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资本约束：微观影响及其宏观效应研究

李庆国　葛扬

摘要

本文拓展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内涵，在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回报率约束。通过构建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分析了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对调整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宏观效应。

关键词资本约束 信贷供给 货币政策 实体经济

一、引言

银行体系是我国融资体系的主渠道，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研究新监管标准对银行信贷的微观影响和对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避免新监管标准实施对信贷供给及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负面冲击，有利于加强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经济政策的协调，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在全球统一资本监管标准的背景下提升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竞争力。

Diamond（1984）在借鉴Townsend（1979）状态证实成本理论分析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利益代表，代表存款人监督借款人。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这种代表行为节约了成本，从而证明了商业银行的内生性。那么，谁来监督银行？他认为银行不需要被监督，比较分散的银行资产组合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该问题。然而，该结论需要一个很强的前提假设，即银行自身运作是良好的。Bernanke、Gertler（1987a）证明了一个良好的银行部门对实体经济很重要，同时，银行资本对保持银行良好状态又很重要。周小川认为：“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中，资本充足率要求是最重要的约束机制之一，此次危机表明，良好的资本实力对于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以及更广泛的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自2004年3月1日起，《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资本充足率指标被正式引入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中，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外部约束之一。该办法规定：“本办法中的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这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我国银行业逐步采用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 ， EVA）与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 ， RAROC）等考虑风险成本的考核指标，在信贷投放上考虑贷款风险，在经营利润上考虑预期损失，在绩效考核上重视拨备后利润。可以看出，除存款准备金约束之外，资本协议的实施给银行业增加了资本充足率约束，在此基础上也衍生了资本回报率约束。尤其是，随着2010年7月农业银行成功上市，我国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都成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融资取代政府注资成为银行利润之外的另一重要资本来源。资本是稀缺的，是有投资回报要求的，因此可以说，资本约束的内涵并不是大家普遍理解的仅包括资本充足率这一监管约束，也包括资本回报率这一市场约束。

从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的计算公式看，贷款的风险权重、预期损失分别是资本充足率、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二者同时又是与实体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给定信贷传导渠道，研究资本约束的引入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分析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货币政策、实体经济等宏观效应。与即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扩展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内涵，在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的基礎上增加了资本回报率市场约束；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实践，从银行自身的视角构建了考虑风险成本后的利润最大化（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不同于以往的从银行投资者视角的现金流回报最大化模型；本文从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两个方面的综合视角构建了数理模型，不同于以往的单一货币政策视角或实体经济视角。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有关资本约束与信贷行为的文献做了简单的回顾和评述；第三部分在分析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假定短期内银行资源，即权益资本K、存款负债D不变的情况下，将资本回报率约束条件引入，尝试构建一个拨备后利润最大化模型，区分资本充足率松约束、紧约束两种情形，分别分析了银行的信贷行为；第四部分利用模型分析了当资本约束存在的情况下，实体经济波动、货币政策调整等冲击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影响，以及信贷行为的变化所产生的实体经济、货币政策等宏观效应；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研究银行信贷行为与货币政策、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文献比较多，既有从借款人的视角研究实体经济波动对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的影响，从而分析银行信贷行为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也有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视角，研究货币政策或实体经济对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影响，从而分析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

Fisher（1933）提出“债务紧缩”理论，认为通货紧缩导致财富向贷款人的重新分配，加剧了借款人的债务负担，恶化了其资产负债表净值，迫使其缩减开支，从而推动了进一步地经济衰退。Bernanke（1983）研究认为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会导致其担保品的大幅缩减，从而引起融资能力的大幅降低，信贷市场的萎缩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波动并形成恶性循环。关于借款人资产负债表效应的研究，多是基于信贷需求的角度，没有分析外部冲击对银行信贷供给的影响。

Akerlof（1969）发现市场中存在“柠檬现象”，即市场买卖双方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该信息问题扭曲了市场价格，影响了市场交易水平。该文献推动了对银行信贷供给的研究。借鉴该文献提供的思路，Jaffee、Russell（1976）研究了信贷市场中的柠檬问题，并证明了信贷配给的存在。Stiglitz、Weiss（1981）也证明了信贷配给的存在，并认为在信贷市场中，资金价格即利率已经不能使市场出清，进一步地提高利率只会导致信贷供给减少。在此基础上，大量的类似研究认为信息问题通常导致银行信贷供给不足，加剧了信贷供给对货币政策、经济波动等外部冲击的反应。Mankiw（1986）研究认为无风险利率的些微提高会引起贷款的大幅减少，进一步提高利率甚至有可能引起信贷市场的崩溃。

上述研究基本上均是研究信贷市场的增量行为，但是实体经济或货币政策不仅会对新增信贷供给产生影响，也会对银行存量信贷资产产生影响。1988年、2004年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实施，推动了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广泛运用，这给银行资本与信贷行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由于资本约束的存在，外部冲击会引起存量信贷资产风险状况的变化，进而影响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进一步影响新增信贷供给的变化。尤其是有些学者研究认为资本协议的实施促进了信贷收缩，加剧了经济波动，这引起了对资本约束研究的广泛关注。研究结果普遍认为，银行存在资本融资成本的假设条件是资本约束产生上述微观影响和宏观效应的前提。在银行不存在股权资本筹集成本的假设下，Labadie（1994）通过一个迭代模型证明了资本约束条件对银行行为没有实际影响。也就是说，资本约束不存在微观影响，银行信贷行为没有因为资本约束的存在而发生变化，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货币政策或实体经济的宏观效应。在“竞争性的银行业中银行权益成本是递增的”假设下，Kopecky 和VanHoose（1999）区分了短期、长期两种情形进行了研究，认为资本约束是有实际效应的，而且会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VanDer den Heuvel（2001）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银行资本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构建不完全竞争信贷市场与Basel Ⅰ资本约束条件下的银行投资者现金流现值最大化模型，即C-C模型，Chami 和Cosimano（2001）从货币政策的视角，证实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通过对银行持有资本的期权价值和银行权益决策的影响，对银行信贷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在贷款供需两个层面产生影响，即有效需求层面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和在贷款有效供给层面的“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两种效应结合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进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随着2004年6月新资本协议的实施，C-C模型凸显了两个不足，既没有考虑银行信贷资产的违约损失和账面减值，也没有考虑信贷资产风险权重的可变性。基于此，Zicchino（2005）在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从上述两个不足拓展了C-C模型，将信贷资产的违约率和风险权重与实体经济状况联系起来，分析了实体经济状况变化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影响，进而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江曙霞和何建勇（2011）在Zicchino（2005）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通过加入存贷比约束进一步拓展了C-C模型，并對比分析了在旧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之下，资本充足率紧约束、松约束两种情形下实体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造成的冲击，研究了银行资本的顺周期性问题。

上述文献主要从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的视角进行研究，虽然也考虑到了银行是存在资本融资成本的现实情况，然而，该假设并没有全面地揭示资本融资成本的内涵，融资成本并不仅指融资行为的交易成本。从投资者来看，投资者对银行进行资本投资是有回报要求的；从银行来看，银行持有资本是要创造效益的，资本回报率是银行面临的一项重要市场竞争约束。资本回报率高的银行社会声誉高，后续融资能力强，投资者认可程度高。因此，所谓的资本约束并不仅指资本充足率约束，也包括资本回报率约束，这也与我国实践相符。

由于本文主要是受Chami 和Cosimano（2001）、Zicchino（2005）等文献的启发，因此着重介绍这些文献。Chami 和Cosimano（2001）主要从货币政策的视角，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信贷供给的直接影响，从而对下一期资本充足率约束变紧的可能性概率的影响，分析了资本的期权价值以及银行资本决策，证明了“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存在。Zicchino（2005）主要从实体经济的视角，在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下，认为实体经济的波动会影响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和减值损失，从而影响银行经营利润和资本充足状况。这些研究偏重于某一个视角，或是货币政策视角，或是实体经济视角，没有综合两个视角略有缺憾。另外，Chami 和Cosimano（2001）、Zicchino（2005）、江曙霞和何建勇（2011）基本上是采用同一个动态模型，即C-C模型，除了一些假设、约束略有不同，构建模型的目标函数基本上完全一致。其目标函数是从银行的股票和次级债即银行资本投资者视角，通过采用现金流贴现法分析银行股权分红和次级债本息偿还所产生的现金流回报，建立投资者现金流回报即银行价值最大化模型。该目标函数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分析的视角是投资者视角，而不是商业银行自身，似乎略有牵强；其次，分析的对象是投资者的现金流回报，而投资者的投资回报除了股权分红和债券利息以外，还有股票或债券价格波动造成的资本利得；第三，银行发行的股票和次级债作为资本市场的金融产品，其价格走势除了受银行基本面的影响以外，还有受金融市场供需状况影响的独立性；第四，随着资本协议的实施，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较为普遍的采用了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或拨备后利润的绩效考核体系，原分析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也不能直接体现对信贷资产违约损失或账面减值的考虑，不利于分析资本充足率约束的作用机理；第五，该目标函数相当于给银行外在的增加了一个定期分红约束，但是我国上市银行的分红可能更偏向于一个软约束；第六，C-C模型用银行资本的市场价值来代表银行资本的账面价值，并用资本的市场价值来计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这也与我国监管实践不相符。

三、数理模型

（一）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分析

本文借鉴Chami和Cosiman（2001）的C-C模型，分析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关于资本充足率，该办法实际规定了三个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是“商业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核心资本余额（一级资本， C1）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余额的4%，以θ1表示核心资本C1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即4%，下图中的点A表示该约束。第二个约束条件是“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也就是说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中，附属资本余额（二级资本，C2）不得超过核心资本余额，即C2﹤C1，下图中的C1+C2﹤2C1。第三个约束条件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也就是说商业银行资本余额（C1+C2）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余额的8%，以θ1+θ2表示总资本（C1+C2）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即8%，下图中的点B表示该约束。

从上图中可以清晰看出，只要满足第二个约束条件“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8%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将是银行在贷款增长过程中首先触及的约束条件。如果第一个约束条件被首先触及时，则银行附属资本将违背第二个约束条件。因此，在分析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时，本文只分析8%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

（二）模型假设

1.假设商业银行存在两种融资渠道，包括内部融资，即通过留存收益的自我积累，以及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假设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负债资金融资，主要表现为存款负债D；二是权益资本融资，主要表现为股权资本K。

2.假设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只存在两种类型，一是用于发放贷款L，二是用于同业资金拆借T。假设贷款风险权重为ωL，拆借资金风险权重为0，ωL﹥0，dωLdY﹤0。Y是指实体经济状况，Y变大代表实体经济向好，Y变小代表实体经济向差。dωLdY﹤0是指贷款风险权重与实体经济状况负相关。假设贷款资产流动性弱于拆借资金流动性。依据资产需求理论，银行对贷款、拆借资金的资产配置结构安排主要取决于两种资产相对收益、流动性的变化。当某类资产的相对收益提高时，银行会增加对该类资产的配置；当银行流动性趋紧时，银行会增加对拆借资金的配置。

3.假设存款市场与拆借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则存款利率rD、资金拆借利率rT均为外生给定变量。

4.假设商业银行拨备前利润函数为：π=rLL+rTT-rDD-cLL，拨备后利润函数为：V=π-eL。其中，rL为贷款利率；cL为在银行与客户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所承担的信息识别与监测等管理成本，dcLdY﹤0是指银行贷款管理成本与实体经济状况负相关；eL为贷款的预期损失，e为单位贷款预期损失率， dedY﹤0是指银行单位贷款预期损失率与实体经济状况负相关。

5.假设所有银行都面临着资本约束；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

其中θ为监管部门外生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值，假设为8%；二是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K。后者决定了银行下浮贷款利率的竞争行为是存在“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约束的，过度的下浮贷款利率，很有可能导致收益率变薄，对该银行的社会声誉、股权融资等带来不利影响，不仅削弱了自身资本积累能力，也削弱了未来的社会融资能力，这是一种市场约束。

6.假设银行信贷市场是垄断的。该假设借鉴了Chami 和Cosimano（2001）、Zicchino（2005）的做法，另外这些文献也证明了巴塞尔资本约束的引入促进了银行之间的合作意愿和程度，强化了银行业的垄断行业特征。同时，也应考虑到我国银行业内存在很高的行业集中度。

（三）建模与求解

基于现实，可以假设短期内银行的资本K和存款负债D是不变的，长期内K和D是可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银行在资源即定的情况下，如何做到平衡收益和风险，如何做到资源最优配置。

（一）当资本充足率约束是松约束时

命题1：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周期特征。实体经济波动导致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高于监管要求θ。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依据式（12），刺激了信贷需求的增加，推动需求曲线右移，同时推动信贷成本cL、e下降，提高了信贷资产边际收益，刺激了信贷供给的增加，因此均衡信贷量增加。当实体经济向差时，均衡信贷量减少，证明略。

实体经济波动不仅会影响均衡信贷量，也会影响均衡贷款利率。从式（13）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当信贷成本cL、e受经济向好影响而下降时，由于资金拆借利率rT不变，由式（5）rT=rL-cL-e决定的银行信贷资产相对收益提高，因此银行会减少对拆借资金的配置，用于增加信贷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拆借市场由于资金的逐步减少，rT会逐步提高，同时rL会随着贷款供给的增加逐步下降，直至重新恢复式（5）的平衡。

实体经济波动决定了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应为松约束，高于监管要求。假设银行处于资本紧约束状态，则信贷供给量为极值KθωL，则当实体经济向差时，在信贷资产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仅仅由于风险权重的上升，就会直接导致不能满足监管约束。考虑到短期内信贷资产难以出售以及资本难以增加的现实，因此银行一般不会按极值供给信贷，而是处于资本充足率松约束状态，以应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Bernanke、Gertler （1987a）认为银行贷款是信息密集型的，信息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信贷资产的对外出售。

命题2：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拨备后利润与资本需求也呈現顺周期特征，并具有“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依据式（5）（7），可知银行资本回报率rK也是顺周期的，在资本K短期不变的假设下，依据公式拨备后利润为rKK，可以发现银行的拨备后利润也是顺周期的。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银行拨备后利润顺周期增加，一方面增加了银行资本的自我供给，另一方面受资本回报率rK提高的驱动，银行资本需求也相应增加。同时，随着银行贷款供给的顺周期增加，源于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逐步趋紧的驱动，也推动银行资本需求的增加。一旦银行资本需求得到满足，则将推动信贷供给的进一步顺周期增加，放大了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反之，银行资本顺周期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信贷供给的顺周期减少，也就是存在Zicchino（2005）所谓的“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命题3：受货币政策的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

当货币政策收紧时，即存款利率提高或存款准备金率提高时，从式（12）（13）可以直接得出贷款减少、贷款利率上升的结论。其影响机理是：存款利率的提高一般会推动拆借利率rT的提高，从而导致式（5）rT=rL-cL-e的失衡。因此，银行在资金拆借收益相对上升的驱动下减少信贷供给，在信贷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导致贷款利率的上升。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一般会导致银行流动性紧张，受流动性偏好的驱动，银行增加配置流动性相对较好的拆借资金，减少流动性相对较差的信贷资产，在贷款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上升。当货币政策放松时，贷款利率降低，证明略。

命题4：与经济波动相比，货币政策对银行拨备后利润的影响是不同的，但对银行资本需求的影响比较类似，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并具有“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受货币政策影响，在银行调整信贷行为的过程中，依据式（7），银行资本回报率一方面与rT同向变化，另一方面与rD或α逆向变化，最终影响难以确定，在银行资本不变的假設下，拨备后利润的增减也难以确定。

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推动信贷供给的增加，进而促使资本充足率约束逐步趋紧，导致银行资本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宽裕的市场资金面会增加资本的供给，资本供需两方面的同时增加会推动银行资本的“顺风向”增加。反之，从紧的货币政策会推动银行资本的“顺风向”减少。银行资本的“顺风向”变化会进一步加剧信贷行为的波动，即具有Chami 和Cosimano（2001）所谓的“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

（二）当资本充足率约束是紧约束时

命题5：资本回报率成为软约束，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增强。

从式（12）（13）和（14）可以看出，资本回报率既没有影响到银行在信贷资产、拆借资金之间的资产配置，也没有影响到银行的贷款利率等，成了软约束。这是因为违反资本充足率约束将带来巨大的监管惩罚和声誉损失，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则退而求其次。

命题6：与松约束相比，经济波动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出现差异，信贷供给呈现顺周期特征，对贷款利率的影响不能确定。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依据式（9），会引起贷款风险权重的下降，进而引起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放松，推动信贷供给曲线右移，银行最大信贷供给量增加。反之，银行信贷供给减少，证明略。

当实体经济向好时，依据式（10），贷款利率一方面受贷款需求增加的影响而提高，另一方面受贷款供给增加的影响而下降，因此其实际变化取决于两者的强弱，不能确定。

命题7：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资本需求未呈现顺周期特征。

依据命题1，可知银行的最优资本充足率应当高于监管要求，因此无论是受经济繁荣时信贷供给增加的驱动，还是受经济衰退时风险权重上升的驱动，银行始终有着巨大的资本需求，未呈现顺周期特征。

命题8：受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宽松的货币政策达不到政策预期。

在紧约束状态下，虽然本模型不能直接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但是结合资产需求理论与资本回报率约束，依然可以分析信贷变化。

一般而言，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引起资金拆借收益的相对上升或流动性的逐步趋紧，相对收益或流动性的变化将导致银行在资产配置中减少信贷供给、增加配置拆借资金，在贷款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也会上升。此时，银行信贷行为呈现“顺政策风向”特征。然而，受限于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存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推动银行信贷供给的增加，银行信贷行为不受影响。

（三）资本充足率约束对银行借款人客户结构的影响

假设银行贷款客户分为两类，即大企业和小企业，对应贷款分别为LB、LS，对应贷款的风险权重分别为ωB、ωS。Fazzari、Hubbard和Peterson（1987）的实证研究发现小企业对经济波动的敏感度更高，受信贷配给的程度更深，这是因为大企业多为成熟型企业，而且银行在大企业上存在信息收集的规模经济。因此假设经济衰退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权重的影响比较大，此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约束条件变更为

命题9：当实体经济向差时，银行贷款供给对小客户的信贷配给程度进一步加剧。

当实体经济向差时，贷款风险权重的上升促使银行资本充足率约束趋紧。此时，虽然风险权重ωB、ωS同时上升，但是ωS的上升程度更高一些，因此银行会通过调整客户结构来应对资本充足率约束趋紧，增加对大企业的贷款供给，减少对小企业的贷款供给。

综上所述，由于实体经济波动的存在，决定了银行实际资本充足率应当高于监管要求；受经济波动的影响，银行信贷行为呈现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同时银行资本也发生顺周期变动，进一步加强了信贷供给的顺周期特征，存在“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资本充足率约束有可能会阻碍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达不到政策预期。

五、结论和建议

从上文可以看出，银行面临的资本约束实际包括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两种约束。显然，回报率约束的刚性相对弱于充足率约束，但是该约束也是银行信贷供给、资本需求以及银行资本加速器效应的重要推动因素，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向好的时候。而充足率约束既是银行信贷、资本需求顺周期性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主要原因。

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大幅波动既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的风险稳健，因此本文主要从保持实体经济平稳运行、维持金融体系风险稳健两个角度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一）建议采取反周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

所谓反周期的监管约束是指在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增加周期性资本要求，通过对该要求的适当调整，平滑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上行周期，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约束；在经济下行周期，适度降低资本充足监管约束。这样在经济上行周期，可以抑制银行的放贷冲动，避免实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减轻物价上涨压力，避免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在经济下行周期，可以配合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有效刺激经济复苏，避免经济持续衰退。

（二）建议实施动态拨备制度，平滑银行利润

所谓动态拨备制度，是指在经济上行周期，提高拨备计提比例；在经济下行周期，降低拨备计提比例。拨备后利润是银行资本的内部来源，顺周期的动态计提信贷资产减值准备，可以弱化银行资本的加速器效应，既可以平滑银行经营利润的大幅波动，又可以缓解银行信贷供给的顺周期特征。

（三）重视分母对策，不依赖分子对策

商业银行为满足资本充足率约束，既可以采取分子对策即增加资本，也可以采取分母对策即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单纯地依赖分子对策，通过增加资本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会诱发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高估借款人信用等级，高估抵押资产价值，提高信贷资产风险分类形态，少提损失准备金，虚增当期拨备后利润等各种方法，人为做高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从而为进一步实施资本融资提供便利，而忽视了风险控制。这种做法如果具有了循环累积效应或示范效应，表面上看银行业金融资产将大幅增加，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也将迅速扩大，经济增长也将一度繁荣，而实质上整个经济体系的金融风险、经济风险将急剧累积。一旦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发生断裂，带来的危害将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应以风险控制为基础，监管当局应着力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市场约束应加强银行信息披露，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银行信贷经营模式，促进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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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宋沐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