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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中的明朝

时间:2024-05-04

■林建华/苏州旅游与财经高等职业学校

黄仁宇先生写著的《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 fi cance》,无关紧要的一年,可最终传递出的却是: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它发展的尽头。……何也?

一、帝王与首辅

先说帝国的主宰者,“至高无上”的万历皇帝,在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兼帝师张居正严格教育下,熟读经史、敬天重道,按照儒家的要求成长着。这真可谓是一幅传道合乐图,由此出现一位仁德帝王的概率是极大的。然而历史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自万历皇帝亲政以来,他深居简出,主动以一种漠然的姿态隔绝了他与他的大臣和他的天下。

张居正,一代神童,点翰林入选庶吉士,积累阅历相机而动,成为首辅后结交宦官。他深得皇太后倚重,为皇帝敬畏,权倾朝野。人是跋扈的,推行新政(改革是必须的效果也是有的)的手段是严苛的,处置官员是眼都不眨一下的。用“如日中天”来形容张居正一点不为过。很多人都认为张居正是口是心非之人,外表节俭实则奢侈,各种丑事在其去世之后有了宣泄的闸口。

万历皇帝在震惊之下终于给自己的恩师定罪,其实他是着了那些文官的道,只因张居正手握权柄,排除异己,新政改革近乎苛责,挡了那么多人的权与钱,才有如此巨大的反弹。在处置了张居正后不久,聪慧的万历皇帝明白了这一点,因为文官们很快把矛头对准了皇位上的这位年轻人。皇帝想自己主导时却受到了道德和祖法的阻力,使他寸步难行,随后的他决定以“无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抵抗。

二、停滞的明朝

有人说是文官集团所秉承的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着明朝,可儒家的学说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以构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己任,“民贵君轻”也一下子提高了老百姓的地位。所以,儒家无错,错的是功利主义统治下的人性,有宋真宗赵恒御笔亲作《励学篇》为证,原意在提倡读书的风气,然而迷醉了天下士子几近千年的却是诗中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

社会生产积累到明朝,商品经济空前发达,并形成了地域性的商业资本团体,切实地存在一样引领世界的东西——资本主义。全新的体系即将喷薄而出,却被农耕文明扼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耕文明只能塑造出帝王、将相、臣民这类等级严明的社会,资本主义需要平等、自由的社会氛围。矛盾冲突的结果在中国自然很清晰,在权力保障下的重本抑末政策之下,手工业者和商人毫无还手之力并且只能依存于社会主体,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

为人熟知的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很清楚——对“万邦来朝”的热衷,并且基本实现了这一政治愿景。之后的明政府由于专制体制无法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中断了航海活动,《剑桥中国明代史》评论说这项决定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宣德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当时的士绅官僚习惯于维持原状,害怕变革,他们知道如果时代再向前进,会夺走他们既得的一切。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人生观、价值观,催生出自我封闭的中华——一个停滞而无生气的帝国。万历十五年,应是这停滞的起点,中华帝国走向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然而在这前一年的西欧,西班牙舰队出动与英国开战,一个典型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与一个重商主义政策下积极向海外拓展国家的战争。贵族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商人完成了变形记,资本主义开始席卷全球。所有人与国家——或主动或被动——都融入到这个浪潮之中,世界由割裂而变为一体,而泱泱华夏却走向了屈辱。

突然之间明白了为什么1587年是本书的书眼了,黄仁宇先生把目光定格在了万历十五年。历史的“蝴蝶效应”在此展现。

三、以启示结尾

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是合适的制度,因此不能墨守成规,要有魄力去打破陈规,妥协和避让的结果恰如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命运。

社会道德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能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统治者如能灵活恰当运用无疑是一大助力,但如若为人所滥用则危害甚大,如明朝的文官集团为自身利益而对朝政的抨击。

凡此种种直接扼杀了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专制的帝王与趋利的知识分子,使得中国固步自封,落后于世界潮流,吃了不少苦头,终于有了幡然醒悟的中国,有了正在崛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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