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之关系——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学学科为例

■/

一、新文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近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逐渐壮大，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传入中国，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诞生。次年，《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成为主要撰稿人。同年，蔡元培出任为北京大学校长后，邀请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此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同时也是执行高等教育各个学科的场所—北京大学，无疑成为缕清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之关系的枢纽。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之后“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吸引了大批的仁人志士，书写了新文化运动的辉煌历史。

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意识到要想改变黑暗的现实社会必先拯救国民思想，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曾写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①在这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中，北京大学担负起改造国民性的重任，而如何将这一行动付诸于实践则如当今大学一样以学科课程设置的方式“传递思想”。

“1915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三年九月以后，因新班分科添聘教员二十三名，预科添聘十五员”，其中，文科黄侃担任“词章学”，朱希祖担任“中共文学史”②。两年之后，“1917年年末，陈独秀主持文科课程改革会议，姚勇朴所任“文学研究法”、黄侃所任“词章学”一并从新的课程体系中退出。癸丑学制中诸外国文学门中各重文、史、论的“文学”、“文学史”、“文学概论”三门核心课程并立的“文学”课程体系在中国文学门中也得到确立。1918年4月30日，国文教授会议决议《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对三门课程的内容、目的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说明，“中国文学史”“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派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③近代中国文学学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诉求中逐渐发展壮大。

二、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为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打开了一扇学科之窗

为了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自由开放的大学氛围、热情洋溢的青年学生相适应，北大中国文学学科在不断提议中逐渐完善。或许与北大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有联系，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北大中国文学学科的课程设置既含有西方文学，又含有中国古代文论等内容。与此相对应，北大既有西式着装的老师，又有穿马褂留小辫的老师。借用阿基米德杠杆原理做比喻，如果近代文学学科是撬动地球的支点的话，那么北大雄厚的师资力量便是杠杆，北大学贯中西的师资在教学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因此，近代中国文学学科在北大师资的助力下为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传播了新思想，注入了新活力。

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师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有创立《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有学贯中西，主讲英国文学的辜鸿铭，有留日归国学者周氏二兄弟(周树人、周作人)，有桐城派出身、讲授《文学研究法》的姚永朴、有讲解《文心雕龙》的章太炎弟子黄侃，还有刘师培、罗常培、朱蓬仙……等等，不难看出，北京大学教师的学术背景既能专注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又能涉猎西方文学、西方思想。北大老师正是在任教期间通过近代中国文学学科的讲授，向北大校园甚至整个社会传递了古今中西的思想，宣扬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这些新思想、新精神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文化运动取得胜利扫清了思想障碍。

北大师资力量只是促进近代文学学科发展的一部分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学科本身遵循不断完善的规律。在1912年教育部颁定的《大学令》和1913年颁定的《大学规程》曾写到“国文类的课程设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及音韵学、尔雅学、词章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希腊罗马文学史、近代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伦理学概论共12门。”④三年之后，“1916年，蔡元培主持北大。1917年，陈独秀进入北大承文科学长，年末主持改定文科课程会议，12月9、1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改订课程会议决议案》。据此决议案，中国文学门必修课含：文学概论(一单位)、周秦、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文学(除唐宋外均为三单元)、文学史大纲(三单元)、文字学学(六单元)”⑤

通过查阅史料我们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中即囊括了西方文学、哲学的介绍也将中国古代文论置于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近代北大的中国文学学科拥有浓厚学术背景的教师队伍，这些老师通过教学实践促使近代文学学科在传播思想方面为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打开了一扇学科之窗。

三、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共同推动近代社会的进步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次文化与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统治地位，沟通了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经过这次文化洗礼中国人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同时也向国人传播中国现代文人自由主义思想，进一步打击了封建专制的统治思想。近代文学学科经过此次文化洗礼而“茁壮成长”。这一特殊时期的北京大学经历着与新文化运动随之而来的文化与思想的冲击，身在新文化阵地中的老师在此次运动中重新梳理如何在文学学科教学实践中更好地传授思想与文化。这一冲击与反思的过程正是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北大经历了多次中国文学学科的调整，如1915年《北京大学分科暨预科周年概况报告书》、1917年，陈独秀主持文科课程改革会议，1918年国文教授会议决议《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等等，这一事实也佐证了新文化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同时，近代中国文学学科在不断完善中通过课程教授的方式向学生传递中西方先进思想与文化，接受过中国文学学科熏陶的学生汲取先进思想，为新文化运动取得胜利奠定了学科基础，并运用在之后的各种社会实践中。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众多文学社团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如1918年新潮社成员傅斯年、罗家伦、毛准等，1921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中的成员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等，又如1924年创立的语丝社成员，钱玄同、俞平伯等，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近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影响，他们创办的文学社团对推动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在1915《青年杂志》创刊之后，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文学学科以一种相互交织的方式共同推近代社会的进步。新文化运动为社会带来的新鲜文化与思想促进了近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近代中国文学学科又为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学科基础，两者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共同书写了近代社会这一特定阶段的历史，为近代社会的文化与学科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②《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885页.

③《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709页.

④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98～699.

⑤《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第1061页.

参考文献：

[1]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2]北京大学史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伍启元.新文化运动概观[M].北京:现代书局,1934.

[4]栗永清.学科·教育·学术: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学科[D].上海:复旦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