生存状态。这种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选择，关涉到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三川半生命，不同人物的视角和话语叙述展现了民间生命在历史进程中的生存和生活情状，形成一幅多个个体生命的生存图景。

民间立场下非聚焦型叙事视角的选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三川半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状况的关注，也表现出对三川半民众个人心理和思想观念的关注。具体来说，叙述视角不断地在三川半的人物和动物身上穿梭，时而以普通民众的视角观察三川半，时而以猪、牛等动物视角对三川半万物进行述说，表现三川半众生相。甚至有时候跳出小说，以叙述者的视角对历史和生活进行点评，将三川半普通民众生存状况、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加以表现。首先，在叙事过程中，小说叙事视角向不同人物的转移，使小说叙述可以关注普通个人的生命体验，关心个人精神状态。这一点体现在小说中最显著的就是对三川半普通人物个人精神和生理感受的描写。小说第五十三章“把蛋蛋劁掉会怎么样”中，叙事视角在牛和人身上转换，两相对比，将人不同于动物的生理和精神特质进行表达，明确普通民众对自我尊严的渴求。当被劁掉蛋蛋的李自真寻求村长的帮助时，村长要他不要影响投资环境，“人没死就好，没蛋蛋不算什么”[3]，于是他又找到赵常寻求帮助。当赵常问他，是不是要帮他把蛋蛋找回来时，李自真的回答是：“只要人赔个不是”。[3]“蛋蛋”在这里是个人自我完整和尊严的象征，“蛋蛋”的缺失成为个人生命完整的缺失的象征，展示了三川半民间百姓生存本相。作者从不同视角对同一事件进行叙述，表现了民众个人尊严意识的缺乏，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意识。

其次是视角向动物的切换。小说第三十四章“那些野猪”，将叙述视角切换到住在岩洞里的野猪身上，将猪的生活拟人化，描绘了猪自身的生活常态和情欲的发生。第五十二章“村长的牛不见了”，通过村长的黄牯牛的视角，表现了动物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连接起对三川半与外界现代世界的描写，显现出三川半与外界现代文明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从赵常所骑的马的视角，对赵常和刘艺凤充满旺盛精力的原始生命力进行表现。小说对动物生活的描写，对人物情欲的阐述通过作者全知全能的视角选择得以表现。而这些对人物、动物内心意识和行为进行的叙述则是作者民间立场的具体呈现。蔡测海在这里放弃了主流话语的宏观叙事的俯瞰视角，立足于民间，以民间生活为基点进行观察和描写，聚焦整个三川半生灵的生存境遇，展现三川半普通民众的生存生活状态。

三、三川半发展史：独特的时空设置

巴赫金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衡量。”[5]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关联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这是大多数中国现当代小说历史叙事时空结构的特点。但站在民间立场上进行的历史叙事则更加突出空间在叙事中的作用，认为时间总是外在的、具体的、空间化了的，和空间地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地域空间内的大地、自然与民众生活都具有密切的关系。“特定的空间和地域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没有变成历史生活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就毫无意义。反之，历史事件倘若不能置于特定的空间，并对其发生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的必然性加以解释，这个事件就还是虚幻的、抽象的。”[6]空间对时间的重要性以及空间与地域内人的密切关系，突出了作家们坚定的民间立场，使历史叙事作家们对地域空间的强调和重视集中表现为对地域内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思维观念和精神信仰等的关注和思考。

在《家园万岁》中，蔡测海在非聚焦型叙事视角之下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历史发展时空体，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叙事遵循一种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有头有尾、连续贯彻的线性叙事原则，开头倒叙，利用赵常这一贯穿小说的人物所玩的叫“回来”的游戏，使小说头尾形成一个闭合结构。这种独特时空体的叙述首先是时间的具体生活化。在时间的描述上，小说放弃了对历史时间具体清晰地描摹，模糊具体时间节点，将时间因素背景化、具体化，成为三川半地域生活内容的背景。小说在开头将历史叙事时间的起点进行交代：“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六年间，中央王朝实施改土归流，变土官为流官，在三峡流域推行官员交换制度。”[3]除开这一清晰的时间点外，小说中其余叙述时间点大都是模糊的，作者隐匿具体时间，只对时间内某一具体事件内容进行描绘。如小说十九章“国中无国”中对时间的叙述：“那时，太平军、白莲教起事”[3]，二十八章“立地成佛”中：“那个时候，另外一位有快枪的人……把皇帝打趴下了。这个人叫孙中山”[3]，还有三十章“大药方”中，对三川半钱币变化的叙述：“那个时候天下已经共和，改了币制，铜元改为银元”[3]，第四十六章“和穷人一样吃饭”中，“吃饭不要钱，后来成为三川半的一段历史”，“大家拼命砍伐森林、炼钢、建土高炉、种卫星包谷，把粮食种成卫星，产量比飞机飞得高”[3]等等。这种运用具体事件来代替时间变化的记录和描写方式是民间思维方式的特点之一，简单、直接，与民众自身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忽视具体时间节点的叙事方式突出了三川半这一生存空间在时间中的变与不变。作者注重对时间进行个人化处理，注重时间体验的“个人性”。这种对时间的表达方式与韩少功小说《马桥词典》中马桥人对时间的理解相似：马桥人通常将时间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用类似于“茂公当维持会长那年”、“长沙大会战那年”的话语对时间进行表述。这样的时间叙述虽未指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用民间说法代替具体的年月时间的表述，鲜明地表现出了普通民众的思维特征和表达方式。

其次，与时间相关的是空间的营造。《家园万岁》将空间聚焦在“三川半”，这一选择显然别具深意。“‘三川半’，顾名思义，是与四川差半川，即靠近四川，亦即湘西的喻指”[7]。作者采用空间包含时间的叙事方式，试图使小说在空间表现上“获得一种多维立体的空间容量”[8]。他自觉将笔触聚焦于三川半地域，集中对湘西人民日常生活和风俗人情进行描绘，用两条线索架构起整个小说空间：一条是以三川半的主政人物彭锭、赵常和向世林为主的三川半为官人物的生存和历史发展线索，凸显三川半地区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另一条是以彭努力、龙二、赵自龙、大姨妈、王开明、瘸子老五等为代表的三川半民间日常生活线索。两条线索横向展开、相互交织，突出历史进程中普通百姓日常生存状态的丰富性，呈现出了一幅三川半万事万物的日常生存图景。除此之外，小说将湘西近三百年历史进程，即从清朝“改土归流”到新世纪初期国家实行农业税政策之间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土司制、改土归流、溪州大战、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全国解放、土改、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等的描写淡化，近三百年的历史被浓缩，三川半地域空间民众生活被重述，突出民众生活变迁和喜怒哀乐，体现出作者鲜明的民间立场。

显然，蔡测海以三川半这一生存空间为主，将时间因素揉进这一地域空间，能够将众多有名或无名的民众集中在一起，展现他们在这一地理空间的日常生活和生老病死，刻画出湘西民间社会“小历史”的真实生活状态。并且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来深入挖掘人物心理和性格，反映社会历史进程中民众的真实发展情状。

四、结语

在《家园万岁》中，蔡测海以三川半为象征对湘西社会从清朝“改土归流”到新世纪初期近三百年历史进行描写。从民间立场出发，蔡测海将历史还原为三川半民众的个人化和生命化的历史，通过非聚焦型的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选择和以空间为主的时空塑造，将叙事中心转移到三川半这个民间的、边缘的、个人的社会之中，表现了三川半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命体验；关注在各个时期历史大变革之下三川半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和社会变迁，表现三川半百姓在面对苦难和生存压力时表现出来的善良、勇敢和同情心。大历史敷衍成为三川半百姓生存生活“变”与“常”的历史，成为带有鲜明个体生命印记的三川半万物生灵的发展历史。由此，向读者呈现出了一幅湘西百年历史发展的民众生活生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