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印象——记周新民教授

叶立文

记忆与印象
——记周新民教授

叶立文

人的记忆真是奇妙，虽说在生命的旅程中，一个人总是会遇到无数难以忘怀的沿途风景，但等到回首往事时，却发现有些记忆的碎片已然无法打捞，剩下的只是一些隐约迷离、似有若无的模糊印象。而对这些印象的捕捉与描述，不仅会因记忆的缺席再造历史，同时也会让被叙述者们的形象，在怀人纪事的“历史叙述”中得以重铸，于是印象的不可靠，就导致了“昨日之日”的“不可追”也。

然而并非所有的“昨日”都是“弃我去者不可留”，比如我和新民之间的友情岁月就颇可记述。不过难题也随之而来，以下所述，究竟是客观的事实还是主观的印象，抑或是虚构的想象？目前看来似乎都已无从查证了，但写作不就是要告诉读者，“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吗？基于这一写作的名义，我想尝试一下，在面对新民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时，我究竟能够谈论什么？

一

初识新民大概是在1999年，那时我们正拜在武汉大学的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门下读博，新民低我一届。因为是同门的缘故，我俩很快就熟悉了起来，但真正的交往其实并不算多。说起来也很有意思，新民与我，大概代表了博士生中的两类人：一类骄狂似我，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从未离开过珞珈山，也因此觉得自己系出名门，就难免有些眼高于顶；一类谦逊如他，从中师毕业后克服重重困难，方才能够开启自己的追梦之旅，也因此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时隔多年以后再看，新民的这种坎坷经历，实际上深切砥砺了他的心智与意志。纵使如今已在学界崭露头角，但新民谦逊低调的性格，却常让我以为他仍是珞珈山上的那位青涩书生！

周新民

更为重要的是，新民还拥有着很多70后学者所难企及的人生阅历，而做学术研究，不就是一个破除理论迷思，继而以生命体验和人生经验，不断去揣摩玄奥复杂的世相人心的过程吗？从这个角度说，因其性格谦逊、理性清明，所以才能见微知著，在勘察作家的思想方式中入乎其内；因其体验丰富、感性发达，故而方能精骛八极，在辨析作品的艺术肌理时出乎其外。换句话说，新民治学，擅于将理论方法和个人体验进行默契融合，及至互为佐证之时，便往往会化入笔端，成就了他一篇篇令人激赏的批评佳作。

不过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新民能有今日之成就，盖因他也经历过一段化蚕为蛹、破茧成蝶的痛苦时期。由于硕士期间所学的是文艺理论专业，因此新民就要面对一个学术转型的问题。一般而言，很多具有文艺学背景的学者治现当代，都有理论先行和图解作品的不良习惯，如是不仅会限制和僵化作品本身，而且还会以“六经注我”的研究方式，让作品沦为了检验理论的机械工具。恩师於可训先生对此现象早有警惕，尽管他不断地耳提面命，但常年沉浸于理论思辨的新民却仍旧是积习难改，于是挨批评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记得有次他登门造访，特来讨教文学批评的有关问题。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师兄”哪懂这些？但机会难逢，怎么着也要摆出师兄的样子来，于是正襟危坐、口若悬河地“教导”了他一番，实际上吹牛不打草稿，所述内容七成是恩师所授，另外三成就不知是异想天开的私货，还是拾人牙慧的说辞了。以新民的理论功底，焉能不知我是在胡说八道？可他依旧耐心地听我神侃，间或还会问几句话以示专注。现在回想起来，我竟有种莫名的感动——既感动于他尊重别人的品行，也感佩他为了学习可以如此地“慌不择路”。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种学习精神和坚韧毅力，新民日后从於门弟子中脱颖而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2002年，毕业后的新民去了湖北大学，我则早于他一年留在了武汉大学任教。同处一城，又同为“青椒”，面对着科研和教学上的种种困惑，我们之间的交往也自然是密切了起来。那段时间，於门中的几位弟子还没当上教授博导，也没有行政事务缠身，于是在享受着自由时光的同时，便常常互相吐槽着自己的一无所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就开始定时相聚，簇拥在恩师於可训先生的身边诉苦。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卓有成效，不久后便有同门在学界中声名鹊起了，但像我这般不温不火的却始终是大多数。新民也很焦虑，往往是一见先生就请教该如何发论文和拿项目。我常笑他“猴急猴急”的，其实自己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只不过较之新民的率真，像我这种以“淡泊”之名掩饰无能事实的做派，确也算得上是於门一景了。

二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我和新民都已人到中年。虽然按学界的算法，我们都还勉强称得上是“青年学者”，但对老之将至的恐慌和对事业发展的忧虑，又常会让我们找到新的话题。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新民这些年来一直都没什么变化，青年时老觉得他略有暮气，中年时又羡慕他激情未泯。都说文如其人，细思之下，原来我的这种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读他的批评文章有关。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新民的文章殊少锐气，用时下流行的话讲，就是不够犀利。尤其是和一些言论大胆、辞藻华丽的批评家相比，新民那种老成持重的文风、绵密细致的逻辑，以及不妄做价值判断的审慎等等，都让他的文学批评略显老派。但新民的文章却很耐读，只要肯下功夫去追随他的叙述逻辑，读者就会时常遭遇柳暗花明的惊喜。

在我看来，这种阅读体验的形成，完全系于新民对某些“常识”的质疑：他就像是一个思想的侦探者，每每潜伏在某个精神的暗区伺机而动，等到那些令人习焉不察的“常识”浮出水面时才会倏然出击。笔锋所致，要么是摧毁了由“常识”所导致的思想偏见，要么就涤荡了因“常识”而造成的认识误区……。更可观瞻的是，当种种“常识”被无情颠覆后，新民的高见便顺势而出。也就是说，他不习惯于开篇立论，而是通过概念的清理和历史的叙述，在对常识进行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才会步步为营、因势利导地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此即为一种以史代论的思想路数。他的史，不是堆砌史料的叠床架屋，而是基于理论思辨的概念考察。在澄明和厘定了所欲探讨的理论问题的界限之后，方才水到渠成般的论从史出。因其结论的形成有所铺垫，故而合情合理，读罢常令人有我心戚戚之感。

比如他评叶兆言，题目叫做《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开篇即着手于对历史概念的梳理。他的方法简明扼要，先铺陈我们常识中的历史，继而解释历史的本质，实为语言和文字所叙述出来的历史。从思想渊源上来说，新民对于历史概念的辨析自然是有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背景的，但在拆解常识性的历史概念时，他又特别注重常识性历史概念带给现实生活的确切影响，由是就将自己颠覆历史常识的批评价值展露无遗。而在拆除历史常识的理论思辨中，新民不仅从观念层面解释了历史的“被叙述”属性，而且还在分析叶兆言的作品中，具体阐述了叙述语法对历史的严重制衡。简言之，新民的理论兴趣不在于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这一有别于常识的新知，而是致力于研究叙述如何制造历史？循此理路，新民的批评逻辑也就从抽象的新历史主义思辨，具化到了细致入微的形式研究。也正是因为把握住了形式研究这一批评重心，所以新民才能清理出叶兆言以叙述重新编码历史的写作策略——举凡瓦解线性历史、叙述人物关系，以及视角转换等等叙述方法的概述与提炼，无一不反映了新民这种精细的研究功力。

再如他评陈应松。以往论者多从底层写作的角度去分析陈应松的作品，乍看之下，陈应松笔下那撕裂的人性、尖锐的阶层对立，以及剧烈的伦理冲突等等，确乎给人描绘了一幅底层社会的困苦之境。但常识的可怕，就在于它不仅会闭塞读者的想象，而且更能限定一位作家的历史形象。因此突破常识的围困，将陈应松从底层写作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成了新民这篇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而他的做法，则是以陈应松小说中的神秘主义为媒介，探讨作家如何勘查与构筑了生命的可能。史铁生曾说过，文学的寻根，要解答的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以及“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这两个问题。换句话说，作家对生命的叙述，理应包含生命的实然性与应然性这两个问题：前者回眸生命之事实，厘定人的存在根基；而后者则遥望生命之可能，憧憬人的圆满与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实际上用构筑精神理想国这一理念，深度开掘了陈应松小说的存在价值。

而在具体的批评策略中，新民也一以贯之地秉承了其精细风格：或从神秘主义与敬畏情绪的关联出发，思考后者在构筑精神理想国过程中的潜在功用；又或从分析神学话语入手，讨论了陈应松小说中神学叙述的人本主义特质，抑或以城乡对立的二元叙述模式为镜，映射了作家在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思想博弈。凡此种种，皆能反映新民的文学批评，业已摆脱了湖北文学研究中常见的地域情结，转而在一个直面文本的批评语境中，散发出了卓尔不群的独立气息。

三

在新民的学术道路上，批评既是其把握文学现象、品味生存境遇的一个重要武器，也是他超越自我，向着文学史研究方向迈进的必经之途。近年来，新民对批评史料的稽查钩沉，已隐然自成一格了。而凭借着对批评史的了解，当新民再转向文学批评时，就更能以开阔的史家视野，发掘出作品的另一番思想风貌。

试看他对路遥小说《人生》的分析。在我们的印象中，路遥就是素朴厚重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他对人生百态、世相人情的拿捏可谓是妙到毫巅，而对人物生存状态和奋斗历史的叙述，又表征了一代青年的苦闷与彷徨、希望与绝望。按说这样的现实主义巨制理当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地位显赫，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新民抓住这一现象，敏锐地揭示了一个文学史自身的叙述问题。他以为八十年代的线性历史叙述方式，实际上曲解了《人生》的丰富内涵。从破除文学史常识的角度出发，新民又重读了隐含于《人生》中的“呼唤现代化主题”。这种研究方式实际上是在进一步探讨《人生》可能存在的一些现代性品格：比如人物因时代巨变而形成的末世情绪，“交叉地带”所隐喻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等，就莫不是《人生》作为“现代”小说的价值之所在。

按我的理解，倘若路遥真如新民所说，在这部作品中寄寓了热切的现代化渴望，那么就等于是揭示了一代人在面对时代转折时某种确切的存在状态——此即为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现代小说”，因为《人生》不光书写了现实，更勘察了存在。路遥对高加林人生轨迹的讲述，不就是画出了这一人物的“存在的图”吗？由是观之，新民其实是在用一种更为现代的理论方法，在剥离文学史常识的基础上，试图重新估定路遥和《人生》的文学史价值。这当然是一种史家的眼光了。但新民的情怀还不止于此，因为对作品的重估，涉及的只不过是一些作家作品如何在文学谱系中重新定位的问题，至于这一谱系本身是否合理，以及文学史家究竟如何建构了这一文学谱系等等，则成为了新民更为关注的理论问题。

实际上，新民的理论兴趣，深刻反映了他那种喜欢刨根究底的问题意识。既然作家作品会经常被常识的偏见所误解，那么与其推翻这种常识的谬误，倒不如釜底抽薪，勘察一番那些魅惑理性的文学史常识究竟因何而来？由是就涉及到了文学史家的“历史叙述”问题。比如新民对《人生》的讨论，本身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已——因为不满于文学史叙述中的常识的谬误，新民就经常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借分析具体作品而登堂入室，试图一窥八十年代文学史叙述的方法与问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启蒙运动的逐步兴盛，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也出现了一个以历史批判为主旨的“启蒙共同体”，其成员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多倾向于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反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主观的启蒙诉求，80年代的文学史家在描述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时，就往往以启蒙主义的激进风格展开论述，隐含其间的知识分子主体性意识，以及学术之外的思想追求，无疑会在涤荡文化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模糊、歪曲甚至篡改了当代文学的知识建构。这就是说，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经常会受制于文学史家的叙述意图，客观的求真原则也会让位于主观的正义诉求——路遥的《人生》只不过是这一历史叙述的牺牲品而已。基于这一历史事实，可以说新民对八十年代文学史叙述的质疑和反思，无疑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几年前，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过新民的治学特色，今天读起来依然还有些参考价值，不妨照录如下：“近年来他从批评实践到批评史研究的学术转向，实际上正是希冀以批评史研究为契机，在提炼批评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文学批评的话语谱系。这显然是一种以史为镜的史家情怀。在其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理论资料汇编》的导言中，新民纵论了近三十余年来小说理论的发展流变：从王蒙、高行健等人的小说理论，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形式本体论，再到九十年代以来的小说修辞学，种种小说理论的历史渊源、知识基础以及发展趋向，皆得到了史学意义上的理论整合。与此前学院派批评的无我之境类似，新民仍以理论资料的梳理为主，殊少对于某一理论做出简单的价值评判。但就是这样一种客观中立的叙述立场，却能让读者在纷繁芜杂的历史资料中，一窥批评理论的演变轨迹。我以为新民的这一史家情怀，注定了会让自己与喧嚣繁华的学术圈有所隔膜，因为按他的性格禀赋，雅不愿以故作惊人语去谋得大名。不过话说回来，但凡深具史家情怀的学者，又哪一个不以皓首穷经，甘坐冷板凳为道德自律？在这一点上，新民的学术胸怀实已超越了诸多同侪之上。”

以上所记，皆是我对新民的一些记忆与印象，虽未必准确，但寄望他能在部分程度上改变批评的困境，却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的殷切期许。从新民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这样的期许并非奢望。

叶立文，男，1973年10月生，甘肃陇南人。武汉大学文学院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第六届全委会委员)，湖北省文联批评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青年评论家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专著《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获湖北省第八届屈原文艺奖人才奖、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六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一等奖、第七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五届湖北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