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陆雯昕
浅析文本类型的流变
陆雯昕
笔者基于功能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即赖斯(reiss)及纽马克的翻译类型学理论,主要对《海国图志》、《海外轩渠录》和《骆驼祥子》的原作与译作的写作意图和翻译意图进行了对比分析,进而得出不同背景下原文功能与译文功能的转化,许多研究都关注到了原作的功能却很少关注到译作的功能。笔者对译文文本和原文文本在几种主要的文本类型之间流变的现象进行了浅层分析。
翻译 意图 文本类型的流变
本文主要讨论功能主义理论的一部分,笔者主要讨论以赖斯(Katharina reiss)和纽马克著作为中心的翻译类型学理论。文本类型翻译理论是基于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和雅各布森对布勒的功能语言模式的细化发展而来的。
赖斯把文本功能看作一个三角形,这与纽马克的文本连续轴相比是比较全面的。笔者在此将两者综合来看。文本功能不同,原文信息损失的程度也不同。在Expressive类的文本里,“功能”损失较大。而Operative类的文本则可以“不择手段”,但在舍弃某些信息前要深思熟虑,要让牺牲的部分“死得其所”(the art of the proper sacrif i ce)。(Reiss,1971/2000:47)。赖斯还指出一种文本,不可能只具有一种文本功能。
表1 types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功能翻译理论认为,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的文本,有其不同的目的和功能。许多情况下默认译作的意图和原作的意图功能是一致的,而在不同的背景、目的、角度下,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试图在原作者、委托人、译者和译文读者的矩阵关系中寻求不同点。
(一)文本类型
就是某一特定的文本体裁,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广告等。文本类型不同,翻译策略也往往不同。文本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翻译策略。
(二)语言水平
一名好的译者,至少是精通双语的。扎实的母语和外语写作功底,是翻译的基础。依据源语文本的用词和难度特点,应该对应目的语文本的用词和难度特点。当然有时也会因为考虑readership而适当降低用词的难度,从而使译文更加通俗易懂。
(三)译者
译者是翻译中最主观的因素,译者会在译文中对作者的意图加以阐释,译者在翻译中难免会有理解上的偏差,译者在传递作者的意图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翻译中,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原作怎样,译文也应怎样,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张培基等1980:7)。
然而在有些翻译实践中,并非如此。在现实社会中,任何形式的翻译活动都有其目的,会引起预期的效果或开拓一种新的局面,甚至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新产品";译者必须根据预定的译本功能来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不管那些策略是否被视为标准,“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the end justif i es the means) (见Reiss 1989;Vermeer 1989;Shuttleworth & Cowie 1997)。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读者和研究者接受译本,译本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他们的策略就是成功的。赖斯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语用学引入翻译研究中。再者,由于翻译是在另一个语文脉络中的再现,势必产生衍意的现象。(见《翻译与脉络》,单德兴,1976)。译者的翻译意图,最终会影响整个语篇的形成。
(一)《海国图志》
魏源为何要编译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对比发现原作者慕瑞的意图是科普,其写作书的目的只是编纂图册让人了解和使用书中的信息。笔者按原作者的意图,将原文的文本类型定义为:信息型(informative)。而译本的目的则是:号召读者学习外国技术,以自强御外辱。从译本作者的角度来看:除了informative,更多的还有Operative,可见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翻译和写作的意图是不同的,编译后的《海国图志》文本功能也相应的从informative转化成了以operative主导的文本功能。
(二)《海外轩渠录》
《海外轩渠录》(1906)由英国斯威夫特,林纾、魏易合译。清末林纾是翻译Gulliver’s Travels的第一人,综观此书,应将林纾置于清末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时代背景下,林纾在这样的背景下,借助介入翻译来表现作者的微言大义。翻译在文学、文化、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也可具有传达译者思想的功能。
Gulliver’s Travels原作本是带有政治讽刺意味的,以Operative为主导的文本类型,在林纾的翻译和改译下,变成了Expressive功能主导的带有“儿童性”的文本。剔除了其中的政治讽刺部分,转而变成了诙谐、幽默、生动的儿童文学。林纾在海外轩渠录枠序言中说:“及译是书,荒渺竟有甚于枟列子枠诸书者……遂令观者捧腹。”可见译文的功能与原文相比,主导的译文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化。
(三)《骆驼祥子》
提到《骆驼祥子》,就得提到这一作品的两个版本,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初版,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修订版。Goldblatt指出自己以1939年的版本作为底本,并以1941年文化出版社的版本作为校对本。笔者对Goldblatt和James的译文进行对比,Goldblatt弱化了自己对作品的解读,而是把重心放在对主人公生命历程的展现上。James则偏重于自己对文本的解读,更多是对人物命运的反思,译本被赋予更多的是教育意义。
老舍的原作更多的是Expressive的功能,而James的译作更多的是的是以vocative的功能为主。笔者认为译作的“忠实”是相对的忠实,判断一部译作是否成功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笔者认为文本功能在翻译中发生转化是一种常态,这种文本功能的转化在不同的体裁下,限制的程度也是不同的。文本功能转化的最大影响因素是译者意图文本功能转化下的“新产物”能够带来满意的翻译结果就是成功的翻译。即使是“等效翻译”也可能包含“创造”的成分。译文有时甚至可以颠覆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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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陆雯昕(1994-),女,广东德庆人,硕士研究生,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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