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诗经》与陇文化”研究综述

时间：2024-05-04

马真明

近20年“《诗经》与陇文化”研究综述

马真明

“《诗经》与陇文化”是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新课题，也是华夏文明传承与创新研究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学界在《诗经》等传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考古研究的新发现，从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先周文化和先秦文化的地望问题和周人迁居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对《诗经》中与先周和先秦相关的篇目做出了新的阐释，为《诗经》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也为甘肃地域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成果。

《诗经》先周先秦陇文化述评

甘肃是先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诗经》中的《公刘》等周人史诗和《豳风》等诗篇，是对周人在甘肃陇东一带活动的真实写照。《诗经·秦风》中至少有五首诗涉及秦人在甘肃陇南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很少有人从《诗经》与“陇文化”视角来研究。近20年来，该类论文逐渐增多。主要是以《诗经》中涉及甘肃文化的篇目为切入点，围绕诗经文本，从文献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寻找周人及秦人在甘肃生存发展的证据、研究公刘和古公亶父迁徙的原因以及先周文化的农耕特征、挖掘秦文化的根源及特征等。

一、寻找周人及秦人在甘肃的证据

（一）关周先祖在甘肃活动的地域

一种传统观点认为，从不窋至古公亶父，周人都在甘肃泾水和渭水一带生存发展。当代一些学者也试图证明这一点，例如魏怀珩在《甘肃东部地区的先周文化》［1］一文中指出，截至1990年代初，甘肃省发掘和清理的先周至西周时期的墓葬大约有200多座，“为探讨甘肃东部地区的先周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实物例证。”文章分析一些典型遗址中的房址、水井、生产工具、陶器、墓葬形制、葬式、葬俗、器物组合等特征，比较其与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的异同，认为“甘肃的泾河上游，陇山东侧的崇信、灵台、平凉、泾川等地，可能是周族起源的中心地带，庆阳地区马莲河流域也不容忽视。”江林昌《姬周族“窜于戎狄之间”与泾水流域考古遗存》［2］一文，根据《诗》、《国语》、《史记》等文献，认为“先周族“窜于戎狄之间”时的活动范围主要有两个点：“先是在甘肃庆阳地区，然后沿马莲河由北向南行100多公里，而进入陕西境内的泾水中上游的豳州地区，即现今长武、彬县、旬邑一带。”再将长武县碾子坡遗址的考古成果与《诗·公刘》的描写对比，认为“该遗存正属于先周族居豳的时间与地理范围之内。碾子坡遗址的文化遗存大多与《诗经》记载相一致。”郝树声《简论甘肃地区的古文化与中原及周邻文化的互动与影响》［3］一文，根据大地湾一期出土的稷和油菜籽的情况，认为这可以证明“甘肃陇东高原是最早的黍稷文化的发源地”。并结合《史记·周本纪》对公刘事迹的记载，认为周先祖农耕稼穑的传统应该追溯到大地湾，而这种传统“自然也自西而东扩及到了关中和中原地区”。于祖培在《先周历史阶段划分及中期地望》［4］一文中，用“先周历史三阶段”的思路进行广征博引，否定了邹衡“周文化可能来自山西太原一带光社文化”和王玉哲“周人是夏人后裔”等观点。又根据《诗经》等古文献记载，对比考古遗址，认为“公刘的古邠国就在以宁县为主的庆阳市前原区”、“北起董志原北边，西界泾蒲二水，南到长武县、正宁县，东至子午岭。”

另外如郭令原《〈诗经·七月〉和周先祖公刘在豳地创业的生活情况》（《社科纵横》，1997.2）、齐社祥《公刘旧邑考》（《甘肃社会科学》，2003.3）、李莉《公刘活动区域考略》（《甘肃理论学刊》，2003.4）等文章，均是从文献-考古的思路，论证“公刘曾经在庆阳”这个主题。

（二）关于秦人先祖在甘肃活动的地域

根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中谲“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居犬丘”，西周孝王“邑之秦，号曰秦嬴。”就是说秦人早期在甘肃天水之南、礼县之东、西和之东北部的西汉水流域生存发展。当代学者们试图利用考古成果来证明这一观点。2003年在西汉水上游发现包含周秦文化的遗址38处。2004年，毛瑞林等人在《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5］对这些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等文物从材质、样式、大小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其重要特征与关中和毛家坪发现的秦文化面貌特征一致，因此认为“这里在春秋战国时期依然为秦文化的势力范围。”并结合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位置，认为“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石沟坪”这三个文化活动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战略意义显著，很可能是在秦人早期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相对有别的，但又同样重要的作用，为我们进一步确认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探索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和秦人早期迁徙路线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5年，陈平在《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6］一书中，对秦人西迁次数和起讫路线以及非子秦邑的地望等重要问题进行综合考证，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2007年，王志友在其博士论文《早期秦文化研究》［7］中，对早期秦文化进行考古学上的系统研究。对城址、聚落遗址、建筑基址、宗教祭祀遗迹、墓葬及其所代表的不同人群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先周文化晚期和西周早期，秦人是随着先周文化的扩张进入西汉水上游的。

上述研究均是以《诗经》和《史记》等传世文献的记载为基础，对比重要考古遗址的特征，最终认定甘肃陇东南是周秦文化的重要源头。相比之下，西汉水上游众多的遗址和墓葬更能说明问题，而陇东一带的先周文化遗址则显得较为薄弱，因此对周人活动地域的考察还需要继续深入。其次由于《诗经》中关于地域的记载并不明确，在研究中无法将其作为考证的直接证据，上述有些论文恰恰在这方面显得不够严谨。

二、研究公刘和古公亶父迁徙的原因

（一）文献学的考证

关于公刘迁居的原因，二十世纪前的学者往往根据毛《传》中的“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迫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8］来演绎。1992年，祝中熹在《公刘与先周历史》一文中指出，当时是夏、商政权更替之时，公刘趁机向周原进发，开拓领土，而非毛《传》所说的“辟中国之难”［9］关于古公亶父迁居的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熏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踰梁，止于岐下。”［10］2000年，刘军社在《古公迁岐的原因及其意义》一文中认为，周人“受到以光社文化为代表的狄人的侵扰，就不可能向东北转移，其西部的辛店、寺洼文化则有向东扩展的企图，自然要阻拦周人的西进。南部的商人更不容许周人的介入，因为琥丁时期的卜辞中常见‘扑周’或‘伐周’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周人只好与漆水流域的周人和岐山脚下的姜姓部族联合，以谋求发展。”［11］

（二）科技考古的介入

如前所说，近20年来的“《诗经》与陇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考古学的进展。而科技考古的成果则为研究带来了更为精确的数据。具体来说，是将气候环境变化作为影响或制约古文化发展、演化的重要因素，通过对遗址中的土壤进行考古断代、运用对土壤的实验分析数据，参考古代典籍关于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记载，探寻古文明的变迁。

1993年，王建力等人在《陇西黄土高原新石器文化与环境演变的可能联系》［12］根据土壤磁化率等测试结果，结合考古资料，认为古气候的变化是文化类型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安成邦等人在《甘青文化区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变化和可能的环境动力》［13］中，通过分析甘青地区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变化，认为是气候干旱化推动了史前文化的空间变迁。2003年，黄春长等人对碾子坡等遗址的土壤磁化率、总碳（TC）和总无机碳（TIC）及CaCO3等含量以及土壤生物变化等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从公元前1150年开始，当地气候逐渐干旱化，使土壤颗粒变粗、水分减少、碱性增强、植被退化。这就导致戎狄等游牧部落大规模南迁。也导致周人的旱作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总之，古公亶父迁居“既有干旱当中戎狄人南迁占领土地的因素，也有长期干旱歉收导致古豳旱原农业经济衰落等方面的影响。在3100a B .P .古公迁岐之后，游牧区与农耕区的界限就被推移到渭北的北山一线。”［14］

如能将科技考古成果与文献记载及其他研究成果结合，则可以为本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其关键在于科技考古理论及其推断的科学性，否则就有可能走入研究的误区。事实上就有对这种推断提出质疑的，例如吕厚远等人对关中地区的新石器古文化发展与古环境变化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关中地区气候环境变化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是由于目前对古气候-古环境变化的幅度、详细的考古文化性质的认识不足，以及时间分辨率和年代学的限制，还无法确切说明什么程度的气候环境变化对哪些文化类型通过什么机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三、阐释周秦文化的特征及文化意义

基于上述地望考证的成果，一些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甘肃对周秦文化的发祥意义，并试图寻找《诗经》中的描写与早期甘肃地方民俗文化和先周农耕文化的关联。

（一）《诗经》与周秦文化的关系

殷光熹论文《〈秦风〉总论》（上、下）参照文献、考古等成果，将《秦风》置于陕西宝鸡、甘肃陇南的早期秦文化遗址中进行考察，探讨其中蕴含的地理环境特点、秦人、秦事、秦物、秦俗以及《秦风》的气格、风调和主要特点。张先堂在《〈诗经·秦风〉与先秦陇右地方文化》一文中，根据《毛诗序》等文献，结合关于《秦风》地域和年代的研究成果，认为《秦风》中的《车邻》、《驷驖》、《小戎》、《终南》、《无衣》是“秦文公迁徙陇山以东之前秦人在陇山以西活动时创作的诗歌，由此也可以断定这五篇诗是产生于陇右的作品。”并认为秦人早期在陇右时表现出不同于中原诸国的民俗文化，是因为受到与其杂处的西戎民俗的影响而造成的。

（二）阐释“陇文化精神”的周秦渊源

李仲立在《北豳先王遗风蠡测》一文中，根据《甘肃省通志》关于庆阳府“好稼墙务本业，有先王遗风，陶复陶穴以为居，于貉为裘以御寒”等文献记载，认为庆阳尚武狩猎之风、烧食之俗、穴居“突出反映了周人居幽的物质文化之遗风”。庆阳民间祭祀、婚俗、民情、民俗、语言等方面也“表现出北幽先王之遗风”。此后姚自昌《北豳周祖农耕文化浅说》（《古今农业》，2002.4）、路笛《庆阳是周祖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庆阳先周历史与农耕文化论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08页）、刘治立《先周时期豳地的农业》（《庆阳先周历史与农耕文化论丛》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317页）等论文，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研究理路，持先周农耕文化在庆阳发祥的观点。2012年，倪童的硕士论文《从〈豳风〉到〈秦风〉》，从地理空间、民俗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入手，对《豳风》和《秦风》研究，认为二者都具有西周农业社会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分别代表了先周和春秋战国的诗歌走向，表现了秦人骁勇善战、尚武征伐等传统。

（三）探讨周秦时代的“陇文化精神”

郝桂敏《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尚武精神及其成因》文中认为《无衣》、《小戎》等诗篇突出表现出了秦人的尚武精神。秦人先祖凭武力崛起、秦人的重利思想、周王朝的倡导都是秦人尚武精神形成和发扬的重要原因。张文范在《论陇之秦文化》一文中，根据早期文献记载、后世考古发现以及甘肃历史，对“陇之秦文化”的历史渊源、核心内涵（踏实苦干、遵法守纪、建功立业、开拓进取的事功精神）、基本特征（质朴、大气、尚武、厚重、进取、开放、融合、创始、法治、统一等特质）、现代价值进行了论述。可以看作当代人试图构建“陇文化精神”的一种努力。2014霍志军《陇右出土秦早期车马葬与《诗经·秦风的互证研究》对大堡子山秦公墓地遗址、圆顶山秦贵族墓地遗址、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马家塬战国西戎墓葬发掘的武器和车马分析，并将之与《诗经·秦风》中的相关描写对比，认为“这些出土车马葬以实物的形式再现了秦人勇武刚劲、劲悍质木的民族性格，无可辩驳地说明秦文化异常鲜明的尚武气质。”“秦人除好战勇武、轻死刚勇之外，礼乐文化亦颇为发达，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从《诗经》等文献中发挥政治及道德的内容，是先秦以来的经学解释传统。上述关于“陇文化精神”的研究也正是对这种传统的沿袭。只是将文献、史实和考古结合，探究周人和秦人的文化生活，将其当作“陇文化”的重要源头，进而阐发其当代价值，这也可看做甘肃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内容。

四、结语

总的来说，近30年学界尤其是甘肃学人围绕《诗经》等传世文献，结合近年来的考古成果，在研究先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的源头、特征及其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当然也有一些深度不够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趋势。首先是重视对考古成果的利用，例如近年来在陇东、天水、陇南发现的周秦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这就克服了以往只重视文本考证、忽略与新发现的地下实物相对照的弊端。尤其是科技考古的介入，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更多的材料支撑。其次是跨越空间限制，注重对甘肃和陕西的泾渭流域同步研究，而不是只限于对甘肃领域的周秦文化研究；注重将先周文化和早期秦文化置于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商文化的大环境中，从而拓宽了研究视野。第三是利用从文化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诗经》相关篇目做出新的阐释，使之成为“陇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这也可看作“《诗经》与陇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1］魏怀珩.甘肃东部地区的先周文化［J］.丝绸之路，1996（5）：18～21.

［2］江林昌.姬周族"窜于戎狄之间"与泾水流域考古遗存［J］.齐鲁学刊，1999（5）：4～8.

［3］郝树声.简论甘肃地区的古文化与中原及周邻文化的互动与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3（11）：149～151.

［4］于祖培.先周历史阶段划分及中期地望庆阳先周历史与农耕文化论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5］毛瑞林等人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4（11）：13～20.

［6］陈平.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7］王志友.早期秦文化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7.

［8］［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9。

［9］祝中熹.公刘与先周历史［J］.青海社会科学，1992（2）：70.

［10］［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刘军社.古公迁岐的原因及其意义［J］.文博，2000（5）：12.

［12］王建力等.陇西黄土高原新石器文化与环境演变的可能联系［J］.兰州大学学报，1993（4）：284～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