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武士阶级地位变迁及其兴衰

■朱移德／湖北师范大学

“人类社会中有大道理”。历史是“记载当时的事情，使人得以看到兴衰存亡的原因”。历史学则应“探求原理，论述变迁的根源”。

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日本史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对日本武士阶级的研究远未结束，更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日本的武士阶级既不同于中国的“士”，也不同于欧洲的“骑士”。它融合了两者的基本特征，犹如一棵树干上的两根分支。日本武士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武士阶级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奇特的，对日本古代、近现代历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值得我们很好的认识和研究。我们知道“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为了探讨武士阶级的内部矛盾运动，了解日本近代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起因。本文试就日本武士阶级地位变迁极其兴衰的历史事实加以剖析，谈谈自己的一己之见。

一、日本武士的起源与特征

八世纪末叶，在贵族、寺社的领地上形成庄园，并且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结构。于是封建制度便从土地国有的班田制过渡为封建领主制的庄园制。随着公地公民制度的瓦解和庄园的发展，天皇权力日益消弱。九世纪中叶以后二百余年间，大贵族藤原氏擅权，独揽朝政，视天皇为傀儡。期间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盗贼横行，贵族为争战土地互相火并，甚至反叛朝廷的事也不断发生。地方豪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庄园，扩大势力，都把自己家族和仆从武装起来，组成一种血缘关系和主从关系相结合的军事集团。这就是日本武士的萌发时期。

武士的起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平安末期军事制度的变迁与庄园制的发达，乃是探明这个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条件。

首先，我们认为，兵农分离政策是滋生武士的土壤。大化改新以后，中央政府建立起寓兵于农的军团制。班田制下的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军役负担，纷纷逃亡，致使兵源日益枯竭。而庄园领主制的发展尤增其岌岌可危之势。延历十一年（792年）中央政府废止了军团制，以地方豪族子弟为骨干的“健儿兵”便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由寓兵于农到兵农分离这种军制的变化，产生了所谓“诸家之兵”及“僦马之党”。为武士之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其次，军事贵族“武勇之家”的主从关系，是武士产生的重要因素。十世纪初，日本出现一些象源满仲父子拥兵自重，“立事兵道”。以及靠武威“扬名于坂东八国”的平维茂那样的军事贵族。他们作为朝臣，获四、五位品爵，迁至地方后，各霸一方，对抗朝廷。“扬兵名于后代”，成为“外国（畿内以外地方）狼戾之辈”。其势力所达之处，或“坂东弓马之大半为门客”；或“当国之人皆系从者”。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主从关系，成为军事贵族扩充实力的重要手段。他们大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从类”、“家人”、“郎党”，确立主从关系时，郎党等要向主人递交“名薄”，尔兵必须习武练艺，精于“弓马之术”。这就是武士建立主从关系的渊源。郎党等要信奉“兵家之道”，做到“不为物惧、不畏私身、不思妻子”对主人绝对效忠。这与武士“入万死而不顾一生”舍生取义的道德观念极其相似。同军事贵族结成主从关系的，主要是地方豪族出生的“在厅官人”（国衙中从事政务的一般官员）。原赖朝的心腹御家人千叶氏、三浦氏、秩父氏、结城氏、北条氏等，其祖上都出自这一阶层。从这里我们亦可窥视武士起源的一些底蕴。

最后，军事贵族与土地结缘，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士。自平安末期起，一些有实力的军事贵族开始担任地方国司，他们赴任时，郎党随行家人众多。随着“国衙领”庄园化，这些郎党、家人便成为庄官和在乡领主。特别是这一时期战乱频繁，且大多都发生在东国地区，造成大量土地荒芜。例如：“平将门之乱”以后，上縂国二千九百八十余町土地中，可耕田仅剩十八町。这就为军事贵族占有土地，提供了方便条件，也是为什么关东地区能成为武士的发源地和大本营的主要原因。简言之，日本武士大体在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初期基本定型。

日本武士与西欧骑士比较起来，有许多相似之处。本质上都是兵农分离政策与庄园制发展的产物。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西欧骑士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远不及日本武士，也未形成武士团这样的组织。与中国的“士”一样，他们都是文化集团，垄断着封建文化，是统治阶级必须依靠的政治力量。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士”的勇武强悍无法与日本武士比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日本武士团的一系列特点。

第一，血缘集团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姻戚形式相结合的主从关系，是日本武士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构成武士团的基本因素。西欧骑士的主从关系以契约为主，很少血缘同族色彩，且隔级附庸之间没有纵的联系。即所谓“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因此不可能组成象日本武士团那样强大的、独立的军事集团，其地位和作用自然较弱。

第二，扩张性：日本武士一开始并不是通过天皇朝廷封建等级制的认可，而是靠武力兼并发展起来的。公卿贵族蔑之为“弓马之徒”，庄园领主视之为“狼戾之辈”。因此，为满足权力欲望，必然要冲破旧封建的羁绊，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性，对于土地的占有欲，乃是武士团扩张性的关键所在。

第三，依赖性与保守性：武士的依赖性表现在崇拜权威、依附豪门。在天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业已形成的条件下，武士欲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诸多权力，不得不依赖皇室和中央贵族。堪称武士鼻祖之一的源满仲，早年曾与摄关家结成主从关系，在藤原氏的庇护下，逐渐强盛起来。院政时期，武勇之辈慕皇威集于院厅号称“北面武士”亦是突出例证。十一世纪，大小武士团互相兼并，结果出现平、源两个最大的武士团。平氏的祖先是桓武天皇的子孙；源氏之祖是清河天皇的“贵种”。武士团崇拜权威，依附豪门的特点可资印证其保守性。“保元之乱”后，平氏依侍武力达到权力顶峰。但其所谓“六波罗政权”不过是自任太政大臣，模仿藤原氏故技，或自做外戚、或提擢同姓独占公卿之职，毫无变异建树。充分表现出武士团的保守性。

血缘集团性和扩张性是武士聚集生息，通向权力宝座的原动力；依赖性和保守性的特征，又使他们无法摆脱旧势力的束缚。

二、武士阶级的兴起及煊赫地位确立

1087年以后，日本进入“院政”时期。皇室、低级官吏、武士组成反对大贵族的联合政权。武士阶级登上了日本的政治舞台。1185年平氏集团被关东的源氏集团消灭，控制了中央政权。1192年，源赖朝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镰仓设将军幕府，建立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史称镰仓幕府。从这时起，到德川幕府灭亡的七百多年历史。创立起来的是武士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基础是武士阶级，将军和武士结成主从关系。幕府承认武士阶级对土地有世袭的所有权，武士阶级以将军为主人，向幕府纳贡赋和服兵役，这就是所谓“御家人”制度。武士阶级在各方面开始影响日本社会进程。具体表现为：

（一）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幕府是武士的国家，政府机构由武士把持。政所、侍所和问注所分别管理全国政治、军事和司法大权。其重要职务均由武士担任。地方由幕府派武士充任“守护”和“地头”代替庄官。守护、地头行使地方警察权、征收年贡权。从而使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集中于幕府。武士成为幕府向皇室、贵族斗争的工具。一个以武士为核心的地方势力形成一个新的统治体系——武家政治体系趋于形成，以皇室为中心的朝廷受到很大打击，日渐衰落下去。

1199年，源赖朝一死。武士们立即开始争夺权势的斗争。在互相残酷的厮杀中，政权落到了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手中。北条氏当政期间，继续加强守护、地头的势力，进一步打击贵族，深得武士的支持和拥护。1221年（承久3年）北条氏粉碎了后鸟羽上皇的讨伐军，史称“承久之乱”。攻下京都，没收了贵族武士的财产和庄园达三千余所之多，将拥护天皇的公卿贵族处死或流放。从而控制了大部分国有土地，改进强化了幕府的组织机构，进一步确立了以武士为主体的幕府政治统治。

承久之变，是日本封建农奴制战胜奴隶制，武士阶级战胜公卿贵族的最后一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战争，产生了积极后果，最后确立了武士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巩固武家统治秩序，1235年颁布了武士阶级的法典《贞永式目》，用法律形式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贞永式目》五十一条是幕府的施政纲领和御家人必须遵循的法规，它明确规定“御家人”和幕府的主从关系，对武士阶级实行“政治公平”，让他们参与幕政。

由于实施了上述措施，十三世纪中叶以后，政治趋于稳固、经济也有所发展，武士阶级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武士阶级的政治态度是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的；其内部的利益和政治见解也不是一致的，随着各自的利益不断融合、分化、瓦解。到十三世纪下半叶，日本接连受到元朝两次进攻。在战争中西部武士不仅立下战功，而且政治地位也在上升。镰仓末期，地方守护、地头和权势显赫的大名，以势大量兼并土地，扩大势力范围，使北条氏政权衰弱。加之各地普遍发生灾荒，人民无法为生，各地起义不断。天皇后醍醐趁幕府势衰，联合不满幕府的武士贵族，于1331年举起讨伐幕府的旗帜。近畿地区名主楠木正成领导武士和起义农民大败幕府军队。镰仓被豪族新田义贞攻破，幕府灭亡，政权复归天皇。

武士阶级是皇室复兴的主要功臣，但以天皇为首的皇族、贵族不仅不能满足武士阶级渴望获得土地的要求，而且禁止武士管理庄园。武士阶级大失所望，立即把矛头指向天皇。足利尊氏利用这一机会，于1336年攻入京都，废后醍醐天皇，自任“征夷大将军”，设幕府于京都，揭开了室町幕府的历史。被废黜的后醍醐天皇不甘心失败，逃到京都以南的吉野另立朝廷，这是日本的“南北朝时期”。

室町幕府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守护大名上的。足利尊氏以同族和亲信武士为各国守护，除管理公地和领主的庄园外，还握有军权。不仅可以任意夺取国司和领主的各种权力，实力不断加强，而且积极向外扩张，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封建主。例如：山名氏一家兼任十一国的守护，其领地之多，相当于全国领地总数的六分之一。将军的权力基本上只限于自己的直辖领地。所以，室町幕府是建立在守护、大名联合的基础之上。将军不过在名义上是武士的共主而已。由于幕府无力控制守护大名，所以守护大名之间为争夺权势不断进行混战。1467年（应仁元年）因为第八代将军的继嗣问题，引起了一场全国性大乱，参与混战的武士达二十多万人。内战进行了十一年之久，使京都化为一片焦土。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应仁之乱”，直到室町幕府灭亡。日本历史上称为“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守护大名在长期混战和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把自身的力量消耗殆尽，完全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封建大领主，即战国大名。他们以非“御家人”武士为基础，将其收为家臣，将土地赏赐给他们，并以军事组织编制起来，由“组头”为指挥。“组头”和组员结成义父子关系，义父对义子具有绝对的权威。战国大名梦想统治全国，因此他们注意积蓄力量。由于中下级武士受到农民起义的威胁，要求建立能够镇压农民起义，以确保封建秩序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作为大封建主阶级的代表织田信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顺利地进行统一国家的斗争。

但是，真正完成日本统一任务的是农民出身的下级武士丰臣秀吉。织田死后，他控制了政权。在他任太政大臣期间，以拥护天皇为号召，发动四次战争，荡平封建割据政权，于1590年完成了国内统一。为了巩固统一的国家，他一方面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方面把从战败大名那里没收来的土地赠与中下级武士，培植和壮大拥护他的武士集团。同时，通过“检地”（即“太阁检地”也就是实行土地调查。因为当时丰臣秀吉的官职为太阁大臣，故称。）使武士离开农村而定居城市，割断中下级武士与农民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造反；又可以防止武士阶级的分化，而削弱自己的统治基础；又通过实行“刀狩”规定只有武士才能佩刀，既可以防止人民造反，又可以让刀把子永远控制在自己手里。

丰臣秀吉死后，三河大名德川家康夺取了政权。1603年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开幕于江户。德川幕府的统治依然是建立在武士阶级基础上的，所不同的是德川氏建立起了一个空前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各级官吏均以武士阶级分子充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武士阶级发展到鼎盛时期。正如井上清所说：“十七世纪中期，由于幕藩体制的确立，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达到了最高和最后的阶段”。

（二）经济上的组织管理作用

镰仓幕府初期以“恩给制”的形式确立了土地分封制度。源氏恩给制一般不采取直接封授土地的形式，而是任命御家人担任“地头”，利用地头一职来蚕食领地，最终取得领主权。恩给制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御家人服军役为其代价。这样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服役和贡赋，就成为“整个封建经济的基本关系”。御家人服军役，平时主要有“京都大番役”和“镰仓大番役”。前者时间较长，规定颇严，“基本上是每个御家人一年内要服役六个月”违期不至者，或没收领地，或依法处罚；后者时间无定数，由幕府视情况命各地御家人轮流执勤。遇有战事，御家人必须无条件地应幕府之召参战，自备军马兵器、粮草，视为将军卖命为荣。御家人服军役和参战，称为“奉公”。随着恩给制的确立，幕府采取强制措施，制定各种法令，逐步使御家人的封地成为“硬化的私有财产”。幕府为强化自己的经济基础，防止“御恩地”流入非御家人之手，采取“惣领制”对御家人领地实行严密的控制。《贞永式目》第四十八条明文规定，御家人受封的“恩领”（御恩地）严禁买卖，违者从重处罚。后来连御家人作为开发领主所拥有的“私领”亦在此例。随意转让和赠与领地也要受法律制裁。马克思指出：“日本有纯粹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日本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为真实得多的图画”。日本社会含有“西欧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德川幕府为了控制武士阶级，实行土地为中心的分封制。首先幕府直辖领地占全国三分之一，分布于四十七国。江户、大阪、长崎等城市也直属于幕府。幕府另将全国土地分封给武士，并授给统治藩国的全权，一切地方政治、军事、财政藩主统筹管理，经济上相对独立。中下级武士在地方上管理组织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进行生产，对敢于冒犯武士尊严的平民，武士持生杀大权。

当时，拥有一万石以上收入的大名，约有二百几十家，乃直属将军的武士。为了有效地控制大名，德川幕府一方面给予小恩小惠，给大名享有免纳租税和其他各种特权；另一方面，又按宗法亲属关系分为三类：一是“亲藩”、二是“谱代”、三是“外样大名”。三者相互制约，封地犬牙交错，前两类多担任显要职务，后一类不能参加幕政。

大名以下还有领禄米一万石以下的中下级武士，称为“旗本”，约五千二百人；又有领禄米二百六十石以下的下级武士，约一万七千人，是直属于将军的武士。大名下面还有大批家臣和下级武士，从大名那里领得封地或禄米，效忠于大名。幕府对武士阶级实行分封的同时，为了防止他们叛变和造反，于1615年颁布“武家诸法度”，作为武士必须遵守的法律。违者惩以消减封地、转移封地或没收封地的处分；还规定了人质、参觐制定。其目的是不断削弱大名的力量，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三）文化意识方面的特权阶层

德川幕府继承和发展丰臣秀吉时期的等级身份制度，将全国百姓分为士、农、工、商。武士地位居首位，约占全国人口10%，享有各种特权，参与幕府藩政，压迫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武士在社会上享有佩刀剑的特权，只要武士认为其他人对他们不礼貌，就可以将其杀掉而不算犯罪。武士垄断封建文化，对农工商实行愚民政策。在意识方面“武士道”精神已成为武士盲从服从主君的“鸦片”。“切腹”被看作武士“忠节”、“义烈”的表现，宣扬日本刀不见血不算一个武士。使专门以杀伐为职业的武士，成为杀人不见血的凶神恶煞。而广大平民则“敬鬼神而避之、唯恐躲之不及”。武士阶级自然一体化了。

但是，武士阶级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等级森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兴起。武士阶级发生了第一次分化，中下级武士逐渐与高级武士分庭抗礼。

三、武士阶级的分野及地位下移

十六世纪末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日本的武士阶级便大部住在城市里，过着寄生的剥削生活。他们按石高制（即土地的产量）对农民征收年贡（大米及其他贡品）。这样领主就不可能直接经营土地，从而使日本社会矛盾层层下移，一些下级武士由于参与剥夺农民剩余劳动，因而处在矛盾的漩涡，处于最不利的地位。

商品经济发达后，大名和武士就越加需要把年贡米以及其他贡品换成货币。将军和大名由于生活日趋奢侈，幕府财政越来越困难。再加长期和平，豢养众多的武士，武士便成为负担。将军和大名不断克扣或削减武士的俸禄，迫使几十万靠俸禄生活的中下级武士陷于贫困的境地。以至于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开国后物价暴涨，经济混乱，下级武士又首当其冲，以至根本无法指靠武士的收入养家活口，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德川时代的国学者大江季彦在《经济评论》中说，“俸禄菲薄之士，赖手工制作已给不足。以一人十五俵之禄米，养五六口之家，何以为生?如日唯习武，荒于制作，则饿死外别无良策。”福泽谕吉对丰前（今大分县）中津藩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做了同样的记述：“家中如有三五儿女或老人，岁入即不足以供给衣食。故家人凡堪力役者，不问男女，或作手工，或事纺绩，唯艰辛以为生计。”虽谓“兼业”，实则以兼业为本业，反以藩之公务为兼业也。领主们消减禄米，使他们不劳而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面临破产的危险。他们自然而然将愤怒发泄到领主头上，产生了“恨主如仇”的思想，逐渐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基础。

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一方面封建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危机来自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德川幕府企图以锁国来挽救封建制度的危机。幕府把花样繁多的财政负担加在“外样”大名身上，高级武士之间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也公然走上分裂的道路。这时萨、佐、长、肥四藩，敢于向德川氏挑战，丝毫不隐讳自己的愤怒，幕府深感末日来临。就在这个时期，武士阶级又一次发生大分化。到了德川幕府末期，他们的禄米又被朝不保夕的大名们一减再减而所剩无几了。由于武士阶级在舒适的日子里尚武精神消失殆尽，只好坐等厄运的降临。他们痛恨领主，寄希望于新的出路。幕府末期出现大批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现象，更加深了幕府于中下级武士的对立情绪，“恨主如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武士经济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武士也被卷进资本主义的洪流中，有的藩以经营专卖和开办小型工业来寻找出路，有的藩主以经营矿产业和高利贷获取厚利。商人和武士，日元和宝剑的关系颠倒过来。尽管日本商人阶级受到种种束缚，被统治者置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商人阶级在货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或米谷经济的封建时代，却逐渐取得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生产逐渐增长，城市的消费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商人大发其财，尽管他们身份上处于最底层，但是“武士们在他们面前却也抬不起头来。”由于大名必须仰赖大阪等地的商人高利贷者，所以名义上居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阶级，便从封建制度的罗网中漏出来，甚至于还在许多藩的藩政占据了要津。《町人考见录》一书说明了许多大名如何都变成日本五十家最大富商的债务人。商人阶级的经济力量，使得“今世武士、大名以下全部垂首于富商面前，靠其生活补贴以度日。财主时常逼债，因此，大名见了财主就畏之若鬼神，俯伏于町人面前。”武士阶级为了生活，不得不干各种行业，有的甚至成为商人的养子。“凡收养子一人予以名义上的武士地位，年收米100石者，取金50两。急收养子取金70两至100两。”昔日仇人变成了亲家，日元和宝剑结合起来。正如小川显道指出：“于法是武士治人而商民治于人，实际上，而今却是一个町人当家的时代。”

德川幕府开国之后，日本便成为西方列强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日本的手工工场和手工业者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而纷纷破产；农民和中下级武士也陷于绝境。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化，内外矛盾运动必然导致幕府的灭亡。

推翻德川幕府，是资产阶级和武士阶级建立联盟，是通过和市民、农民建立统一战线来完成的。但是，武士阶级却起了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其中，又以下级武士和浪人为核心，特别是萨、长、土、肥四藩的下级武士和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民族安危和自身利益交织在一起，也促使商人逐渐削弱德川幕府的向心力，迅速对时局做出反应。在这样一个大变革中商人的参与决定了取胜的砝码。

政治重心由高级武士转向到中下级武士手里。在巨变的时代产生了一批中下级武士出身的杰出人物。如：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大村益次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他们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权术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死咬住夺取政权不放。他们还擅于利用形势，运用各方面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加上大阪、京都等地富商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更是如虎添翼了。如：鸟羽、伏见、江户、会津等战役，如果没有商人在财政上的援助以及高超的军事才能，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王师军事行动所需贷款，大部分为三井家所提供。”再加上和朝廷的公卿们建立了联系，如：岩仓具视、三条石美、德大寺等，以及与萨摩藩缔结了秘密同盟，形成“公武合体”、萨、长、土、肥为核心的倒幕同盟。1862年参觐交代制废弛后，武士和东京自由往来，谋求推翻幕府更公开化了。

“安政大狱”前后，形成以越前藩的桥本左内，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藩政改革派；以平野次郎为代表的浪士；多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站在尊王改革的立场，成为激进的倒幕派；以梅田云斌、赖三树三郎代表了草莽志士，他们来自于农民和中下级武士。主张创立秘密组织，广结富商大豪。他们都打出尊王的旗号。平野次郎说：“我觉得君臣乃天地的公道，主从乃后世的私事……天朝立而各藩立，有神州而后有各国，何泥其末而不助其本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水户、萨摩的武士于1860年3月在樱田门外刺死井伊直弼而发难，成为讨幕的信号。1864年7月，武士在京都皇宫门外和幕府军发生冲突而失败，导致幕府军于8月发动对长州的战争，幕军虽胜，但长州藩的改革派并未失败。1865年武士高杉晋作控制藩政后，广征农民、市民、武士入伍，组成奇兵队。拉马兹莱尔指出：“长门爆发了一次叛乱，它的领袖高杉晋作是开明党的一位同志，他在数年前就已经以武士、浪人和一般平民组织了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支领薪饷，所有服装、武器和训练一律取法欧洲。”同时萨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也控制了藩政，和长州联合坚决讨幕。武士坂本龙马参与倒幕同盟，势力大增。讨幕联军于1867年10月向幕军发起攻势，以天皇名义下诏讨幕。德川庆喜在四面楚歌中只好以退为进，辞去将军职务，还政于天皇。德川慕府被武士阶级领导的讨幕力量打倒了，从而为明治维新开辟了道路。

四、武士阶级的衰落

1868年1月3日，以明治天皇名义召开了倒幕派皇族、公卿、大名及下级武士代表参加的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15岁的明治天皇（睦仁）即位，但实权主要操在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倒幕派武士和公卿手中。建立起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京都、大阪等地商人以捐献和贷款三百万两的“自愿税”，继续在财政上大力支持新政府。城乡人民反幕府征兵、抗捐抗税、袭击地方官所，配合讨幕军以武力扫除幕府的残余势力，获得最后胜利。幕府大武士阶层已分崩离析了。因此，明治维新是以中下级武士为领导、以商人阶级和武士阶级联盟的基础上进行的。

当明治维新改革全面展开后，武士阶级发觉他们并未获得实际的利益，或者说未获得满意的利益。这是由于随着维新改革的进行，武士阶级再一次发生大的分化。经过改革，一大部分下级武士沦为赤贫，处境更惨。他们不得不去做纸、绳络糊灯笼，削牙签等低贱的劳作，养活自己的家人；另一部分，由于给商人当养子，而成为大商人、工场老板、金融家，有的被编为御亲兵。其次，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大名公卿成为华族，中下级武士成为士族。此外，还废除了华族、士族和其他阶级的等级差别。进而废除武士佩戴刀剑的制度。1873年的征兵令，取消封建武士独占军人身份垄断军事的特权。武士阶级已经丢失优越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废除封建武士手里的唯一也是最后特权（即财产特权），严重损害了士族的利益。这种封建武士的财产特权的具体表现就是按就得封建俸禄制度领取的世袭和终身等各种俸禄和尝典禄等等。“明治政府发行货币俸禄公债的结果，武士成了单纯的公债持有者，从此不再享有封建俸禄的特权，庞大的封建武士便宣告瓦解。”广大的中下级武士平均每人只得五百多日元公债。这些公债大多则以抵押形式转到商人、高利贷主手里。他们只能成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城市贫民，尤其丧失公债劵无法维持生活的大批人成为一个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明治政府处理封建武士俸禄的过程，实际上成为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77年12月颁布职业自由法律以及士族归农计划，武士阶级已经走向墓场。武士们自然是十分不愿意的，他们不愿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走上反抗政府的道路。

武士阶级的再分化，使他们中间也产生“兔死狐悲”的感触。中下级武士们希望政府“擢用人才”而能展其军人才具，但他们的进身之途被高级武士所阻。高级武士这时摇身一变为新政府的“贵客”，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获得了高官厚禄。巨功而无毫利的中下级武士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愤，于是，他们求助于手中的刀，作为教训那些达官贵人，警告政府的手段。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参议横井小楠、广泽真臣、大久保利通等著名人物成了他们刀下之鬼。

其次，明治政府对于日本走哪一条路发生了深刻的分歧，给武士造成可趁之机。大久保、木户、岩仓等人力主日本仿效西方，使日本尽快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西乡、副岛种臣、江腾新平等人主张走日本老路，向外扩张。既可以使士族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又可以通过对外侵略满足中下级武士的贪欲；还可以通过战争夺回他们失去的军事领袖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我们知道由武士组成的派别或集团绝对摆脱不了封建关系、封建思想和政治对他们深刻的影响。”于是在侵韩问题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采取军事行动迫使政府让更多的士族共享在政府中的禄位，获取更多的特权。1874年1月江腾首先在肥前举事，前原一诚在长州响应。他们虽然提出“对朝鲜作战，恢复诸侯和驱逐外国人”的口号。其目的是为失去希望的武士阶级恢复过去的天堂。武士们趁机暴动，内战烽火再次燃遍日本。明治政府对武士的叛乱给予无情的镇压。武士叛乱之所以失败，关键在于他们企图让历史车轮回到封建制时代，或诸藩割据的时代，必然遭到可耻的失败，西乡等人也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至此，中小武士在日本消身匿迹了。

需要指出的是，明治政府也采取了与高级武士藩主们讲和、妥协和让步的措施。“政府一面在封建贵族面前炫示兵威，同时对大名以金钱利益为诱惑。封建制度和日本武士就这样在威胁利诱之下而走向灭亡”。明治政府发行一亿七千五百余万公债，换取三十一万三千人的家禄奉还，就是让步措施之一，它促使封建藩主、高级武士将公债投资于银行、股票、地产、土地而成为大财阀、大地主。其次，在农村，领主在1876年以后，从政府那里领到一大笔钱，然后又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里购得大量官地，摇身一变为“特字号”的新地主。在这基础上，实行全国划一的税金，建立新的租税关系，保证新地主在农村的利益，使其成为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其三，为了把大名和武士从债务中解放出来，政府对高利贷人提出了债权保证，政府发行公债替武士偿还呆账。公债持有者可以投资于工业或土地，让他们成为大银行家，大土地所有者；其四，对封建贵族也实行让步，封建贵族在明治政府的阳光普照下，慢慢复活过来，其势力逐渐渗透日本社会，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高级武士被资产阶级同化和收买了。1889年以后，他们在贵族院掌握了宪法上的大权。从此日本就沿着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互相勾结的道路走下去，成为日本政治、社会的新特征。这就是日本在较长时期成为一个绝对专制主义国家的原因，也是日本成为军事官僚体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因素之一，造成日本后来悲剧性的结局。

武士阶级的衰落是必然的。18世纪中叶，在日本封建社会母体内育发了资本主义因素。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日本资本主义萌芽与成长，在东方的地理环境与西方的社会制度温床上，展现了它独具特色的风姿。本文前面已叙述商人阶级地位上升以后，为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奠定了基础。这是日本后来没有象亚洲其他国家那样走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道路的重要原因所在。可以这么说日本商人阶级是日本武士阶级的掘墓人。

五、武士阶级遗留下来的阴影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个阶级的阴魂在日本历史舞台上仍然时隐时现，对日本的政治发生影响作用。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一个“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是由于明治维新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封建关系。虽然革命后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但地主阶级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政体方面引用神权、实行天皇君主制，缺乏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明治政权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广大农民没有获得土地，封建剥削仍然在农村长期占统治地位。1889年2月，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进一步成为绝对专制主义的化身。天皇是国家元首，神圣不可侵犯，有批准法律、任免大臣、召集或解散议会等大权。特别是作为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意味着“公武合体”在新形式下复活了，这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被同化收买的武士阶级上层，变为大财阀、官僚、政客、大商人，仍然是天皇制的支柱。他们从镇压中下级武士叛乱开始，进而镇压“自由民权运动”，极力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他们天衣无缝地和天皇制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人民的公敌。

为了适应对外扩张的需要，明治政府的军事机构不断加强。1874年决定“陆军卿由将官任命”，规定了军部大臣的武官制。天皇制为了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贪欲，势必和武士集团——军部勾结起来。以最高统帅的身份，让武士阶级的“大和魂”借“皇军”之体而复活。“王道复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泛滥起来。

六、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武士阶级在各个时期的变化，是有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武士阶级的地位变迁及其兴衰史实际上就是日本封建制度的缩影。它贯穿于日本社会七百余年的历史。对武士阶级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其在日本社会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注释：

①《马恩选集》第4卷第26页。

②《鼎轩田口卯吉全集》第2卷.第291页。

③竹内理三：《武士的登场》第84页。

④《陆奥话记》第89页。

⑤坂本赏三《摄关政治》第342页。

⑥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第343页。

⑦《马恩全集》第21卷第453页。

⑧小野武夫《日本庄园史制论》第193页。

⑨《资本论》第一卷下册第1792页。

⑩武阳隐士《世事见闻录》卷一改造社版第25页。

⑪转引自辑西光速等前揭书第150～151页。

⑫福泽谕吉：《旧藩情》引自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第71页。

⑬马丁兰明《德川末期武士的经济地位》第47页。

⑭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中译本第18页。

⑮太宰春合语，引自《体系日本史丛书16生活史2》第338页。

⑯黑板胜美《国史的研究》第3卷第482页。

⑰本庄荣治郎《明治维新经济史研究》第199页。

⑱三井家《三百年家乘》第15页。

⑲转引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

⑳拉马兹莱尔《日本的历史和文化》第4卷第308页。

㉑王政复古是指取消七百年来由将军掌握日本政权的幕府制度，恢复由天皇掌握政权的古代统治形式。

㉒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科出版社第74页。

㉓骆兆伦《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第44页。

㉔蒙西《萨摩的叛乱》第63页。

㉕麦克拉伦《日本公文集》第82页。

㉖《马恩选集》第2卷第221页。

㉗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