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与东盟：亚太秩序大较量

苗吉+李福建

摘要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与东盟主导地区进程、地区秩序主张和未来秩序形态，并在经济、文化与安全领域展开密切互动与激烈竞争。在经济领域，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推的RCEP;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美日同盟所倡导的美式民主与价值观念和以东亚共同文化传统;在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同盟模式和以东盟通过权力均衡与多边机制确保安全的集体安全模式。两种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胜，使东亚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地区进程，其互动模式必将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关键词美日同盟东盟模式亚太秩序

美国和日本是对亚太事务最具塑造力的大国。美国长期以其经济、军事优势对亚太地区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并确保其主导的国际制度在这一地区得到广泛遵守。2010年以来，从反恐事务中抽身的美国开始实施“战略重返”，决意将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以因应中国和亚洲的双重崛起。日本曾是亚洲主导性经济大国，也是地区合作的积极推动力量。晚近以来，对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快速发展展示出“战略戒拒”姿态，苗吉、李福建：《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奥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着力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积极配合前者在亚太的军事部署、经济倡议和治理框架。这对以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进程构成巨大冲击，后者正积极强化内部建设，平衡大国影响，并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安排，以维护其中心地位。因此在亚太范围内，逐渐浮现出以美日同盟和东盟为代表的两种竞争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进程。这两种进程分别体现了美日与东盟之间的不同现实利益考量和地区秩序主张，也体现了同盟与联盟之间的不同哲学思维。研究两种秩序之间的互动模式及其趋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学界对此缺乏足够关注。本文旨在探讨美日同盟与东盟在亚太经济、价值观和安全层面的互动，进而探讨其对演进中的亚太秩序的影响。

经济是美日同盟与东盟关系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投资和援助，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而日本经济腾飞后借助其海外投资和官方开发援助（ODA），在东南亚建立起经济影响。美、日作为领先的经济大国，着力于维护自由贸易制度在亚太的稳定运行。而在亚太，由日本、“四小龙”和中国分别引领的前后三波经济腾飞使学界和政策界开始探讨东亚经济成长的奥秘，东亚独特的发展模式逐步浮现。尤其是以“10+X”为框架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使这种东亚模式的影响力上升，中国和东盟作为这一模式的主要载体和受益者，大力支持东盟引领的地区经济合作进程。这使亚太地区形成了美日推动的自由贸易秩序与东亚模式相互竞胜的局面。

毋庸置言，美国对战后东亚经济成长居功至伟。美国在东亚最艰苦的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及越南战争大大刺激了日本与东盟的制造业生产。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于东亚国家的援助与贷款，及美国跨国公司为节约成本将生产环节转移到东亚的商业行为，都客观上促成了“东亚奇迹”的实现。美国所主导的安全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东亚提供了安全庇护，使其可以腾出资源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

而日本自1967年始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开创了基于比较优势的“雁行模式”。 KanameAkamatsu，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Supplement s1， 1962， pp. 3-25; Edith Terry， How Asia Got Rich： Japan， China， and the Asian Miracle， Armonk： M. E. Sharpe Publishing， 2002.日本在东亚构筑的生产、投资网络及其与美国大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广为传播、复制和内化，成为日后东亚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日的贸易战及汇率战达到顶峰。结果是经济上来势凶猛的日本被迫同向它提供安全庇护的美国签署著名的“广场协议”，开始了“失去的二十年”。日本意识到它需要更为牢靠的地区根基。专注于政治安全的东盟也意识到唯有加速地区经济整合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从而开始探讨开启自身的经济进程，1992年于新加坡召开的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所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开启了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程。1998年第三十届东盟部长会上又提出建立“东盟投资区”的计划。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更提出建设“东亚经济核心”（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的概念，意在形成一个排除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加强东亚国家内部的经济整合。日本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没能全力支持马来西亚的提案。虽然东亚经济核心最终流产，但为其后东盟“10+3”进程的开启做了思想铺垫。详见Mark Beeson， Regionalism and Globalization in East Asia：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东亚合作进程呼之欲出。

先于东亚进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由日本和澳大利亚首倡，并受到美国大力支持。后者在东亚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不愿意被排除于东亚进程之外。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美国对于APEC倾注热情，主要为了借助APEC平台推动亚太贸易自由化，通过主导地区经济议程和规则制定维持经济领导地位。  John Ravenhill， APE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但随着东亚进程获取动能，APEC与晚近兴起的“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一同，被美国赋予了战略意涵。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以“10+3”框架为核心的东亚合作正式启动，亚太机制和东亚机制的竞争逐步浮现，二者分别以APEC和“10+3”为核心。东亚国家在此次由西方资本投机导致的金融灾难中遭受重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APEC均无所作为，或是采取了不符合本地情况的救援方案，对东亚经济体造成更为恶劣的负面影响。  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2001， pp. 339-372.

而彼时的日本一方面作为APEC首倡国和创始国，希望APEC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则看到了东亚机制的巨大潜力，因此在美国和东盟间两面下注，待价而沽。日本对东亚进程的支持部分是希望借助其经济实力实现其大国志向，部分是由于“10+3”是为数不多的舒缓中日紧张、推进中日合作的渠道，二者均是日美“漂流”的征兆。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版。“同盟漂流”的又一证据，是日本在危机发生后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希望通过这一机制抵御未来的金融风险，但由于中美反对而搁浅。美国的反对源于对金融霸权的固守，中国的反对来自对日本占据东亚金融主导权的担忧。然东亚合作的动量仍在，始于2000年的“清迈倡议”，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多边化进程，最终于2012年形成多达2 4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成了事实上的“亚洲货币基金”。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Origin， Development and Outlook，” ADB Institute， 13 July， 2010， http：//www.adbi.org/working-paper/2010/07/13/3938.chiang.mai.initiative.multilateralization/， 2014-06-24.东亚自由贸易亦进展不俗。中国于2002年率先与东盟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得到日、韩的相继跟进，最终形成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贸易网络。 Suisheng Zhao， ed.， China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London： Routledge， 2012.

由此，固然中日经济实力为东亚最强，但是东盟通过内部协调一致与外部权势均衡而获得“中心地位”，东亚经济秩序体现出鲜明的东盟特色。这一特色被学者概括为所谓“东盟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循序渐进、非约束性、协商一致和照顾各方舒适度。 Amitav Acharya，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ume 10， Issue 3， 1997.东盟对此也津津乐道。究其根本，东盟这一地位的获得，并非基于其实力，甚或杰出的议程创设能力，而是东盟较好地在中日两大经济体与自身需要之间找到了均衡，并由此获得了二者的关键支持。循序渐进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经验;非约束性则使中国能保持行动自由，它尚需时日积累多边合作的实力基础和智识经验。日本是规则的国度，对外开放程度很高，更乐见一个较具约束性的框架，但深知不可一蹴而就。东盟方式还富含了注重整体、讲究和谐、忧乐圆融的东亚文化特色。因此，某种意义上所谓“东盟方式”，或可称之为“东亚方式”，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虽然随着东亚合作的深入，其弊端也逐步显现。中国认为，东亚合作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东盟方式”或“亚洲方式”。 王毅：《中国东盟关系最重要经验是坚持亚洲方式和东盟方式》，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3/08/02/6651s4204931.htm，2014-06-24.因而它是这一方式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

应该说，过去十年东亚合作的进展是令人瞩目的，一个宏大、全面、没有美国的地区合作架构形态初具。这是美国势难接受的，美国对此的回应是强化既有的亚太机制APEC，并大力推动原本属小国自贸安排的TPP。为应对来自TPP的压力，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登上历史舞台。以TPP与RCEP为中心的地区经济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美国力推TPP有如下考量：其一，美国重视TPP反映出其对全球贸易体制，尤其是“多哈进程”停滞的失落，以及对APEC推动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不满。其二，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合作的快速推进令美国感到有被排除在外的威胁，尤其是近年以东盟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及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进展，让美国倍感焦虑。从美国的视角看，目前的东亚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中国主导色彩。而建设所谓的高质量的、面向21世纪的TPP，即可帮助美国重握本地区经济事务的主导权。 竺彩华：《东亚经济一体化：TPP还是RCEP？》，载魏玲主编：《东亚地区合作：2012》，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78页。

目前亚太地区内已有12国参与TPP谈判，尤以2013年日本的加入影响为大。虽然日美在经贸领域也有诸多利益分歧，但对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崛起有着同样的忧虑。张可云：《国际经济地位变化与中日关系前景》，载《湖湘论坛》2014年第1期。在日本加入之前，虽然TPP由美国推动，但因并无其他重要量级的经济强国参与，其重要性也大打折扣。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主张“美日对等”，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日美关系因而一度疏离。野田上台后，重回日美同盟基轴。TPP是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一步，为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舒建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的意图与中国的选择》，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日本政府意识到TPP所代表的环太平洋秩序将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构建所谓“美日+”模式。 贺平：《日本参加TPP谈判的战略意图与政策论争》，载《日本学刊》2012年第4期，第34-49页。

TPP对以东盟为核心的东亚经济进程无疑是一个冲击。TPP将东盟分为TPP成员及非TPP成员两类，分裂了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努力。在东亚范围内，TPP的出现及日本的导向使地区经济架构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分散了地区国家对东亚经济整合的注意力和资源投入。东盟在地区进程的中心地位也因此难保。为应对这一挑战，东盟于2012年金边峰会上正式开启RCEP谈判，该谈判包括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与东盟签有自贸协定的东亚峰会国家。因而，TPP与RCEP之间的较量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美同盟与东盟之间对于地区经济秩序安排的竞争。二者分别代表了推进东亚自由贸易的两种路向，最终均有利于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亚太经济体的形成，但是其范围、规模、水平上迥然有别。RCEP进程代表了一个由东盟主导的、立足于在东亚范围内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自由贸易进程，TPP则是由美（日）主导的，立足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较高水平的、力图引领21世纪贸易规则的自贸安排。当然，二者之间还存在着规范上的差异，RCEP立足于东亚经验，遵从“东盟方式”;TPP则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所恪守的自由主义为信条。

尽管如此，说RCEP与TPP完全冲突则有些言过其实。东盟一直以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东盟的重要意义仍无法替代，东盟也希望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而从美国角度看，也尚未有反对RCEP的言辞和行动。RCEP侧重于货物贸易，尤其是工业品贸易，而TPP侧重于服务贸易及农产品市场开放。因此，这两个机制之间也有一定的互补性。 SanchitaBasu Das， “RCEP and TPP： Comparisons and Concerns，” LSEAS Perspective， No. 2， January 2013， http：//www.iseas.edu.sg/documents/publication/ISEAS%20Perspective%202013_2.pdf， 2014-06-24.事实上，本地区很多国家也采取了两面下注的策略，日本亦同时参与两个自贸谈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TPP与RCEP的矛盾。RCEP和TPP所代表的美日同盟和东盟的经济秩序主张，与政治、安全领域相比，其差异是最小的。因为二者的张力或不是结构性的，是为了满足同一进程的不同阶段的需求。

亚太观念结构：一元还是多元？

观念分配是地区秩序的重要维度。毋庸置言，美日同盟与东盟对东亚乃至世界秩序有着迥然有别的价值取向和主张。二者间展开的观念互动及再建构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二者间的互动模式及其最终形成的观念结构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亚太秩序的面貌。正因为此，美日同盟正以自由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在亚太地区大力推动价值观外交，推动建立价值观联盟，其实质是欲以西方民主价值与观念一统天下，以此维护其主导的观念秩序。但是，这种企图与东盟所代表的东亚共同价值本质不同，并与之存在结构性的冲突。东亚政治文化和观念的一个根本特性，是其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共生共长和交流互鉴。它承认相互差异，主张和谐共处，坚决反对任何一种文化与观念主张一统天下。这种多元政治文化是东亚各国人民在长期友好交流中逐步形成的，是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和东亚地区进程赖以持续的根本动力。中国和东盟是这种观念秩序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中国此种主张基于其多民族文化交流的悠久传统，东盟则基于其多元文化的现实及其对任何“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能警惕。由此，逐渐浮现出亚太观念秩序的两种不同主张：一种是美日同盟代表的一元论，一种是以东盟代表的多元论。二者围绕观念分配进行着持续而复杂的互动。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试图通过观念建构主导亚太秩序的主要方式。美国的价值观外交除了源于其根深蒂固的道德优越感，还裹挟了对美国私利的精明算计，因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价值观外交是美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首要表现，是将东盟分为民主东盟及非民主东盟以区别对待。对非民主东盟国家，如越南、缅甸等国，通过经济制裁推动民主进程，高度关注“人权”问题，并通过对人道主义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方式以压促变。然而，美国所关心的并非东盟个别国家糟糕的人权纪录，而是为其现实利益服务。例如，美国在缅甸扶持反对派，对缅甸军政府施压，其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与中国争夺在印支半岛及南亚次大陆上的地缘优势。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以价值观外交为重要支柱。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10年10月在夏威夷发表演讲，提出美国在亚太外交战略的三个支柱，即塑造亚太经济秩序、保证地区安全及支持民主制度和传播人类普世价值。克林顿在她的演讲中直接批评缅甸的人权问题，要求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季，甚至还侧面批评中国。  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ASEAN， October 2010， http：//asean.usmission.gov/pr10282010.html， 2014-06-24.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在参议院听证时指出民主与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美国要在信息时代采取新的手段，并向本地区的政府领导人施加压力，以敦促其改善人权。 Kurt M. Campbell， “Principles of U.S. Engagement in the Asia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010，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10/01/134168.htm， 2014-06-24.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民主输出从未停止，并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披着流行文化、宗教等外衣，对亚太国家进行渗透。 张云莲、李福建：《从美国亚太战略看云南省桥头堡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3-20页。

价值观外交是小泉以降历届日本政府外交的重要内容。小泉时期的价值观外交主要是通过向其“东亚共同体”主张注入法治、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观。这为此后历届内阁所继承，至安倍时期达到鼎盛。安倍首次执政时，其外相麻生太郎提出“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并称之为除日美同盟、国际协调、重视亚洲近邻关系之外的第四大“外交基轴”。在他看来，环欧亚大陆存在一条由尊重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与市场经济的国家组成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日本必须设计与创造这一条弧。麻生在他的演讲中系统阐述了为什么日本有资格也有决心来实现这一愿景。 麻生太郎：『「自由と繁栄の弧」をつくる―拡がる日本外交の地平』，2006年11月30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8/easo_1130.html， 2014-12-18;Taro Aso， “Speech by Mr. Taro Aso，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minar ‘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Japans Expanding Diplomatic Horizon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November 2006， http：//www.mofa.go.jp/announce/fm/aso/speech0611.html， 2014-06-24.他特别提出日本将支持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及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及阿塞拜疆等国，以“通过经济繁荣和民主通向和平与幸福”。  David Fouse， “Japans New ‘ValuesOriented Diplomacy： A Double Edged Sword，”Pacific Forum CSIS，Mar 16， 2007，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pac0712a.pdf， 2015-1-2.随后，安倍又在多个场合宣扬其价值观外交理念，并积极鼓吹建立美、日、澳、印民主同盟，虽然因澳大利亚及印度的冷漠，这一民主同盟并未成型。Ankit Panda， “Shinzo Abes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Gone and Forgotten？，” The Diplomat， May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5/shinzo-abes-quadrilateral-initiative-gone-and-forgotten/， 2014-06-24.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价值观外交调门有所降低，但相关概念事实上仍在有效运转。  “Behind the New Abe Diplomacy： An Interview with Cabinet Advisor YachiShōtarō （Part One），” nippon.com， August 2013， http：//www.nippon.com/en/currents/d00089/， 2014-06-24.

日本推进价值观外交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日本与环绕欧亚大陆的民主国家之间的“我们”认知，凸显中国在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另类，借此配置国际力量，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 苗吉、李福建：《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澳对中国崛起的反应》，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并借“民主和人权问题”牵制中国，争夺东亚合作的主导权。 黄大慧：《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近年来，美日的价值观外交政策已然合流，其所要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与东盟所奉行的不干涉主义多有相悖之处。  David Fouse， “Japans New ‘Values-Oriented Diplomacy： A Double Edged Sword，” PacNet， No. 12A， March 2007，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pac0712a.pdf， 2014-06-24.其根本问题在于，美日试图以西方民主与价值观统领亚太，以此形成以其主导的一元观念结构。

美日的这种企图与亚洲自身的价值观念相悖。亚洲价值观虽无明确定义，但仍有一些突出的共性。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政府干预主义、社会文化上的集体主义被认为是其主要特点。东亚地区政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宗教文化各样，历经冲突与融合，逐步形成以“和睦”“协调一致”和“包容性”为主要特征的地区价值观。这种独特价值观在政治、安全领域则形成了如互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及非正式性等被称为“东盟方式”的特点。 吴金平、谭笑：《浅析东盟价值观的建构与实践》，载《东南亚纵横》2008年第7期，第35-38页。“东盟方式”经过丰富的政治实践，经地区政治精英的阐发和社会化，逐步成为东亚地区进程的核心规范和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东盟国家的政治制度根植于特殊历史和文化土壤，一定程度上是亚洲特色价值观的体现。美日在价值观外交上的政策对东盟国家造成很大冲击。尤其是日本作为最先进入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其与美国的价值趋同无疑颠覆了东亚价值观同一性的观点，甚至东亚价值观概念本身将成为伪命题。日本固然有自由民主制度的理想与实践，但其强调价值观外交有着深刻的战略含义。例如日印、日澳分别在2006年12月及2007年3月签署了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其中突出了共同价值观。 Weston S. Konishi， “Will Japan Be out of Tune with a Concert of Democracies，” Asia Pacific Bulletin， No. 19， June 2008，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private/apb019.pdf， 2014-06-24.但是，印度同东盟国家一样，在价值观念上更具东方色彩。

“和而不同”本是东亚文化的精髓，在儒家文化、爪哇文化及佛教文化中都可以找到根源。日美同盟高唱价值观外交，以价值观异同区分亲疏远近，实际上还是冷战思维的遗留。东盟的发展历程已经充分说明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经济运作模式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甚至可以塑造超越制度差别的共同观念。东盟将于2015年建成共同体，建立地区认同是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美日在本地区以价值观画线的政策实际上起到了分化东盟和东亚的作用，人为地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设置障碍。

美日同盟与东盟的观念之争不仅体现于价值观外交，还体现在地区合作的规范塑造中。例如，东盟的“照顾各方舒适度”规范被事实证明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虽然实践中与欧洲一体化经验中的高度制度化相比，显得效率低下，但其客观上对维持合作进程，培育合作文化，推进地区认同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参与东亚地区进程程度的加深，尤其是美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以来，大有挑战这一规范之势。美日在东亚峰会上频频就东亚海上争端向中国施压，破坏了东亚合作的良好氛围，将和平合作的文化激化为竞争的文化。

世界政治中国与国之间，同盟与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正逐渐超越实力政治，而转向观念的竞争，尽管观念的背后必然有实力作为支撑。无论是美日同盟所代表的一元政治价值观还是他们对地区一体化进程的观念设计都对和谐地区秩序的生成产生了阻碍。相比较而言，东盟的多元文化观念给本地区合作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随着亚洲的进一步崛起，主体性增强，东亚共同文化传统对地区观念的塑造力将进一步凸显，其多元文化主张将迎来更多的世界关注。但是当今国际政治文化仍由美国所主导。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仍将在亚太范围内扩展，但是它绝不会一统天下。美日同盟与东盟所代表的两种路向仍将展开持续竞争，亚太观念结构仍未尘埃落定。

亚太安全秩序：同盟安全还是多边安全？

东亚地区此起彼伏的领土矛盾、复杂难解的历史问题、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都导致各国间严重缺乏互信，更缺乏地区性的安全机制。近年，基于亚太成长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预期，各国加大了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关注，这使区内大国政治因素有所增加，安全形势有所复杂化。目前区内主要的安全架构有二：一是以美日为核心的多个双边同盟体系，包括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同盟体系以及与新加坡等国的传统军事纽带。二是尚由东盟主导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三个多边机制;二者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安全思路：前者是美日主导的同盟思维，即通过双边安全同盟确保各自安全;后者是东盟主张的通过大国平衡和多边安全谋求集体安全的路径。二者目前正展开激烈竞争，其互动结果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未来亚太安全秩序。

当前美日正通过密切军事、外交协调，推动建立基于美日同盟的地区安全框架。其主要方针有二：一是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日渐消退的影响力，奥巴马政权正推动将多达其海军力量的60%部署在亚太地区。一方面牵制和防范中国军事现代化，防止前者限制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动自由，进而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另一方面向美国在亚太的盟友表明其安全保证真实可信。 二是加大与盟国的协调与联动，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形成以“美日+”为核心的安全架构。试图“运用政治、外交手段将‘问题国家引入和平、合作的国际框架”。 五百旗頭真：「矜持と備え、若い世代に」，载『毎日新闻』2010年11月28日。

但是，美日同盟与东盟的安全秩序主张存在潜在分歧和矛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领导权竞争，二是对华政策差异。美日同盟与东盟在亚太的安全秩序较量大致围绕这两方面展开，下面分别述之。

美国亚太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其实力基础和外交部署维持领导地位，防止地区大国挑战美国霸权。尹承德：《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及其对中国的深度影响》，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美国这一战略有迹可循：一是2014年5月香格里拉对话上，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直言不讳地强调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一是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强调美国要领导世界一百年。“Obamas West Point Speech，”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4/05/30/opinion/obamas-west-point-speech.html，2014-6-30.日本则是试图通过美日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同美国分享领导权，同时在美日同盟的轨道外，大力施展经济外交，展开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国家同盟，以形成针对中国的政策协调和联合。

东盟自然不会出让领导权。东盟要竭力避免的，是失去其地区安全进程的主导地位，从而重陷由大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因为这将使东盟失去半个世纪以来努力所维持的团结与独立，使其安全再次从属于令其心有余悸的大国安全竞争。如前所述，由于中日领导权之争，东盟获得了东亚合作的主导地位或曰中心地位。这种东盟中心地位是东亚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和重要特征，并逐步内化为东盟国家的共同价值和合法性基础。在任何涉及地区事务的政策动议和框架安排中，东盟国家均视保持这种中心性为核心目标，也是决定东盟态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安全领域自不例外。

首先，东盟着力管控内部分歧，推动共同体建设。近期，马来西亚于2010年同文莱、2012年与新加坡解决了领土争端，并大致有效地管控了马同菲律宾、印尼的领土争议，意在通过相互妥协，保持东盟内部向心力，确保东盟在2015年建成政治安全共同体，维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其次，积极维护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三个主要地区安全机制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如第二次防长扩大会议联合宣言在在东盟的坚持下，“再次确认东盟是推动东盟防长扩大会进程的主要驱动力，东盟防长扩大会是建立积极、有效、开放和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东盟防长扩大会是东盟为增强东盟与亚太地区有关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共同应对跨国非传统安全挑战，由东盟防长会议动议，东盟十国与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俄罗斯、韩国和美国等八个对话伙伴国召开的会议，会议自2010年开始召开，至今已经举行两次，第三次将于2015年在马来西亚召开。防止美日主导这一机制的议事日程。在东盟地区论坛这一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渠道中，美日与东盟似进行着较为顺畅的合作，一方面盖因其成员达27国之众，需在各方间保持均衡，维护合作大局，另一方面也因东盟地区论坛经过21年的发展，已超越信任建设阶段，进入务实的预防性外交阶段，战略上的冲突减小。因此，二者之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东亚峰会进行。东亚峰会是在“10+3”框架下的开放的、包容的、透明的和具有前瞻性的论坛。为了确保东盟的主导地位，2004年东盟系列峰会文件、公告中均明确规定“东盟在东亚峰会及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东盟还提出了参加东亚峰会的三个基本条件以限制其成员的无限扩大。这三个基本条件是：（参加国）应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但是美国对排除其的东亚安全进程极度警惕，而日本则因中国在东亚合作中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而如坐针毡，因此力推东亚峰会从最初设计的13国扩大至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而稀释中国的影响力。如果说此前东盟尚能主导东亚峰会的议程，经日本大力推动和美国的外交运作和各国相互妥协后，美俄于2010年加入东亚峰会，开始大力推动这一机制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安全机制，这对东盟的主导权和东亚峰会的定位带来巨大挑战，二者围绕东亚峰会的议程设置、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

美日同盟与东盟在亚太安全架构上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其对华政策差异。与美日同盟着力通过利用部分东盟国家对华防范心理和南海岛屿主权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不同，多数东盟国家并不愿捆绑于美日的战车上，竭力避免过分刺激中国;尤其是在东盟层面，东盟不愿因中国与个别国家的岛屿争端使中国-东盟关系大局受到影响，多次拒绝在东盟层面商讨领土争端的问题，这使东盟与中国的立场一致。东盟再三拒绝美日主张在相关协定和声明中列入针对中国的条款，对美国提议“冻结”南海各方进一步行动反应冷淡。相反中方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和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方式得到了东盟各国的积极支持。

东盟最现实的战略，仍是在中美之间保持权势均衡，避免在二者之间选边站队;同时积极发展同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区内大国的关系，为其在大国均衡的核心政策之外保留选项，预留空间。东盟的另一个担心，是美日试图通过巨量政治与安全投入，通过新旧东盟和民主与非民主东盟的区别，分化东盟，从而导致后者的内部分裂和运行失效。因此，其对美日的各项动议存在着本能警惕。

从本质上讲，美日同盟与东盟在亚太安全秩序上的根本分歧是其安全哲学的不同。美国以确保其亚太领导权为第一要务，因此着力通过强化美日、美菲、美澳同盟，并视其为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与此同时，以美日同盟为核心，拉拢越南，密切同印度的关系，因应中国军力发展。美国对任何排除美国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保持警惕，并刻意在东盟内部、中国-东盟、中日之间保持可控的紧张，这正是过时的同盟思维的一贯逻辑。而对东盟而言，因其实力不足以保证自身安全，因此长期以来一致试图通过大国均衡和多边机制，谋求集体安全。东盟国家视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为保证其安全的重要因素，但以不过分刺激中国为底线。东盟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保持大国权势均衡，坚决避免选边站队。更为重要的是，东盟试图通过这一均衡，主导地区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同时大力推动地区合作，以合作消弭各种安全困境，从根本上确保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与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内在一致。

当前，在亚太安全架构中，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安全机制仍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中国正进一步成长，在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大;其他大国均加大了对亚太的关注：俄罗斯正着力开发远东，加大对亚太事务的投入;印度东向、澳大利亚北望，日韩等国也均提出了亚太安全的新倡议，加上已经存在的多边安全架构，亚太地区安全已经多边化了。但是同盟安全与多边安全的较量仍将继续至可见的将来。

结论

美日同盟与东盟分别代表着两种东亚进程模式和未来秩序形态：同盟模式和共同体模式。前者通过对行为体的区别与选择实现，后者通过对不同行为体的联结与统一实现。其中在经济领域，集中表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推的RCEP之争;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美式民主和价值观念与东亚共同文化传统之别;在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同盟模式和东盟倚重权力均衡与多边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两种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胜，使东亚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地区进程。而同盟与共同体的互动模式必将对未来亚太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