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中的疯癫形象——《疯癫与文明》读书笔记

时间：2024-05-04

■韩梦梦／河南师范大学

米歇尔·福柯出生于1926年，患有严重的忧郁症，曾受到过一个心理学家的看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特别感兴趣甚至还参与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并在1948年哲学系毕业后攻读了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学位，并在实习期间，有机会以不是医生也不是病人的旁观者角度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也为以后创作打下了基础。1955年到瑞典任教，在瑞典这三年是福柯博士论文的构思与创作时期，而在该校图书馆内收藏有一大批16世纪以来的医学史档、书信和各种善本图书，这些资料也许就是书中所提到病例的原始素材。《疯癫与文明》作为福柯的博士毕业论文引起了很大轰动，并于1961年出版。

一、“愚人船”——疯癫形象的形成

在文章开篇福柯就提到“麻风病从西方消失了”，并运用大量时间和数据资料来讲述麻风病人的减少。探索其原因，将疯癫的历史最早追溯到对麻风病的态度里——隔离。而这种隔离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新事物，“愚人船”这个文学词语被引入来解释上文中数据资料所显示麻风病人减少这个结果。文中写道：“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望的过渡”以此来表述水域或者是说“愚人船”的净化作用。也可能是在描述把疯人孤立、束缚、囚禁在船上无处可逃的境况。文中引用海因洛特的分析“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象征”其中讲到水质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疯人通过乘船得到水域的净化，来的朝圣地得到的理性的救赎。

疯癫形象在故事和道德寓言、学术作品、造型艺术中得到展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形象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故事与道德的寓言中，将罪恶与错误归咎于非理性，在闹剧中，疯癫形象越来越多的出现在舞台上并占据重要角色。在学术作品中，疯癫形象一直活跃在理性和真理的核心位置。直到15世纪下半叶死亡独领风骚，使得这种巨大的不安转向了自身。在前文提到的吉尔村由一个放置骨灰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收容所，已经预示到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就此而言，疯癫的经历显示出与麻风病的经历完全一脉相承。而这种排斥麻风病人的习俗表明，麻风病人虽是活生生的人但却是一种已经死亡的状态。随着哥特形象主义的衰落，疯癫形象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徐徐升起。也影射这个时候的理性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

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形象在艺术、文学作品、寓言故事中被广泛的应用，使得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将悲剧性威胁化为记忆。疯癫形象就此树立起来，是以理性的相对对立面出现的，透过疯癫形象看到这个世界真实和理性，可以看出理性与疯癫不是完全对立的。

二、大禁闭——疯癫形象的转换

巴黎建立总医院的建立标志着大禁闭的开始，犯罪者、穷人、疯人都被强制禁闭，而此时“疯人”作为对他们惩罚的“刑具”而存在的。在此期间，总医院对他们行使全权，对他们进行管理、审判和惩治的权利以及具有对他们所创造的商业利润的支配权。它与王权有直接联系并很快扩展到全国。

疯癫形象转换为一种“治安手段”。最初总医院的建立是由于经济危机而人数增多的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也确实是应付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之一，而在这些危机之外的时期，由于禁闭所的压迫和管理使他们成为廉价劳动力，而劳动院以这种降低成本的优势造成一个领域里制止贫困而使另一个领域里遭受贫困的结果。而这与总医院创立时的意图恰恰想法，首先总医院的建立是制止行乞而不是让其完全成为劳动力。从结果上看，禁闭一方面没有发挥吸收失业的作用，另一方面没有有效控制成本。

禁闭所的建立是触发疯癫形象转换的导火索。它虽从使用价值方面来说是失败的，但在当时则具有现实意义。在劳动伦理意识中，劳动和贫困在最初是对立的关系，劳动越多的越是贫困。而在古典时期，劳动更多的是体现它的道德功能，正如文中所说：“人类就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这是将劳动作为对游手好闲的惩罚，使得疯癫可以通过劳动的道德意义而被感知。劳动不再是单纯的劳作还是站在道德的高度对他们的惩罚。在17世纪，懒散领导和压倒一切恶习而禁闭所的劳动便获得了道德意义，也正是在这种劳动中形成了经济和道德的要求;而疯癫化为游手好闲之中，同时被打上不德的烙印，古典时期的大禁闭成为“疯癫形象转换”的一个浓缩的象征。

将疯癫形象转换为游手好闲，他们从没有自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自食其力的思维，没有工作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他们被安排在高墙的总医院内，被强行拖出幻想的国度而从事机械的劳动，受制于道德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