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思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宋肖利

论中庸思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宋肖利

中即适中，庸有用和常的意思。中庸即中为常道，同时要用中，恪守中道。《中庸》一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逻辑严密，是儒家重要的理论著作。其书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集中论述中庸之道不易实现的缘故，并指出智、仁、勇三达德是入道的方法。

中庸 可能性 智仁勇

一、中庸题解

“中庸”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指中庸思想，二指《中庸》一书。

关于“中”的含义，《甲骨文编》中已出现跟现在“中”相似的图形，都有中心之意。而《易》中出现的“中”除中心之意外，还有不偏不倚、中正之意。如《易经·未济卦》九二爻：“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关于“庸”的含义，《尚书·康诰》：“庸庸祇祇威威显民。”这里的“庸”是“用”的意思。《易经·乾卦·文言》：“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其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的“庸”，都是“常”的意思。由此可见，“庸”字有两个意思，一是“用”，二是“常”。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朱熹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1］这样，中庸思想就有两层含义，一是理论层面，人要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以平常自然的心态对待世间万物。二是实践层面，在掌握了中庸的理论后，要在生活中实践中庸，以中庸之道来修心、修行，即要用中。

《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中庸》为第三十一篇。《中庸》一书传为子思所做，共33章。西汉时期就有人解释《中庸》，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直到唐朝，《中庸》思想的深刻性才为人所发现，唐朝哲学家李翱的《复性书》发掘了《中庸》所蕴含的性命思想。而到了宋代，《中庸》的价值才真正得到重视。周敦颐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中庸》一书的形上学和心性论。影响最大的当属朱熹的《中庸章句》。朱熹认为《中庸》“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1］朱熹将《中庸》与《论语》、《孟子》、《大学》合在一起，称为“四书”。至此，《中庸》在儒家中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最早明确提出中庸命题的是孔子，但孔子并未将其详细申说，《论语》中“中庸”一词只出现了一次，即《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从中可看出，其一孔子将中庸放在道德层面上讲，视其为最高尚的道德。这说明中庸是由内而发的，即在人的内在心性的基础上而生发的美德。其二这种德行人们已经缺乏它很久了。这暗示着中庸之道不行于世的事实，也说明中庸作为至德，要实现它是很难的。《论语·先进》中的“过犹不及”［2］被认为是对中庸思想的最直接的解释。《中庸》一书从“过犹不及”出发，对中庸思想做了详细而系统的阐发。

二、世人对中庸思想的误解

中庸思想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如今人们对中庸存在很多误解，有不少人认为中庸就是不作为，态度消极，不思进取，或是折中，一味妥协，没有主见。如今，中庸成为那些平庸人的借口，他们借中庸来标榜自己的碌碌无为。也有人认为中庸就是在双方都不得罪的条件下达成自己的目的，成为圆滑的处世之道的代名词。不得不说，如今之人对中庸的误解令人震惊而惆怅。

首先，中庸之道不是不作为，而是合理有度地作为。朱熹指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用“平常”来解释“庸”，借以指出中庸的合度性、长久性、日常性。郑玄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庸”有“用”和“常”两个意思。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常的意思，认为中庸就是不作为。实则不然，庸还做用讲，就是作为。综合来讲，中庸之道就是合理有度地作为。

其次，中庸之道不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还强调实践，即用中为常道。

因此，中庸之道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三、中庸之道实行的不可能与可能

《中庸》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集中论述中庸之道不易实现的原因，并指出智仁勇三达德是入道法门。这一部分围绕“道其不行矣夫”而展开，结构完整、内容清晰、逻辑严密。

第二章以君子和小人对举，阐释中庸之道。其一君子能做到中庸，小人做不到中庸。这似在说明中庸之道是君子之学，为中庸之道设置了一个基底。中庸是 至德，那么能实现中庸的也必然是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的君子。其二君子和小人的差距在于人生态度。君子有敬畏之心，所以具有做到中庸的可能。小人没有敬畏之心，无所顾忌、肆意妄为，从根本上来说没有意识到中庸的存在。正如《大学》里所说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1］而“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1］其三中庸之道的“时中”原则，即中庸是合时的，变通的。中庸绝不是固守一理，而是因时变化，寻求事物的最佳平衡状态。中庸实际上包含着积极的辩证因素。

第三章直接感慨中庸之德的不兴。《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两处相关照，可知孔子将中庸视为至德。这为后文论述中庸之道不兴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论述道之不行、不明的原因。论述道之不行，以智者和愚者对举。论述道之不明，以贤者和不肖者对举。“道之不行”的“行”指的是实践，“道之不明”的“明”讲的是认知。这一章从知、行两方面来论述人们做不到中庸的原因。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庸之道要知行合一。

第五章孔子再次发出感慨，“道其不行矣夫”！孔子发出如此感慨并不代表他认为中庸之道从此没落，再也实现不了了，而是充分认识到中庸作为至德实现的困难性。这一章承上启下，既承接第四章道之不行，又开启下一章，由道之不行到论述如何使道行。

四、智仁勇——使中庸之道成为可能的三达德

第六章以舜为例来说明“智”这一美德是通往中庸之道的一把钥匙。孔子认为舜是具有大智慧的人。舜得到智慧是因为他“好问”与“好察迩言”。求知于外就将学习的视阈无限扩大了。继而“隐恶而扬善”，这里说的是乐于学习别人好的一面。有见贤思齐和择善而从之意。真正的智慧不仅是自己得到智慧，还要让别人也变得智慧，从而使“智”达到认知和实践相统一。舜从百姓中得到中庸的智慧，又“用中于民”，使百姓去恶得善，这才是大智慧。

第七章上承第六章智而言，实质上是讲愚，有两种情况。其一自认为聪明的人却好走极端，没有意识到中庸。其二选择中庸后不能坚持。两种情况都不能达到中庸。这一章也从反面说明行中庸之道，要先明道后守道。

第八章以颜回为例来言守，即坚持的重要性。颜回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各方面都很优秀。孔子夸赞颜回“不迁怒，不贰过”，［2］“其心三月不违仁”。［2］颜回非常有毅力，身处困境也能坚持自我。《论语·雍也》中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颜回“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他以自身存在为我们说明坚守中庸之道的可能性。颜回能做到持之以恒是因为他坚持了仁，他本身就是一个仁者，因为具有仁德，所以能坚守中庸。

第九章“天下国家可均”，“爵禄可辞”，“白刃可蹈”，朱熹认为“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也”，［1］把这三件事情分别与智、仁、勇相对应。天下国家依靠智可均，爵禄依靠仁可辞，白刃依靠勇可蹈。但是此章最后一句是“中庸不可能也”，此句不是说中庸不能实现，而是说实现中庸很难，前面以舜为例来说明“知”，以颜回为例来说明“仁”，按照逻辑推理中庸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要智仁勇三者兼具。“国家天下可均”对应舜的“知”，“爵禄可辞”对应颜回的“仁”，非常符合两人的情况，前后逻辑严密。既然“知”、“仁”已经论述过，接下来就应当论述“勇”了。

第十章“子路问强”，“强”就是“勇”。以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对举。南方之强，朱熹说：“宽柔以教，谓含容巽顺以诲人之不及也。不报无道，谓横逆之来，直受之而不报也。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1］南方之强就是温柔宽厚地教育人，“不报无道”接近“报怨以德”的观点。［3］北方之强，朱熹说：“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强者之事也。”［1］有两层意思要说明，一是，不管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都受当地风气影响，南方风气柔弱，所以认为含蓄、隐忍为强，而北方风气刚劲，则以强悍、英勇为强。而真正的“强”是不受外界影响的，而在于自身的修养。二是，南方之强柔弱，似“不及”，北方之强刚劲，似“过”。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都不是真正的强。真正的“强”是坚持中正、不偏不倚。所以后文提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和而不流”类似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2］与人相处会有不同的见解，但能够和谐相处，既尊重别人的观点，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也就是《庄子·知北游》的“外化而内不化”。［4］既能顺应外物，又能保持内心的本真。最后，分别论述在国有道和国无道两种情况下，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强，即“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颇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意。而“至死不变”四字深刻说明择善固执，即“吾道一以贯之”的高尚品格。［2］

第十一章旨在说明向圣人学习，坚守中庸之道。“素隐行怪”为孔子所不齿。“素隐行怪”朱熹解释为“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1］这就将中庸之道脱离了生活，而引向了形而上的方向。儒家倡导积极入世，而“素隐行怪”将中庸之道束之高阁，完全违反了其实用的内涵，这种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使智仁勇三达德相分离，偏离了中庸之道。“半途而废”也是孔子所不齿的。朱熹认为：“遵道而行，则能择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也。此其知虽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当强而不强者也。”［1］虽然明理，但是行为上不能坚持，也做不到中庸。这就明确中庸之道要知行合一。选择了中庸，不为名利等因素所羁绊，而是做到时中，用中，这才是圣人所追求的。“素隐行怪”使智仁勇三达德相分离，“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知行不一，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智仁勇相互贯通，如何知行合一。朱熹说：“圣人与此，非勉焉而不敢废，盖至诚无息，自有所不能止也。”［1］圣人能做到中庸“盖至诚无息”。

朱熹做出以下总结：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义者止此。盖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达德为入道之门。故于篇首，即以大舜、颜渊、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颜渊，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废其一，则无以造道而成德矣。［1］

中庸，意为中为常道，同时要用中，恪守中道。《中庸》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文本多次出现中庸不易实现的表述，给人以中庸不可能做到的印象，但在行文过程中却以严密的逻辑将中庸从表面上不可能最终引向可能。只有具有智仁勇三达德，实现中庸才能成为可能。这一部分有明暗两条线，明线是中庸不可能，暗线是中庸之可能，明暗两条线相互交错，给人以“柳暗花明”之感。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汉）河上公注，（三国）王弼注，（汉）严遵指归，刘思禾点校.老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宋肖利（1990-），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