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命运轨迹

王 娟

知识分子阶层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中国历来知识分子无一不受“用知识与强权来救世”思想的影响。但战国是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知识分子是自由独立的，当权者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开始了镇压知识分子的“焚书坑儒”。正如费正清所说“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当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到来之时，知识分子们也纷纷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一、五四之前的知识分子——自我矛盾的一代

五四之前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由戊戌知识分子和辛亥知识分子。前者多是一些初通新学的传统士大夫，他们多是进士出身，面对时代的剧变适时的接受了新思想，他们信奉儒家学说，试图用改良的手法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后者则是新学与旧学的混血儿，他们既像戊戌知识分子一样幼时读过“四书”“五经”又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与国外新学在他们体内发生了严重的碰撞，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之间发生分裂，以黄远生为例。

黄远生，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之后投身于新闻界，短短几年已成炙手可热的人物。1915年袁世凯称帝闹剧开始，袁让他作一篇赞成帝制的文章，他写出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袁不满意，命其另作。黄因此逃离到了上海，但他一直因曾为袁写文良心不安，写了《忏悔录》来忏悔自己的行为，在那个时代像黄远生这样经受自我分裂折磨的知识分子很多，他们既不能超脱为勇于奋战呐喊的战士，又不能容忍自己变成没有节操的附庸者，所以只能终日经受着灵与肉的折磨。

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迷惘中抗争的一代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具有纯粹近代学人血统的一批学人，他们多受过西方教育，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们或用手中的笔，抨击无能的政府，或直接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这批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逐渐向革命主义转变，这种转变并不容易，他们常常处于迷惘的状态，甚至会因为感到无能为力而匿于学术的象牙塔中，以闻一多为例。

闻一多，一生三变。当五四的观念打破了过去的伦理纲常，而浪漫主义又无法构建新的信仰体系时，他迷茫了，于是赴美留学，置身西方世界，他的民族情怀被激发了，与同学一起成立了大江会，打出了国家主义的旗帜，这是第一变；1925年国内政治气氛高涨，闻一多提前回国，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但很快便发现了社会的黑暗腐败，又陷入了迷惘中。1932年他回到母校任教，躲到了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之中，此所谓第二变；1943年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文中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他不能容忍这种文化上的复古和对“五四”的挑战，他终于觉醒了。从此，他的批判从文化走向了政治。他从一个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战士，此谓第三变。

三、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代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有革命知识分子，有教育、科技、文艺工作者，还有青年学生；由于他们出身和经历不同，国家对这些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政策。对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委以重任，如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沈雁冰任文化部部长；钱学森、张文裕等人历尽千难万险回国，新中国便敞开胸怀，为他们参与祖国建设创造条件。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较为开放的政策，使他们深感自己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可他们都有着一种惊人的相似性，就是对国家和人民自觉的责任感。这是几千年来在中国社会形成的一种普遍的现象，也是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因素，他们或许因为参政遭受到了更多的磨难，但也因为参政找到了自己最终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