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世经年，难以忘却的乡土情——《乡土中国》读书报告

■洪培琳／南京理工大学

我想到在《乡土中国》中看到的一段话：有很多靠着生产农产品而活着的人们，他们习惯于世世代代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不喜迁移到别的地方。即使是碰上了惨烈的战争，这样极端的情况也并不能使人口迁移的情况大范围的爆发，人们挚爱自己脚下倚靠的土地。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

我相信并且亲眼见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难以松动的老根。

屈原在汨罗江头，高山之上悲泣“我于高山之上兮的，望我故乡兮。故乡之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从明朝开始下南洋的人们就陆陆续续开始了远游，每次小高潮都出现在战乱频发的年代。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还是在唐朝盛世，盛世尚且如此遑论破败的王朝。引文谈及的抗战某种意义上只是中国历史上又一种外族入侵。逃，逃，逃，活下来。然而能听到的故事却都是活下来的人讲述的，血泪史于他们是人生刻骨铭心的回忆。正因为血泪，更离不开家乡。

老一代的下南洋的先人们总喜欢说自己落叶归根，憧憬着一种理想中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盛大场景。但他们的方式也许只是在家乡的家族墓建一个衣冠冢（本意可能并非如此，后代心有余力不足又或者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更多时候是竭尽一切力量建设家乡，一座座以陈某某，蔡某某名字立起的大学，书院，医院，让他们的乡情得以延续，自身价值得以彰显，自身满足感倍增。这些“发迹”了的人们是老根在外华丽的化身。

乡村与城市虽有巨大不同，基本上划分的中国的社会阶层，但筛选制却有可借鉴之处。用上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的话来说，“城市一旦建立起来，就好像一套巨大的筛选机制……准确无误地从人口总数中筛选出最适合在某个特定区域或环境生活的人”。一切都完美的仿若神助，仿若创世纪开始就是如此。城市的机制筛选更多涉及在经济层面，经济能力不足的人便会在兼顾地价与方便的情况下放弃城市选择城郊。乡村中的筛选则更多因为礼教与旧俗的纠缠不清，人生在宗堂摆布间能供自己吃驰骋的天地也许总在远方。南方人的远方，更南的东南亚。

我对下南洋，东南亚的掘金故事有独特的体会。从小到大都居住在中国东南边隅的小镇上，许多脑袋灵活，有经商头脑和语言天赋的“番客”们，嗅到了海对面的东南亚混着血与泪的商机。许多人费尽全身解数，散尽家产，靠着妻女，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破不立，才能最终在那里扎根。也有很多音讯全无的人，可能没有躲过汹涌澎湃的太平洋海浪，没有熬过生活给予的背井离乡无助贫困的生活，甚至许多人被看似可靠的老乡带向罪恶违法的深渊，在街头火拼，在黑社会的淫威下依附苟活。而这些音讯全无的人，大部分却会主动向新进自家乡来的人打听家乡的情况，小心翼翼询问那一位心底埋藏已久的亲人、爱人的名姓，却绝不会在他认为没有熬出头之日发出一封回家的信件，尽管它们一样有极大可能性错送给汹涌的海潮，但是他们却连错送的机会都不愿意献给自己和家乡的人们。

提起这些所谓的出门在外的黑户人员，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眼中的乡土情结不一定会低于这些“发迹”人士。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当出门在外打拼的游子终于能够在看不起族人的异乡博得一席之地，有足够的话语权光宗耀祖之时，出于正常的心理他们理所当然会因为这种情愫回家乡之后大谈特谈自己在异乡的光辉事迹，对于艰辛和困苦有时会极限夸大，走在刀尖上的故事被修饰成伟大的闪着英雄主义色彩的存在，那些光照背后的阴影就逐渐越来越小，消失不见。

这些不能有姓名的人就全然不同了。于他们而言，家乡之人，家乡的乡音，家乡的习语，家乡的习俗，家乡的惯例，家乡的种种都成为他们仅仅是存活下来的救命稻草，成为他们活着的意义。浑浑噩噩地苟活在没有人气的半地下室，稻草房子，漏雨砖瓦之地也无法让他能简单地离开这里。常人如果不在其位，不太可能知道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有家乡的故事，家乡的场景，关于家乡的回忆在他们心中的意义是什么。一集集一幕幕无间断性播送，在最绝望最想放弃的时候总是最能在脑海里不断激起涟漪。这可能是支撑着他们没有放弃生命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承载着家乡回忆却相隔天涯的断肠人心目中，故乡山上的残月，村口垂垂老矣的槐树，家门口狗尾巴草的小絮，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实体等等，也就是他们的存在的意义。

这一份乡愁能否有真正开花结果的时刻。无人能知道。甚至于最不能知道了解的就是他们自己了。一旦期待明天，一旦对于漂泊的生活感到厌倦，就会因为热爱乡愁而抗拒回乡。打肿脸充胖子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许多人或许连回乡去打肿脸充胖子的盘缠都凑不齐。只能在想念，无尽的想念与泪水中怀恨度过此生。这时的乡愁就是容易被风吹散的线，颤颤悠悠地坚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