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族制度解读《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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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宗族制度

宗族的核心是“宗”，它强调的是血缘关系，《尔雅·释亲》中有云：“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在《白虎通义》中也写道：“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组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礼曰：宗人将有事，族人皆待古代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 ？族者凑也，聚也，谓因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自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故谓之族。”所以，只有在形成一定的聚居形式的基础上，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成年男性及其血缘后裔为宗族成员，以父权、族权为核心有一定的组织机构、管理规则的制度可称为宗族制度。

(一)父权制下的尊卑有别

数千年以来崇尚的儒家思想决定了人们存在着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很明显地，文中的黄东林和张芬洲分别是两个家族的核心，但是当在兄长黄东明还在世的情况下，黄东林在家里的地位并不能算高，而且生活在兄长和母亲不断监督之下，在这里也能体现出“长兄如父”的职能；在东明死后，东林把新分开的家重新合并起来，这不仅是出于对母亲的尊重，而且也是出与自己对父亲直系后裔的不忍；东明对雇的长工南明十分敬重，因为东明应该称之为叔父；在盖新居的时候，因为选地的原因，东林对姐夫芬洲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作为内弟需要尊重姐夫；在农作时因为大哥年长所以决定了他是他们中的领头人；这些都能体现出那个时期晚辈对长辈、年少对年长的尊敬。

(二)父权制下的婚姻

婚姻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每个人的婚姻都不能由自己作主，在东林决定结婚的时候，他也必须征得叔父黄玉衡的同意，因为他是这一房长辈中仅有的男性，与此同时，也需征得兄长和母亲的同意。在此后，东林安排了他侄儿大哥的婚事；张家儿子茂德也是在订婚那天才被父亲叫回了家；他们都未受过系统教育，家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他们认为遵从长辈的意见是理所当然。受过教育的三哥，虽有喜欢的人，但是也须征得家里同意后，最终才得以修成正果。所以，无论思想开放与否，婚姻大事向来不能全凭自己做主，现在也依旧如此。

(三)祭祀制度

祭祖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丧葬礼仪作为祭祀的一部分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它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文中通过黄氏(芬洲的妻子)之死，表现对死亡仪式的重视，她的儿子茂衡主持丧事，戴孝根据与死者的关系分成五个等级，戴孝时间也有所不同，戴孝是年轻人对老年人、妻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所以芬洲不需要戴孝，每隔七天需要举行一次对灵魂的拯救仪式，在吊唁的时候，跪的三种垫子也表示三种关系，公开吊唁是活人对死人、所有人对死者家属的一种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更新社会成员的组合。在第49天也就是第七个七天之后，三个仪式举行完，张家开始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祭祀是经由不同文化的塑造传承而形成的，体现了一定地域的精神风俗文化。

(四)女性地位

在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一直是从属于男性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直是女性地位的真实写照。文中的祖母潘氏也是这么一位传统女性，她遵循传统，并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在看到东林的大女儿手里拿着一块糖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打骂，最终导致女孩死亡，还说自己守寡二十年，从未碰过一块糖；东林的二女儿一出生被送去当童养媳，最后死在婆家原因不明；而且黄家也并未追究，童养媳为古代中国的一种婚姻习俗，因为无力抚养原因，就会被送养或者卖到另一家，从侧面也能古代社会女性地位低于男性，祖母潘氏自己身为女性就一直秉承着男性为尊的思想，所以，她在对自己有所约束的情况下，必然对东林的女儿也有所约束，达到对一块糖都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是她自己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哀。但是经过一定思想解放的女性则与所谓传统思想有所冲突，比如三哥的妻子素珍在接受教育后，并不认为女人一定要洗手作羹汤，为此还与二哥的妻子产生了隔阂。而茂德的妻子在茂德死后虽也伤心，但并不认为自己要守寡一辈子，还宣称如果不让她回家，她就自杀。这种反抗性思维在古代女性中是极少的，但是在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后，人们争取自由、民主的思想明显地更加强烈，女性也不例外。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至抗战期间的中国闽南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宗族制度仍未消亡，它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地位根深蒂固，不可动摇。直至现在，宗族意识虽已淡化许多，但是在这方面的传承依然存在。

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人际关系与家族兴衰

人在社会中无法孤立成长，人际关系是通过和人不断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一种社会网络。在这里不仅指家族成员间由于血缘、姻亲形成的“亲属关系”，还包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与别人的交往中建立的关系。

文中的黄东林和张芬洲正是在不断和别人的接触下，才发展壮大了自己的生意。经历店铺被抢以后，东林利用自己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使自己的生意又走上正轨，不仅在生意上东林表现出了强大的人际交往能力，在他儿子被绑匪绑架时，他也充分发挥了他的能力，不断地与政府官员进行周旋，最终转危为安。除此之外，东林的子嗣较多，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从事农耕的劳动人民，也有操持家务的妇女，这就决定了东林的社会关系人际网络非常宽泛，这就强调了社会的结构性和功能性。正如作者所说：“像竹竿和橡皮筋架构一样，人际关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以称之为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的关系并不是永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接触外来事物的过程中，我们会打破原来的均衡状态，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均衡状态。而不管哪种均衡状态都对我们的人生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林耀华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生活中存在一种尚不受风水控制的弹性，当危机使一些纽带松弛、失效时，生活的圈子中还会有其他一些纽带开始充分发挥作用。”这里说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对于人们的影响。

三、《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人生态度与家族兴衰

人生态度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人生问题的一种稳定的心理倾向和基本意图。积极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往往表现在对生活认识的不同，而这同时也会导致最终的人生际遇的不同。

东林在自己的祖父死后，把自己的悲痛化为力量，走出家庭，在外面的世界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芬洲在自己的大儿子茂魁死后变得越来越悲伤与懒散，无法打理店铺的生意，所以和东林商量要提早退休。在妻子死后更是悲观厌世，把原因都归于那块自己曾认为是“龙吐珠”的风水宝地上。东林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决定了他家族无论经历什么，最终都能凭借努力而变得更加兴盛，而芬洲消极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无法像东林一样走的更远，也无法把自己的家族建立的更加繁荣，等待着他的除了衰亡不会有其他道路了。

四、《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的所受教育程度与家族兴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华民族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民族。科举入仕也曾是人们的毕生追求。但随着教育体系的僵化，对于人才的发掘作用则越发浅薄，而文中正处于辛亥革命前后，科举已废，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的不断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三哥从小就被送入学堂，所以最后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看待事情的眼界也和大哥、二哥有所不同。在因为盖新居而与欧氏产生纠纷时，最先想起要向福州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是三哥，这也体现了一个文化人的基本法律常识；而且在这件事情以后，在颂南劝东林让孩子入学时，东林因为打官司事件认识到了读书的重要性，把小哥也送入了学堂；而张芬洲则对颂南产生怀疑，并没有让孩子入学，导致最后继承家业以后也并未能扭转家族危局；受过教育的三哥一直拒绝父亲为他选择对象，最后和自己心仪的女孩陈素珍结婚，在婚礼中也并没有遵循传统的一些礼仪。而且在婚后因为上过学的原因并不下地劳作，而是想谋得一个教书先生的职位，然而他也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去了福州的一所大学深造，最终出国留学，这给黄家带来了无上的荣誉。随着三哥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对黄家的生意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这里完全可以看出，教育对个人和家族的重要性。文中东林的每个儿子都有自己的职责，个个可以称之为社会精英，他的家族也因此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我们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中可以学到很多关于社会学的东西，通过黄、张两个家族的兴盛和衰亡再现那个时代的乡村各个方面的特点，同时让我们不断反思，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深远的借鉴和探讨意义，而且告诉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着重于地方特有风俗习惯，才可能挖掘社会文化习俗中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