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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干城在倒幕运动中的历史贡献

时间:2024-05-04

/黄海学院

在日本熊本县高桥公园矗立着军人谷干城的一座铜像,创作者是日本近代雕塑家——朝仓文夫。游人好奇于被雕塑者的人生轨迹,而历史终不会湮没这位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要人物。在读书和学习过程中,一份墓志铭手卷引起了本人对于明治维新保守派人物谷干城的兴趣,这是土佐史谈会会员国吉正一郎手书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将为谷干城的研究注入新的佐证。

对“明治维新”与“倒幕运动”的时间段限,学界讨论很多。广义上的明治维新从1853年到1889年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1853年到1868年是推翻幕府统治的破旧过程[1],即将倒幕运动包含其中;《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是1868年到1889年的一件标志性事件,其使维新成果巩固下来。狭义上的明治维新范畴则小得多,其是以改元明治作为其起点的,经过前述的废藩置县等等的事件,就宣告结束了[2]。因此从广义上说,倒幕运动对明治维新起到了破旧立新的准备性的作用。

纵观相关的学者的成果,学界对于明治维新的研究成果丰硕,以研究明治维新后对日本的影响,和将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对比者居多[3]。这些文章都是以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为背景,研究改革过程中教育、近代化等内容,但是研究倒幕运动的相对较少。还有一部分研究者将视角锁定在了维新派人物上,更多的将“维新三杰”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核心[4],研究保守派人物则相对较少。

谷干城,日本江户末至明治初期的军事家、教育家、政治家[5]。由于其出生在了历史变革之时,因此少了很多生不逢时。他通过游学的形式让他一步一步积累知识,并在“樱田门外之变”后对尊王攘夷有了很深的认识,通过倒幕运动一步一步走到历史台前,并在明治维新期间积极参与改革。谷干城的人生贯穿了整个明治维新,本文着力研究谷干城在明治维新前期——倒幕运动中所作的历史贡献。

一、谷干城成长背景

谷干城于1837年3月18日在土佐国高冈郡洼川町①出生。本身是其父的第四个孩子,但由于三个哥哥先后夭折,谷干城就作为长子继承家业。谷氏一族的先祖是大和三轮谷的大神氏。当前谷干城可查到的祖先是日本战国时期的神右卫门,其在土佐神社担任神职,侍奉过长宗我部元亲。不过谷干城这一支却是谷氏的小宗,他这一支的祖先是土佐著名的南学大师的谷重远,又叫谷泰山。到了谷干城父亲谷景井出生的时候,又是其家的次子[6]。不过谷景井一生也是深得家学,他是一位儒学家,被土佐藩提拔为上士。谷干城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下出生的。

19世纪上半期,世界正在高速发展,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强国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之后成为新一批的世界强国。这些国家为了工业革命后所需要的原料、 市场和殖民地积极向远东地区发力。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翌年,日美两国完成了《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此后,日本被迫对美国开港,还要为美国提供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谷干城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青年。

日本南学是中国儒学在传入日本时产生的再传学说,其学术源头是在日本非常著名的朱子学。由于谷干城的家学渊源,也因为他一心报国,故他先后两次到江户游学。第一次是在他19岁的时候,拜师朱子学家安积艮斋[7]。安积艮斋是日本儒宗佐藤一斋的弟子,针对幕府的外交意见《荡蛮汇议》就是他提出的。这一次的学习对于谷干城而言可以说是开眼看世界,也让他对世界有了一个初级的概念,也为他第二次到江户访学埋下了伏笔。

谷干城第二次外出游学是在其22岁(1859年)的时候,再次到访江户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他分别到三计塾向安井息轩、到知新馆向若山勿堂求学。安井息轩是江户时期汉学的集大成者,为日本近代汉学打下了基础。在培里叩关的混乱中,他为水户藩攘夷派代表人物德川齐昭提出了《海防私议》、《靖海问答》。而若山勿堂的学问则横跨儒学、山鹿流军学。若山勿堂的弟子除了谷干城还有胜海舟、板垣退助,土方久元,佐佐木高行,这些人都是幕末乃至于明治初期的政坛明星。

谷干城两度到江户学习,三次拜师,分别拜入诗人安积艮斋,儒学家安井息轩,兵学家若山勿堂门下,可以看出,这些求学经历都让其对当时的日本现状有了透彻的了解,并且让他接触到了一些早期攘夷思想,最重要一点是让他有了早期的兵学思想。

二、成为草莽志士

佩里来航后,日本国内就形成了两大对立意见,一派是以井伊直弼为代表的“开国派”,一派是以德川齐昭为代表的“攘夷派”。到了1858年,两派集团矛盾又变成了十四代将军的继承人问题之争,双方是支持德川庆福的井伊直弼与支持德川庆喜的德川齐昭;到了1859年德川齐昭举兵反抗井伊直弼对“攘夷派”的打击,井伊直弼对水户藩的攘夷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演变成了安政大狱。安政大狱也成为了樱田门之变的导火索。水户藩攘夷派浪士对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深深不满,准备进城的井伊直弼队伍被突袭于江户城樱田门外,井伊直弼当场毙命。樱田门外之变让谷干城看到了原来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胸中的不满——武力推翻旧政权,代之以新政权。

樱田门外之变让谷干城对于未来有了一些启发,但此刻显然还没有让谷干城看到这个国家的前路与未来。因此他选择了返回当年的土佐国学校致道馆当一名史学助教。也正是这一次返乡让他结识了同乡的武市瑞山,让他接触到了尊王攘夷思想,甚至让他加入到了土佐勤王党之中。不过就在1866年土佐藩主山内容堂派遣谷干城和后藤象二郎赴萨摩藩、长崎以及中国上海进行海外贸易的考察。在长崎考察过程中,谷干城结识了当时经营龟山社中②的坂本龙马。他从坂本龙马处学习到了“公议政体论”和“大政奉还论”思想。

谷干城在学习了幕末非常“热门”也非常对立的两种学说,即“尊王攘夷”说与“公武合体”说之后,他的内心中便对武力倒幕以及大政奉还产生了浓厚的思想认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敬仰坂本龙马,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樱田门外之变”让谷干城看到了他一身武学、兵学有用武之地,可以武力推翻幕府,以此达到大政奉还的目的。

三、参与倒幕

庆应三年(1867年)五月,土佐藩的草莽志士中间举行了两场著名的倒幕密谈,而组织者是中冈慎太郎。由于密谈在十八号、二十一号两天举办,因此两场密谈又叫“十八日密谈”、“二十一日密谈”。谷干城作为土佐藩草莽志士中的佼佼者,也参与了其中的第二场。

十八日密谈,土佐藩的乾退助(板垣退助)收到脱藩的中冈慎太郎的信后,在京都的日式餐馆“近安楼”与福冈藤次(孝弟)、船越洋之助以及中冈慎太郎进行了武力讨伐幕府的第一场密谈。

二十一日密谈双方分别是土佐藩武力倒幕派和萨摩藩倒幕派,密谈地点是位于京都的小松带刀私邸。组织者是中冈慎太郎,土佐藩武力倒幕派的代表是谷干城,萨摩藩倒幕派的代表是西乡隆盛。双方缔结了“萨土密约”③,本着武力倒幕的决心共同组成了萨土军事同盟[8]。

然而,这样两场密谈下结成的萨土军事同盟却并非属于官方盟约。因为时任土佐藩藩主的山内容堂是在其侄山内丰惇(前任藩主)死后经家族内部商议推选并未真实上报幕府情况的前提下当上藩主的,事后山内容堂感念深受德川幕府的恩顾。因此在二十一日会谈当中,山内容堂并未参加。也有一种说法是山内容堂支持“公武合体·佐幕”的路线[9]。后来在实行过程中由于山内容堂无视土佐密约,独断的指挥土佐藩兵战争,引来德川庆喜激烈的反击。

谷干城从明治元年开始加入军队,到第二年又参加了戊辰战争,这成为其军事生涯的起点。庆应四年(1868年),谷干城时任土佐藩大军监,同年的二月七日,谷干城向时任总督的板垣退助提议军制变革,将迅冲队④整编转入新政府军,并得到了板垣退助的支持。之后,谷干城带领着这支新的政府军参与到征讨日本东北部的军事行动中,并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北关东和会津战线战果辉煌。

在会津若松城会战结束后,迅冲队带着攻克若松城的荣誉班师凯旋,谷干城本人也被特例允许觐见,前往京都御所参拜明治天皇,其队员在返回藩国后被政府赐予晋身上士格的荣誉。在落实了新的户籍令后,传统的阶级框架开始瓦解,很多原来是庄屋和乡士的队员,也因维新之功,都被政府列入士族。明治三年二月(1870年),谷干城的家禄增加到400石,担任置役(参政)的少参事,这一时期,他将工作重心主要放在藩政改革上。

倒幕运动为明治维新奠定了一个相对明朗的政治格局,虽然此时的明治政府正危机四伏,如江藤新平叛乱、西南战争等。但以谷干城为代表的改革派也走向了历史舞台正中央,为巩固前期的改革成果,也为了完善明治维新贡献了智慧以及武力的支持。

注释:

①今高知县洼川町。

②海援队前身,幕末志士坂本龙马组建的由脱藩浪人组成的浪人结社、商社性质的组织。1865年4月——1868年4月。

③萨土密约内容不同于萨土盟约,其是中冈慎太郎主导,西乡隆盛、乾退助参与提出的盟约。后者是土佐藩的公议政体派通过温和的手段提出关于”大政奉还”的盟约。

④迅冲队于庆应4年1月6日(1868年1月30日)成立,是土佐藩的主力部队,由土佐的勤皇志士主导,主要由下士和乡士组成,总数约600人,明治3年(1870年)11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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