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伦理视角下试论《白鹿原》和《愤怒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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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

陈忠实先生生于1942年，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主要创作有小说，兼写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等。《白鹿原》是其成名作，其它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乡村》，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散文集《告别白鹤》等。其文作都重点展示了在巨变时代之下我国社会人民的心理以及社会风气。陈忠实先生无疑是现实派写作风格，笔锋之下的负责社会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社会的剪影，更加是对作者思想的一种总括，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融入了一些忧虑以及思考。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陈忠实先生的创作方向也更加广阔了，从对时易世变时代的忧虑转变成了艺术探索，探索从地域文化与人的关系、文化觉醒与生命的关系以及文化观念对人的影响等方面描写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许多作品引起较强烈的反响。

《愤怒的葡萄》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是一位美国作家，其文学素养从小就开始得到培养，他的母亲对欧洲文学的热爱很早地便影响到了约翰·斯坦贝克，这为约翰·斯坦贝克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约翰·斯坦贝克的文学创作具有几个特色：第一，文学性深厚。约翰·斯坦贝克虽然是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小说家，但是也被大家称为“行走的诗人”；第二，注重女性形象的刻画。在约翰·斯坦贝克的很多著作里面我们都能见到不同形象的女性形象，那便是那个时代之下的女性立场以及地位；第三，生态主义。约翰·斯坦贝克生态整体现主要体现在他对人类破坏自然的控诉上，对人类中心的批判以及对人类集体主义的赞美。

本文从生存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以及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并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两部作品的背景、人物分析、叙事方法以及故事结构作了一定的描述。

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创作于美国经济危机时期，在当时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小说以乔得一家13口人的从俄克拉荷马州向加利福尼亚州逃荒事件为背景，采用了记叙的手法，描写了一家人的逃荒过程、逃荒后的生活以及后来乔得带领农民们的奋起抗争。《愤怒的葡萄》中的愤怒可以理解为当时社会背景之下的人民对贫穷的无望、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对后来挑战社会制度的愤怒。《愤怒的葡萄》里乔得带领着让富人们都害怕的穷人阶级积极投入斗争，但是最后阶级差异却让人们越来越绝望。

而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里也有一位不安分的人物——黑娃。《白鹿原》这部纪实小说的年代跨度非常大，当时的中国笼罩在帝国主义的军阀统治之中，人民叫苦不堪，人命如草芥，黑娃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使他人生得以改变的伟大变革。黑娃是饱受封建礼制迫害的社会底层人民，他与田小娥的爱情受到了很多阻碍，但是其从小的不安分就意味着封建礼制对黑娃的束缚力几乎为零。后来的黑娃成为了一位革命军人，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去。很多阅读过小说的人会觉得黑娃是小说家的笔下人物，而且也只能是存在于小说家笔下的人物。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黑娃——这号人物的诞生是因为当时的大环境，黑娃敢于反抗、敢于冲破封建礼制，这样的大环境其实不止出现了这一位黑娃，而是出现了千千万万的一个时代的叛逆者。

黑娃的生存伦理是在挑战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的进步发展、被侵略从而反抗都在支持着“生存伦理”的构建。而乔得则是美国经济危机之下，一位挑战社会阶级分层的勇士，贫穷、不平等都在促进着美国经济危机时期的“生存伦理”的构建。

本文之所以会以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里的黑娃与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里的乔得作为对比研究，就是因为在中西不同氛围的压抑环境之下，通过两位时代的叛逆者的战斗，揭示了整个民族以及整个时代的沉痛，同时也赋予了笔者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希望。

很多人都说陈忠实先生是一位生对了时代的文人，动荡年代也许是一种可怕的年代，但是对所有文人都有着“知遇之恩”。陈忠实先生对自己多年的写作过程用了两个字来评价——“剥离”，其实可以看成是一种“吐故纳新”。这一段又一段时代印记非常深刻地年代，促成了陈忠实先生写作过程的变化。

陈忠实先生的短篇小说《信任》，是一篇具有纪念意义的创作。在《信任》之前，陈忠实先生的创作都是以政治为主体，但是这一篇小说的出现，寓意着陈忠实先生创作的眼光已经由政治转向了对生活的关注。

《初夏》是笔者最爱的陈忠实先生的小说，这篇中篇小说代表着陈忠实先生的思想正是从集体主义跨度到现代主义，恰如其分地由文学创作中体现了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变革应该从现在开始。

陈忠实先生通过中篇小说——《梆子老太》的创作，来反映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正是由旧时代、就政治转变成为了对社会人民生活的关注，这对于文人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改变。《白鹿原》的诞生，代表着陈忠实先生的创作再次发生了转变——由政治与国民性的洞见转向了对于文化心理的思考。

谈完陈忠实先生创作的变化之后，我们再从《愤怒的葡萄》与《白鹿原》的民族角度来谈一谈两部作品的特色。

一、人民的绝望

当时的美国人民是绝望的，所以诞生了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其实灾祸只是人民直接面对的可以解决性的烦恼，但是真正压垮人民心的那根稻草，其实是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制度，美国人民对这种经济危机是苦恼的，但是真正让人民感到绝望的其实是隐藏于人民心中的有关社会制度的不满。

而黑娃斗争的那个时代呢？那个时代貌似只有黑娃是清醒的，黑娃的不安分让他陷入了孤独危机，周围的人民都乐意于被封建礼制压迫，从心底里面不能接受变化。真正的绝望并不是由当时的社会角色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第三者的目光——作者。作者看到这样的时代感到绝望，这种无力的绝望之下便产生了——黑娃这号人物，才有了关于整个时代的斗争。

二、作者的写作方式

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斯坦贝克继承了美国超验主义，但又超越了后者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在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写到：穷热的路是越走越宽的，书中还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的描写，这种描写是站在浪漫主义角度之上的。约翰·斯坦贝克出生于一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对待事情的看法比较乐观。

而陈忠实先生的笔伐之中，让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理性角度的文人心思。尽管这种禁锢是当时社会赋予的，但是在陈忠实先生的笔下，将抗争胜利的希望变得特别的渺小，封建礼制的力量描写得特别庞大。

《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和两极化倾向。这样往往偏离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政治图解式的叙述。而《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愤怒的葡萄》里乔得带领着让富人们都害怕的穷人阶级积极投入斗争，但是最后阶级差异却让人们越来越绝望。白鹿原，记录人们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怎么活，这是源于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魂”。

电视剧白鹿原片尾曲里有一句词，日子依旧要过，麦子还会再长。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绵延不绝源远流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