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曝书活动探析

□ 谢秉哲 倪盈晟

一、关于曝书的概念

关于曝书的概念，学界有许多界定和考证。比较清晰完整的描述是：“曝书是通过将文献在干燥的环境中晾晒，降低文献的湿度从而使害虫和霉菌无法生存、不再滋生的非常有效的物理方法。”曝书有文可载的历史，最早通常可以追溯到郭璞所注的《穆天子传》中，据说周穆王“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林”，郭璞对“蠹书”的注解是曝晒书中的蠹虫，因而有些版本也在文中增添一字，成为“曝蠹书于羽林”。但是以此说法来认定西周时期便有曝书的方法，实际上是有些草率的，《穆天子传》成书的真伪也有待考证；但在《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记载“书暴诸日”，可以基本认为周代是有曝书活动的存在的，只是细节难以考证了。

二、宋代曝书活动概况

秦观的《次韵孔彦常舍人曝书》以及孔武仲的《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诗》这两首诗细致描绘了宋代因曝书而产生的“曝书会”活动盛况，宋代的曝书会是由朝廷组织的，借着晒书的机会打开图书库府，并且置酒宴请群臣，席间应当还会有诗文酬唱。席间并有张耒、黄裳等人次韵为此事作诗，可见此次恢复曝书会在文人中影响非常大。

北宋的曝书活动，自宋太宗年间便有了规模盛大的宴会。“雍熙中，昺献《礼选》二十卷，上尝因内阁暴书，览而称善，召昺同观，作《礼选赞》赐之。”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宋太宗亲自视察内阁的曝书活动，并且阅览了新近的藏书，因此才有了作《礼选赞》赐予献书人的行为。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记载宋太宗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秘阁，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点检供御图书，选三馆正本书万卷实之秘监以进御，退馀藏于阁内。又从中降图画并前贤墨迹数千轴以藏之。淳化中阁成，上飞白书额，亲幸召近臣纵观图籍赐宴。又以供奉僧元霭所写御容二轴藏于阁。又有天章、龙图、宝文三阁，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书，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图典之盛，无替天禄、石渠、妙楷、宝迹矣”，这也是宋太宗时期曝书活动的记载。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的记述十分详细，从中可知北宋曝书会的大致活动内容：首先是开展曝书会的机构，是由秘阁下令吏部侍郎和秘书监，首先检查清点皇家书库，将一部分选取出来的书籍送入宫中，其他依旧放置秘阁之内。除了书籍之外，还有“前贤墨迹数千轴”，因此曝书会所晒的不仅是书，还有其他收藏的绘画书法卷轴。馆阁诸公有机会一睹国家馆藏书籍珍品真容，此时会有盛大的宴会。

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定都应天府，是为南宋的开端。十一年后，迁都临安，后来南宋都城就一直在临安。绍兴十年，金人与南宋达成《绍兴和议》，确立了以淮水为界的南北分隔，南宋获得暂时的偏安。绍兴十三年，南宋馆阁恢复北宋的曝书制度，《宋史·职官志四》记载：“十三年，诏复每岁曝书会。”此次曝书会被陈骙记录在《南宋馆阁录》中：“绍兴十三年（一一四三）七月，诏秘书省依麟台故事，每岁曝书会令临安府排办，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每岁降钱三百贯付临安府排办，从知府王映之请也。”

自此，南宋开始了在临安主办曝书会的惯例。

南宋早期的官方曝书会主要是在农历七月，按记载是“本省年例入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但在《南宋馆阁录》中的记载主要是“七月”。与北宋不同的是，南宋曝书会增添了“赠书”环节，有“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到场的人也会有赠书。次年，“玉堂宸翰”石刻完成，翰林学士周麟之奏请将此书在曝书会上发布，并分发赐予与会的官员，于是曝书会又有了新书发布和分赠的功能。与北宋相比，南宋在印刷术方面有着较为完善的发展，因此民间藏书十分丰富，民间自发的曝书也非常常见。民间的曝书通常安排在秋日有阳光的日子，因为南宋主要地处江南，秋日是一年中较为干燥的时节，而因为季风气候的缘故，“秋老虎”天气依旧十分炎热，适合曝书。喻良能有《曝书》一诗说：“秋阳千里晒，聊复曝吾书。自笑年来事，昏眸眩鲁鱼。”陆游家中藏书很多，因此他的诗中也常有记录曝书的事情，例如《林亭书事》中写“约束蛮僮收药富，催呼稚子晒书忙”，《秋懹》中称“晒书朝日出，丸药昼阴移”。

三、宋代曝书活动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

宋代的曝书活动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是国家性的，第二是文学性的。所谓国家性的，是说宋代曝书活动以馆阁、内阁组织为主，帝王也会参与曝书活动的赐宴观书；所谓文学性的，是说宋代的曝书已经不仅仅是以保护书籍本身、协助馆藏收纳为唯一目的了，而是增加了文学宴会的性质，一方面有朝廷拨款赞助宴会的餐饮酒品，另一方面则主要大力宣传儒学文化，“帝欲其知文儒之盛”。这就导致了宋代的曝书活动在晾晒书籍之外，同时也成为一场举国上下的文化盛宴。

正因为有这两个特性，宋代曝书活动有着两种强大的社会影响力。首先是国家对文人的重视和宽容。《玉壶清话》中记载宋太宗时期的故事说：“太宗建秘阁，选三馆书以置焉，命参政李至专掌。”当时秘阁就是帝王藏书的地方，掌管藏书的官员只能负责执掌管理，并没有资格擅自阅览，旁人更是无从接触到这些书籍和艺术珍品。当时有李昉、宋琪、徐铉三位学士想要参观这个新建的秘阁里的藏书，李至担心被责罚而不敢打开藏书阁，于是学士们便笑道：“请无虑，主上文明，吾辈苟以观书得罪，不犹愈他咎乎？”于是几个人不顾李至的劝阻“强拉秘钥启窥”。这一行为可以说是十分大胆的。宋太宗知道后，不仅没有责怪强行观看书籍的学士，反而立刻安排酒宴赐饮，“仍令尽出图籍古画，赐昉等纵观”。宋太宗对于文人稍显出格的行为不以为忤，正如三位学士所言，“主上文明”——宋代帝王以文治国的态度，表现得极为明确。

其次，由于宋代曝书活动的文学性，宋代的文学乃至书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梅尧臣有诗以记：“五月秘府始暴书，一日江君来约予。世间难有古画笔，可往共观临石渠。”虽然南宋印刷术已经十分发达，但珍稀的古画、书法真迹，却只能在曝书会的时候一睹真容。梅尧臣诗中提到的书画有王羲之王献之墨迹十一卷、小楷乐毅论、以及四本绝品画：戴嵩吴牛望青芜，李成寒林树半枯，黄荃工妙白兔图，以及不知名的二公对弈图。可见当时曝书会中书画珍品之多。曝书会增加了文人艺术家与这些艺术珍品近距离接触欣赏的机会，继而影响了社会整体的文化审美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