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日汉同声传译中隐藏的风险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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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风险概念的导入

风险一词在英语中的常用表达为risk，而在日语中往往被译作“ハザード”、“危険性”等。事实上，根据人们所从事的行业或领域，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它的概念以及定义也会产生一些微妙的不同。

1999年、国际标准化机构(简称ISO)与国际电气标准会议(简称IEC)在“ISO/IEC GUIDE51”①中、将风险一词做了如下定义。

“危害发生的概率和危害程度的组合”…①

之后，在2002年、上述两机构又发行了“ISO/IEC GUIDE73”①，将风险定义修改为“事象发生的概率和事象的结果”…②，而进入2009年以后，又进一步修订为“对目的施加的不确定影响”…③。

正如其字面所示，定义①从重视安全的角度出发、将“风险”与“危险性”做了强有力的关联，而②和③则从管理角度出发，不仅着眼于“风险”的“危险性”这一负面影响，更考虑到其正面意义，因而将其内包于一个比较中立的用语——即“事象”、“不确定”。

二、同声传译员面临的风险要素

同声传译作为人从事的一项行为活动，理所当然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换言之，译员在进行同声传译这一作业之时，会边进行损得判断，边进行译出工作。本节将把同声传译中隐含的风险要因分为外部要因和内部要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前者指译员本人无法管控的、同传作业固有性质或是外部环境带来的风险，后者指因同传译员自身行为所引发的风险。

(一)外部要素

1、同声传译中信息的不对称性

信息的不对称性来自于经济学概念，是市场中买方和卖方因掌握的信息中存在差异而产生的一种不均等的信息结构，如果将其运用于同声传译，则译员相当于市场中的卖方，单方面独占了说话人提供的信息资源。听众变成买方，处于只能从译员一方获得信息的弱势地位。这种独特的信息分布特点对译员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即既带来利处、又带来了损失。因为只能听懂目标语言的听者(即便其中有人听得懂源语,但同声传译不同于交传,交传可以在听一遍源语后再听译语，而同传的同时性决定只能选择听其任意一方)无法直接从说话人处获得信息，这使其很难判断译员的译语是否忠实，因此，判断一个译员的译文质量时，比起译出内容的正确性、忠实度，听者更倾向于依据产出译语的逻辑性、连贯性、译员发音的标准度、流畅性等辅助性标准。只有符合上述所有标准，译员才能获得听者较高的评价。然而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也为译员带来诸多不便、甚至损失.例如说话人在即兴演讲时,由于过度紧张或者兴奋,导致产出的源语缺乏逻辑性，无法抓住要点。如果此时将源语忠实译出，说话人自身引起的问题就有被转嫁到译员身上的可能。

因此，译员往往面临着因信息的非对称性而带来的风险，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如表1。

2、说话人带来的不可控风险

译员在日本常常被称作影子武士(影武者)，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主角光环，却在暗处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协助作用，而这正与影子武士的固有形象完全重合。换句话说，正因为译员充当着说话人的影子武士，因此从始至终只能发挥协助的作用、处于被动的立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语速

语速包括说话人语速和译员语速。前者指说话人产出信息的速度，从译员角度来说则为输入速度。与之相对，后者指译员接收说话人信息后开始译出的说话速度，也称作输出速度。输入速度一直以来作为影响译出质量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被广为议论，“输入速度极其重要。输入速度过慢和过快都同样有可能影响译者对信息的处理”(P?chhacker.Franz，2004)。问题在于不同的说话人具有不同的性格、习惯和说话语境，这种性格、习惯，以及当时现场情绪又会以间接的方式体现在其语速，或者说是输入速度上。而不论这一速度太快或者太慢，身为影子武者的译员都无法要求对方根据自己的节奏去调整语速，只能通过被动性的调整自身的产出语速以适应对方节奏，这成为使同声传译作业风险进一步增大的要因之一。有关语速这一课题，众多学者曾进行过验证和讨论，并一致认为说话人语速的加快会直接导致译员译出率的下降(Gerver.1969/2002,P?chhacker,Franz.2004,杨承淑.2004,川端谷津子.2014等)。

②说话方式―语调、停顿方式

1)语调

说话人语调给译员带来的影响虽非决定性，但无可否认，相比于抑扬顿挫的语调，毫无平仄的语调会给译员对说话人信息的把握带来更大的障碍。说话人发言的过程即向听者(译者)不断传递信息的过程，其媒介是单个句子，也可以是一整个语篇。而包含在句子或语篇中的信息既有已知的旧信息，也有未知的新信息，从前者向后者逐渐过渡是信息传递的基本法则(刘月华,潘文娱,故韡2001；苧阪满里子2002；楊承淑2004)。讲话方式有高低起伏的说话人在传达信息时，往往会在新信息上设定Focus③，通过调整语调的高低(抑扬)，让译员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到新信息上。而围绕Focus的实际効果，也有众多学者通过测定得以证实(Chomsky 1971；Cutler 1976；Cutler&Fodor 1979；Bitch & Garnsey 1995)。例如，苧阪满里子用设定了Focus的140个句子进行了Focus reading span test(Focus词和要求事后回想的目标词一致)和Non focus reading span test(Focus词和要求事后回想的目标词不一致)，最终测试结果显示，前者比后者的Span值更高，且再生成功的单词数也更多。由此可以看出，“Focus在信息理解中发挥着中心性作用，一旦其和要求再生的目标词语重合时，就更容易被受试者所记住。而在口语中，Focus和所强调内容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④，因此如果说话人语调抑扬顿挫，就会促进听者对信息的理解进程，从而达到一个良好的传达效果。(图1)。

图1

2)停顿方式

说话人停顿方式和语速一样，也印有其个人鲜明的特色。有的人在一句话中会出现多次停顿，边说边想，有的人则一气呵成，出现错误之后再修正。而围绕停顿的研究论述也有很多，例如Gever(1971)认为，当说话人的演讲中出现明显的停顿时，同传的译出精度就会上升。Godman-Eisler(1968)和Barik(1973)认为译员正是通过利用说话人的停顿，从而让同声传译变为可能。该观点虽然之后被Gever(1976)的实验结果所否定，但停顿给同声传译的译出质量带来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从直观来说，如果说话人从始至终以高速且无停顿的说话方式产出信息，那么译员只能尽可能实施追赶策略。而这带来的结果是，EVS一步步拉大，最终给译员带来译出精度大幅下滑的风险。相反，如果说话人注意停顿，那么译员就能够利用这一有限的停顿，尽可能改善之前在输入，转换或是输出过程中，因出现失误带来的EVS拉长，促进译出质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停顿可以分为无声停顿和有声停顿，有声停顿如日语中的“え”、“まあ”、“あ”，中文中的“嗯”，“那个”，“啊”等，亦被称作Filler。远山&松原(2007)曾就Filler的出现和信息易懂度之间的相关性展开实证研究，最终发现比起句末和句头的Filler，句子中间出现的Filler如果比例增高，信息易懂度的评价就会明显恶化。由此也可以得出，说话人的停顿方式是无声还是有声，出现在什么位置等，都会给译员带来风险。

③内容预测的困难性

同声传译中的预测问题作为一项译出策略也屡屡在研究课题中被提及。例如，Daniel Gile在“日语中预测可能的句尾与会议口译”中，把预测发生的地点称作同定标识，并将其分为三大类型：形态论(惯用句)同定标识、文法性同定标识及由功能语和内容语组成的意义论同定表识。简单来说，Gile将发生的一切预测类型归结为语言内预测、即基于语言固有文法、习惯性特征的预测和语言外预测、即基于文脉的预测。不过，Gile所举的例子均非对说话人讲演内容的预测，而是“当可以断定句子剩余部分基本不含或完全不含信息之后”⑤能够预测到的句尾部分的内容。因此，如果预测发生点出现较早，就有可能减轻译员的认知负荷(这类预测往往发生在正式场合下，用来表达说话人虔诚态度的句子中，例如“させて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如果较晚，即句子剩余音节很少的话，该预测和动词在最后出现的日语语法结构所带来的负荷相比究竟有多少效果，还不得而知。此外，也有人以预测为题进行过实证研究。例如，黄玮(2013)将被试者分为两个实验组，一组进行口译的事前预测，另一组不进行，通过比较研究得出，进行事前预测的小组的最终成绩和未预测的小组之间出现显著差异，前者比后者得分更高。但是，该试验的方法并非由被试者主动预测，而是交由熟知原稿的指导教师进行启发。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能算作预测，而是指导教师的一种变相的信息泄漏。

事实上对译员来说，要预测演讲内容是个极其困难的课题。除非对方事先提供讲话原稿，否则遇到未知领域内容的概率绝非不高。例如比较罕见的地名、人名等固有名词、学术性用语，或谚语、名句的引用等，这些都是难以预测的要素，为译员译出带来风险。

④交际目的的不确定性

不同场合的演讲隐藏的风险级别不同，越是具有政治性、敏感性、公共性的场合，同传带来的风险就越高。特别是在日译中的情况下，由于日本特有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壁垒，在很多表述上让中国人和西方人感到暧昧不清。例如“前向きに検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该词可以直译为“我们会积极探讨”，似乎表达了对方积极合作的乐观态度，但众所周知，这一表达在很多日本本国人听来，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应付，并没有实际意义。类似的例子还有田中角荣首相访华时说的“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这种表述到底包含了多大的歉疚，把它翻译成中文时又应该以分量多重的词语来将它重现，都是关系到译员职业生涯的大问题。有关如何规避这类风险，松下佳世(2015)曾在“论政治发言中的口译风险管理”中以记者招待会日英交替传译为例，提出了Lengthening策略。所谓Lengthening是指译员通过添加、反复、明示等方式，至使译出完成时间要明显长于源语产出时间的现象。

例：報道の自由こそが権力をチェックする(SL)。(报道自由才能监督权力)

I believe that the freedom to report is a very very valuable concept because that is the only way one can check or curb or put restraints on state power.(TL)

松下氏所举以上例子中，译员为避免造成媒体误读的风险，在最初将“チェック”直译为check后，又连续进行了两次修正(curb和put restraints on)，并将这三种译法用or连接起来，通过给予听者选择的自由，从而把风险从自己身上转嫁出去。然而这种策略是以牺牲时间为代价的，它可以运用到交替传译，却不一定能用到时间限制极为严苛的同声传译中。因此关于这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3、听众对同传认识的匮乏性

相比交替传译，同声传译给译员带来的认知负荷更大，译出率也往往比前者更低。不仅如此，为了减轻认知负荷译员往往会使用顺义区动的策略，这就导致产出的译文和日常使用的语言结构有所不同，即所谓的“同传腔”。问题在于很多听众对此并不了解，对同传抱有过高的期待，最终加大因无法适应“同传腔”而给译员过低评价的风险。例如，新崎隆子(2017)在“从听者视点看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中同时让专业译员和一般听众对奥巴马演讲内容的同传和交传译出质量进行评价，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针对同声传译的译出质量，专业译员比一般听众给出的评价明显更高，甚至有译员认为同声传译的质量比交替传译更好。这正是因为专业译员基于自身经验，深谙同传之难且适应了“同传腔”之缘故。

以上详述了说话人带来的风险要因，将其简明扼要总结为以表2。

表2

(二)内部要因

1、语言可用性的欠缺

语言可用性是由Glie(2012)提出的概念，它包含对源语理解阶段的可用性和产出阶段的可用性两个方面。理解阶段的可用性指为充分理解说话人信息所必要的词汇群组、语法以及对包括语用论规则在内的各种规则的运用能力⑥。译员该能力越强，其从信息输入到信息识别之间花费的时间就越短，节省下来的认知资源就有可能充当到别的认知作业中。理解阶段的可用性欠缺往往发生在从B、C语言译到A语言的作业过程中。而产出阶段的可用性是指在理解说话人信息的基础上，为将其产出为目标语言而必需的词汇群组和对各种规则的运用能力。这一阶段的欠缺往往多发上在译员从A语言到B、C语言的转换过程中。

因此，译员在同声传译中同时面临着两个风险。

(1)理解阶段的失败。

(2)理解阶段成功，但产出阶段失败。

不论是哪个阶段的失败，都会造成译出时异常的停顿、踌躇、信息的脱落、意义的歪曲和误译。

2、译者之间的合作不足

按照惯例，同声传译时一个同传箱会同时配置2-3名译员。这不仅是为了方便译员每隔15-30分钟的轮替作业，更是为了在一名译员突然遭遇到语言可用性欠缺时，另外的译员可瞬间做出判断，或是紧急替换、或是以某种形式对译文进行提示，使整个同传工作能够顺利展开。

因此、专业的同传译员往往非常重视工作伙伴的选择，更倾向于与和自己水平相当、合作意识较强的人一起工作。否则风险发生的概率将会大幅增加。

3、其他

同传译员面对的内部要因除上述几点之外还有很多。其中，健康问题、心理状态也是不容忽视风险因素。因为这种“走钢丝”(綱渡り)(Gile,1990)作业的性质注定译员从始至终都不得不背负极高的负荷，即便在最佳状态的情况下都给不可能实现信息的完整再现，如果加上健康出现问题，心里状态不稳定等要素，那么负风险发生的概率将急剧上升，这也是当今口笔译教育中教师不厌其烦地提醒学生注意个人健康管理的原因。

三、从风险要因看译员回避风险的必然性

前一节中本文主要从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两个方面论述了同声传译中的风险要素。既然同传是将说话人和听者联系在一起，帮助二者实现沟通的存在，那么如何向双方、特别是听者证明自己所译内容的可靠性，就成为考验译者的一大难题。事实上，要在业界成为受客户信赖的译员非常重要，塚本庆一(2013)在《通訳への道》中也曾对此进行过强调。正如前文所述，面临信息不对称性的听者在判断译员优劣时，往往会根据逻辑性、句子完整性、译者发音的标准度、流畅性、语法、专业用语使用的准确性等二次性标准。因此，译者要获得听者信任，首先须满足以上所有项目。而另一方面，译出质量并非只由听者来决定，译员行业内也有一定的评价标准。Peter Moser(1996)曾在84场会议上对94名译员进行问卷调查，最终结果显示，译员选择的对译出质量最共通的期待是保持和源语意思的一致性，即忠实性。这就意味着译员基于翻译职业伦理，并不会对信息的不对称性带来的正面(从节省自身认知资源的角度看)效应、即不必担心因偏离绝对忠实而有可能被听者发现，显示出偏好。

换句话说，译员在进行口译时，在边应对上述各种风险的同时，边会为尽可能保持意思的忠实而作出努力。然而，外部风险自不必说，内部要素的不确定性也很难完全回避。例如，由于内容预测的困难性这一外部因素，不论译前准备做得如何充分，语言可用性的欠缺仍然会常常发生。此外，无论多么小心翼翼地进行健康管理，在工作时也无法保证时刻处在身体精神状态的最佳水平。因此可以说，同声传译不仅仅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转换作业，更是译员和各种风险进行博弈的过程。

四、结语

以上对日汉同传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做了一个详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风险有时会以单独的形式出现，但更多时候会以复合的形式发生。因此在研究时，必须施以一定的方法，将各个变量分离出来进行考察。而纵观目前研究，有不少学者或对语速、或对语调等进行过理论或实证考察，但很少有人从译员的角度出发，观察过他们在风险面前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今后，笔者将从风险规避的角度分别以说话人语速、语调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的方式考察其变化分别对专业译员和口译学生译出率、语速、语调带来的影响，并对二者的实际表现做对比研究。

注释：

①安全方面-涉及规格方面的标准。

②在风险管控-用语-规格方面的使用指针。

③Focus是新信息中说话人最想传达的部分。它有时候与新信息重合，有时候只与其一部分重合。(高见1997)。

④苧阪满里子(2002)pp.107.

⑤Daniel Gile (2004)pp:55.

⑥Daniel Gile (2012)pp:182～282.

参考文献：

[1]达妮卡·塞莱斯科维奇.口译技巧[M].孙慧双,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

[2]玛丽雅娜·勒代雷.释译学派口笔译理论[M].刘和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

[3]杨承淑.口译的信息处理过程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

[4]鲍刚.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1.

[5]刘月华,潘文娱,故韡.实用现代汉语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塚本慶一.中国語通訳への道[M].大修館書店,2013.

[7]岩田規久男.ゼミナールミクロ経済学入門[M].日本経済新聞社,1993.

[8]多田洋介.行動経済学入門[M].日本経済新聞社,2003.

[9]榎本徹.意思決定のためのリスクマネジメント[M].株式会社オーム社,2011.

[10]遠山仁美,松原茂樹.英日同時通訳者発話におけるフィラーの出現と聞きやすさとの関係[J].通訳研究,2007(7):39～49.

[11]松下佳世.政治上の発言を通訳する際のリスク管理—記者会見の日英逐次通訳の考察を通じて[J].通訳翻訳研究,2015(15):1～26.

[12]新崎隆子.聞き手の視点から見た同時通訳と逐次通訳[C].日本通訳翻訳学会第18次年会,2017:12.

[13]Pöchhacker.Franz.通訳学入門[M].鳥飼玖美子,译.みすず書房,2008.

[14]Daniel Gile.通訳翻訳訓練 基本的概念とモデル[M].田辺喜久子,中村昌弘,松縄順子,译.みすず書房,2012.

[15]Daniel Gile.日本語における予測可能文末と会議通訳[J].水野的,译.通訳理論研究,1992(6).

[16]苧阪満里子.脳のメモ帳 ワーキングメモリ[Z].新曜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