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牛乐平/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把磁石加工后用来指南。人们在使用指南针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摸索:从战国的“司南”、北宋的指南鱼到后来的指南针、罗盘。
13世纪,中国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欧洲人以磁石制造罗盘指引航海,落后于中国300余年。13世纪后半期,欧洲的指南针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没有指南针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观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针出现后,海员们不仅可以确定方位,有时甚至能推算出两地间的里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使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成为了可能。
指南针的发明源于中国,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指南针由中国传入西方。这些不禁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指南针与西方最初的航海术是否有关?
作为指南针的发明国,国人认为指南针与西方最初的航海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指南针的西传就是最好的证明:说明欧洲以前没有指南针,没有指南针就无法进行航海。其次,欧洲人早期使用的航海罗盘,及其制作方法与中国的水罗盘几乎完全相同。然而,西方人似乎有着更充足的论据来证明中国的指南针与西方最初的航海术无关。首先,在郑和下西洋前1000多年,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诺曼人,都曾依靠古老的导航手段抵达格陵兰。其次,早在郑和以前一千多年,罗马人就多次下东洋,每一次的运载规模,利润,和“低平均死亡率”,都远远优于郑和船队。
笔者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中国的指南针与西方最初的航海术有关。首先,指南针在汉朝首见于籍载,却没有证据说明外国人的罗盘是依靠中国的指南针发明的。其次,北宋时期,指南针用于航海。而在罗马的安东尼王朝,每年就派出80-100艘船,从东非的阿杜利斯港口出发“下东洋”,最远达到马六甲一带。而罗马的安东尼王朝的是公元前34年-公元前30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这两者也是无关的。
法国伏尔泰和中国鲁迅都曾做过类似的评论。
伏尔泰:“中国人有指南针,但并未真正用于指引船舶航行。罗盘就像发射的火药一样,对他们来说,只是纯粹的玩物。”鲁迅说:“火药除了做鞭炮,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呢?”鲁迅还进一步做中西之比较以剖析国民性:“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由此看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两者都批评国人把指南针只用于看风水。
指南针的用途果真如此吗?这方面有众多的当事人写下的原始材料可证:事实并非如此。
朱彧在1119年所撰《萍洲可谈》言及:“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一宋朝的记载说明当时的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
曾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的马欢在谈到他们航经溜山国(今马尔代夫)的情况时写道:“设遇风、水不便,舟师失针,舵损。船过其溜,落于溜水,渐无力而沉。大概行船皆宜谨防此也”。曾4次下西洋的费信在叙述航经良青山(今越南昆仑岛)的情况时讲:“上怕七洲,下怕崖青。针迷舵失,人船莫存。”并诗曰:“惟恐针舵失,但念穴巢居。”参加过第7次下西洋的巩珍在其《西洋番国志·自序》中对当时的航海罗盘描述道:“皆析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
这些史实都证明:指南针也应用于航海,并非只用于看风水。指南针于北宋发明后很快便用于航海。因北宋、南宋、元时中国人的航海主要是近海航行,故指南针主要是也只需要是近海航行地文导航的一种补充、辅助。但到郑和下西洋进行大规模远洋航行时,指南针在导航中已居于主导地位了。
所以,像伏尔泰和鲁迅那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国人不仅把自己发明的指南针用于堪舆风水,也用于航海导航。
罗盘起到导向作用,在陆地上需要配合地貌,地图,里程表和时钟。而在航海上,需要有“地球是圆的”的概念,配合经纬仪,才有导航价值。事实上,中国古代根本还没有“地球是圆的”概念。无论是罗马人还是诺曼人,都曾依靠古老的导航手段抵达格陵兰。所以说“中国的指南针与西方最初的航海没有直接证据说明有关系”。但是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指南针对西方航海发挥的重大而又积极的作用。如果没有指南针,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几乎无法实现这些壮举。
另一方面,古时候因为人们当时的思想比较封建,加之中国人重视风水及尊崇天地君师的思想。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求神仙什么的保佑风调雨顺,所以指南针的出现为其提供了慰藉,但这也只是民间的用法,并不能说明指南针只应用于看风水。指南针的更大用途还在于导航与指导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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