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本人麻吕与司马相如的哀伤旧宫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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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外国语大学

一、前言

柿本人麻吕(659年？～708年？)是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万叶集》的第一诗人，是代表日本上古万叶时代以及文学史的诗人。其创作诗歌总数至今虽无定论，但据说《万叶集》4500多首的诗歌中有十分之一出自于其手。长短歌皆宜，到平安时期被推崇为“歌圣”。因为写了很多赞美皇室，悼念皇子、公主的挽歌，是持统文武朝时的宫廷诗人已成为共识。若论宫廷诗人，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其“赋”体作品是中国赋体文学的巅峰之作，通读两位诗人的作品，不禁惊叹两者文体、文风、主题等方面的惊人相似，特别以服务于皇室为目的而创作的作品更能说明这一特点，这在拙作“论柿本人麻吕的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与“试论柿本人麻吕与司马相如诗歌用词的共通性”中已有部分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关于日本“长歌”与“赋”的对比研究，中日两国学者所涉甚少。笔者在知网上查询柿本人麻吕专项研究的除了上述笔者的拙论之外，还有张忠峰的“柿本人麻吕的‘天皇即神思想’与古代中国的神仙思想”的论述中，阐述了柿本人麻吕诗中展现的“天皇即神”思想深受中国的神仙思想影响，改变了日本古代传统的“人神分离”的固有观点，使这种思想绵延千余载直至1945年的日本战败。在创作手法上也使虚构成为常见的一种文学表达，丰富了处于文学形成期的写作手法。孟宪仁在“论柿本人麻吕的汉学功力”一文中引用了日本古代史研究第一人·津田左右吉在《文学中出现的日本国民思想研究》(洛阳堂，岩波文库)中的论述说“《万叶集》的长歌技巧，是来自汉魏诗赋，以对偶句为尚。并举出大量例句，其中人麻吕的歌句多达5例，说明柿本人麻吕曾在中国诗赋学习上下过功夫”。

日本方面，关于《万叶集》的研究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柿本人麻吕的研究主要有桥本达雄编的《柿本人麻吕〈全〉》，书中对可确认为柿本人麻吕的全部作品做了详细的解读，并同时收录了桥本达雄、岛田修三、西筱勉、北川和秀、间宫厚司、都仓義孝、森朝男、佐佐木幸纲、月野文子、嘉手苅千鹤子等10位学者的柿本人麻吕专项研究。除此之外，汲古书院的《和汉比较文学叢书》第一期的第二卷和第二期的第九卷中，都有关于柿本人麻吕的论述。

上述所列皆为研究柿本人麻吕的硕果，但从宫廷诗人角度论述的柿本人麻吕与司马相如的作品的除拙作外还未发现。在研读两位大家的作品及其研究时，惊奇地发现两位诗人各有1部作品同为哀伤旧宫诗，虽然也有上述先达指出的一些异同，但在文化、思想内容及表现风格上看到了两位诗人新的不同点。本文将仔细研读柿本人麻吕的《近江荒都歌》与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阐述两位诗人在劝诫方面表现出来的“微词”对“批判”的不同，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二、柿本人麻吕的“微词”与司马相如的“批判”

在柿本人麻吕的长歌多以“仪礼歌”为主，多为歌颂天皇，悼念皇子、皇孙的作品。而下面的《近江荒都歌》却风格迥异。下面，我们具体看看这首长歌。

畝傍山橿原，圣代传至今。所生历代皇，于此天下临。

不知何所思，竟然舍大和。

更越奈良山，到此近江国。地本处鄙远，大津建宫殿。迁此乐浪地，治理天下焉。闻知皇宫址，此地乃殿堂。春草繁且茂，春阳笼霞光。春日宫阙在，一见心悲伤。(1—29，赵乐甡译)

在柿本人麻吕的长歌中多歌颂皇权，但这首诗歌却是对已逝天智天皇迁移宫殿一举颇有微词，诗中咏道：历代天皇都把以橿原为中心的“大和”作为首都，天智天皇却越过奈良山，把首都选在了偏僻的近江大津，不知是怎么想的？辰巳正明在《万叶集与中国文学》中，分析此诗题目中“过”是对中国“过”体类诗歌的承继，在内容上也属于中国文学中的“哀·诔”类诗歌中的伤悲荒都诗。所以得出结论认为此首诗更应是柿本人麻吕在羁旅中，经过荒都“大津宫”旧址，面对眼前的废墟，感叹人世之无常、心生悲伤的感伤诗而已，绝非以赞美为主的“从驾”或“应诏”诗。而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虽与《近江荒都歌》同属为“哀·诔”类诗歌，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下面我们再看看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

哀二世赋

登陂阤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谾々兮，通谷豁兮谽谺。汩淢噏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塕薆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

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敻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佅。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宜春宫是秦二世胡亥的离宫，在其附近有二世的陵墓，这首诗是司马相如随汉武帝长杨打猎，归途经过宜春宫，哀悼二世，委婉议政的文章。前一段写景叙事，到宜春宫游览远眺，到秦二世坟前凭吊；后一段抒情议论，借前车之鉴委婉讽谏汉武帝。先不论此文对汉武帝的讽谏之意，就观诗中对秦二世的批判程度，是人麻吕诗中无法比拟的。“立身为人不谨，致政权丧失。听信谗言，致祖庙毁、宗亲歼。失民心，致坟墓荒废，魂无归处。断绝祭祀，愈久愈茫。游魂飘荡，消逝于天”。其言辞之犀利，非人麻吕的哀伤诗所不能及，丝毫没有对皇权的敬畏，而这正是两首哀伤诗的最大不同。其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及中日两国的文学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差异产生的原因

人麻吕的诗歌深受中国诗歌影响，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对待皇权，不难看出两首哀伤诗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人麻吕的长歌中很难找到中国诗歌中的讽谏。人麻吕和司马相如同为宫廷诗人，而人麻吕的诗歌特别是“仪礼歌”几乎清一色都是对皇族的歌功颂德；而司马相如却在一路高赞后，予与警示，回归“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中国正统文学观上。

而中国朝代的更替本身就意味这血统的更换。所以，人们只是推崇治世、反对暴政。所以对于暴政及乱世其批判从未间断。古代朝堂直言进谏的忠臣不胜枚举，如比干、伍子胥、魏征等。更有屈原、韩愈等文人志士前伏后续，借古讽今更是数不胜数。这不但是源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也和中日的文学观也密切相关。

中国的文人无论在什么时期，文人都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才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中国的文人不管是否是政治家，其作品往往不乏政治言论。而针砭时政又是其作品不可或缺的一大主题，不会只是一味歌颂。

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序说》中这样写道，《万叶集》中的很多歌人，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虽有被卷入政治斗争中的经历，但在其作品中却极少提及。很少能看到书写者对政治形态的发言，多数认为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当然，论及文学的功效，可能有人认为它不及科学有用，但看似无用的文学，笔者认为主要功效是在于无形中塑造人。正如莫言在获奖感言里谈及的“无用之用”，其“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中日两国文学观的不同，正可以反映文学功效之一二。它不但能对政治体制说话，还能决定人的内心世界。研究文学，从中会有很多发现，也是我们反观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结语

通过对柿本人麻吕的《近江荒都歌》与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两首诗歌虽同属“哀·诔”类诗歌中的伤悲荒都诗，但柿本人麻吕在《近江荒都歌》中对天皇只现微词；而司马相如在《哀二世赋》中，对秦二世的抨击言辞激烈。

日本文学虽也有像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等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其主流不大以针砭时政为文学之用，大多认为文学与政治是两个领域。而中国，虽有很多丰富的文学支流，但自《诗经》以来，文学的“诗言志”的传统一直在代代延续，形成了文学的一大主流。鲁迅弃医从文就是中国文人认为文学为济世载道工具之思想所至。我们从以上两首诗的创作背景不难看出这点区别。司马相如在借古谏今，向着普遍、抽象继续前行，其意明显。而柿本人麻吕却是借古伤怀，更多执着于自己的空间，其意暧昧，任读者想象发挥。

柿本人麻吕和司马相如两位同为宫廷诗人，其相似之处很多，但我们从其作品的细微之处也能看到诸多不同，二者的诗歌为我们研究中日两国文化、文学比较提供了宝贵的蓝本。我将继续研究两位诗人的作品，以期发现更多的诉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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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丽杰.论柿本人麻吕的「儀礼歌」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3).

②罗丽杰.试论柿本人麻吕与司马相如诗歌用词的共通性[J].黑河学院学报,2015(1).

③张忠峰.柿本人麻吕的“天皇即神思想”与古代中国的神仙思想[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3).

④孟宪仁.论柿本人麻吕的汉学功力[J].现代日本经济,1987(5).

⑤桥本达雄.柿本人麻吕(全)[M].笠间书院,2000.

⑥和汉比较文学会.和汉比较文学叢书[M].汲古书院,1986～1994.

⑦仪礼歌：柿本人麻吕是《万叶集》及日本和歌史上的代表诗人。完成了日本诗歌中的“长歌”，即“五七五七……五七七”的形式。而在这些“长歌”中，有很多是赞歌皇室及哀悼皇族的挽歌，吟咏于公共场合，被称为“仪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