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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自刎”的文化内涵

时间:2024-05-04

周 赐 陈亚强

“项羽自刎”的文化内涵

周 赐 陈亚强

在中国历史上,项羽总是作为一个悲剧式英雄的存在。项羽的故事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巨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等故事更是传颂至今。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斗争代表的是当时旧贵族和平民势力的两大集团对抗。项羽失败有其自身原因,但深入挖掘在于其旧贵族身份的局限性。项羽自刎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一种“贵族精神”的衰败和流失,自此,中国高雅文化走上衰落。现如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需要充分发掘项羽这种“贵族精神”的文化内涵,传承并发扬。

项羽 贵族精神 传承

项羽作为旧贵族代表出现在了反抗秦帝国暴政的舞台上,终其一生盘旋在这个漩涡中,乌江自刎的结局留下了悲剧的历史一幕。本文主要探讨了项羽“乌江自刎”这一事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以期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寻找文化根源有所帮助。

项羽出生于战国后期楚国贵族家庭,家族世代为楚国大将。项羽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好读书,跟随叔父项梁一起打拼。

巨鹿之战是项羽军事才能发挥的经典战役。由于楚怀王担心项羽过于剽悍,所到之处可能寸草不生,于是将其和刘邦兵分两路进取咸阳,约定“谁先入关,谁做关中王”。(《史记—高祖本纪》)但是在路线分配中让项羽担任主攻,攻击秦军主力,困难重重。当时项羽面对的是秦军将领王离率领的20万大军,但打却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定,终于大破秦军。这一仗彻底摧毁了秦的军力,也就是在项羽牵制秦军主力的时候给了刘邦机会得以先入咸阳接受秦的投降。按照历史的发展,胜利总是属于强者,但是在这里,刘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为两人以后的矛盾埋下祸根。

鸿门宴是项羽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在秦灭亡后,只剩下了刘邦和项羽两支主力军的存在。公元前207年,项羽进攻函谷关,进驻鸿门。此刻,刘邦驻军在40里以外的霸上。由此便引出了名著青史的鸿门宴,贵族意气的项羽放走了刘邦,范增怒其不争,料到以后必成其俘虏矣。可以知道,项羽日后的处境和悲剧人生来自于其犹豫不决的性格,究其根本则来自于其骨子里的贵族气质和教养。

乌江自刎是项羽命运的终结,也是其代表的贵族文化的终结。项羽在胜利之后按照贵族建制实行分封,分封下的诸侯对其领地的不满导致兼并战争的爆发,在此基础上楚汉相争开始。项羽轻信谗言,远离范增和钟离昧。身边既没有谋臣,也没有勇士,导致其战略和决策上的失误。只凭个人的血气之勇,刚愎自用,最终失败连连,被围垓下,四面楚歌,在文学作品中,项羽在此写下了著名的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霸王别姬”唱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的悲壮人生和豪迈气概。

项羽被追至乌江,乌江亭长请求项羽乘船回江东以期东山再起。而项羽可怜从江东带出的八千子弟竟无一生还,无颜以对江东父老,最终在乌江边自刎。这种人生选择是勇敢者的人生顿悟,是英雄伟人的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的壮举。这与刘邦的背信弃义,小人之志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项羽的悲壮谢幕,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消失于人间。[1]项羽代表的是旧的贵族阶级,刘邦代表的是平民社会阶级,所以,项羽自刎不仅仅是其个人生命的消失,更体现在其所代表的中国“贵族精神”的消失。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2],项羽的悲剧命运和他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同时他的性格与他的家世环境因素也是离不开的,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贵族的一些典型属性。“项羽自刎”这个悲剧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我们在评述其个人形象的时候往往结合了其代表的阶级特征。

首先,项羽具有贵族特有的“力”和英勇气概的价值内涵。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对其介绍“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将其描述成为身材魁梧,力拔山兮的大英雄。项羽的“力”还表现在他的军事才能上,他在巨鹿之战中能够团结士兵们破釜沉舟,勇往直前,在对章邯部队的第一天反击中就9次突击,9次取胜,士兵无不为其折服。项羽的英勇气概主要表现在他被围垓下,率领骑兵突围,在乌江河边,率领仅剩的二十八骑兵奋勇杀敌,最后也没有丢掉颜面,自刎身亡。这里描述的是项羽的英雄气概,英雄气概是贵族出身的项羽的本色。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也多是表现贵族应有的气质和精神。

其次,项羽是一个有礼有义之人。《史记》中有几处讲到项羽是一个有礼之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项羽仁而爱人”、“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这些都证明项羽在对待自己的士兵将领的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仁爱之心,对其有礼有情。在鸿门宴中几次面对范增的暗示,皆不忍伤害刘邦,此谓大义。项羽的言情举止,正是当时衰落的贵族文化中体现出的贵族精神气质和重情义之举,有礼有义成为项羽性格的集中体现。

最后,项羽有着宁折不弯的骨气。崇尚人格尊严,讲求风骨气节,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教育,养成了贵族这种“骨气”。项羽他有高大的胸怀,“力拔山兮气盖世”唱出项羽英雄气概,更是其骨子里的气节所在。项羽于垓下“别姬”,冲到乌江边,完全可以趁机返回江东以求东山再起,但是项羽因其“无颜以对江东父老”,自刎身亡。可想而知,项羽想到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个人气节,一种宁折不弯的骨气。项羽自刎的举动,使他的悲剧得到了升华,从而富有崇高美。

但是往往对历史人物的评述要有两面性。项羽的悲剧人生自有其悲剧的原因,作为最后一个贵族,他可以说集中了贵族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通过多种因素相结合对其性格分析,也就得出了项羽失败的原因。

首先,在任用贤能方面,项羽心胸狭隘,嫉妒贤能。项羽骨子里的贵族宗亲观念让其更愿意相信家族成员而不是有谋忠心之士。项羽的叔父项伯就是典型的例子。在鸿门,项伯就是向张良告的密才导致项羽计划的失败。在刘邦略施伎俩后,项羽就轻信了自己族内的人,而认为范增是叛徒,于是远离范增,最后走上“自刎”之路。

其次,项羽优柔寡断,不听劝言。在几次和刘邦的较量中,项羽总是缺乏果敢,不能及时下令。在鸿门宴中,范增几次暗示项羽动手,项羽都是搪塞,在面对改变格局和命运的大事上,项羽总是瞻前顾后,显得不够果敢。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乌江自刎事件也是如此。深究其内在原因,就是这种贵族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禁锢了他的行动。

最后,其宗亲观念和分封意识。项羽按照旧贵族观念实行分封制,将领土分给诸侯。终究是项羽想要恢复旧贵族的身份与社会的主流趋势发生了冲突。平民阶级渴望权力,这样,分封制在面对历史发展趋势面前也就必然失败了。历史不倒退,分封制不能适应平民社会的需要,而旧贵族潜意识中的特权观念必定触及到特定的等级。这样,项羽最终成为改变格局中的失败方,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

项羽始终是一个悲剧英雄,他的命运是值得深思的。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再现“项羽自刎”的内容,更多的意义在于追溯他所展现出来的“贵族精神”和高雅文化,通过把握他折射出来的这种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更好的探究这种缺失的“贵族精神”价值内涵,从而将其和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逐本溯源,给文化增添活力。

第一,理清中国文化脉络,寻找“贵族精神”和高雅文化。项羽自刎意味着一种文化的结束,一个阶级的消失。伴随着社会生产走向小农经济,旧贵族逐渐破产,平民阶级逐渐兴起。刘邦作为平民的代表成为统治阶级,中国传统文化走上了平民文化的发展道路,并对古代政治文化塑造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平民主义使得中国走上了和西方完全相反的道路。自此,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使得平民被禁锢在这种庸俗的伦理规范之中。同时,中国政治集权的迫害使得文化上缺少刚柔并济的“良药”,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平民文化背景中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独立性,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附庸。在以后的社会革命中,中国文化的平民性不仅没有得到贵族精神的提升、制约,反而更加极端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平民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现代性的片面性造成的。我们在反思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认清了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应坚持认清形势,寻找缺失了的中国高雅文化的根源。

第二,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兼收并蓄。纵观西方国家思想文化发展史,无不存在着两种文化并存的现象。欧洲文化就是两种文化并存,平民文化和贵族文化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相互独立。比如英国典型的贵族文化现在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这种“和谐”相处的文化模式给了中国文化发展一些启示,给予“贵族”及其文化公正的评价。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贵族文化总是受到摧残,知识分子也总是受到迫害。基于此,客观看待传统文化的不同分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兼收并蓄原则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传承“贵族精神”和高雅文化,塑造国民精神。这里需要传承的并不是贵族阶级的所有文化,而是其中透露的能包含中华文化精髓的精神,即所谓的“贵族精神”。所谓贵族精神,就是肯定人的高贵性、神性、自由性,抵制鄙俗性、世俗性和消费性,就是超越平庸的现实生活,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从哲学视角分析,传承贵族精神具有其现实意义。当下,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风骨、品格、气质越来越被物化,对财富、权力、地位的过分追求,让一些人丢失了自尊,道德的沦丧,自身行为的乖张,显露出人性的丑恶。同时,对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让我们沦为追名逐利的小丑,可以为了自身的虚荣,妄图占据道德、精神层面的制高点,标榜自己的尊贵和荣耀。我们的内心越狂热追求什么,就代表越缺失什么。国民精神逐渐浮躁、消极、不以追求“经济效益,金钱至上”的观念为耻,反以为荣,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反思的。而恰恰项羽骨子里的贵族精神可以成为塑造和培育我们国民精神的一剂良药。

作为今天的中国,需要高雅文化的培植和熏陶,需要我们传承和发扬这种消逝了的优秀文化。总之,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项羽自刎”透露出来的这种贵族精神和高雅文化是不可或缺。我们需要引导国民的精神超越低俗、超越浮躁,我们的知识分子需要保持其固有的批判精神和自觉意识。一个社会真正良性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再做“物质贵族”,开始意识到精神力量的重要性,进而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身的修养。我们应深刻反思“项羽自刎”背后真正蕴含的意义,继承发扬传统高雅文化,塑造“有气质”的国民精神。

[1]张大可,论项羽[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5.

[2]王克奇,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项羽论[J]文史哲,2012(2).

周赐(1993-),男,汉族,江苏宿迁人,研究生,在读硕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专业,研究方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陈亚强(1992-),男,汉族,甘肃天水人,在职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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