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是否影响了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

刘嘉伟 邵 军 施震凯

一、引 言

对出口的依赖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经济体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但出口规模的扩张却不必然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甚而有些情况下会导致“益贫式”的增长路径。这其中的关键即在于规模扩张的同时，能否逐步实现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相应提升。余淼杰和王宾骆(2014)在针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研究中就指出，提高企业生产率、实现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保障。尽管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已居全球之首，但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仍相对较低。近期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争端，特别是其中的中兴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与美国在出口贸易技术层次上的显著差距。客观而言，中国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提升仍存在很大空间，加快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提升，这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相应地，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究竟由哪些因素所决定就构成了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复杂度指标被广泛用于衡量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Rodrik，2006；Hausmann et al.，2007；Xu，2010)，该问题也就变成了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因素的探讨。既有研究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展开分析并取得了重要成果(Wang and Wei，2007；Amiti and Freund，2010；王永进，2010；Adam et al.，2012)，但就文献梳理来看，收入不平等是否影响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问题还鲜有讨论。然而这个因素在当前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1 1995—2015年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动趋势

收入不平等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议题，不过有趣的是，学界往往是在经济下行而非繁荣时期才会对收入分配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收入不平等加剧被认为是危机形成背后深层次、根本性原因，这就促使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重新聚焦收入分配问题。总体上看，近三十年来全球大部分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恶化，收入不平等加剧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根据SWIID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在图1中绘出了部分经济体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基尼系数演变趋势图。从图中可以发现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各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在样本期内基本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升，其中中国基尼系数的增长幅度最为显著，反映出21世纪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失衡及收入差距拉大的突出问题。国际上一般是将基尼系数值0.4作为收入不平等的警戒线，不难看出，中印俄等新兴发展中经济体都位于警戒线之上。如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效控制收入分配恶化，这已构成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增长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挑战。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一直将减贫作为工作重心，其背后就有着对上述挑战的深远考虑。此外，图1还显示出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要优于发展中经济体，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这些经济体中最为严重。事实上，特朗普挑起的贸易争端，其背后的深层次动机，就是将美国国内长期恶化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转移为外部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国际争端来缓解国内矛盾。

在此背景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是否影响到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提升，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的议题。国际经济学研究中，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尽管一直是两个密切相关并被广泛讨论的主题，但既有文献的关注大多是单方向的，即探讨国际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然而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的普遍性加剧，促使我们必须从另一个方向来思考，即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反过来对贸易模式及结构等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对出口贸易的整体技术水平又会形成怎样的影响。针对既有文献的缺乏，本文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为切入点，基于HS6位数层面的细分产品贸易数据计算各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探讨收入不平等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及机制说明，第三部分是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结果说明，最后是结束语。

二、相关文献及机制说明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都开始逐步参与进国际分工体系，但它们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及所获收益却差异极大，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构成了贸易利得的关键决定因素。技术水平越高，一国越容易掌握全球价值链的支配权，从而能够取得更大份额的贸易增加值。因此，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既是外经贸政策制定时的聚焦点，更是重要的理论研究议题。相关分析需要首先对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进行有效测度，而这也一直是既有文献的焦点(如樊纲等，2006；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姚洋和张晔，2008)。Hausmann等(2007)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能衡量一国贸易篮子生产率水平的指数，并称之为出口技术复杂度，该指标基于六位数分类法分类的商品贸易数据结合一国的加权平均收入计算获得。这一指标为分析一国出口结构、出口竞争力以及全球布局等内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Lall et al.，2006；黄永明和张文洁，2012)。基于Hausmann提出的概念与测算方法，相关文献基于不同数据集对不同经济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特征展开了广泛研究。例如，Rodrik(2006)测算了中国1999-2001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发现中国的出口复杂度远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黄先海等(2010)测算了52个经济体1993-2006年金属制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李小平等(2015)利用1998-2011年行业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此基础上，既有文献进一步就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因素问题，从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王永进等，2010；Wang and Wei，2007；Amiti and Freund，2010)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分析，并揭示这些因素均具有显著影响效应。

如前所述，在当前背景下，讨论收入不平等对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既有文献就其如何影响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问题，还基本属于缺位状态。国际经济学研究中针对收入不平等与国际贸易关系的讨论往往是单方向的，集中于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理论基础就是Stopler-Samuelson定理，少有文献在相反方向上展开研究。在收入不平等普遍加剧的背景下，探讨其对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本文主题存在一定关联但又具有显著差别，近期随着异质性理论研究的拓展，部分文献就收入不平等对进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展开了探讨。例如，Dalgin等(2008)基于美国数据分析发现，随着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必需品的进口需求将会减少，而奢侈品的进口将会增加；Choi等(2009)研究发现收入分配结构是决定进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相似收入分配结构的国家，其进口产品的价格分布也非常相似。这些文献与本文主题存在差别，但也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尽管尚缺乏针对性文献，但关于收入不平等是否影响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我们还是可以从另一条主线的研究中获得借鉴，即收入不平等对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出口贸易的技术水平取决于特定经济体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如果收入不平等对于后者能够产生影响，则这种影响效应会进一步蔓延至出口贸易。就研究思路看，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从需求或人力资本冲击的角度，讨论收入不平等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在需求方面，既有研究认为需求对创新的方向和规模具有决定性影响，只有当市场中存在足够的有效需求时，企业的创新投入才能通过市场转化为收益，进而对企业的创新产生正向激励。收入分配情况的变化将会改变需求的结构与规模，进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收入不平等加剧会导致高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这部分人群愿意为技术密集型产品支付更高价格，这种“价格效应”反过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及新产品的研发。Foellmi和Zweimuller(2006)发现收入不平等加剧使创新企业从高收入群体中获得更高的价格和收益，从而通过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对技术创新形成有利影响。Yurko(2011)认为企业为吸引因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高收入消费者，会形成更为激烈的竞争，进而提高产品的平均质量水平。但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扩大低收入群体规模，从而会导致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市场变小，这种“规模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负面作用。收入不平等对技术创新的总影响源于价格效应和规模效应相抵后的净效应。从供给方面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也会对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相比而言，低收入群体面临更为严重的信贷约束问题，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会低于能力相当的高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扩大了低收入群体的规模，显然也就降低了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规模，这并不利于技术创新与进步，进而也会对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形成负面影响。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

lnexpyi,t=α+βginii,t+λZi,t+εi,t

(1)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具体数据来源于SWIID数据库。尽管收入不平等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但缺乏连续性的收入不平等统计数据一直是相关研究面临的难题。目前收入不平等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WIID数据库等，但这些数据源存在大量缺失数据、统计年限不连续、不同国别之间的数据可比性差等突出问题。针对于此，Solt(2016)构建的SWIID数据库通过整合各国统计局、OECD以及世界银行等不同数据源，在提高数据可比性的基础上，借助于统计方法最大限度地填补空缺值，最终提供了1960年以来192个经济体的基尼系数指标。SWIID数据库在样本覆盖面及可比性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而被越来越多的文献所采用。

参考既有相关文献，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可能影响，本文选择了以下控制变量：(1)人均GDP变量pgdp。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出口产品质量，高收入国家倾向于生产高技术质量产品，而低收入国家倾向于生产低技术质量产品(Adam et al.，2012；谢建国等，2015)。(2)基础设施变量ele。良好的基础设施能够节约企业生产与出口的固定成本，提高一国出口的比较优势(王永进等，2010；盛丹和王永进，2012)。本文以通电率(ele)衡量一国的基础设施情况。(3)制度质量变量law。良好的制度质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对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Levchenko，2007；刘艳，2014)，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制度质量变量(rule of law)。(4)人力资本hc。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基础，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些都将会对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5)人口lnpop，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的变化与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有着密切关系(豆建春等，2015)。(6)外资占GDP比重fdi。外资进入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等技术外溢效应，能够推动内资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这在相关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证实。(7)进口开放度tmgdp。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扩大了中间投入品的种类，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表1 本文主要变量及解释说明

四、实证结果分析及说明

作为初步的分析，我们在图2a和图2b中分别绘制了部分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变化曲线，以及技术复杂度与基尼系数变量的对应散点图。不难发现，图2a所反映出的事实与我们的直觉还是一致的，美国和日本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最高，两条曲线的位置明显高于样本中的其他国家，充分反映出两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及核心地位。样本期内，中国的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曲线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2年加入WTO以后增长显著。但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曲线明显处于较低位置，不仅与美国、日本存在较大差距，甚至低于全样本的均值曲线。客观而言，中国出口贸易大而不强的判断短期内难有显著改变，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面临重重困难，此次中美贸易争端充分暴露了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脆弱性。图2b进一步给出了出口技术复杂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大致呈现出负相关性，初步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降低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当然，上述分析只是初步判断，要得出更为稳健的结论，还需要展开针对性的实证分析。

a 部分经济体出口技术复杂度变化趋势

表2给出了实证分析结果。要指出的是，既有文献在研究技术创新时发现，技术创新拉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进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就产生了内生性问题。考虑到技术进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密切相关，上述内生性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必须要加以考虑，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将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分析方法来加以处理，工具变量包括滞后一期的基尼系数以及人口结构变量poprate，后者定义为40至59岁(mature-aged)人口占一国工作人口的比重。采用poprate主要是借鉴了Higgins和Williamson (2002)、Krieger和Meierrieks(2011)等文献的做法，这部分成熟年龄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形成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人口结构调整是个缓慢的长期变量，与技术水平等短期变量的联系较弱。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了三种不同方法，分别是聚合工具变量法、面板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动态面板方法。观察表2中估计结果不难发现，三种模型中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变量gini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将会显著降低出口技术复杂度。如前所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扩大高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而导致对较高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增加，这会对企业在高技术、高质量产品的研发上产生正向激励，从而有利于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但从总体分配格局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在扩大较高收入人群规模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下降及低收入群体规模的增加，即被有些文献称为“中产阶层掏空”的现象，这就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两极化。OECD(2012)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即指出，根据对10个发达经济体近四十年数据的研究发现，所有这些经济体的中位数工资收入的增长都要低于GDP增速，最低收入与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工资差距在减少，但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这就导致对中等技术产品需求减少以及低技术产品需求的扩大，进而出现产品质量向低端集中、技术创新倾向于低端化的现象(李世刚等，2018；万道侠和胡彬，2018)。考虑到高技术产品在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相对有限，这就导致了收入不平等扩大的情况下，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更主要是由低技术质量产品决定。此外，从供给侧角度来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影响到人力资本积累，低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显然降低了社会总体的人力资本积累规模，这将会对出口贸易的技术复杂度形成负面影响。综合而言，收入不平等加剧对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负向效应超过了对于高技术产品创新的正向激励作用，从而总体上形成了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向影响。

表2 本文主要变量及解释说明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进一步观察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人均GDP变量lnp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密切关联。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指出，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研发投入的内生性结果，研发投入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支撑大量的研发投入，越为有利于技术进步，进而也就更为有利于提升出口的技术水平。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ele在聚合模型中表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外，但在其余模型中则为正，系数符号并不一致。尽管理论上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但跨国实证分析中的难点在于准确对其加以衡量。通电率ele反映了基础设施质量的一个方面，但客观而言仍不是最佳变量，加之数据统计方面的缺陷与不足，有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存在不一致的问题。law的回归系数在各模型中也不一致，表明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并不确定，良好的制度既可能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但也可能提高知识溢出与传播的成本，因而其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还需要综合判断。人力资本变量hc的估计系数大部分显著为正，人力资本是技术进步的基础，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将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人口变量lnpop和外资变量fdi的估计系数虽然基本均为正值，但并不显著。tmgdp在不同回归方法中的系数符号不一致，但负向作用更为显著，表明进口开放度的提升并不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表3 基于不同产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考虑到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要素禀赋状况不同，本文在表3中分别针对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产业展开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对比表中结果可以看出，gini变量的估计系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具体地，在非技术密集型产业样本中，gini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收入不平等加剧有助于非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样本的估计结果则正相反。此外，技术密集型产业gini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大于非技术密集型产业，表明收入不平等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作用更为强烈。这里的实证结果恰好印证了此前的分析。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了中等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的趋近，同时扩大了他们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了“中产阶级掏空”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两极化现象。低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增加了较低质量水平的非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这部分市场规模的扩张反过来产生了对于此类产品的质量改进激励，进而推升了此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相对而言，尽管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扩大了高收入群体规模，增加了对于高质量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但由于收入不平等加剧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不利影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于非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依赖于人力资本投入，这就削弱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造成了负向影响(Zweimuller，2000；Foellmi and Zweimuller，2006；李平和刘廷华，2009)。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此前基本相似，但从中也不难发现几点有趣的结果。例如，制度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两组样本中存在显著差异：制度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却对非技术密集型产业造成不利影响。客观而言，更高的制度质量，如更严格的专利与技术保护，是有可能弱化技术溢出效应、提高技术模仿成本的，从而不利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创新与质量改进；但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更高的制度质量则是形成创新激励、推动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此外，进口开放度的影响效应在两组样本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即进口开放度的提高不利于非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复杂度提升，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则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表明，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加大进口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采用不同方法来确保分析结论的可靠性之外，我们在这里进一步采用泰尔指数(ehii)作为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反映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在跨国数据可比性仍然存在很大提升空间的情况下，泰尔指数相对于基尼系数具有一定的优势，具体可参见谢建国等(2015)的详细说明。泰尔指数的数据来源为得克萨斯大学UTIP项目EHII数据库，相比于SWIID数据库，EHII数据库所覆盖的国家样本数和时间长度都明显要少。表4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基于基尼系数所得到的分析结论并未发生改变。在全部样本中，泰尔指数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分样本模型中，泰尔指数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具有负面影响，但对非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则具有积极效应。这里的分析结果表明了此前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4 基于泰尔指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束语

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泛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成为保障出口贸易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以技术复杂度变量为切入，既有研究就出口贸易技术水平的决定因素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视角入手，基于SWIID以及EHII数据库提供的收入不平等指标，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于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总体上看，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将会对出口贸易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对非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高低收入群体规模的相对变化，以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缩小，是导致上述结果的根本原因。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非常直接的，即必须充分考虑到收入不平等对于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提升及其可持续增长的深刻影响。收入不平等是具有基础性影响效应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各国普遍出现收入分配形势恶化的背景下，必须将优化收入分配格局、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作为政策制定的落脚点。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加剧，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深化，这同样构成了阻碍中国出口贸易技术升级的重要因素。当前应高度重视通过财税政策加大收入调节力度、优化二次分配格局、加强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工作，逐步降低收入分化程度，重点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收入分配格局由哑铃形向纺锤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