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理论视野下男权社会女子的婚姻悲剧——以曹七巧的婚姻悲剧为例

朱和锋

“原型”理论视野下男权社会女子的婚姻悲剧
——以曹七巧的婚姻悲剧为例

朱和锋

原型批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于西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批评流派，其主要创始人是加拿大的弗莱。弗莱认为，文学批评应当建立一种概念性的框架，从纷繁的文学现象中找出它的原型。它可以从已有的原型意象出发，寻找相应的表现，也可以发现新的意象原型。本文试图从后者的角度，以时间为线索（从今往古）去追寻曹七巧婚姻悲剧的原型，并以此探索各时代婚姻悲剧的异同。

原型批评 曹七巧 婚姻悲剧

曹七巧是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主人公。出嫁前的曹七巧有着自由活泼，甚至泼辣暴躁的个格，又有着比较健康的人生态度。她对待生活和爱情就像普通的年轻女孩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她本可过着美好的生活，可是她的兄嫂贪图荣华富贵，一心“攀高枝”，将她许给了姜家，从此拉开了她悲剧人生的序幕。其实，仔细追寻历史，我们发现七巧的婚姻悲剧并非一个个例，在不同的时代的上都有“七巧”。而“七巧”就是一个原型，她虽披着不同的“外衣”且历经变异，但仍保持着初始意象的核心。这也是封建伦理盛行的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婚姻悲剧（原型意象）。

一、曹七巧的婚姻悲剧探源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男性主义过度膨胀的历史，女性甚至被剥削了人格和尊严，只能依附于男性而生存。在这种依附关系之中，女性被当作玩偶，成为有钱人消遣的对象，强大的男性权力主义文化挥发到旧社会的各个领域、阶级。在封建社会、旧社会背景下，“男尊女卑”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处于顶端和中心的“男”，父亲、丈夫、儿子、女儿等都必须对他绝对服从，没有人能超越这个法则。而女性更甚乎，还未出生就已经被安排，“在家从父，父死从兄，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的整个生命过程都在遵循着他人的召唤。这种状况的长期累积，“成就了”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受封建制度的影响，男人获得了极高的权力和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女性的被奴役、被压迫程度。曹七巧作为男权社会下受迫害的代表，同时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在那样的社会状况下，女性无权支配自己的婚姻，只能听从父母兄长之命。而七巧父母皆亡，其兄代父，七巧却无力抵抗，更无力冲破体制的网罗，唯一能做的——无条件地遵从兄长之命，遵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的道德伦理教条。

曹七巧的牺牲，献给了一个男性主义文化高度发展的旧社会。七巧的哥哥只爱金钱，不爱妹妹，更没有替她的幸福着想；姜家的想法是为儿子寻找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从来没有考虑一个普通女子的幸福。嫁入姜家后，七巧爱上了小叔季泽，而七巧于他，只是一个普通而又极具性诱惑的女人罢了。“一个男人可以和一百个女人偷情增长阅历与体验，但一个男人决不会和一个女人真正相爱并让她缠住。男人只需要女人的性，并不需要她的情”，如此病态的社会，只会把女人“改造”为更多更残酷的牺牲品。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掌握着全部的话语权，占据社会文化的中心，主宰着女性的人生，甚至导致曹七巧也丧失了母性的慈爱和关怀众生的圣心。曹七巧的悲惨遭遇，折射出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下、男权社会中女人的畸变历程。

二、曹七巧与贾探春婚姻悲剧的异中之同

贾探春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集才智、美丽于一身。虽庶出，却靠着自身的努力改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王夫人夸她乖巧、能干；宝钗赞她聪敏细致；黛玉对她的印象是“文采精华，见之忘俗”；宝玉：“倒是三妹高雅”……可惜，贾探春生不逢时，她出生在一个男权主义极度泛滥的时代，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纵有再大的才能，也逃不过婚姻悲剧的命运；只能无条件地接受家长阶层给她一手安排的婚姻。

出嫁是贾探春必然的命运和归宿，可能幸福，也可能悲惨。虽贵为王妃，其实只是南安王为了激励其属下的一份“礼物”或“奖品”作罢。将探春远嫁他乡，给“王子”当“王妃”，贾母却洒泪：“三丫头这一去了，不知三年两年那边可能回家？若再迟了，恐怕我赶不上再见他一面了。”嫁出去了就难再回来。什么谓之“生离死别”？对于远嫁他乡，探春是拒绝的，但她必须接受父命、接受安排，再大的挣扎也无济于事。

对比曹七巧和贾探春的婚姻，两者是惊人的相似。曹七巧就像是贾探春穿越时空的复制品，只是穿上了不同时代的装束。两者在出嫁前都积极向上，却也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探春性格开朗、大方，才情高且有一番抱负；虽出身低微却不断努力，获得大家的认可。可是，最终还是被封建家长做主远嫁他乡，与亲人终难相见。穿越时空的探春——七巧，在出嫁前也是一个积极、健康的女子，活泼可爱，任性逗乐，最后却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下接受迫害。

三、曹七巧与刘兰芝婚姻悲剧的异中之同

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在东汉建安年间，一个名叫刘兰芝的少妇，美丽、善良而勤劳。她与焦仲卿结婚后，夫妻两人互敬互爱，感情深挚，不料偏执的焦母却对她百般挑剔，并将兰芝驱赶回娘家。仲卿迫于母命，无奈只得劝说兰芝暂回娘家，日后再设法接她回来。分手时两人盟誓，永不相负。谁知兰芝回到娘家后，趋炎附势的哥哥逼她改嫁太守的儿子。焦仲卿闻讯，两人约定“黄泉下相见”，最后在太守儿子迎亲的那天，双双殉情而死。

如果说焦刘婚姻悲剧的主谋是焦母，那么兰芝的兄长就是名副其实的帮凶。“阿兄”对妹妹的遭遇并没有表示同情或安慰，却是大言相讥，她能拒绝心软的母亲，却无力抗拒性如烈火的兄长的威逼。兰芝至此彻底明白，与仲卿之间爱情的约定已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地位低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大门不出，二门不入”，重重枷锁禁锢着女子的身心。女性尽管在家“日夜勤作息”，但外出谋职的机会少之又少，经济上不独立，也就难以争取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也许是造成她们的悲惨遭遇的根源吧。

曹七巧和刘兰芝生活的年代相隔久远，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却有着基本相同的婚姻的悲剧。虽说，七巧的悲剧是兄嫂和自身的畸变造成的，而兰芝的悲剧则主要由焦母和兄长造成，但她们的悲剧都有一个共同的“根”，这个“根”穿越时空，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四、结语

男权主义就像一种无形的“种族记忆”，无论何时何地都普遍的存在着，反复地出现着，根深蒂固地生长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尤其是在封建思想极其盛行的各个年代里，不同人物的命运发生着戏剧性的相似，究其深层，她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意象”——原型。正如曹七巧、贾探春、刘兰芝的悲剧，虽说它们婚姻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导致她们悲剧的根本原因却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古代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下的产物，隐藏在这些制度背后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君贵奴贱的政治文化和封建伦理文化。在封建时代，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决定了女人的命运。

［1］陈鸣树.文艺学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7）.

［2］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倾城之恋金锁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9）.

［3］易立新.男权主义文化中男性的主体地位——德来塞对男权主义的理解和对抗研究之一［J］.文学研究，2010（07）.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朱和锋（1991—），男，广东化州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文学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