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艺术宣传上的运用分析

聂宏伟

宣传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艺术宣传上的运用分析

聂宏伟

延安时期,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心任务是：拯救国家,拯救民族，驱除外侮,恢复主权。中国共产党正是紧紧围绕这一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制定党政方针政策，在对敌的艺术宣传工作中，作为当时重要宣传介质之一的宣传画，无论是艺术表现形式还是整体的创作风格，都能够侧面的体现出我党对敌的政治宣传策略。这些宣传画对分化瓦解敌军，壮大抗战力量，最终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政治宣传策略为引线，以艺术的角度探寻当时的宣传画在中国共产党对敌宣传上的运用主题及风格特点。

延安时期 政治宣传 宣传画主题 风格特点

延安时期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殊死战争。两军交战，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中国若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保证对敌军进行持久的军事作战准备，同时，更需要对敌发起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攻势。在对敌的宣传工作中，木刻画、漫画、油印画等宣传画形式被广泛运用到了政治宣传当中。宣传画的主题内容及生动的画面，促使敌军逐渐产生了思乡厌战的情绪，加速了敌军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一、中国共产党对敌军政治宣传策略

1937年10月6日《总政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展对日实行政治宣传攻势的开始。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相继发表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日军开展宣传攻势工作的进行。[1]依据中国共产党针对敌军艺术宣传工作原则，确立对敌宣传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大力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日本统治阶级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以使日军士兵产生厌战反战情绪；揭示日本侵略政策与日本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矛盾；强化日本士兵思乡厌战情绪；启发日本士兵阶级觉悟；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实时宣传战争形势，以促使日本官兵产生悲观惧战情绪。

二、宣传画在中国共产党对敌艺术宣传上的运用

作为当时重要宣传介质之一的宣传画，无论是艺术表现形式还是整体的创作风格，都能够侧面的体现出我党对敌军的政治宣传策略。这些宣传画对分化瓦解敌军，壮大抗战力量，最终赢得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被广泛运用到了对敌的艺术宣传上。根据我党对敌军政治宣传的策略内容，宣传画的艺术创作主题也相应的界定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揭露日军侵略战争罪恶行径主题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热爱和平人民的强烈谴责。但由于日本军阀对侵略战争的事实严重歪曲，无论是在对内对外的宣传上，带有严重欺骗性，绝大多数日本士兵都是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盲目地拥护日本军阀所谓的“圣战”、“大东亚共荣”、“誓死效忠天皇”等说教。中国共产党为了揭示日本军阀对广大日本士兵的欺骗行径，首先，要让日本士兵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及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是非正义的，这场侵略战争元凶是日本的统治阶层；其次，揭示日军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犯下的滔天罪行。只有让日本广大士兵真实的了解了这些事实真相，才会使广大的日本士兵对侵略战争行为产生怀疑，从而动摇他们的作战意志。此类主题的宣传画代表作品有：张谔创作的《抗议敌机暴行》发表于《新华日报》1940年8月21日1版，宣传画的主题内容刻画了一位经历了日军空袭后失去孩子的母亲悲惨痛苦的形象，以此揭示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1943年10月发表于《新中华报》上的《日本统治下的“共存共荣”》，描述了一位骄横的日本军人骑在被压迫的中国人身上，背上的两个箩筐装满了靠压榨所得的财物，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的罪恶战争真相暴露无遗。类似题材的还有李可染创作的《是谁杀了我们的孩子》，小林创作的《他们的早餐》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10月11日4版，吕乞然创作的《敌寇暴行“喂狗”》发表《新华日报》1942年10月3日2版，胡考创作的《日寇的兽行》发表于《新华日报》1938年2月12日1版，谭弼创作的《禽兽主义的皇军》，《奸淫、烧杀的日本军阀，果真是为了东方和平吗？》等等。

（二）揭示日本侵略政策与日本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矛盾主题

日本军阀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但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与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相向而行的。在日军大肆宣扬鼓吹下，驱使广大日本国民入伍参军，结果到中国战上去白白送死。由于战线的拉长、军费不断的增加，导致日本国内物价飞涨，这势必会给日本国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困苦。正因为如此，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民奋起与日本军阀作斗争。[2]针对这一矛盾，中国共产党也做了相应主题的宣传，反映类似主题的作品有：1938年发表于《新华日报》胡考创作的《日本人民发对侵略战争，敌大批逮捕革命青年》、《在军阀压榨下的日本人民》、《中日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寇》，1940年发表于《新华日报》铸夫创作的《山穷水尽的敌国财政》、《大的爆炸还在后头》，1940年发表于《新华日报》张谔创作的《“神风”之再临》，此外，1940年发表于《新华日报》陆志庠创作的《矮子变长，高不了多少》，八路军印发的《战争持续的结果》、《战争夺去了劳力，良田化作荒野》、《待医的伤员》、《战争使几十万日本人民魂丧沙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印发的《不许绑架百姓》，1938年新四军政治部印发的《日本的长期侵略》等等。除此之外，日本士兵不仅要忍受异国作战的痛苦，而且还受到军队内部老兵及上级军官的压迫。八路军印发的《士兵备受军官虐待》，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印发的《反对老兵虐待新兵》、《要求发给我们新的军服》等，都是通过宣传画反映此主题的内容。通过揭露事实，不仅能够激起日本士兵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愤怒与不满，而且有利于动摇他们的军心，瓦解他们的作战斗志。

（三）强化日本士兵思乡厌战情绪主题

绝大多数日本士兵都是由日本贫苦出身的农民和工人组成，他们在国内受到日本统治阶层的压迫和欺骗，被迫妻离子散，来到中国作战。随着侵略战争战线的拉长，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参战的日本士兵们逐渐对这场所谓的“圣战”看不到希望。1941年11月14日，《野战政治部关于太平洋战争对敌伪宣传的指示》提出：“日本国民将受空前的威胁，日本士兵永无回国回家的希望” ，不能与家人团聚会降低日军的作战意志。“故国来的音信，全是诉告生活的痛苦”，家里悲惨的生活也会促使日军无心恋战。这样的宣传，就会逐渐削弱和摧毁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涣散他们的战斗意志，为我军成功作战创造条件。[3]张文元创作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孙从耳创作的《日本妇女过着悲惨的生活》，八路军印发的《战争的牺牲品》，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印发的《春闺梦你不要死》、《九段的樱花也沾满了眼泪》等等，这些类似主题的宣传画反映的就是日军家属祈盼战争早日结束的传单。还有一幅油印画对日军的震撼很大。画中有一轮明月，月亮中是一位日本妇女，月亮下是一座孤零零的碉堡。碉堡上有一个日本士兵在站岗，旁边写着一行日文：“你从月亮中可以望见你心爱的娇妻，她也能从月亮中看到你。”通过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从心灵深处突破日本士兵的精神防线，使他们受到感动，从而丧失战斗力。

（四）启发日本士兵阶级觉悟主题

日本士兵虽然大部分出身于工农，但他们对日本法西斯所宣扬的“建设东亚和平”、“建设新秩序”等言论认识不清。他们受到日本军阀的欺骗，以为参加侵略中国的这场“圣战”就是效忠天皇的最好体现。他们没有认识到这场“圣战”的最终受益者是日本的军阀、财团，而日本士兵则是肉弹和炮灰。1940年7月7日，《总政治部对敌宣传标语口号》中指出：“要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促成敌军内部的阶级分化。”促进阶级觉悟的内容包括：肉弹是士兵，得勋章的是将校；军部和财阀在鲜血未干的战场上瓜分资源等。日本士兵用生命换来的胜利却是日本军阀的享乐。[4]通过八路军印发的《在血迹未干的战场上，军部、财阀合谋瓜分权利》、《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印发的《抗议长官的多吃多占行为》、《士兵兄弟怎么办》、《不要为军事法西斯白白送死》、《听从正义的召唤，为自由民主的日本而战》、《听吧，日本国内的反战呼声正在召唤着你们》、《中日人民携手起来》，新四军政治部1938年印发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从来没有不能化解的怨恨》、《呼吁日本士兵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等等。此类主题宣传画能够引导日本士兵了解事实真相，从而逐渐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实现促使他们厌恶侵略战争的目的。

（五）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主题

在对日军宣传方面，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政策也是重要的一项宣传主题。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本士兵中广泛流传“拒绝投降论”和“俘虏否定观”，所以战场上很少有日本士兵主动投降。随着抗战的持续，被共产党俘获的日军逐渐增多。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日军俘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功地促使了日军俘虏从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的转变。不仅有效地瓦解和削弱了敌军，壮大了国际反战同盟的力量，也为战后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俘虏政策包括：“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5]围绕优待俘虏政策的主题，各方面纷纷展开宣传创作，其中包括：新四军政治部印发的《我们欢迎由日军跑过来的弟兄们，绝对优待俘虏》，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印发的《消灭顽抗之敌，保护缴械官兵》，八路军印发的《欢迎日本士兵放下武器投诚》，八路军政治部印发的《如何能平安无事地回国》等等。

（六）实时宣传战争形势主题

战争后期，主要向侵华日军宣传战争形势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必败无疑等，以促使日本官兵产生悲观惧战情绪。如1945年发表于《新华日报》张谔创作的《敌人不得不要求投降》，李少言创作的《1942年苏联送给希特勒的礼物》，《德军冬季攻势失败了》，《希特勒在梦境中盼着春季到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印发的《三次三国会议》，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印发的《苏军反攻大捷》、《顿巴斯区德军二十五万即可歼灭》、《苏军乘胜分四路向聂伯河前进，德寇就要溃灭》，渤海日报1944年印制的《纪念“七七”七周年时事画之二-盟国三面夹击希特勒形势图》，胶东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印制的《反攻必须八路军》，1944年《渤海八路军夏季战役攻势辉煌战果（一）》、《渤海八路军夏季战役攻势辉煌战果（二）》、《渤海八路军夏季战役攻势辉煌战果（三）》、《渤海八路军夏季战役攻势辉煌战果（四）》，八路军印发的《日军六千人覆灭》，1945年印发的《意大利已经投降苏、英、美同盟国了》，《苏联打败希特勒，墨索里尼没了家，日本强盗也活不成》，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印发的《希特勒的最后悲鸣》，《明年全世界盟国都要向日本反攻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彻底覆灭》，《小矶内阁的哀鸣》等等。

三、宣传画在对日军艺术宣传上的形式风格特点

在影像技术和印刷水平不发达的延安时期，大批画家投入到了宣传画的创作中来，为了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对敌政策，在对日军艺术宣传载体上以传单为主，也有报刊、墙报、书籍等，在对日军宣传画形式上有木刻画、漫画、油印画等，色彩表现上既有套色也有单色，种数繁富。在创作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图示技巧，保留了构图饱满、刻画细腻等特点，注重将生活写实与表现的有机结合，并且越来越注意对西方画中写实造型法、明暗色调、焦点透视等方法的吸收。[6]同时，充分运用了对比、夸张、拟人等手法，使得画面简介明快，通俗易懂，视觉冲击力强，雅俗共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结语

延安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敌军的政治宣传政策是形成延安时期政治宣传画独特风格的主要原因。各种对敌的政治宣传内容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习土壤和创作灵感，使得当时的宣传画更加本土化，更加民族化，更加“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对敌军的宣传画不是发给一般人看的，它的受众往往是敌国军人、平民。都说创作一幅好的宣传画难，但有什么比能够打动敌人的心更难。怎样用一张纸打动一群心怀敌意且语言不通的受众者，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从政治宣传画诞生那一天起，它就肩负着对敌人心理攻坚的历史使命。

本文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针对特定的历史状况，对政治宣传画在对敌作战中的运用进行分析。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学习和借鉴前人创造的历史经验。研究宣传画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敌军艺术宣传上的运用也是一样的道理,延安时期对敌军的政治宣传画创作产生的过程经验,也应是今天我们所需要认真学习与借鉴的。正因为如此,艺术工作者在仰望星空的同时,更要脚踏实地地扎实工作,这样方能对得住自己肩上的使命。[7]

[1]王欣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军的艺术宣传工作研究[J]．保定学院学报,2010,23(4)：60．

[2]古琳晖．中国共产党抗日宣传工作论析[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28(3)：30．

[3]贾蓓蓓．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俘虏政策研究[EB/OL]．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9a92eb145f0e7 cd184253683．html．

[4]白韬．中国宣传画的发展及艺术特征[J]．大众文艺：学术版,2015(23)：108．

[5]梁向阳．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延安文艺[J]．延安文艺研究,2016(12)．

[6]《延安时期的抗战宣传画》编委会．延安时期的抗战宣传画[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7]《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委会．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

本文系201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5J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