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曼德拉心中的英雄

唐瑶瑶

“当人们连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我们要马戏干什么？”

南非拥有世界上最豪华的旅游列车，一张车票就价值2万元人民币。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开普敦等地，富人开豪车、坐直升机出行；但在仅仅40公里外的城郊，简陋的铁皮“安置房”、集装箱“教室”比比皆是。

2010年，世界杯第一次在非洲举办。据当时的报道，南非政府投入近300亿兰特（约合173亿元人民币），建造了大量的铁路、机场、大型露天运动场，用于筹备这场难得降临的赛事。这个数字超过日韩世界杯和德国世界杯的好几倍。“没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体育场，”戈迪默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这场“尴尬”的赛事：“等世界杯结束以后，我们要怎样处理它们？让那些棚户区居民去那里躲雨吗？”

因此，当“荣耀”、“复兴的新希望”等等来自全世界的恭维之声降落在非洲大陆上时，戈迪默只是冷静地说了一句：“这是一场盛大的马戏，我也不想让大家扫兴，但当人们连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我们要马戏干什么？”

罪恶造就哲人，愤怒造就诗人。种族主义为南非孕育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在全世界看来绝无仅有。戈迪默就是其中一个。“反种族主义”是戈迪默的另一张身份证。“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与那些把文学当政治工具来使的政客不同，戈迪默是用她的悲悯情怀向那些深受种族歧视的人和家庭张开结实的怀抱，并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始终怀有乡愁。

这样的人想必是深情和专一的。曾有多个国家盛情邀她前去定居，她一一致谢并拒绝，她的理由是，虽然她用尽一生反对这个种族主义的政府，但只要她留在那儿，就可以让她的作品起些作用。“创作是一种使命，”戈迪默说，“我希望我的创作可以唤起黑人的信心和白人的良心。”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作品在南非遭禁或者受到另类严格的审查。甚至在她年事已高的时候，家中被抢，她还挨了打。“那些抢她的人，很可能就出自她当年为之呼吁的那些人之中。”作家王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戈迪默并不介意那些。“作家要表达声音，作家要被人知晓，生活在我那样的国家，你不能不说话。”正如她在《贝多芬的八分之一是黑人》里面陈述的那样：总有些人要做时代的先驱者，而他们的牺牲将付诸东流。

戈迪默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好友。她第一次遇见曼德拉，是在1963年的尼日审判。1964年，曼德拉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就是在戈迪默的协助下起草的。后来曼德拉被判无期，她也正好在场。再后来，曼德拉在狱中读到了她写的《伯格的女儿》（Burgers Daughter），那是一本写孩子被父母的政治信仰和监禁威胁所绑架而终日惶恐不安的小说，在南非出版之后即遭禁。曼德拉给戈迪默写了一封信，详述了他深切的赞同，从此成为她“最迫切期待的读者”。

曼德拉非常信任戈迪默，出狱之后即通过律师找到她，连妻子温尼有了情人这种当时不便公之于众的事，都毫无保留地告诉她。1993年，曼德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随同人员，戈迪默获邀参加。颁奖典礼结束后，她和曼德拉站在酒店的阳台上，看着楼下众多前来道贺的人群，“我们满脑子想着如何摆脱种族隔离制度，根本没有心情思考未来。当时我们彻夜狂欢，现在必须面对宿醉后隔天起床时的头痛。”16年后，南非举办非洲大陆上首场世界杯足球赛事，一掷千金，时年已86岁的戈迪默回忆起那晚的狂欢，仍无限唏嘘。

“你已经排上名了，将获诺贝尔奖”

戈迪默出生的时候，正是南非史末资政府为种族主义立法的时代。她9岁开始写作。她编过整张像模像样的报纸，有婚礼、集会和市政大楼的开幕式等消息，还自己绘制专栏题图和插画，像极了她居住的那座小城的周报——她和小伙伴们笑称那是“破烂玩意儿”。“我就是这样起步的。”

除了模仿写作，戈迪默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模仿别人甚至鹦鹉的口音讲话，逗人发笑。她把这种行为归结于“喜欢出风头”、“卖弄欲”，因为确实受到了大人们的鼓励。她自嘲：“所有的作家在其早年都会专注于写作。”但她也承认，正是因为这些模仿，使她无意中练就了对任何事情，包括人们的衣着、住所、生活习性都观察入微的能力。

14岁的时候，她读到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开始思索生活环境和自己周围这座小城的生活方式，她开始明白“人为什么被一群一群地加以奴役”。当时她还住在那个淘金小城，被众多巨大的金矿包围，当然，也被从南非各地前来的黑人矿工“包围”。这些人没有妻室，更没有儿女。他们是季节工，合同都是几个月几个月签的。当地的白人总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黑人是从非洲其他地方来的，是怪物，要远离他们。

但戈迪默逐渐意识到，这些人并不仅仅是在那儿干活的、说话难懂的“矿孩”，而是跟普通工人一样，“是过着常人生活的人”。 她开始和黑人交朋友。她不承认自己是“猛然顿悟”，因为她的母亲一直在为黑人做着各种善事：成立了一个小型妇女团体，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地开办孤儿院和诊所。

对于戈迪默而言，母亲也许只是出于心地善良，不忍心看到黑人遭受虐待，而她自己，是真正意识到“社会制度应当为她所怜悯的那些人的生活处境承担责任”。当她一步步走出封闭的白人圈子时，就更加怀疑，这个社会或许并非如此“黑白分明”。

18岁的时候，戈迪默写了一篇小说，名叫《要做的善事》，写的是一个小孩捡到一只垂死的鸽子，要么看着它忍受疼痛慢慢死去，要么杀死它结束痛苦。戈迪默选择了让那个小孩“脱下鞋，朝鸽子的脑袋重重一击”。许多年后，戈迪默重读那篇故事，才意识到那是她头一次面对这样的道德问题，那就是：一个人对他人的生与死其实是负有责任的。

她毕生都在为“他人的生命”贡献微薄之力。在白人政府疯狂搜捕非国大成员时，她掩护黑人运动领袖安全转移。1986年，她出庭作证，使22名非国大党员免于死刑。即使是在81岁高龄，她仍然为艾滋病救援募捐四处奔走，召集作家合力出书，把版税全部捐献给艾滋病防治工作。

每年诺贝尔奖揭晓之前，总会有记者打电话给戈迪默：“你已经排上名了，将获诺贝尔奖，你有什么感想？”戈迪默则总是回答：“如果我得了奖，我会告诉你的，再见！”然后挂断电话。“一位作家在真正获奖之前至少五六年甚至七八年里，总会被一直排在候选人之列。”于是，当开始列入这个“候选人行列”中，她很淡定：“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会获奖。”

因为反种族歧视，当她获奖回国后，当时的南非总统德克勒克“竟没有一个字的祝贺”。2002年戈迪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都会为自己国家出了诺贝尔奖得主而高兴。”

“反种族歧视的活动分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让人误以为文字只是戈迪默用来宣传和鼓动的工具，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作品见长”。“我一直在写我熟悉的事情，那些小说被人们称之为反种族歧视小说，其实小说只不过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她曾对记者说道。

更早一些的时候，1986年，她在与美国小说家彼得·马钦座谈时谈到：“我不认为作家有那么重要……（那个时候）你找不到哪个作家公开地或暗底下拥护种族隔离制度。书籍使南非人，黑人和白人，从内心认识自己，得到一面比较自己感情和动机的镜子。”

1988年，戈迪默被提名为奥兰治文学奖的候选人，但她断然拒绝获这个奖，“因为那是专门为女作家而设的”。 戈迪默反对一切人为分类的所谓奖项，她说：“难道非要分男性奖、女性奖、红发人奖、金发人奖、 一夫一妻者文学奖、同性恋人文学奖吗？这些和文学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戈迪默对文学的忠诚和执著可见一斑。

“她笔下有非洲大陆的熔浆。”叶倾城这样评价：“读戈迪默，要有耐心，还要有足够的同情心，当然也得收起眼泪，够冷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