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

■ 本刊记者／文

专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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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沈大伟先生是美国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非常了解。我们知道长期研究一项事物，研究者会对研究对象带有一些奇特的感情色彩，那么在研究之外，您对中国是否也有这种情感，是怎样的感情呢？

沈大伟：是的，我对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特殊的情感。自从1979年开始，作为学生，我在中国生活过，作为访问学者，我每年都会来中国几次。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我大概已经去过22个了。我对中国的地理、人民、民族、文化、食物和其他方面的多样性印象非常深刻。另外，我发现中国人民生性乐观快乐，他们总在笑，微笑，大笑，非常友好。因此，我对中国的个人情感是随着我的学术研究兴趣一起逐步深入和增加的。

当然，中国有些现象我也不喜欢，恕我直言。比如，不仅是外国人中国人自己也会发现，官僚主义普遍存在，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专业研究都因此饱受困扰。官僚行为和对外国人倍加防范的传统使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很不容易。在与外国人进行交往合作时，中国需要变得更加开放，涉及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按照国际惯例操作就好。不过，总体而言，比起过去，情况已经大有改善了。

记者：彭定康先生在《联合早报》上发表过题为《上帝美好的一年》的文章，在其中比较了几种宗教原教旨主义，并赞扬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中国文化，您最喜欢和赞赏的部分是什么？

沈大伟：我并非中国文化的专家，不过我很高兴看到近些年来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复兴（比如孔子学院的兴起），在过去，这些活动曾被禁止或攻击。你还记得“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吧，那个时候孔子和林彪一起被打倒。但是，非常幸运，中国在过去30年中开始逐步重新与自己的历史连接，并且传统宗教及文化活动已经重新焕发了活力。一个想要从自身历史中抽离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反之，一个诚实地接纳并理解自身历史的社会有足够的能力面对未来。

记者：您知道不论美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有许多观点都将美国视为一个帝国，而在美国国内出现的这种观点更带有一丝骄傲和自豪感。包括希拉里国务卿在内的众多政治人物和学界人士都曾有过表述，认为美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名副其实的帝国。对此，您怎样看待？

沈大伟：我并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我觉得很少有美国人愿意接受这种观点。事实上，我觉得世界上同意这种观点的人不会太多。帝国有殖民地，要控制该地区的人民，也不承认他们拥有自己的主权。或许，对美国而言，仅有波多黎各是个例外。因此，我不同意上述关于帝国的这个看法。

记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5月27日在“亚洲未来”年会上说他认为美国完全可以再次恢复其活力。美国在历史上已多次度过危机，但自从此次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国内及全球范围内都在争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了？”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沈大伟：美国深陷金融危机，并且这种状况会持续一些时候，美国一直在努力摆脱困境。不仅仅要将美国的公共及私人债务置于有效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要做出许多结构性的调整。但是我非常赞同李光耀的看法，美国强大的生命力会把自身从经济危机和下滑的困境中抽离。美国是一个适应性和创新性都很强的国家，在美国面对挑战时，那些小视美国的恢复和适应能力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记者：基辛格博士在其新书《论中国》中认为美中两国虽然有基本的文化分歧，但提议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合作，共建新的“太平洋共同体”，您认为这是可能的吗？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美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不是敌人，但也绝不会变成朋友。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沈大伟：我非常喜欢读基辛格博士关于中国的新书，我发现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事实和深刻的见解。但我并不同意他关于中美可以合作共建“太平洋共同体”的观点。中美之间的基本价值观和政治体系差异巨大，此外，亚洲是一个奇妙的多元文化区域，这一特性不允许出现由两个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控制该地区的情况，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虽说如此，不过，除非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否则亚洲就不会稳定。可惜中美关系目前仅仅是部分的稳定。正如你所指出的，这其中混合了合作与竞争。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是正常的，也在预料之中。我们两个国家必须在这种动态中生存——但我们也需要努力扩大合作层面，缩小竞争面。我已经将我的职业生涯全部投入其中——和中国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和更具合作性的未来。

记者：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利坚民族由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组合而成，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族群之间的融合又是不够充分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何理解？您是否赞同美国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沈大伟：我恐怕不能同意美国是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美国社会是一个包含了多样性的、非常真实的社会。美国人共享许多基本的共有价值观念——这些都根植于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是的，美国由许多族群和来自许多国家的移民构成——他们是被美国的价值观念、自由和美国所提供的机会所吸引。

美国人在历史上没有处理好种族关系，这确有其事——对于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日本裔美国人（在二战期间）和非洲裔美国人（直到民权运动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立法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在这些领域我们仍有许多困难，这点和中国的汉族与藏族人、维吾尔族人、蒙古族人及其他民族之间的问题类似。我们两国都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以真正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

记者：2011年1月8日加布里埃尔·吉福兹议员遭到枪击的事件让有些学者提出了“美国极化政党政治”的问题。您怎样看待这次事件，美国政治是否存在两极分化趋向？如果存在，这种趋向对美国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沈大伟：我不确定吉福兹众议员遭到枪击的悲剧性事件能准确地揭示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或许目前两党在预算和削减赤字问题上的胶着更能说明问题。虽然我感到很悲哀，但无法否认，美国的政党政治的确已经严重极化。这个问题使政府在做出决定和执行政策时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国家仍在前进，问题终会解决。

记者：2010年，美国政党政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力量——“茶党”，总体而言代表着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而且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您怎样看待茶党和共和党的关系，您觉得茶党对共和党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您期望看到的吗？

沈大伟：茶党运动正在使共和党在政治上进一步转向右倾——使美国政治极化日益加剧。茶党运动同时也使共和党走向分裂，因为许多温和派共和党人非常不赞同茶党的极端保守主义，而与之保持相当的距离。这也是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竞选总统的一个原因——希望能够将共和党拉回到中间立场上来。我们将会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看到茶党运动到底已经有了多大的影响——但是看风向倒是民主党受益更多。

记者：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您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您认为现在已经走过90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对中国共产党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沈大伟：在过去90年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走了一些弯路。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一个执政党如果不能充分认识过去，也很难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解决某些历史性问题，但是《决议》不能涵盖所有问题。与此相似，对于1949—1978年这段较近的历史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室出版了许多文献，尽管在许多领域比1982年的《决议》探索更深，但也不能涵盖所有问题。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两个主要的挑战：反对腐败与扩大民主。当然，同时还存在许多其他挑战，但我认为这两个是最紧迫的。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新书《中国共产党：萎缩与适应》的中文版将于今年底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首先恭喜您。关于这本书，从您对其他媒体的回答中我们知道了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情况，在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的同时，您也提到中国软实力的有限性，您能结合对中国文化及社会的了解对中国软实力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吗？

沈大伟：中国在构建自身软实力方面面临许多挑战。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个是要理解软实力的根源和对外宣传工作之间的区别。约瑟夫·奈教授在其著作中明确表述，软实力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和文化而非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政府试图对社会和文化事务包管太多，这种行为对软实力也是一种损害。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应当给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更多的空间，让他们更加自由地在国际舞台上表达和展示自己，这将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在公共外交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在牵头进行这项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前方机遇与挑战同在。我认为其中有一项工作非常重要：中国应当加强与海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合作，帮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他们就能够更好地对国外的媒体和观众（听众、读者）传达和解释真实的中国，减少误解和曲解。

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事例，最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与外国专家共同主办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讨论会，我参与其中并联合主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中国官方与外国专家就一些重大主题交换专业视点的机会，而这些主题中国共产党从前从未与外国人讨论过。我觉得需要举办更多的同类活动，因为这类活动将会增加海外对中国的理解并进而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