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视角下论述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政治认同

丁　义　马子杰



文化认同视角下论述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政治认同

丁义马子杰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战争的高峰。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以拜上帝教信众为主要斗争力量，这与当时的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在很多层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抵触。以往的论文通常也会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太平天国运动，但是从文化认同视角下探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政治认同，尚未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调查，探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倡导的文化对于时人政治态度的影响来分析本场运动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解这场农民运动。

文化认同 政治认同 太平天国

一、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

认同（identity），最早的“认同”概念的引入首先源于心理学。作为较早提出“认同”概念的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作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自己的自我”“认同作用是个体与对象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1］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用“同一性”的概念将“认同”的内涵加以扩充，并使得“认同”这一术语在现代心理学中变得日益重要。在现代英语中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认同；二是身份。与此对应的，认同可以说是一个用于社会科学中表达个体自身的理解和被他人认同的概念。王晓路等曾指出：“将identity译作‘身份’以彰显差异，‘认同’以突出同一，‘身份/认同’以强调整体概念。”［2］随着心理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之中。而这其中就包括在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中所构建起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概念。

文化认同，是“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3］在原始氏族部落时代便已产生，“当社会组织从家庭扩大到氏族和部落，成员的联系纽带从血亲扩大到姻亲观念认同时，氏族成员的认同便已经初步具备文化的内涵。”［4］就此而言，一方面，文化认同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于社会实践的丰富；另一方面，文化认同是决定着族群内产生的新文化与族群外的异文化能否被接受的价值判断标准。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5］这种归属感则来源于国家、政党以及政治思想所代表的价值判断与个人传统的价值判断的一致性。从中我们便不难发现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相当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集中体现在文化认同是构建政治认同的基础，而政治认同也是促进文化认同的重要推动力量。

文化认同对于构建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文化认同意味着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认定的价值观念，而共同价值的观念便成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精神纽带，而这样的精神纽带的存在构建起了公民政治认同的前提；其次，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所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念之中，直接地存在着一些对于现有统治者统治合法性的论证，这样的论证直接地加强了被统治者对现有政治统治的认同；最后，在观念的信仰方面，统治者较于被统治者如果能够处于一种优势的地位，并使其在信仰方面成为被统治者模范，这种模范效应的存在更能够增强被统治者对现有政治统治的认同。同时，政治上的认同能够有效推进政治文化的传播，而政治文化的传播更有利于构建文化上的认同，基于此“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文化不认同，政治认同难一致；政治不认同，亦有可能弱化文化认同。”［6］便不难理解了。

二、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倡导的文化价值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日益腐朽堕落的清政府的统治下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而洋人入侵所带来的民族危机的加深则直接激化了当时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太平天国运动则是这些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表现。同时，正如汉高祖醉酒斩白蛇起义一样，中国古代每一场农民战争都试图寻找一个合理合法的政治口号去反对现有的统治，太平天国自然也不例外，拜上帝教中自称为“天父上帝次子”的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所倡导的文化价值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以“排满”为核心传统的民族主义文化；二、构建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政治文化；三、以拜上帝教文化为核心的宗教文化。

在中国历史传统中，虽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定为官方学说，儿儒道墨法四大家都还是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其中，墨家“所云爱，以平等周边为鹄。差别主义，结果必至有爱有不爱”以“别”与“兼”相对，创建了人人平等的“兼相爱”的理论。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很显然是与封建统治的等级制度相抵触的，所以在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市场的。然而，对于底层民众而言，虽未接受过西方人权思想教育，但是作为农民的无产者身份却是人人所共知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人人平等的思想显然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领导者号召农民参与到反抗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

因此，和中外的很多农民战争一样，太平天国运动披上了拜上帝教的宗教外衣。洪秀全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中偶然得到了梁发的《劝世良言》而其中的基督教文化给了因屡试不第而产生认同信仰危机的洪秀全以启示，作为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杂糅的拜上帝教文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了他酝酿起义、进行舆论动员的工具。“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与此同时，清朝无法摆脱历史的宿命，土地兼并剧烈，如桂阳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除此之外，“浮收”现象也相当普遍，钱粮常由“卯铺”包收“此辈辄上下其手，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种种名目，苛收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与之对应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则从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创建一个“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帘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保暖矣。”的理想社会。而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总体下行时期在激起下层民众不满中还是很有感召力的。

三、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文化认同及政治认同状况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支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的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就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社会危机的加深无疑动摇了社会人士对于清政府的政治认同，而这却在反面上增进了时人对于作为清政府对立面的太平天国政权的政治认同，加之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思想和人人平等理念的引入以及拜上帝教的宗教感召力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使得太平天国的势力获得了极大地提升。这使得“在上海，一般人都注视这样一个进展神速的”“几乎完全颠覆满清帝国的太平天国起义。”

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则是“经典删改镌刻颁行后，书士才能读习。”更有甚者，因为传统文化中的偶像崇拜与拜上帝教文化中的破除偶像崇拜相异，“到起义后，凡克复的地方与军队经过的地方，到处都雷厉风行地进行捣毁偶像，所有佛寺、道观、城隍、社坛，以至凡百祠庙，无像不毁。”“命其四人将妖眼挖出，须割去，帽踏烂，隆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而这些举动立即引起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抵触，作为晚晴中兴第一名臣和理学大师的曾国藩出师“剿匪”时檄文中就有“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不止于社会上层人士，作为南京城内的秀才看到太平军对于儒学的否定态度后“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灭绝圣贤心枉用，祖龙前鉴正非遥。”

同时太平军自身的文化素质之低也为有学识的人所不齿“贼馆重门洞开，每屋必有楹联，悉用黄纸朱书，字迹恶劣，语言狂悼。”而参与“太平天国中的大多数文士投入革命是被情势所迫，并非出于自愿。这些被太平军掳来的文士从内心抗拒太平天国的统治，在文书工作中态度消极。”这一切引起了社会的巨大的反弹，文化上的不认同甚至是鄙夷成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反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因素。文化上的不认同直接地导致了政治的不认同，凡必称“贼”、“匪”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贼众昂然蜂拥入城中者，杀巡抚、闭城门。不分官府、商家，但择巨室、富户，即行劫掠。”“故于贼尚未至之前即悬梁、投水，以全节自尽者甚夥。种种惨事，莫可言状”

四、结语

太平天国旨在利用宗教鼓动社会底层并利用排满情绪煽动社会，它利用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情绪并承接了还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反清复明”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参与运动的积极性并使运动在短期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对应的，拜上帝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以及运动领袖集团对于传统文化所秉持的消极的否定态度引起了包括士大夫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与反对，曾国藩承接了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社会舆论动员，成功调动了士大夫阶层的奋起和卫道护法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太平天国运动便成了一场讨伐异族与讨伐异教的民族宗教战争。“中国人在种族上无狭隘之见，只在文化上有信念，不肯放松。中国人为种族而斗争者少，为文化而抗争者多。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感，不甘心文化之灭亡。”而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之所以失败除了与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不思进取之外，相较于讨伐异族，维护纲常伦理在社会上更具感召力，不仅如此，就起社会基础而言，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与信教群众，斗争性有余而缺少理性与道德的约束，所有的这一切最终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王晓路，等.文化批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冯天瑜，等.中华文化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4］钱雪梅.论文化认同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特性［J］.世界民族，2002（3）.

［5］王邦佐，等.政治学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6］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J］.中国社会科学，2013（9）.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