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

牛霞飞+郑易平

摘要 浸润着新教精神的美国政治文化以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要内容，它们强化了美国人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运转提供了强大的保障。美国的政治文化同时也是参与性特征明显的公民文化，它所培育的具有适度参与精神的公民给美国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持续、有益的动力，使美国政治制度既稳健又充满活力。作为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和长久坚持的政治理想，美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核心价值内在统一、相互内恰，同时又和政治制度高度契合，因此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最为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但美国人总是致力于弥补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的差距，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的数次制度变革，这似乎使美国的政治文化成了美国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原因。然而使政治制度符合政治理想的屡次行动由于没有涉及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反而促进了美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因此，长远来看，美国政治文化又是使美国政治制度保持长期稳定的功臣。

关键词 美国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稳定性

一、美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

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9页。。在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上建立起来的美国，其政治文化可以说是欧洲尤其是英国思想传统和美国本土实践的综合产物，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不少学者都认为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我们也认同这种观点。。

（一）新教理念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但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美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自其出生伊始，就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美国教会成员的数量在历史上一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美]罗德尼·斯塔克：《美国人到底相信什么》，陆薇、陈影、王安琪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2页。其中，基督新教是美国众多宗教派别中的主流。亨廷顿指出，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是美国信念，而美国信念的精髓则是新教精神[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7页。。其实，新教精神及理念不仅是美国国民特性乃至美国信念的内核，它更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

新教首先认为人生来就带有原罪，正如加尔文所说，原罪是对“人类本性的遗传与败坏，遍及灵魂的各个部分”张孟媛：《关于美国民主的清教渊源》，载《世界历史》，2007第6期，第73页。，因此，秉持人性恶的理念，新教徒不信任政府并警惕膨胀的权力，主张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新教也坚持“信徒皆祭司”的观念，主张“因信称义”，因此，普通信众可以自己阅读并解释《圣经》，与上帝沟通、对话，而不必一定通过教会，这一理念催生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重要内容；新教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其契约理念，它认为上帝与新教徒之间存在教会之约和政府之约，前者要求新教徒建立符合《圣经》的由全体信众共同治理的教会，后者则要求建立受到人民自愿签订的契约限制的政府。《五月花号公约》以及据此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就体现了新教理念的这种契约精神；最后，新教理念中还包含着“天赋使命观”，这使北美的新教徒坚信自己是被特别拣选的、肩负着神圣使命的上帝的选民，这种强烈的天职观成为“美国例外论”产生的宗教基础。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哲学传统，在美国，它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主义，因此路易斯·哈茨称美国自始至终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传统，人们对它的“崇奉几乎狂热”，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美]路易斯·哈茨：《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古典的、洛克式的，它包括个人主义、自由、民主、平等、社会契约、宪政、政教分离等政治价值和理念。

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上，对自由的追求一向同捍卫个人的权利相结合，美国《独立宣言》开篇就提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平等与民主观也是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更加崇尚政治权利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使殖民地时期的北美人民就开始其民主政治的实践了，《五月花号公约》规定官员要由民众选举产生，之后美国更是成为世界上最早实行普选权的国家；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各州相继制定的州宪法、《独立宣言》乃至1787年宪法都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契约理念，它要求将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并将政府的治理原则、政府的权力和民众的权利用宪法条文确定下来，而据此建立的政府必将是限权的政府。美国国父们意识到如果政府权力不受限制，政府便会成为万恶之源，因此美国的制度设计一开始就体现了权力分立与制约平衡的观念；美国的自由主义还体现在其政教分离的理念中，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加以保护，《权利法案》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

（三）民族主义

在美国，爱国主义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同义词，它们体现出了美国人对自己价值观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以及认为美利坚民族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感情。“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民族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使历代美国人坚信美国的历史独具特性，卓尔不群，这种信念在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优越论”和“天定命运论”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民主实践和自由制度比其他国家都要成功，美国是“山巅之城”，“上帝使他的美国选民高于他所创造的所有其他民族”转引自周琪：《“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89页。，这就是“美国优越论”，它表明美国是世界的“楷模”，在人类未来的发展道路上，美国可作为“指路星辰”。“天定命运论”则认为美国人作为“上帝的选民”，背负着传播基督教文明、拯救落后的民族和文明，将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制度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去的责任和神圣使命。

基督新教理念和自由主义共同构成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基础，无论是“美国优越论”还是“天定命运论”，都是用基督教和自由主义式的语言来描述的：美国优越是因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采取了自由民主制度，成功地实现并保障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美国的天定使命也是向世界各国推广其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换言之，美国人认为自己“例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强烈的“上帝选民”意识和对自己所实行的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的自豪感。

（四）实用主义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实用主义是真正完全内生于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重视实践，着眼于行动的结果，而非过分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理想模式和事先确定的原则。可以说，美利坚民族就是以讲求实际而闻名于世的，面对新大陆那生气勃勃而又异常艰苦的环境，清教徒和早期移民为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要独立自强、锐意进取。同时，美国自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机遇，清教徒的务实精神和美国的自由环境一相结合，就培育出了以个人奋斗为基础的实用主义的文化和精神。

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文化渗透进历代美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对其政治行为和政治态度、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美国民众认同实用主义的信条，并将这种务实精神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一方面他们在面对候选人时，既会为其激昂的政治理想所打动，也会认真考虑候选人所提供的政策的现实可能性以及能够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实用主义也使美国人在面对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冲突时，在尽量使政治现实符合政治理想的基础上，会暂时接受两者在一定范围内的差距，同时为下一次的改进和突破积蓄力量。实用主义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将实用主义作为赞美老布什总统的话语，认为后者在应对冷战结束等事务上出色地运用了“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等品质Robert M. Gates， “Commissioning Ceremony for USS George H.W. Bush”， http：//www.defense.gov/speechs/speech.aspx？speechid=1335。

二、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

（一）新教色彩浓厚

美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同新教理念的渊源颇深，自由主义的诸多基本要素都吸收了新教理念的养分。首先，新教“信徒皆祭司”的理念使个人树立了为自己的命运、成败负责的精神，强化了个人意识。“神爱每一个世人”的新教思想又强调了个人的重要性，成为个人主义的思想萌芽。这样，新教赋予个人以独立精神和终极价值，转换到政治领域，就体现为政府作为维护每一个人利益的手段，其统治须经个人同意，因此政府官员要由民众选举产生，这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第二，平等理念也起源于基督新教。新教认为世人皆带有“原罪”，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阅读《圣经》，与上帝交流，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上帝眼中人人平等，那么在世俗政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也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独立宣言》中“人人被创而平等”的开头语最为充分地体现了新教对自由主义平等观的影响。第三，契约理念和限权政府观同样根植于新教理念。《五月花号公约》指出要“在上帝面前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清教徒相信自己成立政治契约并据此组成政府是符合上帝同其选民订约这一新教理念的。同时，既然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约定，而人人又都带有原罪，那么政府权力有限、官员应当受到民众的监督和制约的观念也就产生了。最后，政教分离理念也与新教息息相关。新教主张“因信称义”，认为人是否获救取决于信仰，而信仰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与政府没有关系。因此虽然北美早期殖民地奉行政教合一原则，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宗教领袖纷纷起来反对政府干预宗教事务，主张宗教自由。美国的建国者们坚信：政教分离是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前提，必须要作为美国的立国原则加以确立，而宪法第一修正案就在“政府和教会之间树立了一面坚实的墙。”David L. Paletz， Diana Owen， Timothy E. Cook， 21st Century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012， p.154.

美国政治文化中的民族主义也根植于基督新教的价值观中。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就得益于新教，18世纪30和40年代兴起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使美利坚人首次联合起来，有了共同的社会、宗教和情感经验，开始形成美利坚民族意识。美国学者艾伦·海默指出：“福音动力是热烈的美利坚民族主义的化身和工具”Alan Heimert，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pp.14-19.。而标志着美利坚民族正式形成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美国宪法更是渗透着基督新教要求平等、自由、权利的精神，处处可见“美国例外论”中的新教因素。首先，“美国例外论”根植于新教理念中的“千禧年论”，它认为北美大陆是新的“应许之地”，它是清教徒荣耀上帝的理想新天地，美利坚人在新大陆上的事业是符合上帝旨意的，“从而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民族主义和美国例外论的根源”丁一凡：《美国批判——自由帝国扩张的悖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次，“天定命运论”使美国人坚信“我们是独特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Mariner Books， 1999，p.15.北美的清教徒相信自己同上帝立约，负有将异教徒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美国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同基督新教的渊源如此深刻，以至于有学者将这种民族主义文化称作“宗教民族主义”董小川：《上帝——体悟美国文化的钥匙》，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54页。。

美国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同样有着非常深厚的新教背景。一般认为，早期清教徒开拓北美大陆的艰辛历程是美国人务实精神的开端，清教徒们初到蛮荒之地，一无所有，时刻面临着自然界的危险和来自印第安人的威胁，只能摒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关注那些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做法，由此清教徒成为美国实用主义文化最初的创造者。最重要的是，新教教义中也蕴含着实用主义的精神，加尔文主义者坚信“预定论”，认为上帝已经预先拣选了一批人，但是被拣选的人自己并不知道，因此他不能仅凭内心的信仰，还要通过自己在现世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拣选，并因此荣耀上帝。这就使得新教徒们将目光从虚幻的来世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中，努力拼搏。清教徒希望事物要有实际用途，而“清教主义的精髓，部分也在于极其重视实践”[美]利兰·赖肯：《入世的清教徒》，杨征宇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第283页。，这种实践倾向被美国人带到政治生活领域中，使他们更加关注社会现状和具体现实，关注能够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措施，而不仅仅是口号和抽象的理论，从而形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实用主义政治文化。

（二）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性强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突出特点。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其中，村民型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的各方面都几乎没有认知；而臣民型的政治文化只关注政策对自身的影响，可是缺乏了解政策制定过程的兴趣；在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中，公民既关注政治决策的后果，又对自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良好的认知。同时，阿尔蒙德和维巴又指出公民文化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7页。，而美国与英国的政治文化最为接近这种公民文化，但相比于英国倾向于强调顺从的臣民角色，美国更注重参与者的角色，就此而言，美国是一种参与型公民文化。

进一步来说，在阿尔蒙德和维巴那里，公民文化实质上也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其中既有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也有闭塞的村民型政治文化和消极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只不过，对于美国来说，参与型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而后两者则处于从属地位。三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同时存在，彼此之间达到一种有益的平衡。之所以说是一种有益的平衡，是因为在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的运作离不开有参与意识的公民，积极的参与者角色是必需的。但民主政治要健康和稳定地运转，同样离不开相对比较消极的村民和臣民，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民个人的精力和兴趣有限，只能在一些政治事务上保持积极的态度，而对另一些政治事务表示低度的关心；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也一样需要服从，否则政策便不能有效执行。更重要的是，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转需要政治精英有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威，而民众适度的村民和臣民取向为政治精英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和余地。概而言之，美国的政治文化是参与型的，但因为同时混合了村民型和臣民型的政治文化，三者又形成有益的平衡，因此美国民众既能满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参与力度，但又不会过度地参与政治生活，从而也就较少出现政治不稳定的状况。

有一些学者质疑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政治文化的观点，认为他们忽略了政治文化会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认为阿尔蒙德和维巴关于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说法到今天为止还是符合美国的实际情况的。从《五月花号公约》的签署到美国早期乡镇自治的实施、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杰克逊式民主”的出现和“进步运动”的兴起，直至2011美国人“占领华尔街”的运动，都体现了美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特点。从20世纪美国真正实现普选以来，其政治文化的参与性特征长期稳定地体现在投票活动中，在一年之中，全美国有近百万个公共职位需要选民选举产生，而全国各地要举行大约13万次选举。根据国外的一项研究，美国选民被要求投票的次数远远多于除瑞士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在大多数民主国家，选民平均每年只需做出大约一次投票决定，而美国选民在4年的时间里则可能会面临几百次选举决定[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今比较政治学：世界视角》，顾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76-777页。。

（三）美国政治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前文论述可知，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四大组成部分，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是融会贯通、高度一致的。新教理念和自由主义之间是一种类似于“父子”的关系，新教诸理念都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因素。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也从前两者中获取资源，它们的关系也类似于“子与父”，新教理念和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以自由、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信念因为受到民族主义政治文化的鼓动而更加强大，实用主义虽然讲求实效、面对现实，但其根本的诉求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美国信念。因此美国政治文化的四个组成部分的各个理念之间几乎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它们在内容上有很多交集，其精神内核更是高度一致的，可以说，美国政治文化的四个部分之间已经是浑然一体，难分你我了。

美国的政治文化还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长期以来，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得到了美国人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唯一的重大例外是十九世纪中期南方一些州为奴隶制进行辩护而提出的一些非主流的观点）。首先，美国的政治文化相当稳定，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就国家价值体系的主要成分而言，连续性大于变化”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Norton，1973，p.103.，一些社会研究也证明，构成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些价值仍然是洛克、麦迪逊的价值和十七、十八世纪的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美国政治文化历经重大环境变化的压力依然岿然不动Devine， Political Culture， p.65.。纵观美国立国以来所有总统的就职演说，可以明显发现，自由与平等之类的政治理想一直是这些演说的核心词汇，而且其核心意义一直保持不变。

第二，美国政治文化所塑造的政治共识，在美国的认同范围之广、强度之高是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肩的。英国的政治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虽然它也属于公民文化，但表现出较强的顺从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妥协性，这种政治文化和英国的政治体制也有较强的适应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就政治文化的内容来看，由于同时存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此有明显的分歧。一般来说，保守主义支持君主制和上议院，自由主义侧重于支持下议院和政党，而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则青睐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尽管目前上述意识形态呈现出趋同的走向，但我们仍然很难说英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共识。法国的政治文化从内容上看和英国有些类似，也是保守主义（或精英主义）、自由主义（或共和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存，不过相对于英国而言，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比较激烈。另外从特点上看，学者们大多都认为，法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或可称之为分裂的政治文化。一方面，法国人畏惧、害怕、不信任且设法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追随并依附于权威。正如阿尔蒙德所说：“法国公民在不信任权威的同时渴望着权威”。他们怀抱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理想。在参与政治生活时，他们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但又容易适应官僚制度。难怪乎有学者称法国是“有限的权威主义与潜在的反抗权威共存。”[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今比较政治学：世界视角》，顾肃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4页。德国的政治文化经过战后多年的重建，已经变成了对自由、民主高度认同的公民文化，从特点上来说，德国人的顺从权威的倾向类似于英国人；从内容上来说，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界垒分明，和英法的情况也比较相近。

（四）美国政治文化具有内恰性且和政治体制高度契合

不少学者如亨廷顿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几个核心关键词如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有限政府、宪政下的法治、多数人治理和少数人权利等，也就是“美国信念”的各个要素是杂乱无章、不成体系的目标和价值，与某些成体系的“主义”相比，“它们更显杂乱、没有逻辑，不够智慧……也没有哪些理论能理顺这些相互关联的价值，并在理论层面上解决这些价值的内在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8页。。但我们认为，这些关键价值虽然有冲突的一面，但内恰是其更重要的方面。

首先，自由的核心是要防止政府对个人的无理干涉，而平等的本质是拒绝奴役和压迫，而人如果“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就意味着奴役人的枷锁被打破了，自由也就随之而来了。”张宏志，郑易平：《析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基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6期，第102页。其次，个人主义则要求承认个人的平等和尊严，个人是世界的目的，那么，“政府作为手段就自然成为为每一个人服务的公共事务机构”，就自然应当由每一个个人选举产生，“这就是民主制度产生的理由”；另外，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理念在欧洲存在着很强的张力，但在美国，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却被兼有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主义所化解，换句话说，在美国，“自由和平等联袂而行”。起源于新教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要对自己的成败负责，因此如果人们在机会上是平等的，他们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即使结果不平等，只要这种不平等不是过分严重，那也是可以接受的。

美国的政治文化不仅是内恰的，而且还和它的政治体制高度契合。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且制约平衡的政治体制，与此相对应，作为其政治体制基础的政治文化的各个关键价值之间也是制约与平衡的。具体来说，一方面，在美国，所有的价值都是共存且相得益彰的，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将某种价值绝对地置于另一种价值之上，例如，“无论多数人治理的价值有多么重要，在实行时还是受承认少数人权利的需要所限制。不管你如何信仰个人自由，但个人地位的提升绝不能无视政治和道德的平等。”[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9页。另一方面，对于美国三权分立且制衡的政体来说，国会对应着民意和民主价值，众议院是平等、多数人治理等理念的体现，参议院虽然也体现民主价值，但同时也体现着纵向分权治理的理念；总统是民主和权威等价值的集中体现；联邦最高法院则是宪政和法治等价值的代言人。显而易见，政治文化的上述价值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强化了国会、总统和联邦最高法院之间的制约与平衡，二者相辅相成。再者，三权之间除了相互制约与平衡外，也相互渗透，互相配合，彼此冲突又浑然一体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支撑了三权之间的这种渗透与配合的关系。

三、美国政治文化与其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关系

（一）渗透着新教精神的美国政治文化是其政治制度运转的有力保障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新教徒主导建立的国家，美国的立国精神浸润着新教的理念。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相信，美国作为一个共和国，只有将自己的根基深深植入道义和宗教的基础，才能永世长存。华盛顿说，“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若无宗教原则，是无法保持国民道德的”Michael Novak， Gods Country，Aei Press，2000， pp.25-26.；约翰·亚当斯同样认为，“一个共和国只有由纯宗教或严格道义来予以支持”Quotations form Walter A. McDougall， Promised Land， Crusader State： The American Encounter with the World Since 1776，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7， p.38.，圣经提供了“曾经或将会保持世界上一个共和国的唯一体系”Robert N. Bellah， 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 1992， pp. 180-182.，“我们的宪法只是为讲道德和信教的人民而制定的”Jon Butler， Awash in a Sea of Faith： Christianizing the American Peop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of Press， 1990， p.214.。在美国建国后半个世纪，托克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宗教是“为维持共和体制所必不可少的。这一意见不只是属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而是属于全体国民，属于社会每一个阶层”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1945， vol. 1， p.316.。涂尔干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应围绕一套表达一个社会所共同的信念、符号进行联合，这种联合将被视为宗教来对待，这些共同的符号能使社会在发生冲突时凝聚在一起，因为它们作为一种组织作用于秩序、稳定和融合。在托克维尔那里，基督教就是涂尔干所讲的稳定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共同的信念和符号李其荣：《宗教对当代美国社会的影响》，载《学术界》，2008年第6期，第66页。。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的基督教主要就是指新教，这不仅是指新教历史悠久，人数多、贡献大，而且美国的天主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新教化了。欧洲的天主教对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怀有敌意，但到了美国之后，因为受到新教的影响，也认同了新教徒的政治理念，以至于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没有对民主共和制度怀有敌意的宗教学说，那里所有的神职人员（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等）均有共同的语言”[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37页。。美国的宗教虽然不直接参与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但人们几乎都承认宗教是美国政治机器中最重要的设施之一，它使美国人更为容易地享受自由，因此，美国宗教的精神是和自由的精神紧密结合的。不仅如此，担忧民主能否长存的托克维尔还指出，民主制度的稳定需要有宗教信念的支撑，因为民主带来的平等可能使人们变得独立，而这种独立会导向人们的自私、冷漠和贪婪，只关注个人事务而不顾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威胁民主制度的隐患。但新教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关心公共事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威胁，成为自由民主制度的有益保障。

尽管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美国近年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多了，201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又被认为是在所有候选人中最没有宗教信仰的，美国社会似乎越来越世俗化。但必须指出，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其宗教氛围仍然是最为浓厚的，信仰基督教的人占总人口的大约73%田畅：《美国大选，为何抛弃了上帝？》，共识网网站，2016年6月8日。，而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仍有大约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宗教组织应该更加积极地在政治事务中发表他们的看法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Views of the Divide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http：//www.people-press.org/2012/02/27/public-views-of-the-divide-between-religion-and-politics/。可见，宗教在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宗教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仍然十分强大。

总之，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与新教精神紧密交融，新教理念不仅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而且是美国政治文化之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都从新教理念中汲取营养。新教理念之根滋养出一棵枝繁叶茂的政治文化之树，荫庇着美国的政治制度这颗政治文化之果。新教色彩浓厚的美国政治文化为其政治制度提供了强大、稳固的道义和信念基础。

（二）参与型的美国政治文化是其政治制度运行的有益动力

如果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比喻成一只旋转的陀螺，陀螺要转动起来，就需要外力施加动力，那么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就是抽打这只陀螺的鞭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运转提供持续的、有益的动力。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其实，这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不仅体现在选举政治中，更体现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其他重要方面。首先，乡镇自治是美国政治统治的根基，它既培育又体现了美国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民众在乡镇的自我管理中，逐渐培养起自身的权利意识，锻炼和提高了自身的参与能力，也懂得了服从权威和规范的必要性，养成了与别人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习惯。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时就发现，美国人如果想做一番事业，而且这项事业与社会公益直接相关，他也不会向政府求援，而是公布计划后自己去执行，或者请他人协作完成。托克维尔亲眼目睹一个县的居民为抓捕犯人而自动组成一个委员会[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5-106页。。乡镇自治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它所培养起来的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公民德行，构成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最坚实基础。其次，利益集团也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环，美国人参加的利益集团可谓是形形色色，无论是职业的、宗教的、经济的利益集团，还是种族的利益集团，都可以见到美国人的身影。而且美国利益集团数量庞大，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利益集团在美国总统选举、国会换届、法院重大裁决以及大大小小的政策制定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利益集团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在具有公民文化的美国民众和美国政治制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才使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和丰富多彩。最后，美国的新闻媒体类似于利益集团，也是数量众多，高度分散。在功能上，媒体同利益集团异曲同工，也是连接民众个人和政府的桥梁。民众通过新闻媒体参与政治生活，特别是对政府和官员进行监督，使新闻媒体成为悬在政府头顶之上、防止政治腐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由公民文化支撑的新闻媒体对保证政治制度良性运转的作用从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中就能窥见一斑。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以及它所培育的民众，推动美国政治制度健康运行所不可或缺的乡镇自治、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等都难以发挥它们现在所具有的作用，而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只能变为了无生机的一潭死水。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公民文化中既有积极的参与者角色，也有比较消极的村民和臣民角色，前者为美国政治制度这个陀螺的转动提供源源不断的推力，后者的作用则是使民众政治参与的这条鞭子不要总是抽打政治制度的陀螺，致使陀螺因旋转过快而最终脱离地面，反而偏离了其健康运行的轨迹。换句话说，美国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以防止因政治参与过度而引起的“政治衰败”。因此，可以说，正是因为美国公民文化中积极和消极的政治角色同时存在，并保持一定样态的平衡，才使其政治制度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

（三）与政治共识一体的美国政治文化是其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坚实基础

如前所述，美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的核心理念之间不仅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同时也相互制约与平衡。而且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之间的渗透、支撑以及制约与平衡又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诸要素之间的渗透、支撑以及制约与平衡，因此，美国的政治文化同其政治制度之间可谓是相得益彰。更进一步说，政治制度的稳定也取决于其合法性基础。具体来说，合法性基础有三个方面，分别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赵鼎新：《如何避免社会陷入动荡》，观察者网站，2013年1月4日。。其中绩效无法明确保障，因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因此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简单来说，也就是政治共识和民主选举。但是，单单将政治共识或民主选举中的一项作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是不够的，两者必须相互结合，密切配合，比如必须在政治共识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时，或者说政治共识为民主选举提供理念支持时，民主选举才能持续地为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相反，德国魏玛民主时期虽也实行民主选举，但因为缺乏政治共识，反而为民主制度的衰败作了推手。对于美国来说，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共识和民主选举互相支撑，高度契合。例如，政治共识要求民主和平等，美国就较早实现普选权，进步运动时期又出现了政党初选制，今年美国大选基层选民又打破了两党内精英把控候选人提名的惯例，成为党内的主导力量，这就是政治共识推动民主选举制度完善的一个例证。因此可以说美国政治文化强化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所以从上述意义上说，美国政治文化对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的正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诚如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言，“过分的分歧会造成不稳定，过分的共识同样会带来不稳定”，“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产生威胁的不是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感情深处的共识。”[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38、48页。

回溯美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或制度改革，都是由政治理念同政治体制或者政治实践的冲突而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前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运动使北美殖民地的民众第一次联合在一起。有了共同的宗教和社会体验，紧接着，因为战争和英国政府的欺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识增强，各地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联络，展开政治抗议，如“自由之子”联合行动、“印花税法会议”、“通信联络委员会”等，进一步传播并凝聚了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政治理念，形成了“美利坚人”的政治共识。在独立战争时期，革命者们指责英国统治者违背了自由、平等、人民主权等基本的政治原则，为了保卫人民的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不得不奋起反抗，并尝试建立一个符合他们政治共识的政治制度。因此，独立战争及此后的美国立宪成为美国人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明确提出并实践自身的政治理念的活动。

奴隶制和美国的政治共识显然相悖，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其初稿就有谴责奴隶贸易的内容，只是后来因为要团结一致反抗英国政府才被迫删去了这一部分。美国1787年宪法中的“五分之三条款”隐晦地保留了奴隶制的内容，也是因为要成立统一的联邦和实现政治理想而被迫做出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奴隶制同美国政治理念的深刻矛盾一直存在。在美国政治理想的感召下，不计其数的废奴主义者为废除奴隶制大声疾呼，不懈奋斗。最终，矛盾越来越激化，南北战争的导火索和深层原因就是奴隶制。林肯明确称“美国不可能永远处于目前这种‘半自由、半奴隶制的状态，迟早必须结束这种分裂的状态，或崇尚自由，或屈从于奴隶制”Lincolns speech at Springfield （16 June 1858）， in Paul M. Angel， ed.， Created Equal？ 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 of 1858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pp. 1-9， esp.p.2.。1862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明确表示将解放黑奴作为战争的目的，不仅受到了北方广大民众的热烈欢呼，而且南方也不得不宣布废除奴隶制，这就从反面证明了南方叛军也认为奴隶制不符合美国的立国原则或政治共识。

尽管有学者质疑南北战争通过武力手段废除奴隶制的效果，认为南北战争的结果恰恰不利于构建一个种族平等的良好制度，但我们更认同英国学者丹尼尔·汉南的观点：“理想是激励人们敢于尝试的动机，而美国确实去做了。美国人正是因为知道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才会首先废除奴隶制，然后逐步地废除合法的和灰色地带的种族隔离。”[英]丹尼尔·汉南：《自由的基因》，徐爽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一言以蔽之，南北战争是因为政治理想与制度或现实的冲突而引发的，它至少为美国保障种族平等的良性制度的构建开辟了道路。

建国后，从华盛顿总统到约翰·昆西·亚当斯担任第七任总统时期，美国的政治都可称之为“精英政治”或“贵族政治”，随着西进运动的开展，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民众的政治热情高涨，“杰克逊民主”应势而起，在反对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扩展了美国民主政治的范围，使美国的政治实践更平等，更符合美国的政治信念。南北战争之后的进步运动，也是弥合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信念之间裂痕的又一次重大运动，它将矛头对准当时美国的经济垄断和政府腐败，认为大公司、财阀集团、工业寡头和托拉斯等的经济特权及其同政府的勾结损害了民众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在美国人一贯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共识的压力之下，政治制度做出了回应，于是《反托拉斯法》等反对经济特权和实行初选、给予妇女选举权等反对政治不平等的又一轮制度变革开始出现，制度与理想的差距又一次缩小了。

1929年，经济大萧条使美国经济和社会陷入比较严重的危机，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上台后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干预经济，恢复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标志着美国的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为现代自由主义。可以说，新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当一国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其上层建筑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大萧条时期，美国已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工薪阶层，他们一旦失业，就会立即失去收入来源，陷入贫困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加强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对人们的福利负责就成为迫在眉睫的要求，消极的自由走向积极的自由理念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了。而且，这种自由也是对平等的保障，很难想象，在生存受到威胁的状态下，平等还如何谈及，并且一个无视民众苦难的政府也很难说是保障民众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政府。

其实，罗斯福新政是进步运动的一种延续，它同样是要通过对权力的遏制来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和平等权，只不过是利用政府立法的权力来遏制对民众权利威胁最大的资本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转变，而且事实上出现了政府权力的扩大，乍看之下与美国政治文化中限制政府权力、强调个人主义的理念有些矛盾，但它并没有威胁到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即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法治等理念。只不过，在实用主义原则的调和之下，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使用公共机构来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的做法，而且，同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的公共机构干预经济的力度以及美国的福利国家的建设水平还是很低的。更为根本的是，这种公共机构还是民选的，并自始至终处在人民的掌控之中。

罗斯福新政标志着美国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的内涵出现了某些变化，即自由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换句话说，民众认可了用公共机构的扩大来化解经济和社会机构变化对民众权利的侵害。但如前所述，自由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在务实精神的调节下采取了一种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仍然是解决美国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或现实之间冲突的一种新的方式。

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美国民权运动是南北战争的延续，南北战争虽然从法律上解决了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问题，但思想和社会经济层面的歧视还远未消除。伴随着第四次宗教大觉醒所唤起的政治热情，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的开展，最终得到了广大白人包括政治家如肯尼迪总统的支持，并促成《民权法案》在国会通过。种族歧视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却往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又是一次美国人通过政治运动来化解美国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或政治实践之间冲突的一次尝试。

从进步运动到罗斯福新政，中间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政府权力空前扩大。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发生了利用总统职权妨碍司法的“水门事件”，引发了宪政危机。媒体紧盯不舍，民众积极参与，国会和最高法院恪守职责。随着国会弹劾总统的程序启动，尼克松被迫黯然下台。随后国会先后通过《战争权力法》、《预算和扣留拨款控制法》以及《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等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过于膨胀的行政权力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也使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关系重新得到了平衡。显然，从进步运动到罗斯福新政是通过政府的权力来遏制大资本的权力，“水门事件”则是社会权力或者说是民众的权利联合处于弱势的立法权和司法权来遏制处于膨胀状态的总统权力。不言而喻，美国的政治理想在这次事件中再一次得到了彰显，信念与体制的矛盾又一次得到了缓解。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的扩张和信息经济蓬勃发展，又使美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迁。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此后，美国经济虽呈现复苏态势，但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并出现了中产阶级的萎缩现象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2011年，美国又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社会运动，民众抗议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贪婪，谴责后者是导致美国经济混乱的罪魁祸首，要求现行体制做出改变。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年过七旬的桑德斯和特朗普横空出世，特别是毫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居然一举摘下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桂冠，向总统职位发起了有力冲击。特朗普的主要竞选主题就是攻击美国的全球化战略，反对自由贸易、移民以及美国政府的低效率和无能，他认为正是上述问题导致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特朗普虽未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的萎缩等问题却是当今美国不得不解决的严重危机。

纵观美国历史，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一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实践一直存在着张力，换句话说，后者和前者一直存在差距。每次社会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美国的政治制度或者政治实践都会出现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背离，但同样的，作为政治文化载体的美国人都会奋起抗争，努力缩小政治制度或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差距。这种抗争大都伴随着宗教上的大觉醒运动，如独立战争前的第一次宗教大觉醒、吹响南北战争号角的第二次宗教大觉醒、进步运动前夕的第三次宗教大觉醒以及为民权运动以及20世纪后期美国历次政府改革作思想准备的第四次宗教大觉醒。宗教大觉醒是一场唤起美国民众政治热情和政治理想的运动，它为政治和社会的变革指明了目标，并使人们做好了思想准备。因此，每一次政治和社会变革，都是对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理念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文化既是其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又是其政治制度不稳定的原因。

其实，美国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是一种周期性的不稳定，这种周期性的不稳定恰恰又是美国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基础。不稳定说明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如果这种矛盾和冲突是针对核心价值观的，那就有可能危及政治制度的稳定甚至导致政治制度的颠覆；但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不涉及核心价值观，它们的缓解或化解又会使政治制度得到修补或完善，最终又会有利于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进一步认同。社会冲突理论认为，不涉及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冲突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和进步。实践也证明了，每一次重大的冲突之后，美国的政治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变得更加符合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也缩小了与美国政治文化核心理念之间的差距，整个社会也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四、 结论

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新教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并为后三者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强化了它们对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法治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信念的认同。浸润着新教精神的美国政治文化因此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道义基础，成为美国政治制度运行的有力保障。美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混合型的公民文化，它既能培育出美国民主制度所要求的具有参与意识的公民，又不会使其国民的政治参与超出政治制度的承载范围，因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了持续的、有益的动力。

高度一致，历久不变的美国政治文化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其精神内核就是以自由、民主、平等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内恰的且和美国的政治制度高度契合。每一个价值观都能从其他几个价值观里推导出来。这些核心价值观也都有与之大致对应的美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权力中心，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美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相互制约、平衡以及相互渗透、支撑。更进一步说，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制约、平衡以及相互渗透、支撑的关系还强化了美国政治体制中不同权力中心之间的上述关系。这样，美国政治文化诸要素的内在统一，与美国的政治体制高度契合，同时也是美国人的政治共识，因此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政治制度最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治文化对维持美国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美国的历史发展表明，政治制度总是会因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迁而偏离美国的政治理想，而美国人也总是会一以贯之地坚持其政治理想，要求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做出改变。这似乎意味着美国的政治文化成了美国政治制度变革和不稳定的原因。但是，应当看到，每经历一次政治和社会变革，美国人就会重温一次他们所认同的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也会进一步符合这些核心理念。同时，一次又一次的制度改进像是无限趋近但又无法完全实现美国人的政治理想，因此政治制度与政治理想之间的裂痕总是会存在。但美国人在实用主义政治文化的调节下，又不会太过激进、太过拘泥于理想而无法接受已经改进了的但仍与其政治理想存在差距的政治体制。换句话说，政治理想与其政治实践的矛盾及其解决能够加深美国人对其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还能使美国民众暂时接受没有完全符合其政治理想的政治制度，并为下一次的制度变革积蓄力量。概而言之，美国政治文化造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周期性的不稳定，但也正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使其政治制度处于不断变革的过程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治文化最终又成为其政治制度长期稳定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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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