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间资源关系的维度：兼论中美资源关系

何韵+王海滨

摘要 国家间资源关系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国家间政治关系以及资源利益。国家间政治关系决定了相关国家在资源关系中追求权力的强烈程度。国家间资源关系也有技术方面的运行机制：相关国家资源利用的科技水平越高，资源增值能力就越强，国家间的资源合作就越容易形成。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力通常胜过技术因素的影响力。中美关系错综复杂，资源关系是两国间的重要关系之一。中美资源关系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中美两国间竞争性的政治关系容易挑起两国间的资源冲突，两国资源增值力的提高有助于缓和它们间的资源冲突。中美资源关系的性质和走向主要由美国决定。

关键词 资源关系资源增值力绝对收益相对收益

回顾人类历史，尽管资源冲突和资源战争曾多次发生，冲突和战争爆发和发展的原因都较复杂，因此没有纯粹的“资源冲突”、“资源战争”。不过，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除了女人、人头、荣誉和威望等外，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为资源而发生冲突和战争的事例并不少见（〔美〕贾雷德·戴梦德：《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廖月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24-129页）。如果冲突或战争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诱因是资源因素，那么笔者就把它们称为“资源冲突”和“资源战争”。但资源合作也不鲜见。那么，国家间在什么时候容易爆发资源冲突，又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资源合作呢？中国和美国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它们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资源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展望未来，中美为资源而发生冲突甚或战争的可能性是否更大？还是进行资源合作的概率更高？气候变化会对中美资源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攸关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前景。

一、国家间资源关系的形成机制

一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其诉求往往不是单一的，它常常既会寻求绝对收益，也会寻求相对收益。资源关系也是如此。一国在处理对外资源关系时，会努力确保获得本国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这是寻求绝对收益，是为了满足国家的“生理需求”，其中首先是国家生存的需求。国家在处理对外资源关系时，常常还会和处理其他对外关系一样，寻求对别国的权力优势，这是积极意义上的（positive）追求。或者努力不让别国凌驾于本国之上，这是消极意义上的（negative）追求。这些是寻求相对收益，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即提高或保持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威望、地位的需求。一国综合考虑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结果，是决定它在对外资源关系中，是倾向于对抗还是合作。

仓廪不实，不一定不知礼节。不过，历史上的确多次发生过，在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因发生环境灾变而变得十分匮乏（但不是极度匮乏，否则它会缺乏对抗别国的能力）时，一个国家或社会急于获得资源以自救，加上其他动机的驱使，而对其他国家或社会发动战争的案例。

比如，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于中国古代从事农耕或游牧，而且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民族来讲，不可能不对其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势的强弱、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乃至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世界的关系。当中国北方的气候由温暖湿润转向寒冷干旱以后，一方面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农业王朝必然受到自然灾害袭击，农业歉收，民不聊生，贪官污吏横行，阶级矛盾激化，国势一天天衰微。另一方面，气候的变冷变干同样使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这使他们有强烈的意愿向南方的农耕世界发起攻击，寻求扩大新的宜牧地区。尽管游牧民族也许在经济发展水平、军事组织才能和人口的数量、文化素质方面都落后于农业民族，但其强悍的民族性格、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等军事优势是农业民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历史上多次出现北方游牧民族统治农耕世界的王朝。相反，寒冷气候结束之后，温暖气候期接踵而至，黄河流域气温回升，降水增加，农业复苏，经济发展，国势增强，出现太平盛世。游牧民族退出中原，重返这时同样水草丰美的草原世界。两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彼此进行和平友好的经济、文化交流。Lingbo Xiao et al.， “Famine， Migration and War： Comparison of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Social Responses in North China between the Late Ming and Late Qing Dynasties”， The Holocene， Vol. 25， No. 6， 1995， pp. 900-910； 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载《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第274-278页；王俊荆等：《气候变迁与中国战争史之间的关系综述》，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91—96页；李忠明、张昳丽：《论明清易代与气候变化之关系》，载《学海》，2011年第5期，第162—163页。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形越来越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源对抗、冲突、战争的绝迹。首先，由于受到人口快速增长，以及全球变暖等因素引发的环境退化的影响，世界一些地区的水、可耕地、木材等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有下降的趋势。在新的资源压力下，一些国家间即便在历史上长期维持良好的资源关系，也不能保证它们今后不会爆发资源冲突。比如，近年来人口激增、气候变化等因素加剧了西亚以及非洲一些地区的水资源短缺，使中东各国之间参见朱和海：《中东，为水而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以及非洲萨赫勒地带（Sahel belt）国家之间因水资源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

其次，在自然资源并不匮乏时，如果一国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很急切，那么它挑衅或对抗其他国家的意愿也可能较高。比如，在中日关系较好的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石油公司开发东海油气资源，基本保持沉默。但在日本与中国交恶，并决意压制中国的崛起之后，其政府挑起了东海油气之争，而且态度强硬、言行激烈。王海滨：《中日石油关系对日本东海政策的影响》，载李彬、吴日强主编：《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4-81页。除了因日本某些领导人对历史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中日关系争执等因素外，日本政府试图在美国等盟友的支持下，尽可能长地维持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以来对中国的权力优势，是日本东海态度转变的更重要的动因不仅是单个国家，国家集团之间也是如此。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明里暗里支持以色列的不满，沙特阿拉伯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对西方各国实行部分或全部的石油禁运。当时的石油资源并不缺乏，但由于事发突然，让西方国家措手不及，其经济和社会一度陷入混乱。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之所以集体制造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正是出于追求针对西方的相对利益的考虑，即给西方一点颜色看看，让西方不敢再肆无忌惮地把其霸权政策强加于中东。这是一次对相对利益的消极意义上的追求行动。See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p. 588-612.。相反，在自然资源较丰沛时，如果一国在对外资源关系中对相对利益的追求不急切，那么它可能更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分享。这一点不难理解。如果食物不缺乏，幼儿园里要好的小伙伴之间也愿意相互分享。人之间如此，国家之间也如此。在对外资源关系中，一国更倾向于冲突还是合作，主要由追求权力和获取确保生存的资源这两种欲望的强弱组合决定。

理论上存在两种极端的对外资源态度。第一种是“只见物不见人”：当自然资源十分缺乏时，一国只专注于获取资源以维持其生存，并不追求相对收益和权力。这时影响该国实际政策倾向的是，第一，它是否迫切地想要获取资源；第二，它是否愿意用温和的手段处理与别国的资源关系。而这两点又是由该国的资源关系观决定的。资源关系观念分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王海滨、李彬：《静态资源关系观及其批判》，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第148—160页。当它持积极的资源关系观时，它会努力发展对外资源合作；相反，当它持消极的资源关系观时，它会寻求对抗别国。

另一种极端的对外资源态度是“只见人不见物”：一国在资源相关事务中，只在乎获取相对利益，即只追求相对于别国的权力，并不在乎能否获得自然资源。这种态度往往出现在资源供应较充沛时。它表面上是该国的对外资源态度，实质上是它对别国的政治态度。

二、资源增值力对国际资源关系的影响

一国在对外资源关系中的绝对收益，主要是确保获取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而其资源增值力的提高可帮助它获得更多自然资源。资源增值力指人类提高自然资源对自身的价值的能力，对国家等各层次人类群体之间的资源关系有重要影响。在本文中，笔者会主要强调自然资源对人类的价值，以及提高自然资源的价值的手段、制度，所以本文的“资源增值力”不是价格意义上——包括理财意义上的——“增值保值”。比如，清洁空气为人类的健康生活不可缺少，因此对人类有重要价值。正因为如此，目前一些国家在控制空气污染方面正进行合作，从而在这方面发生了资源关系。这在资源增值力研究的范围之内。而有人把环境好的国家的空气袋装、处理后贩卖到空气污染严重的国家进行牟利刘天纵、禹欢：《雾霾之下，“卖空气”成大产业》，资料来源：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60106/3531604.shtml。，这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资源增值力主要包括科学技术和资源增值制度。科学技术是仅次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第四生产要素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p. 190.，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人类科技水平持续进步的过程中，各国获取这种绝对收益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有助于缓解国际资源冲突。不过，科技进步对国际资源关系的影响并非简单直接，而是较为复杂。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利用科技进步的成果不断提高获取自然资源能力的过程。能力的增强体现在广度的拓展和深度的提高两方面。

利用广度的拓展主要指人类不断把原先不是资源的自然物转变为自然资源。王海滨：《资源政治的演化差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138页。比如，地质运动造就了含油气岩层。有的油气岩层在地表之下几千米、上万米深。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地表深处的岩层对人类几乎没有任何价值，所以只是自然物，而不是自然资源。历史进入近、现代后，由于钻探技术的进步，人类能够钻越来越深的井，地表深处的含油气岩层才逐渐地为人类所开发、利用，并从自然物变为自然资源。又如，石油、煤炭、天然气发电等化石能源资源的利用方式都涉及脱硫。过去，硫不仅不是自然资源，甚至是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毒物。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明了脱硫技术，可以做到在发电时让硫不再大量逸入环境中。再到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硫回收利用技术，可以用脱离出来的硫制成硫酸和硫磺，从而实现了把硫这种自然物甚至是毒物变成自然资源。王海滨：《变废为宝？变宝为废？——从天津港爆炸说起》，资料来源：http：//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9647。

利用深度的提高，主要指对自然资源利用得越来越充分。比如，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来自北亚，在约公元前1.2万年甚至更早，一部分北亚人通过白令陆桥或者划船进入北美洲北部。大约在公元前1.1万年，美洲气候转暖，现代加拿大的冰原上出现了由北向南的没有冰雪的走廊，使首批北亚人得以从中通过，来到了现代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周围的北美大平原，并为他们扫除了从北美阿拉斯加到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之间最后的障碍。[美]贾雷德·戴梦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4-17页。在南下的过程中，北亚人的捕猎活动让美洲几乎所有的大型哺乳动物逐渐灭绝。当时北亚人的人数不多，而长毛象、巨型地懒等大型哺乳动物数量庞大。假定当时北亚人捕杀猎物只是为了维持生存，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好奇，那些原始人为何仅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就让美洲大型哺乳动物灭绝殆尽？实际上，北亚人的破坏力部分来自他们对肉食的严重浪费。他们即使捕杀了一头巨大的长毛象，由于没有掌握防腐技术，他们往往只能吃掉一小部分象肉，而让大部分腐烂。而第二天，他们又需要去捕杀新的猎物。[美]贾雷德·戴梦德：《第三种黑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后来，野生动物肉食这种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才随着窖藏、冰藏等技术和知识的进步和积累，而得以逐渐提高。

科学技术的进步常常能提升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在资源利用科技提升的过程中，人类通过资源加工利用实践所创造的附加值不断增加，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1-67.同时原材料价值在资源最终制成品的价值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这种历史趋势发展至今的一个结果是，尽管世界上有较多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较低。而且，由于较多自然资源的采掘、开发、出口等所创造的财富往往集中于少数人，就业机会也常常有限，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资源的开发和出口中获得多大好处。有时，资源出口收入大增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造成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恶化、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矛盾加剧。结果，“资源诅咒”出现。目前部分西亚和非洲资源生产和出口国就是这样的国家。相反，有一些国家虽然资源较贫瘠，却跻身先进国家行列，日本和德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它们地下的自然资源虽然不丰富，但拥有丰富的“地上资源”，即先进的资源加工技术以及大量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才。它们进口自然资源，再以高昂得多的价格出口资源制成品，从中赚取巨大价差，而这价差体现的正是发达国家强大的资源增值能力。因此，如今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丰富自然资源或可带来经济利益，但先进的资源利用科技必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总体来说，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占有自然资源与多数国家的核心利益间的联系日益松弛，各国越来越容易获得保障其生存的自然资源，资源需求本身引发资源冲突甚或战争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

除科学技术外，资源增值制度也是资源增值力的重要内容，并对国际资源关系有深刻影响。资源增值制度包括促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制度安排、商业规则等。和科技传播一样，先进资源增值制度的国际交流、传播等也有助于改善国际资源关系。比如，垃圾分类、处理一般不需要运用高科技，它主要是一种制度安排。虽然不是高科技，垃圾分类同样能为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做出贡献，并让垃圾成为社会的财富Julian L. Simon， The Ultimate Resource 2，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1-282.。垃圾分类以及回收利用的制度、经验的跨国交流、传播，有助于人类资源增值力的提高，也有利于国际资源关系的改善。近些年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垃圾分类制度传播到中国后，推动了中国垃圾的回收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资源增值能力，进而有利于改善国际资源关系。又如，前文提到化石能源的硫回收利用技术已经成熟，可以把杂质硫脱离出来制成工业硫磺和硫酸。但是，脱硫并不总是具有经济性。由于行业周期等原因，工业硫磺和硫酸的价格过低，以至于脱硫无利可图时，工厂主难免会产生弄虚作假、停用脱硫装置的念头。一国政府能否成功吓阻工厂违法违规排污，既关系到政府环保制度实施的成败，也关系到该国的资源增值力水平的高低。杂质硫等“工业废物”的回收利用的先进制度、经验的跨国交流、传播，有利于提高国际资源增值力，改善国际资源关系。王海滨：《变废为宝？变宝为废？——从天津港爆炸说起》，资料来源：http：//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9647。

先进商业规则的跨国传播也可以为国际资源关系的改善做出贡献。比如，自助餐馆对顾客浪费食物的行为进行罚款，这有助于促进粮食的物尽其用。如果一些国家大量存在浪费粮食的行为，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的饮食行业里没有惩罚浪费的行规，那么这种行规的跨国传播有助于提高人类对粮食的利用程度，并有利于各国粮食关系的缓解。

不过，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的科技水平和资源增值制度不同，资源利用能力高低不一，它们对资源占有的依赖度必然有差异。一些国家的出口收入、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严重依赖于某一种原材料的开发和出口，它们在相关的国际资源争端中——尤其是资源富聚地区的归属争夺中——常常不愿意妥协。相反，另一些国家的资源利用技术先进，资源增值能力强，已经摆脱了对资源占有的严重依赖。

国强≠资源增值力强。所谓的“强国”，一般指经济、政治或（和）军事实力较强的国家。它们可能是资源增值力更高的国家，也可能是增值力更低的国家。资源增值力越低，越容易产生对资源的过度依赖，与别国进行资源冲突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亦然。一个国家的国力越强，它对外进行资源冲突或合作的资本就越足。如果一国的资源增值力高，国力也强大，它可能会有力地推进国际资源合作。相反，如果一国的资源增值力很低，但国力却很强大，那么它容易挑起或卷入国际资源冲突。

三、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资源关系的影响

如果资源增值力的强弱是决定一国处理对外资源关系态度的唯一或主要因素，那么可以得出两个推论：第一，人类历史越向前推进，科技越发达，各国进行资源冲突的意愿就越弱，相应地，资源冲突即便发生，规模和激烈程度也会受到限制；第二，科技最发达、原材料增值力最强的国家对任何别的国家的资源态度是同等的，而且一定是最温和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各国争夺自然资源的激烈程度并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低；而近年来中美两国的资源利用能力都有了较快提高，但它们之间的资源冲突并没有以相应速度减少。又如，现阶段的美国在资源问题上并非对所有其他国家都持宽和态度。

资源增值力的进步之所以不能决定国际资源关系的性质，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科技水平的进步、资源增值能力的提高能开发出新的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更多地满足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的同时，又会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新需求。当新需求被赋予攸关社会和国家生死的意义和重要性时，满足人们的新需求就成了国家的“生理需求”。比如，在石油被用作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燃料之前，石油被人们用来照明、治病等，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但之后，石油安全成为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可以预料，当石油在交通运输等领域被更高效的能源基本替代后，石油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会下降。另一方面，资源增值力的提高不会削弱——更不用说解决——国家间竞争自然资源的“社会需求”，而这种需求往往更能左右国际资源关系的性质。

国家的“社会需求”是指国家对国际社会中占据更高地位的追求，竞雄的“需求”在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所有重要领域都有体现。而国际政治关系对满足自然资源领域竞雄“需求”的方式有重要影响。

有研究者提出，资源冲突的发生往往有政治、经济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政治因素往往发挥更大的影响，而经济和环境因素会起到增强或削弱的作用。Charles-Philippe David and Jean-Francois Gagné， “Natural Resources： A Source of Confli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2， No. 1， 2006/2007， p. 6.这样的机制不仅适用于资源冲突，也适用于资源合作。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各国对外资源态度和国家间资源关系有巨大影响。如果两国间政治关系良好，它们在处理彼此间的资源关系时一般不会强烈寻求相对获益。强的一方不会竭力压制对方，并追求拉大与对方的实力差距。弱的一方不会寻求制约对方，并追求缩小与对方的实力差距。结果，它们之间的资源合作较容易出现。相反，如果两国间政治关系对立，那么一方或双方在寻求绝对收益的同时，更会努力寻求相对获益。对相对收益的热烈追求会增加资源冲突的概率。

综合考虑资源增值力的高低、权力欲望的强弱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可得出一国资源外交态度的四种可能（见表1）。

权力欲望强，一国采取对抗性资源外交政策的倾向就强，反之就弱；资源增值能力提高，会削弱国家采取对抗性资源外交政策的倾向，反之增强。当一个国家的资源增值能力低，而在对外资源关系中竞雄的欲望强时，它对外采取对抗性资源政策的可能性最高。相反，当一国在对外资源关系中追求相对收益的欲望弱，而它的资源增值能力强时，它对外采取对抗性资源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最低。

在分析了一国在处理对外资源关系时权力欲望的形成机制后，我们对图1所示模型进行修订，以更准确地阐示国家间不同资源关系的成因（见图4）。对外政治关系会决定一国在对外资源关系中竞雄倾向的强弱，后者将和资源增值力的高低共同决定该国的对外资源态度。一国的对外资源态度反过来对它的对外政治关系有影响。温和的对外资源态度有助于形成或加强友好的政治关系，强硬的对外资源态度则会加剧对外政治对抗。和图1中的模型相比，图4中的模型可以更清楚地解释为何一国在同一时期，可对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资源态度。

在一次国际资源互动中，强国和弱国的政策倾向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这会产生不同的政策倾向组合，进而影响国际资源关系的结果（见表2）。一般来说，当强国和弱国都强烈倾向于采取对抗性政策时，它们之间爆发资源冲突的可能性最大。当强国强烈倾向于对抗，而弱国倾向于和解时，它们之间发生资源冲突的可能性有所下降，但仍然较高。当弱国强烈倾向于对抗，而强国倾向于和解时，它们之间发生资源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当两类国家都倾向于和解时，资源合作最容易出现。

国际政治关系决定国际资源关系，但国际资源关系反过来也会影响国际政治关系。首先，国际政治关系的性质对国际资源关系的性质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友好，这会为两国资源增值力的增强提供一个有利的大背景，进而有助于两国友好的资源关系的形成和保持。相反，如果两国间发生战争，它们消耗自然资源的数量可能会增大。战争的规模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现代化程度越高，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就越大。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可能会导致两国对战略性资源集中地的激烈争夺，或者使这样的争夺增多。结果，“资源战争”的成分从无到有，自少至多。资源消耗量的增加还可能会导致战争的外溢，并同样使“资源战争”的成分增多。如果战争造成交战国的资源困境，其中一方或者双方为了避免战败，可能会为了保障资源供应，而（相互）攻击对方的盟国，甚至进攻资源丰富的中立国。结果，战争的范围扩大，同时战争中资源争夺的内涵增强。

其次，国际资源关系也对国际政治关系有重要影响。两国如果进行资源对抗，那么它们国内的资源民族主义可能会被激发，进而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相反，如果两国开展资源合作，在合作中获益的群体——比如工业、商业和政府精英——会成为维系两国友好政治关系、反对两国政治对抗的重要力量。

历史上，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资源关系相互影响的例子大量存在。比如，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事时间的延长和空间的延展，日本越来越感受到其石油、橡胶等战略性资源供应的短缺，这使日本控制资源富聚的东南亚地区的欲望增强，进而促使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乘虚进攻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结果，东亚战争的范围扩大，其“资源战争”的意涵也明显增强。这是国际政治关系影响国际资源关系的一个例子。Yasukichi Yasuba， “Did Japan Ever Suffer from a Shor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6， No. 3，1996， pp. 543-560.

反过来，资源关系影响政治关系的事例也不鲜见。比如，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定居民族的战争多次出现。匈奴、突厥等民族都与中原的王朝发生过剧烈冲突。每一对冲突（例如匈奴对汉朝、突厥对唐朝）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资源冲突向战争的流变。冲突初期，游牧民族为了满足生存需求而南下劫掠，中原民族为了保护自然资源产品而抗击。资源斗争反复发生的一个结果是游牧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加速从部落向部落联盟和国家进化。国家建立后，其战争的目标不再只是获取自然资源产品，要在军事上摧毁、政治上统治中原民族渐渐地成为战争的重要目的。相应地，中原民族的战争目的逐渐地从主要保卫财物，演变为主要是军事和政治意义的抗争。

资源关系影响政治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经历过由资源争夺向资源合作的转变，并深刻影响了它们间的政治关系。当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初期时，法国和普鲁士/德国的工业生产乃至经济的整体发展严重依赖于煤炭供应。而钢铁被各国视为国防实力的基础，受到极大重视。在赢得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强迫法国把富藏煤炭资源的阿尔萨斯和富藏铁矿资源的洛林割让给它，控制当地的煤铁资源是其重要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法国不仅占领了战败国德国煤炭资源丰富的萨尔区，还一度出兵强占德国另一个煤炭产区鲁尔区。王贵正：《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的建立》、王德仁：《德国赔偿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载王贵正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1917—192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67-70，270-280页。法国之所以挑起鲁尔危机，除了试图通过剥夺德国的煤炭资源来削弱德国的工业发展潜力外，也有攫取更多煤炭资源以推进其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法国和普鲁士/德国之间的资源冲突加重了两国之间的政治对立甚至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的设计师们吸取了历史教训，决定把改善大国间资源关系作为构建欧洲经济、政治共同体的第一步。结果，欧洲煤钢共同体诞生，其本质是资源共同治理机制。它的出现消弭了西欧各国尤其是德法两国为了煤炭和铁矿石资源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性。殷同生：《50年代前期西欧联合和在德国问题上的斗争》，载朱瀛泉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84-191页；和春红：《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82-84页。而资源关系的改善推进了德法等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之后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尽管法国与普鲁士/德国煤铁资源冲突的源头是政治对立，而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的主要动因是欧洲统一的宏愿，但西欧大陆近现代的历史的确证明，资源关系的恶化会为政治和军事冲突埋下仇恨的种子，资源关系的改善会推动相关各方的政治和解。

五、中美资源关系的现状及前景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分析框架和层次去理解中美资源关系的现状，并预判其前景。

从经济和科技角度看，中美间密切的资源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两国如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广泛、紧密的资源合作，那么资源替代性手段会加快出现，双方的资源状况都会不断得到改善。王海滨：《动态的资源关系》，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20-121页。中美也有发展资源合作的较好条件。美国是全球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源增值能力很强。中国尽管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但是近些年其资源增值能力也有较大进步。如果科技和经济因素是国际资源关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中美资源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就应该是较和缓的，而且随着两国资源增值力的继续增强，它们间的资源关系将继续向缓和的方向发展。

但是，中美资源关系的现实却是一方面中美资源合作确已取得一些成绩，另一方面两国直接和间接的资源冲突不断。总体上，两国资源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恶化的势头。两国直接的资源冲突表现在稀土之争、美国对华光伏双反等方面。间接的资源冲突包括美国阻碍中国的部分邻国发展对华资源合作、在南海、东海油气和渔业资源冲突中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等等。为什么中美资源关系与理论假设明显不符呢？

关键原因在于，影响中美资源关系的性质的主要变量有两个：中美政治关系和两国的资源增值力，其中中美政治关系的影响更大。近年来中美政治关系时好时坏，但美国对中国强势崛起的担心以及制衡战略没有变化，并进而决定了两国资源关系的基调。在此背景下，两国资源增值力的高低只会影响中美资源冲突的激烈程度。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美国精英相信，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在逐渐缩小，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受到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而且在所有的挑战国中，中国的潜力最强。美国把维护全球霸主地位视为其核心国家利益。姑且不论中国是否有意愿，仅仅中国有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最强潜力就足以让美国精英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对手。

全球霸主只有一个，所以霸主地位是排他性的，美国对其霸权的维护比资源增值力等其他任何因素能更有力地解释美国敌对的对华资源态度。如果主要从资源增值力角度去思考，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会对中国采取对抗性的资源政策。既受益于自身突出的科技创新能力，也受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别国的资金投入，美国的资源开发和增值能力近年来有长足进步，这客观上钝化了中美的资源摩擦。比如，2005年之前，中美油气竞争曾经越来越激烈。这是因为两国油气的对外依赖度都在上升，再加上两国巨大的能源消费量，令人担心缓冲其油气冲突的空间越来越窄。2005年后至今，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其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增，美国的原油进口量逐渐减少，并将较快摆脱石油净进口国的身份。同时，得益于页岩气的大发展，美国不仅恢复了全球第一大产气国的地位，而且其天然气供大于求的趋势正日益发展，在未来几年内，美国将通过其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出口终端将液化天然气出口到亚洲和欧洲。因为美国正在迅速向油气净出口国转变，中美油气关系可望较快从同为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出口与进口之间的互补关系，这从经济角度看将有助于促成中美资源合作。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nergy Cooperation Project， ECP）、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U.S.-China Strategic Forum on Clean Energy Cooperation）等中美间的对话机制意在加强两国间的资源合作。合作如果成功，能够为两国带来绝对收益。

可是，从大战略角度出发，美国在处理对华资源关系时，更重视获取相对收益，为此在必要时会牺牲绝对收益。与此形成反差的是，美国在处理与其盟友的资源关系时，通常会不讲求获取权力优势，反而会心甘情愿地为盟友提供公共资源产品。比如，在从石油净进口国向净出口国转变过程中，美国从波斯湾地区进口的原油必然会越来越少，然而美国政府决心在停止进口原油后，继续努力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其重要考虑是未来日本、欧洲国家等美国的盟友还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波斯湾原油，美国维护海湾地区的稳定就是对其盟友提供能源公共产品。

因为资源关系是双方的事情，所以美国无论从何种利益考虑出发，对华采取何种资源政策，都不能完全决定中美资源关系的方向。中国对美国的资源态度，也会对两国资源关系产生影响，虽然其影响相对有限。中国对发展与美国的资源合作，同时避免发生与美国的资源冲突甚至战争，抱有较大的热情。原因在于：首先，中国认识到与美国进行政治对抗无助于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友好周边环境的保持，不利于其国家利益。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希望通过与美国的资源合作获取更先进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技术，提高其资源利用和增值能力。然而，在中美两国间，美国是主导性国家，中国是弱国。美国能够确定两国资源关系的基调，而中国不能。中国只能影响两国间资源合作的密切程度或者资源冲突的剧烈程度。

中美间资源外交政策的组合及其结果共有四种：第一，当美国对华实行对抗性的资源外交政策，且中国对美资源外交政策也是敌对性质的，这时两国间很容易发生资源冲突。第二，当美国对华实行敌对的资源外交政策，但中国对美推行宽和的资源外交政策时，两国间发生资源冲突的可能性降低。第三，当美国对华实行温和的资源外交政策，而中国对美推行敌对的资源外交政策，这时两国间发生资源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第四，当两国都对对方推行宽和的资源外交政策时，它们间的资源冲突最不可能出现。

理清了中美资源关系的机制后，我们可以整理中方的对美资源外交思路，进而在必要的时候做出适当的政策调整。理清思路的关键是认清中美资源关系各种影响因素的层次。影响力较大的是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影响力较小的是两国的资源增值力水平及其发展趋势。中美针对对方的资源外交政策以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为基础，其中美国对华资源政策的影响力比中国对美资源政策的影响力更大。资源增值能力对中美资源关系有一定影响，资源增值能力的提高会推动资源合作的形成。反之，资源增值能力的下降会对资源冲突甚或战争的出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和政治关系相比，资源增值能力对中美资源关系的影响更小。结果，中美政治关系好的时期，中美自然资源合作的进展一般较大。政治关系不好的时期，两国资源合作则会受到较大阻碍，它们间的资源冲突容易发生。

中方如何使中美资源关系尽可能向合作的方向发展呢？如前所述，在中美两国间，中国是弱国，在资源关系中常处于被动应对的境地。中国的资源态度和举措一般不能决定两国资源关系的基调、节奏及结果。“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需要始终明了我方能发挥影响的限度。尽管如此，基于对本国、地区和全球的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景负责任的态度，中国在处理对美资源关系时，仍然需要竭尽全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为此，中国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积极、认真地向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学习，提高自身的资源增值能力。这需要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投入，更需要体制、制度的创新。“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不仅适用于人与人之间，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不仅适用于粮食领域，同样适用于其他资源产品领域。自然资源产品供应的极大丰富，会有助于促成一个国家宽和的对外资源关系态度；而资源供应的极大丰富，根源在于高度发达的资源增值能力。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增值能力还比较低，需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多学习。学习什么呢？首先应学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其资源利用、开发的体制和制度的不断创新。之所以需要如此，是因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否成功，关键不在于地下的因素，而在于地上的因素；不在于物的因素，而在于人的因素。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比较优势是它们有更好的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和制度。由于中国的自然资源消费量在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已经较高，而且今后可能还会更高，它在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进步一方面有助于缓和与美国的资源关系，另一方面也直接关系到世界自然资源的未来。

其次，有理、有利、有节，努力控制政治关系对资源关系的影响。在中国迅速崛起、美国实力地位相对衰退的宏观大背景下，要实现亲善的中美政治关系绝非易事。尽管如此，中国也需尽力而为，始终努力推动与美资源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第一，政治关系的状态容易影响自然资源关系的状态，因此在与美国的政治关系恶化时，中国应努力阻止毒素从政治关系向资源关系的传导，并预防恶性循环。这要求中国把资源—政治复合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直接矛盾和间接矛盾分开，有的放矢地采取因应措施。比如，针对美国对本国直接的资源政治施压和它支持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间接施压我方，中国的应对之策应该有所区别。第二，在重点时期，应更加密切关注两国政治关系对其资源关系的潜在影响，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时采取因应措施。重点时期包括美国总统大选时期，以及新任总统执政初期，特别是总统宝座在两党间易手之后的美国政治震荡期。比如，奥巴马总统时期，中美两国间签订并实施了较多的资源合作协议。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在今年末的总统大选中获胜，那么今后至少四年里，中美资源关系的方向将如何？对此，近期我们需要时时保持密切关注，并制订好相关预案，如有需要及时完善，以及在时机成熟时实施预案。第三，认真思考气候变化政治对中美资源关系的影响，并制订和执行相关政策、措施。在世界各国采取种种措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宏大背景下，无论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气候变化政治都会对它们之间的资源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两国间围绕气候变化进行政治博弈的时间还不长，可塑性较强，气候变化政治对两国资源关系的影响的性质如何，程度会有多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这方面，现阶段既是挑战期，也是重要的机遇期，中方需要勤于思、敏于行，做足工作，避免贻误良机。

再次，通过多边和双边的方式发展与美国的资源合作，并以此促进与美方的良好政治关系。中美在发展相互间的新型大国资源关系的同时，应积极加入多边性国际资源合作机制。在多边机制里开展合作，有时能够缓和中美两国间的利益冲突，减少合作可能遭遇的阻力。不过，对现行多边国际资源机制，中国需要选择性地参与。现行的国际资源合作机制，大多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它们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功能性特征明显，是成员国间互通信息、联合开展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协调行业政策的机制，比如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另外一类意识形态特征明显，突出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价值观等，比如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xtractive Industry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EITI）。中国可优先考虑参与前一类资源合作机制，在其中开展与美国的资源合作。同时，中国可建立和保持与后一类多边国际资源合作机制的接触，并利用自身在资源生产、消费和贸易等方面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使这一类合作机制向更加积极、更能反映国际资源现实的方向演进。

最后，从大战略的角度出发，在发展与美国的资源关系方面，中国需要从长远的、全局的观念出发，着眼于长期的互利共赢，而不计较于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最高领导层能否摒弃国内外杂音的干扰，高瞻远瞩，引领本国向正确的方向走，将至关重要。另外，中国要善于找到与美国自然资源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有最大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必要性最显而易见的地方——比如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大气污染防治等方面——入手。由于此类合作在两国内部遭遇的阻力会较小，所以是发展两国良好资源关系的突破口。在合作取得一定成绩之后，中美双方再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进一步发展彼此间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资源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能秉持正确的利益观，以及基于对美关系的积极认识，扎实推进与美国的资源合作，能助力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和良性的政治互动的发展，也将赋予全球资源治理正能量。

六、 结论

回顾过去的100年以及更久远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其他人类行为体一样，在处理资源关系时通常都同时具有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追求，二者分别基本对应着人类的“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人类资源关系中的绝对收益主要指行为体获得满足其生存需求的自然资源。相对收益则主要指参与资源关系的行为体获得相对于其他行为体的优势、权力或威望，或者对他者的这些追求的抵抗。对相对收益的追求附着在对绝对收益的追求之上，反映的是人类的社会需求。

纵观人类资源关系史，可以发现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追求的影响力更大。正因为如此，尽管资源增值力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绝对匮乏的情形越来越少，然而至今人类资源冲突并未同步减少。相反，即便在自然资源供应明显较充足的地区，不同行为体之间围绕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仍时有发生，这时相关方对资源相对利益的追求是冲突的主要诱因。

具体到国际层次，是出现国家间资源合作，还是出现国际资源冲突甚至资源战争？决定性因素通常不在于各国对资源绝对利益的追求，而在于国际政治关系。假如相关国家或者强烈地试图通过获取尽可能多的资源相对收益来提升其国际地位和威望，或者竭力抵制资源相对收益的损失，而且部分甚或全部相关国家愿意采取激烈的手段保障其积极（positive）或消极（negative）意义上的资源收益，那么国际资源冲突甚或战争易于发生。反之，资源合作易于出现。

卷入国际资源关系的各国对关系进程、性质和结果的影响常常并不均等，强国往往比弱国对资源关系的进程有更强的主导力，其态度、手段通常对性质和结果有更大的影响力。弱国在资源关系中所持立场、所采取的措施会影响国家间资源关系，但它们基本不能决定关系的走向、进程等。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之间的资源关系对世界资源政治格局有巨大影响力。美国的实力强于中国，它是两国资源关系中具有主导性和支配性的一方。因此中美资源关系的性质、走向和结果主要由美国来规定，“球”主要在美国一方。由于美国最大的政治和战略考虑是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它会根据中国对自然资源的获取——既包括获取境外资源，也包括获取东海、南海等地域的境内资源——对其世界霸权（可能会）具有的影响来做出反应，并进而决定中美资源关系的走向。相应地，中国一方面应把对美资源外交政策——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融入到应对美国“守霸”战略的政策体系之中去，另一方面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争取对本国、地区和世界有利的对美资源关系。

在后巴黎气候协议（Paris Climate Agreement）时期，中美资源关系会出现新变化，也会遇到新挑战，这要求中国须有长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思考和安排。另外，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美国政治动态，并在必要时，从双边和多边入手，采用灵活实用的政策措施，尽可能确保无论美国政党政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源关系都能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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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