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伊斯兰国”

Ekaterina+Sokirianskaia

本文作者Ekaterina Sokirianskaia

自2009年以来，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一直是北高加索地区叛乱活动的中心。但在2014年，这里的暴力活动却以惊人的速度减少了。与2013年相比，2014年的冲突受害者减少了54%。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数百人从这里前往叙利亚与恐怖分子一起战斗。这是官方提供的数据，实际数据可能更高。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都加入了“伊斯兰国”或者与努斯拉阵线（叙利亚恐怖组织）有关联的组织。除“圣战分子”外，许多年轻女性和极端分子的遗孀也都逃往那片所谓的“哈里发的土地”。

在这股潮流中，很多家庭的命运发生改变，贺山（化名）一家的命运就是如此。2015年年11月，笔者以“危机小组”欧洲和中亚地区项目主管的身份，将这样一个家庭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访谈主题。贺山是达吉斯坦一个山村里的教师。2015年1月，他36岁的妻子偷偷前往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控制区，一起出走的还有两个年龄分别为3岁和12岁的女儿。为了找回妻女，贺山历尽艰险进入叙利亚“伊斯兰国”控制区。在那里生活了5个月之后，贺山最终带着女儿逃离了“伊斯兰国”。以下为笔者对贺山的采访记录。

妻子携女投奔“伊斯兰国”

问：你是怎么认识你的妻子的？第一次见面时，她的宗教倾向是否已经很明显？

答：我们在达吉斯坦相遇，她当时来到这个村子参加婚礼。我们一起生活了14年，她一直从事护士职业。起初，她对伊斯兰教并不了解，也没有宗教信仰。直到结婚两三年后，她才开始对伊斯兰教感兴趣。她问我是否可以皈依伊斯兰教，我同意了。我说没什么不好的。

问：她是怎么对此感兴趣的？

答：通过她妹妹接触到的。她妹妹曾经住在达吉斯坦首都马哈奇卡拉。她嫁给了一个战士，但她的丈夫在2006年被杀了。于是，她成了一名寡妇，一个人带着一儿一女生活。2014年，我们也搬到了马哈奇卡拉。我在这里的薪水很低，但在马哈奇卡拉一个机构里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我的妻子则在一个茶馆里打杂。我们和她的妹妹住得很近，在我上班期间，她们两人经常碰面。不久，我们之间开始出现问题。我妻子指责我喝酒，认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不久后，她搬到自己父母那里居住，并提出离婚。我说，你可以走，但必须将女儿留给我。我们有3个女儿，年龄分别为3岁、12岁和14岁。2014年5月，她妹妹去了土耳其。她妹妹经常用聊天软件与她联系，并邀请她到土耳其去。当年8月31日，她没和我打招呼就带着女儿们离开了。直到两天后，她的叔叔才告诉我这件事。一个月后，她将大女儿送回来了，因为大女儿身体有问题。

问：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答：我曾试图联系她，但她在聊天软件上将我加入了黑名单。我告诉她，我会找到她。她再次提出离婚。我提议让我先去土耳其，然后在那里用宗教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她不想讨论任何事情。我试图说服她的父亲透露她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地址。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事情已经在8月发生了。我告诉她的家人，如果不告诉我她们的行踪，她会去叙利亚。我告诉她哥哥，如果不想让我去，你就自己去，至少将孩子们带回来。结果，她在2015年2月带着两名孩子加入了“伊斯兰国”。

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答：我从她妹妹的新丈夫那里知道的。他也是达吉斯坦人，她在伊斯坦布尔嫁给了他。他在聊天软件上给我留言说：“我认为这对你不公平，你的孩子在Al-Tabqah（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小镇），过来将她们带回去。”他给我留了一个土耳其人的电话号码，这个人在伊斯坦布尔机场接了我。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乘公交车去了加齐安泰普，一个人从那里将我带到“伊斯兰国”占领区。

问：旅途怎么样？他一个人带你吗？

答：还有一个年轻的家庭同行，所有女性都戴着面纱。我认为，这一家是车臣人。我们越过边境，有些地方埋着地雷，你必须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在另一边，一辆皮卡车正等着我们。随后，我们又开了七八公里路。他们有一种名叫maqar的房子，我们被安排住在里面。在此之前，他们拿走了我的护照。

问：Al-Tabqah的生活怎么样？

答：一旦进入叙利亚，就像进入到一个不同的世界。到处都是“圣战士”，女人都戴着面纱。不过，那里也有出租车和穿梭巴士。市场非常活跃，有商店和网吧。但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连接。这里有许多外国人，他们来自非洲特别是突尼斯，也有很多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妇女不允许独自在外行走。学校也不开放。当地人都会按部就班的工作。我生活在那里的时候，当地遭到了轰炸，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被烧毁的汽车。在Al-Tabqah，还经常有无人机来轰炸。

进入“伊斯兰国”寻找妻女

问：那你在那里怎么生活？

答：我先是和另一位同伴一起住了两三个月，然后住在一座清真寺里。进入叙利亚以后，你不得不开始遵循他们的所有伊斯兰教法规则并进行祈祷。否则，会专门有人对你进行惩罚。例如，你如果没有按时祷告，他们可以将你带走进行惩罚。我向伊斯兰法院请求领回我的孩子。随后，我见到了孩子们，我每天带她们到公园里散步。

在2015年3月至9月之间，我一直住在清真寺里。我甚至不能脱掉自己的衣服。在进行宣传时，他们承诺会给你提供一切。但他们也提到，如果你不想战斗就必须负担自己的费用。没有人强迫你战斗，但你必须找到谋生的路子。

这里如果有人偷窃，他们会砍掉他的手，但首先必须找到证据和证人。如果是孩子偷窃，他们不会砍掉孩子的手，但会给出一个警告，告诉他们的父母。

他们也有药店，当然，这里药品奇缺。因为全身疼痛，我有一次去了药店。我请求一个讲俄语的人帮忙申请一些镇静剂，结果，他们给了我一些维生素。

达吉斯坦的山村

问：那里基本生活设施如何？

答：供电时断时续。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这是被禁止的。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也有大电视屏幕，上面播放的都是布道活动和宗教课程。商店里物品齐全，但选择有限。也有儿童玩具卖，我就为小女儿买了一个大娃娃。

问：妇女的地位如何？

答：女性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但她们必须戴着面纱。她们的眼睛被隐藏在网纱后面，并且还要戴手套。她们通常会结伴而行。过去，如果丈夫被杀，他们的妻子会被送到一个叫做“新娘之家”的特别地方。在那里，妇女和孩子一起住。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也能上网。但那里都是大房子，人们并不喜欢。所以，他们的“哈里发”最近发话，如果丈夫被杀，他们的遗孀可以继续住在自己的房屋里。

问：孩子们也要学会使用枪支和战斗吗？

答：是的，12岁和13岁的男孩子就要学会开着摩托车使用机枪了。从这个年龄开始，他们也要加入战斗。

问：你和孩子们的情况如何？

答：我到那里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嫁给了一名乌兹别克人。她告诉当局，我是一个叛教者，她有权利这么做。那名乌兹别克人是一个圣战士，他们获得了一套公寓。这些公寓都是抢过来的。

按照伊斯兰教法，我被要求搬去拉卡市。那时候，拉卡正在遭受无人机轰炸，炸弹随时都可能掉在你脑袋上。法庭上的法官都是阿拉伯人，他们给我指派一名俄语翻译。我的妻子也出庭了。我赢得了官司，他们将孩子判给了我。他们还要求让孩子自己进行选择，孩子们都说想和我在一起。

终于将女儿们带回家

问：你是怎么逃跑的？

答：为了逃跑，我不得不仔细进行计划。这里的人们胆小怕事，你不能和任何人讨论任何事，更别提逃跑计划了。我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让孩子们离开。如果我设法让他们越过边境，我在土耳其的亲戚就来接他们回家。如果他们抓住了我，他们会把我关进监狱，并把孩子们判给她们的母亲。我没有任何文件，他们没收了我的身份证明，“伊斯兰国”没有身份证。

当初，我并没有搞懂是怎么进入叙利亚的，因此也不知道从那个方向回去。于是，我外出的时候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边境查看了一番。我仔细计算了逃跑的时间，决定在晚上祷告的时候行动。

我提前一周将计划告诉了二女儿。我们在晚上出逃，只带一瓶1.5升的水。下午5点，我租了一辆小型货车，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出租车了。我害怕司机会报告我们的行踪，就告诉他想到附近的村庄看望自己的哥哥。

我们在第一个检查点接受了检查，后面的两个检查点都没有阻止我们。到达村子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司机把我们放下就离开了。我将孩子们搂在怀里继续步行，9月1日晚上9点左右，我们在黑暗中越过边境。我们继续向前走，很快就听到土耳其装甲车的声音，土耳其人正在靠近。他们正在边境进行巡逻，不知道是否注意到我们。我听到他们用土耳其语在叫喊，他们甚至开始射击。但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向我们射击还是向空中射击。他们离我们只有50米的距离，我知道他们很紧张。我听说，两名圣战者此前曾试图越过边境，3名土耳其边境警察被杀。

我们向前爬行了10米，女儿们都很害怕，她们抓着我哭了。我试图让她们平静下来，我们在附近一个水渠里坐了20分钟至25分钟。等到士兵们离开后，我们继续前进。我的鞋子在爬行的时候掉了，不得不光着脚走路。第二天下午两点，我们到达土耳其的一个村庄。我们在一台联合收割机上睡到天亮，那天晚上很冷，我将稻草盖在女儿们身上。我记得自己有一个背包，第二天早上发现上面覆盖了一层白霜。

50米开外有一座清真寺，我在那里拿了双拖鞋继续走路。接着，我们坐上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加齐安泰普。我身上只剩下50美元，但从加齐安泰普乘出租车到伊斯坦布尔需要600美元。在加齐安泰普，我找到一个网吧联系上我妻子的妹妹。我告诉她我没有钱，让她找个人帮助我。不久，有两个人过来将我们带到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我又上网与在达吉斯坦的亲戚取得了联系。我说，我没有钱也没有地方过夜，女儿们都很累。我要求他们至少将孩子们带回去。他们将达吉斯坦一名地方议员的电话告诉了我，议员让他的手下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我。我当时在俄罗斯领事馆等他，他把我带到宾馆里。

在领事馆里，我告诉工作人员自己失去了所有文件。他们要求达吉斯坦提供我的身份证明、护照以及两个女儿的出生证明，那名议员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搞定了这些，他还给我带来了钱和新衣服。我们在9月9日或者10日回到家里。

回家的时候，警察已经知道了一切。我被提审了7次。小女儿年纪小影响不大，给她买一块巧克力就很开心得忘记了一切。倒是二女儿，晚上总是在噩梦中醒来。如果有人提到妈妈，她就会很生气。我的妻子曾试图在聊天软件上联系孩子们，但我告诉她，不要再打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