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的礼学思想探析

艾红玲

黄佐是明代岭南地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在岭南乃至明代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与丘濬、陈献章被誉为明代广东三大学者。因此，对黄佐的研究非常重要。目前，学术界对黄佐及其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黄佐在地方志、文献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对黄佐著作本身的研究，如林璜的论文《略论明代黄佐的方志学成就》(2013)，关汉华《黄佐及其〈翰林记〉(2009)，陈广恩《〈泰泉集〉版本初探》(2014)等；第二，黄佐的理学思想研究，比如陈宪猷《黄佐论稿》(1998)等；第三，对黄佐的乡约理论和教化实践方面的研究，比如胡小安《论黄佐在广西的教化活动》(2008)一文，从设学兴教、禁止淫祀，倡导社学、“择土民及徭僮之子弟而教之”等三方面剖析了黄佐在广西的具体教化实践措施。董建辉《明清乡约：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2008)一书，则根据黄佐所著泰泉乡礼，对黄佐的乡约理论做了初步探讨。同时，一些学者开始注意运用黄佐的文献记载,研究明代广东地方社会问题，比如刘志伟《从乡豪历史到士人记忆——由黄佐〈自叙先世行状〉看明代地方势力的转变》(2006),刘晓东《明代的“社师”与基层社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2004)，刘术永《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2010)等。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黄佐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版本目录学和地方史志等领域，对黄佐的礼学思想鲜有涉猎。然而，黄佐对中国礼学的贡献非常大，不仅编撰了《泰泉乡礼》、《礼典》、《小学古训》及《广州通志》等著作，还开办学校注重对礼的传播和培养。因此，本文拟对黄佐的礼学思想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黄佐的思想体系理论，而且对礼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以礼为本

黄佐充分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有正人心、调节社会的作用，因此倡导人的言行要以礼为本。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刻，可以说“礼”是天地间一切事物关系和秩序的规范与准则，礼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也是一项伦理道德原则规范，具有整饬、安定社会秩序，矫正人性的功能。自古以来，礼为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教化人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黄佐认为：“礼者，履也，节也。有实之谓履，有制之谓节。”礼是人的行为准则，正如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礼”即有履有节。黄佐曾经参考《礼运》、《仪礼》、《戴记》的内容编辑了《礼典》四十卷，用来引导和规范各项活动的礼节，其中也表达了对礼的理解：“夫圣人制礼，本天秩，缘人情，而使之中节者也。上下殊事，古今异宜，协诸义而协，则以义起，如此而已。”“《礼运》曰：大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冠昏、丧祭、射御、朝聘。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又曰：夫礼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礼之时义大矣哉！极大曰太，未分曰一，一必有两，两必变四，太极仪像之在人者也。故《仪礼》十七篇，皆侯国受于王朝，藏于有司，以为正天下之具者，《戴记》则后儒衍其文义焉耳。盖藏礼以俢义，浑沦而无形，体信以达顺，至诚而不贰，本太一也；堂阶位著以辨尊卑，柴瘗升沉以秩上下，明天地也；昏则媵御交洗，祭则君夫人异酌，法阴阳也；觐则坛有四门，丧则服有四制，变四时也；膻芗萧光以报气，黍稷郁鬯以报魄，列鬼神也。天人本一而无二，于斯见之矣。是故吾夫子雅言必以《诗》、《书》，执礼，而且学《易》，期无大过，岂非动容周旋中礼，言即其所行者与？”黄佐认为礼可以使得天下国家得以正，所以，他在教学过程中侧重培养学生习礼，注重对礼的贯彻执行，一切言行，皆以礼为本。

黄佐之所以强调礼的重要性，将“礼”的调节社会和正人心的作用看得非常重，有很多大程度上是响应当时国家的号召。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就非常重视礼仪制度建设，他曾经告谕礼部尚书牛谅：“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纲纪。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黄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以教化乡民为己任，回应国家倡导，顺应时代需求，看重礼正人心的作用，并致力于在乡民中推行礼仪制度。

二、礼下庶人

黄佐主张礼下庶人，这与《礼记·曲礼》中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不一致的。关于“礼不下庶人”的解读，争议比较多，笔者认为《礼记》中提出的“礼不下庶人”指的是普通老百姓，因受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不对他们做某一些礼的要求。后人将其曲解为庶人没有资格行礼，把庶人与礼分隔开来。到了宋代有所改变，《政和五礼新仪》有了“庶人婚仪”、“庶人冠仪”、“庶人丧仪”等专门针对庶人的礼文。《宋史·礼志》第一次在正史的礼志中记载了士庶婚丧嫁娶的情况，《礼十八》在“品官婚礼”下设有“士庶人婚礼”，《礼二十八》设有“士庶人丧礼”。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对家礼的推广，使得礼下庶人成为常态，一直延续到明朝。黄佐是理学家，黄佐的礼学思想有对朱子的继承，也有创新。黄佐认为用儒家礼节，来规范乡村的秩序，则天下太平无事，正所谓“夫情比于礼而乡治矣，俗成于乡而天下治矣，”于是，他提倡礼下庶人，倡导“博约”之说：“以博约为宗旨，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也。博而反约于心，则视听言动之中礼。喜怒哀乐之中节，彝伦经权之中道，一以贯之而无遗矣”。黄佐坚持将礼普及于乡人，将儒家文化惠及乡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黄佐礼下庶人的主张主要体现在《泰泉乡礼》之中，《泰泉乡礼》是黄佐有感于当时民俗偷薄，倾慕三代之治隆而著。他撰写《泰泉乡礼》的目的是为了将士大夫的家族伦理向庶民世界推广，用礼乐来“凡以约其情而治之，使乡之人习而行焉”。《泰泉乡礼》共六卷，卷首为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其次为冠、婚、丧、祭四礼，皆略为条教，不违背古制，又做了适当变通，为当时可行。第三部分举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五事，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最后附上士相见礼、投壶礼、乡射礼。后人称赞《泰泉乡礼》“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日本学者松本善海认为《泰泉乡礼》是“自宋代以来儒教的展开中，所谓‘礼不下庶人’的一般概念上产生变化的典型例子。”

怎样做到礼下庶人，礼下庶人如何有效地将礼推广到乡民中去，黄佐主要采取了几项措施，比如，顺应时代变化因俗革礼，简化仪节，器物易备，崇尚节俭等。

黄佐认为礼应该尽可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民间习以为常的习惯，礼只有“因俗”，才能便于民间的遵循，并最终达到将礼推广到民众的目的，如《泰泉乡礼》中的婚礼条：“凡婚礼，古有问名、纳采、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节，今随俗省略，惟行纳采、纳征、请期、亲迎。”即从俗进行的改革，将古婚礼中的六礼，按照当时的习俗简化为四礼，便于人们遵行施行。只有将礼通俗化了，简单化了，才能方便普及到民众之中去，乡民才有可能接受并执行。

礼要想实行下去，必须在乡民能承受的范围内，面对当时日渐奢侈的社会风气，黄佐还是坚持节俭，在《泰泉乡礼》中对一些礼节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比如婚礼，“凡纳采，用酒牲、槟榔、果品，随俗。上户通计所费银不过三两，中户所费不过二两，下户所费不过一两。凡纳征，用钗币、酒牲、槟榔，随俗。上户通计所费银不过十五两，中户所费不过十两，下户所费不过五两。近日纳采、纳征者，止用细茶一盒，纳钗物其中，尤为简便，可以通行。其送礼之人，非隔水路者，毋得多与铜钱，下程惟待以酒饭。凡请期，不分上中下户，惟遣使通书而已，礼物不用。凡亲迎，不许用鼓吹杂剧，送迎交馈。其有隔水路而用装彩大船、铜鼓仪仗，陆路用蒲灯、花筒、爆仗等项者，罪之。”“亲迎后三日、七日及遇俗节，女氏使人于壻家，用米面点心。上户四品，每品不过二盒；中户四品，每品不过一盒；下户惟用茶果，亦不过四品，每品不过一斤。凡此所以撙节财用，勿为无益之费，自取窘匮。”丧礼中规定：“凡致奠，上户用猪羊各一，所费银不过三两；中户用猪一，所费银不过二两；下户用五牲，所费不过一两。不能具者，惟炙鸡絮酒尽哀亦可。僭用牛马者罪之。”行冠礼时：“凡谢宾，束帛不必如古人之数，上户绢一匹，中户布一匹，下户帕一方。”黄佐要求乡民不要一味追求奢华，要根据自己家庭财力，量力而行。

在特殊的情况下，礼要有所变通，比如在灾荒年份，礼器礼物礼仪规模要有所消减：“凡凶荒之年，要使男女相保。约正等于保甲内查将昏而未成婚者，减杀其礼，责令完聚。或出钱谷助之，于息谷内动支。凡凶荒之年，以丧礼从事。社学收藏乐器，不得歌诗奏乐。社祭牲酒，量行减省备赈。”只有在器物能够在乡民承受的范围之内，乡民才有可能执礼，因此，在不同的环境下，要懂得变通，只要礼义精神不变就行。

三、礼下童子

礼下童子，主要是针对黄佐对礼仪的培养和传播来说的。黄佐主张对礼仪培养应该从儿童抓起，因为儿童的心智未开化，容易塑造，用正确的礼教引导孩童，有助于儿童素养的形成，也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黄佐特别重视对儿童礼教的培养。《泰泉乡礼》中提到对儿童礼的教育：“凡小儿八岁以上，出就外傅，从学乡校。或延师家塾，教以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务在朴厚醇谨，事事循规蹈矩。必先孝弟，内事父母，外事师长，侍立终日，不命之坐，不敢坐。平居虽甚热，在父母长者之侧，不得去巾袜缚绔。衣服惟谨。行步出入，毋得入茶酒店肆。市井里巷之语，郑卫之音，毋经于耳。不正之书，非礼之色，毋经于目。其或有纳于邪者，罚其父兄。”

社学是对儿童进行礼仪培养的重要机构，在《泰泉乡礼》中，黄佐要求八岁到十六岁的孩子都要入社学，接受教育。礼乐成为社学教育的主要内容，“社学之教，不专于念书对句，务要教其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习礼乐，养性情，守教法，禁游逸，远玩好，戒骄纵。如此教之，斯可变化气质，为大学之基本。今人空教子弟念书对对，念得对得，固是子弟聪明，但不知子弟情性何如，气质何如，事亲何如，交友何如。手不执洒扫之事，身不习趋事之劳，耳不闻正乐，目不见正礼，随子弟自家资质做去，多有率意妄行、习与性成、恶人同归者也。至于入大学之时，气习已深，不复自知其非，所以陷于一偏而不能有成者众矣。其间有能成者，亦资质之美而已。故圣人有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立学之后，不论文武贫富之家，皆一体遵依《社学教条》，毋得违悖。”小学是人生品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小学除了念书对句之外，更要注重对孩子行为举止礼仪规范的培养。为了贯彻这一教育理念，黄佐亲自编撰了教材《小学古训》，教材内容为：“首之以威仪、动作之则，次之以居处、执事、饮食、衣服之宜，又次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皆以立教、敬身端其本也。知敬身则可与适道矣，故明人伦次之。人伦既明，斯可与语弟子之职，故入孝、出弟、谨行、信言、汎爱、亲仁又次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故学文又次之。学文则六艺可通，故以礼乐、射御、书数终焉。”从教材的内容不难看出，黄佐更注重对孩子行为规范礼仪的培养，礼不高深难懂，礼就在我们身边，礼就是从洒扫应对中的日常生活中养成的。

黄佐对孩童礼仪的教育和培养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践行，社学里学生日常行为都要按照礼仪规范来行事，如：“凡馆堂设云板，平旦，教读出就位，击云板三声。生入立两阶下，点洒扫，先以序入。其余轩舍，以役人代之。洒扫毕，复降阶立原位。观其执事恭谨者录之，怠忽者教而责之。次轮赞礼者二人，先升堂，正揖，分班立先生之前。唱：‘序立。’诸生以序两班升堂正立。唱：‘揖。’分班圜揖。就位。静声端立良久，以观德容。命执事者击云板命坐，以次序坐，务使从容严静。良久，命击云板，命十人一班，依齿序出就先生位前，正立，量其少长，以《小学古训》直白教之，使力行于身。”《泰泉乡礼》中还规定：“每月朔望，先一日晚，设先圣牌位香案。质明，教读帅诸生行礼。毕，乃放假。教以静坐。……朔望拜先圣毕，彻神位。拜先生，分班相拜而退。是日放假。”礼的仪式性较强，为了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冠礼、昏礼、祭礼、射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投壶礼，“皆用采色绘于壁，为图指示之”，将此类礼仪画在墙上，用图示法教学，更形象直观，学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社学将行礼和习礼作为教学内容，学生在躬身践行礼仪的过程中，领会了礼的内涵意义，真正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黄佐的礼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我们发现黄佐的礼学思想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等方面，依然有借鉴意义。礼的作用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时代发展了，当今社会和古代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但礼有因革，虽然礼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损益，但是礼的作用不会改变，礼依然有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关系、教化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现代社会，礼依然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文化。我们发现，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礼的广泛性影响、普遍性和仪式性、自律性，从认知、认同、践行三个层面上推进和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当然，要想充分发挥礼的价值，让礼深入人心，做到礼的普及化，礼仪培养要从小做起。

[1]黄佐.泰泉集[M].卷二十九《博约解》,明万历元年刻本．

[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黄佐.泰泉集卷[M].卷四十四《书礼典后》,明万历元年刻本.

[4]明太祖实录[M].卷80,洪武六年三月甲辰条.

[5](明)黄佐.泰泉乡礼:《广州大典》《第十九辑·经部礼类》第1册[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

[6](明)黄佐.小学古训:《广州大典》《第四辑·岭南遗书》第3册[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