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两岸文化交流的二重性区隔结构

时间：2024-04-23

王贞威　许川

摘要文化交流是海峡两岸交往的应有之义，更是双方互动的核心所在。文化交流有没有真真切切落到实处，是决定两岸关系能否最终和解的重要因素和关键环节。基于对两岸关系特殊性和现有文化交流状况的分析，文章认为，两岸文化交流呈现出历史性传统与现代化实践的二重性区隔结构。历史性传统是连接两岸关系的精神纽带，是两岸共有文化的先天基础；而现代化实践却是关系两岸能否重塑共有价值观以及复归统一的关键。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共同的历史传统与差异的现代化实践的关系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巩固与深化期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文化交流历史性传统现代化实践

在社会建构的意义上，文化即共有文化（shared culture），是施动者或施动群之间共有的理解和期望。文化居于社会实践的主导位置，是决定行为者之间合作或冲突的重要基础。关于施动者之间如何进行群际互动以及建构共有文化的社会过程，请参考王贞威：《家人：两岸关系新文化结构探析》，载《台湾研究集刊》，2014年第3期，第56-63页；王贞威：《两岸建构性关系中的知识与文化研究：以“施动者—结构”机制为视角的分析》，载《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1期，第26-34页。某一群体内部的共有文化，在对外群际交往时首先就体现为其自有文化。不同的互动群体之间如果有较大差异的自有文化，则对双方的交往具有重大的影响。就两岸而言，大陆和台湾作为不同的施动者集群，在过去一百余年尤其是六十余年的差异化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自有文化系统。换言之，两岸是两个具有诸多关联但差异较大的意义系统，这种差异影响甚至决定了两岸之间的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差异性行为、冲突性行为的存在。

文化交流则是承载着不同文化系统或者文化子系统的施动者（群）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两岸文化交流，既具有一般文化互动的共性，也有其自身文化互动的特性。反思和回顾两岸现有的文化交流机制和内容，可以发现两岸文化交流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即历史性传统和现代化实践的二重区隔结构。当前两岸文化交流的显主线以历史性传统文化的交流居多，体现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和谐面和共有理解，而基于对现代化实践路径以及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认知差异则成为文化交流的冲突面，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隐主线。

前者主要涉及历史性传统文化的交流如儒家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传统经典教育等；后者则体现为对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认知的差异，进而呈现为两岸对现代公民价值、政治核心价值、政治制度建设实践、现代化进程中的史观等一系列问题认知的差异，如“中华民国”符号的认知问题，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均是在探索中国何以现代化的实践中所遗留的政治难题。这种区隔是影响两岸关系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拟以“两岸群际互动”的思维，探讨这种文化交流的二重性区隔以及二者的内在逻辑理路，并分析处理二者关系的应对之道。

一、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二重性结构区隔及其表现

厦门大学刘国深教授在《两岸政治互动的象限管理刍议》一文中指出，“两岸问题——概括起来不外乎‘公权力与‘民间社会两大范畴的议题；进一步分类的话，则可分出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四大领域。”他认为，“文化和教育议题相对地居于‘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第三象限”。刘国深：《两岸政治互动的象限管理刍议》，载《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5期，第18页。文教议题虽不紧急，却是两岸关系深水区情境下，可以取得突破的场域。因此，也是可以集中力量和精力优先推进的领域。然而，截至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取得丰硕成果，但依然存在预期落差，譬如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教育政策“上纲上线”（三限六不），两岸文化交流协议至今尚无下文，两岸文化交流大多停留在浅层次的民间民俗交流层面，并没有向规模化、常态化和机制化的社会公民文化等领域过渡的迹象。

众所周知，两岸文化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血缘、共同的民俗等显著特征，但也由于发展轨道不同，其又表现出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选择。大陆学者俞新天总结出，“台湾地域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移民文化，二是海岛文化，三是亚热带到热带的乡村文化。大陆文化的文化特点，一是原生性和兼容性，二是顽强性和保守性，三是务实性和世俗性。”俞新天：《两岸关系中的文化认识问题》，载《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第2-3页。换言之，两岸文化具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在本文看来，这种特点具体可以表现为历史性传统和现代化实践差异两个不同横切面，历史性传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同，是指两岸所共同继承和发扬的中华文化和共同的历史连接。主要包括传统的历史记忆、传统的历史价值以及传统的历史追求等三个面向；现代化实践差异是其不同，指两岸因实践路径和制度选择不同而塑造出的具有较大差异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认知。其主要涵盖了现代制度的差异、现代文化的差异以及现代权力结构的差异等不同向度的问题。“现代化具有化解传统阻力的强大量能，但也有不断汲取传统价值以丰富自己的迫切需要。”郝新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再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51页。历史性传统与现代化实践差异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性传统塑造了两岸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和共同的历史连接，现代化实践造就了两岸不同的政治制度倾向，但现代化实践差异的形成是在历史性传统的基础上酝酿和催生的，脱离了历史性传统的现代化实践就无异于是将两岸尤其台湾视为“独立”实体的危险举措。事实上，两岸政治关系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存有两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政治系统之间的关系。因此，历史性传统和现代化实践差异共同构成了两岸文化交流的中既对立又统一的结构性存在。

从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看，文化交流中的二重性结构区隔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消除，甚至有可能因政治议题的分歧而将这一痼疾更加凝化。就当前而言，由二重性结构对两岸各种交流所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一）两岸政治文化差异较大，相互防范意识有增无减

在两岸交往中，文化系统可以包括政治文化系统、经济文化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等等。回顾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政治文化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他如经济文化和社会文化的衍生方式和发展类型。在此意义上，两岸文化交流可以窄化为两个不同政治系统之间的交流，即狭义的文化交流，这是两岸现代性实践差异的核心部分。政治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和政治事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直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即政治认知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和政治评价性成分。”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69页。可以说，政治文化是人们做出政治行为的思维依据。

政治文化如何形塑？也即是说政治社会化是凭借何种媒介进行的？政治学理论上总结出了九种方式，分别是“家庭、学校、宗教机构、朋辈群体、社会阶级和性别、大众媒体、利益集团、政党以及与政府结构直接接触。”[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八版，更新版）》，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1-65页。不难看出，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媒体文化和政党文化等媒介文化是影响人们建构自身政治文化的主要因素。这一点，在蓝绿色彩分际明显的台湾社会较为突出。举例而言，家庭文化和媒体文化是形成选民政党倾向的重要变量，所谓“绿者恒绿，蓝者倾蓝”的现象普遍存在就是明证。引申而论，“统独二分法”的政治格律因政治问题尚未解决一时还难以打破。换句话说，由于两岸在家庭文化、学校文化、制度文化和政党文化上的不同，进而实现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内容，造成了两岸各自政治文化在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外化为具体的政治和社会行为，就是在差异基础上对交流对象的不信任感和易排斥感。

（二）两岸交流有较大失衡，自我认同心理不降反升

有学者在分析两岸文化往来时谈到了存在的倾向性问题，认为两岸文化交流表现出“不正常、不平衡、不对称、不深入、不稳定、不规范”等失衡问题。刘红：《两岸文化交流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载《统一论坛》，2013年第2期，第32-33页。随着两岸交流渐次进入深水区，两岸文化交流的非平衡性将会致使两岸政治对话捉襟见肘，因为“文化的不协调性日益突出，现代与传统的文化冲突使社会支离破碎”。庄礼伟：《百年来台湾文化的源流、属性与变迁》，载《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3期，第90页。令人诧异的是，自2008年两岸开启正式交往以来，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相较于民进党执政时期不升反降，认同台湾人的比例创历史新高，而中国人认同仅仅达到四成一，落后于其他选项。根据台湾指标民调公司2014年8月所做有关民众对多重身份的主观认同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逐项提示且不限复选时为：台湾人96.9%、其次‘中华民国一分子87.3%，中华民族一分子76.3%、亚洲人76.3%、华人71.4%、中国人41.9%、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分子6.2%，未明确表态0.5%。”《“台湾民心动态调查、习马会与统独认同”新闻稿》，资料来源：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408_2.pdf.

在两岸关系大和平、大交流和大发展阶段，为什么台湾人的主体性心理会愈加强烈？倘若是从文化角度探究，本文认为是由于两岸之间的现代化实践差异限缩了历史性传统的空间，使得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和社会差异成了两岸文化互动的主调，而历史性传统被压制沦落为相互往来的边缘性角色。这就意味着，历史性传统与现代化实践越是不协调发展，就越易导致两岸民众在自我认同与“统独”走向上的认知和判断差异。也就是说，如何处理历史性传统与现代化实践差异的关系问题，是衡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能否巩固与深化的重要指标。倘若两岸不能将现代化实践差异缩小到可以管控的区间，那么两岸交流与合作的基础将不够牢固，缘由就在于“如果两岸处在情感、权力与体制的对立，则民族认同已从文化心理意识转到政治意识的疏离，再往前发展就是国家认同的不同了”。谢政谕：《民族认同与公民社会：以两岸的发展为例》，载《国家与社会》，2007年第2期，第45页。

（三）两岸协商意愿不足，双方关系现状起伏不定

由于台湾践行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和大陆不同，因而两岸官方交流的主体亦随着台湾执政党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台湾选举并不与两岸关系直接挂钩，但又或多或少会受其间接地影响甚或制约。目前，台湾两个最大政党的政治立场各异、政治文化迥异、政治目标相异、政治基础互异，这就使得两岸政治交往中的文化因素会因为执政党的轮替而有所不同，历史性传统和现代化实践差异有很大可能相互移位，恐难协调发展。具体而言，倘若国民党执政，虽其仍坚持以现代化差异作为区隔两岸关系的重要武器，但至少会以历史性传统作为发展两者特殊关系的不二法门；假若民进党上台，其有很大可能将两岸交往的所有内容均置于现代化实践差异的架构之下，所有的行为动机皆将以凸显主体性认同和政治价值差异为指向，历史性传统的桥梁作用恐将被架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固然国民党与民进党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上有所差异，但两者在坚守台湾政治底线并无二致。一方面，国民党发展两岸关系的意图是在于缓和台海关系，以获取政治利益，但不是欲借此推进两岸关系的统一进程；另一方面，民进党冷冻两岸关系，并不意味着其不想发展关系，而是希望大陆将现代化实践差异的事实存在纳入两岸互动的范畴。实际上，现代化实践差异皆是台湾政党获取民意支撑和外力援助的至佳法宝。诚如美国知名台海问题专家葛来仪研判，“即便2016年后国民党继续执政，两岸关系也不会轻松；如果民进党重新掌权，则两岸关系会有更大的不明确性”。《葛来仪：民进党重掌权两岸关系变数更大》，资料来源：http：//mcn.zhgpl.com/doc/1033/8/7/2/103387240.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3387240&mdate=0917002027.也就是说，对现代化实践差异的坚持和强调既成为台湾抗拒两岸政治谈判的口实，也成为获取美日同盟信任的条件。然而，对现代化实践差异的过度推崇，只会消减两岸政治对话的信心和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也有可能备受其害。

二、理解两岸文化交流二重性区隔结构内在关系的三种逻辑

如何理解历史性传统和现代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在两岸不同政治集团和学术社群之间存在差异，但整体上有三种思维模式：历史性传统决定现代化实践；现代化实践差异支配历史性传统；两者的折中交互合作。

（一）历史性传统决定现代化实践

历史性传统决定现代化实践这一思维模式在大陆十分盛行，“目前大陆方面的论说多是强调两岸文化的共同性，而忽视其差异性，或是对两岸文化的差异性只是轻描淡写，甚至认为微不足道。”陈孔立：《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载《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4期，第1页。并认为，或许只要做好中华文化的工作，两岸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事实表明，这种重视历史性传统而忽略现代化差异的思维模式，在具体实践中的功效并未立竿见影，反倒是长期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在两岸文化交流中难以运用。因为从传承性与操作性来看，台湾在保护和沿袭中华文明的用功力度上似乎比大陆还略胜一筹，而大陆在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议题盖过了所有社会问题，文化议题在较长时间内被置于了国家发展的次要地位，故而以主动性的“历史性传统”作为消解两岸深层次结构问题的“驱动力”恐会事倍功半，甚至得不偿失。

何况，两岸“历史性传统”本身就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更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以台湾人的“中华民族”认同为例，根据台湾指标民调的最新数据显示认同是“中华民族一分子76.3%”《“台湾民心动态调查、习马会与统独认同”新闻稿》，资料来源：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408_2.pdf.，有的民调数据甚至高达87%《台湾竞争力论坛：87%认同中华民族》，资料来源：http：//www.zhgpl.com/doc/1033/7/0/3/103370373.html？coluid=33&kindid=543&docid=103370373.。这就意味着，中华文化在两岸并未发生分裂，也不需要重构，因而欲在中华文化基础之上的建构新的政治认同的命题似乎不成立，因为台湾现有的政治认同已经形成，且大部分均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础。所以，以历史性传统思维来解决现代化差异性的问题，似乎有违现实逻辑，也有脱离实际之嫌。

（二）现代化实践差异支配历史性传统

如果说上一模式可以用“以文化纽带化解政治问题”来概括的话，那么这一模式便可以用“以政治逻辑来思考文化问题”来定义，即尝试以两岸现代化实践路径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差异来影响甚至于支配两岸的历史传统连接。此模式在陈水扁当政期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其当政期间，极力推动由当局主导的“台湾文化民族主义建构运动”就是一例，甚至不惜以割舍中华文化的代价，用政治手段来企图谋求所谓台湾的“事实独立”（去中国化）和“法理独立”（公投制宪）。毋庸置疑，陈水扁及民进党试图以两岸的现代化实践差异来构建新型的台海关系格局，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一是，如果两岸历史性传统不断被边缘化，势必会演化出一场毫无休止与节制的社会对立之战，族群撕裂、社会分离将成为台湾政治发展的主旋律，两岸似乎也永无宁日；二是，一味地凸显两岸的现代化路径差异，必定会导致激进的民进党将台湾引向危险边缘。事实表明，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不是维持两岸现状的举措，而是在不断使其独立化的步骤。贸然改变现有格局，只会导致台海关系的紧张。

经历三十余年的交往与发展，现代化实践路径的差异和制度文化的差异已成为影响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历史性传统则处于从属位置。由现代化实践差异所造成的两岸意识形态的不同，改变了两岸文化发展的思维理络和行为方式，“文化是有规范性的，也就是说文化组成一整套行动准则，人们从中感到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服从这些准则。”[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60页。简言之，现代化差异已将两岸塑造为两个结构差异较大的文化体系，而不单单只是整个中华文化之下的两个次级文化体系。换句话说，两岸已形成不同的文化规范和准则，要实现两岸文化的统一，仅从历史性传统入手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采取措施弥合两岸的现代化差异。

（三）两者的折中交互合作

两者的折中交互合作，是指既不偏激讲求两岸历史性传统的归一，也不过度张扬两岸现代化差异的分离，而是在立足历史性传统的基础上，正视两岸固有的现代化差异，尊重合理性差异，弥合非理性差异，以二者的“辩证共存、交互促进”为原则。这一模式，应成为两岸交流的最大共识或所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因为它既保存了各自所现存的特点，又找到了连接两岸的历史基础，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其一，两岸现有的深层次矛盾既非一日之寒，也非一蹴而就就能化解的，“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是其良好的指导方针；其二，两岸交流是历史所趋、民心所向。倘若以现代化差异为政治挂帅的话，恐有悖主流民意，逆潮流而动；其三，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疑促进了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为社会各群体参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能。换言之，现代科技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两岸现代化差异拉回到可控范围并渐次缩小。

当然，折中交互合作的模式也会突显一些问题：一是政治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两岸现代化差异既不能根除，历史性传统亦不能完全融合。也即是说，两岸文化交流具有脆弱性，一旦文化互动涉及了政治的敏感部位，那么消弭现代化差异的进程就有可能中断；二是双方各自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也决定了两岸现代化差异的不同程度。一言以蔽之，倘若两岸现代化（尽管是在某一方面）程度的差距越大，那么由此可能引发的摩擦和矛盾就会越多，其强度也就会更大。整体而言，大陆尚属工业化发展阶段，台湾已步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旦两岸的社会发展处于同一阶段，消弭两岸差异的物质性基础就大大增强。

三、破解两岸文化交流二重性区隔结构的应对之道

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二重性结构并非与生俱来，它不过是被迫分离进而处于不同实践场域的产物，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和解，二重性结构矛盾有逐步纾解的趋势，只是在两岸对政治分歧尚未解决之前，这种趋势还不太明朗，进程比较缓慢。那么，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期内，如何推动两岸文化交流，进而为两岸政治谈判增添助力，应当成为目前对台工作的重要课题。本文认为，今后的两岸文化交流，可以从如下视角着力：

（一）正确认识历史性传统与现代化实践差异的关系问题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认为历史性传统与现代化实践差异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因此，正确认知并有效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促进两岸关系深入发展的关键。本文认为，两岸关系中，现代化实践差异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主要影响变量之一，历史性传统则是相对次要的影响变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现代化差异的程度都将决定着两岸关系的主要方向和发展进度，历史性传统则从属于现代化差异而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历史性传统只有以缩减两岸现代化差异为主轴和使命的互动过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过于重视历史性传统交流并不会对两岸政治分歧的解决和认同的提升带来多大的积极影响。为此，今后一段时间里，两岸文化交流应当从历史性传统领域的互动逐步扩展到消弭现代化实践差异的问题上来，化解两岸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以及两岸共同实践活动和社会情感连接的加深，两岸共同实践场域的形成与深化将逐步消弭两岸现代化实践差异，从而促进两岸共同治理机制和跨两岸共有认同的产生。

（二）正确认识两岸文化交流中“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

毫无疑问，两岸文化之所要进行往来和互动，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存在着“同一”与“各异”的特点。是故，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两岸文化交流中“异同”问题是发展两岸文化关系的关键。大陆部分学者认为两岸文化交流应秉持“聚同化异”的思路，通过对差异的消除，来达成两岸在文化上的统一，建构共同的文化认同。然而，“按照这样的思想开展两岸交流，就是把对方置于己方的利益和意愿之中，对方的‘异就要被同化、被剥夺，这就会违背求同存异的原则，势必导致双方对立的情绪，伤害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陈孔立：《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载《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4期，第5页。也有学者认为，“两岸文化的‘异与‘同不是对立的，‘异是两岸亚文化的差异，‘同是相对于中华文化的同质。两岸文化整合不是要追求完全的一致与相同，而是两岸同根同源的多元互补。”王鹤亭：《和平发展与统一进程中的两岸文化整合》，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83页。由于文化体系以政治体系为归依，所以两岸文化中的“异”，不单单是指亚文化体系的不同，也是指整个文化体系的不同。本文认为，两岸文化交流中的“异与同”问题，“异”主要指两岸之间的现代化实践差异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文化差异，而“同”主要是指双方共有的历史性传统以及在群际互动中所建构的新共有文化。即“异”的是中华民族如何现代化的不同发展方式，“同”的是中华文化的共同价值传承的问题。“异”具有可变性，即可以透过现代社会价值的塑造来消除，而“同”具有稳定性，即难以通过施加外力使其质变。易言之，化“异”不等于求“同”，化“同”亦不等于求“异”。

与此同时，要正确认识两岸文化交流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的问题。两岸文化交流的性质到底是同质文化的交流还是异质文化的交流？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从宽泛的文化意义而言，本文所探讨的两岸文化交流整体上是属于异质的文化结构或体系之间的交流，尽管“两岸文化表象乃至深层的相同相似是很多的，可以说两岸文化有很多的共同性，但‘同不一定是指本质的相同，‘同根不等于‘同质。”陈孔立：《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载《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4期，第2页。因而，两岸文化具有“同根不同质”或“同源不同流”的特点。两岸文化同源于中华文化，但由于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差异化实践和相对封闭的独立发展路径，彼此的文化已演变为不同的意义系统。也就是说，两岸是同源于中华文化而又不断融合其他文化所形成的具有较大差异的文化系统。单就群内文化而言，虽然双方都是承袭中华文化的衣钵，坚守中华文化的道统，但大陆和台湾群内文化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诚如台湾问题专家陈孔立教授所言“当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而当代台湾的文化则基本上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受到西方文化的较大影响，而不可能含有任何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这就是二者的本质差异。”陈孔立教授发表一系列论文如《两岸文化的本质差异》、《两岸文化研究的盲点》、《台湾文化民族主义的建构》、《“台湾生活方式”解读》、《两岸之间的文化冲突》等等，作者从两岸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差异出发，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文化突变”概念，论证两岸文化存在本质差异并探讨其原因，进而分析由此导致的文化冲突现象。

（三）正确认识两岸文化交流的程序性设计问题

两岸文化交流的程序设计主要是关于如何推进两岸现代文化交流的步骤和方式性问题。由于现代性差异所涉及的面向相当广泛，因此，现代性文化融合问题就不能一锅端，也不宜一刀切，而是需要循序渐进，因时制宜。当然，本文所言的“程序设计”问题并无意将具体事务的程序设计内容包含在内，仅就从两岸应如何化解现代化差异的角度上去思考。至于如何确立两岸文化交流的程序化问题，我们认为，在两岸互信尚不充分的情势下，签署两岸文化交流协议可从长计议，文化交流可以从具体的文化事务的交流、合作与学习方面做起，以此来消弭两岸现代化文化的差异。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文化事务的交流与学习，不单是指历史性传统文化的沟通和探讨，还必须重视对现代文化的关注和借镜。本文认为，所谓现代化文化主要包括现代产业文化、现代市场文化以及现代政治文化。有鉴于两岸政治事务的敏感性，本文认为，两岸现代性文化的融合的路径应遵循“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进行。也就是说，可以先从现代产业文化入手，譬如吸收台湾的企业营销文化、私营机构服务文化、现代企业治理文化等产业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其次是现代市场文化的建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逐步放宽对市场文化的限制，培育以市场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文化，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决定性作用，贯彻并践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精神；最后才是现代政治文化，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市民社会的建立，现代政治文化的形成亦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大陆不应盲目引入台湾或者西方的制度文化，但应充分借鉴台湾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治理经验和政治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利益团体的沟通经验等。总之，通过这一程序规划，不仅可以有效消除两岸文化巨大的现代化差异，也可以减少因文化突变所产生的社会阵痛和不适。

结论

文化交流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内容，文化交流的好与坏、深与浅直接关系到两岸民众政治认同的走向，也是两岸政治谈判能不能得到两岸民众尤其是岛内认可甚而支持的力量之源。为此，对于两岸文化交流，必须加以重视并深入研究，在两岸政治关系难以推进，经济关系面临瓶颈的情况下，有必要将深入两岸文化交流放在对台交流的重要位置，并从战略层面规划文化交流的路径和程序。不过，在助推和发展两岸文化交流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作为主次变量的现代化差异和历史性传统之间的矛盾在短时间内依旧存在，文化交流的二重性结构仍将长期掣肘着两岸间的各种往来。这就意味着，两岸现代化实践差异所形成的政治文化认知鸿沟短期内难以消除。对于其中合理的成分应予以充分的尊重，进而在各自全面深化改革和民主巩固完善的实践中实现两岸共有政治文化认知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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