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殇

吴树　蒋铮

卷首语

历时三年多，这部书总算脱稿了，我们如释重负之余，深感忐忑不安。

这几年，正是中国教育经历十年复兴、十年停滞、十年沉沦的历史进程后，开始顺应中国改革大潮寻找新出路的裂变期——脱轨、阵痛、迷茫、探寻……这一切，带给本书作者的是一次次补充调查、反复论证、多重思考、更正表述……于是，在超出合同期限一年多后，我们才将书稿交审付梓。

即便如此，我们仍知身在改革大时代，文于思潮多变之秋，要想跟进或驾驭全程只是妄念，惟用诚惶诚恐之拙笔，截取大时代之下的若干凡人故事报告于世，至于其中人物命运的前世今生、是非曲直，且由读者见仁见智、思之评之便罢。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同仁们，对我们此种愚顽执著的书生意气给予了理解与支持。

这一千多个昼夜我们做了些什么？明查暗访了国内数十所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学。其中有万众仰慕、一“座”难求的重点中小学、“超级高中”、大学名校，也有默默无闻、甚至是被人遗忘的普通学校，还有鲜为人知的“状元生产线”、校园“江湖”……我们重点调查了近年来发生在校园里的若干典型案件“第一例”，力图通过对那些悲剧元素的透析，将其净化为可以激发正能量的动力，以期达到阻止悲剧续演的目的。

在百余名受访人士中，有多位中科院院士、著名大学校长、资深教育家，如杨福家、朱清时、潘际銮、刘道玉等。有知名或不知名的各类大学不同学科的教授、学者，也有参与应试教育、功名显赫的“高考神校”领导，有默默无闻、甚至羞于启齿的普通学校老师，还有一些欧美国家有“故事”的教育人士和家长。

值得单提的是，在数十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新老学生中，有恢复高考后曾经万众瞩目、如今行踪难觅的第一代著名“神童”，如宁铂、谢彦波等；有负笈游学海外的低龄留学生，如被移民美国的神秘龙凤胎、留学法国的中国女孩莎拉等；还有“混迹”校园“江湖”、自称“灰太狼一族”的问题少年……读者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篇独家人物访谈和受访者的奇特经历，一窥我国当代青少年进取之艰辛，堕落之无奈。

感谢所有受访者，对我们的调查给予了充分信任和鼎力配合，无论观点各异，不拒尖刻追问，好事坏事讲真事，好话坏话说真话，喜怒哀乐显真情。尤其难忘的是一些不幸经历失子之痛、心陷莫大悲哀的学生家长，在接受采访时，不惜忍受“剜肉医疮”之苦，以现身说法警世示人，多番让我们泪洒当场……

我们知道，所有这一切，皆因各位受访者与作者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深受现行教育制度之累的孩子们早一日脱离苦海、重拾童心，让每一所学校早一天净化为莘莘学子们健康成长的保护神。

在梳理案例、廓清思路时，我们也有过许多纠结，比如一些教育学者告诉我们：中国大学死了；但在另一面，刘道玉、潘际銮校长又告诉我们：中国大学可以不死；杨福家、朱清时校长则告诉我们：中国大学可以活得更好！三种思维、三样说法、三重逻辑，透露出什么？中国教育在反省、在反思、在寻找适合自己的出路。

翻开世界历史，无论哪一次重大变革的出现，都会伴随一场文化理念上的冲突与革命。而这种文化理念的蜕变，又经常被包裹在某种迷障之下缓慢、痛苦、焦躁地进行着，一直挣扎到旧皮褪尽、新肌发生。我们的国家教育，我们的民族文化，不是正在经历这样一次脱胎换骨的“涅槃”与优化吗？身在其中，进退与共，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泯灭理想，我们当有足够的信心走向未来。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向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向中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理由先生，表示诚挚的敬意。他们以不同的身份，站在不同的角度，为本书撰写了精彩的序与跋，足以诠释本文的意旨与精神。

三十年我们缺失了什么？（序）

理由

掩卷而思，这不愧为一部奇书——中国教育的话题被千千万万的家庭为之焦虑、为之困顿并寄予殷殷厚望，在这同时又被一大群专家与权威所热议、所剖析并言之凿凿地指明出路却未见成效；面对多元思辨的无解，在莫衷一是的窘困中，以及说起话来就激烈爆棚的语境，这本书究竟还有多少文章可做？这着实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但是本书作者做得非常出色，显然境高一界，艺高一筹。

大面积深入、专注、机智地调查，而且常常是锲而不舍地追踪式采访；一旦目标确定之后就随之一个足够的周期，不论是深受应试教育之害的学生，还是看似施害者的教师或家长，抑或是那些“超级考试工厂”的神话，作者都以职业的执着和极大的耐心关注着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各个节点，呈现出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虎头豹尾的结构。如此竟然把一部非小说写得比当下许多小说都更精彩凝练，在一连串鲜活、可信、得之不易的故事中闪烁出灵性的芒辉，从而令读者手不释卷。

书中那些受害者与施害者犹如在同一沸腾的炼狱中互为因果也互相转换，每一真实的案例都展现一幅风情万种却撕心裂腹的画卷，顺乎情理又出乎意料。书中那个名叫麦麦的失踪少年，还有小小年纪就出国留学的龙凤胎，或是“天上人间”的刘彩霞，读来震撼之余，伴随着一种近似禅宗的彻悟。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几乎可以信手拈来。于是，我们看到作者代价高昂的、艰辛茹苦的、义无反顾的付出，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直至海外，在调查现场敏锐地应对变化莫测的前沿格局，以期扑捉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也看到，这部书的精髓形于书内而修于书外。

从这个意义上，此书的可读性对于众多关心我国教育问题的人士来说是无可替代的。

全书上下两卷，上卷以基础教育领域为主要题材，下卷以高等教育领域为主要题材，话语的环境氛围似乎一张一弛。

在普及教育阶段，孩子们本应享受更多快乐和更加健康的时光，却在书山题海的高压下喘息着。故事的高潮是那些升学率很高的“名校”，一人就读，全家动员；一届高考，千人拜树，万人放灯，夹道送考，弥漫着巫术般的狂迷。人生的目标如此浅近，误把理想当做现实，错把现实等同理想，以致暑期后开学的大学校园，本应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的大好时光，我们看到却是另一派松弛凌乱的景象。

作者并不止于病态现象层面的精致描述，而是抽丝剥茧般地剖解着高等学府的外弛与内张——为项目经费的撕搏，为评职称的剽窃，以及依附于官僚体制的腐败和挥之不去的暴戾之气。通过一个个案例之后的链接、访谈和作者手记，从而将全书引向思辨的框架，向社会发出一声声叩问，并保持驾驭宏大话题应有的超然。

国人说起教育改革的宏论滔滔可谓罄竹难书。不过，毕竟言者易，行者难。在本书的下卷出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三位践行者——被称作“三剑客”的大学校长。他们一样的襟怀抱负，不一样的机遇，略显差异的性格，天壤之别的成效，在比照的镜像中意趣盎然。作者又在中西教育文化比较的回廊中荡漾了一下，答案清晰明了，结论欲吐还含，构成本书又一组华彩的乐章。

众所周知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经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迁，人们应该有了更清晰的观察。其实，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看穿，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乃钱学森之盼。

三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事业拥有很多收获：普通教育取得傲人的成就，即使远在穷乡僻壤也播下知识的种子。高等教育更是辉煌显赫，每年从大学校园里走出令全世界为之眩晕的大批工程师，还有腹藏孔孟老庄又熟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人文学者。他们身影的背景是亮丽的教学大楼、雄厚的师资和无边际扩展的校区……这一切都可量化为庞大的数字，那数字令人瞠目结舌。

但是，钱学森之盼依然悬浮于空中，可望未可及，现实与这位先贤的希望相距甚远。

三十年来我们显然缺失了什么？让我们重拾理想与现实这个并不新鲜又不可释怀的话题。三十年来，从成人到孩子的芸芸众生，人们的理想在一点点消磨、抽空、褪变，遂之把滚滚红尘的功名利禄当做毕生追求的渴望。

什么是理想？它的词义并不深奥，无非是比行尸走肉、沐猴而冠又多了一点精神的意涵，却足可使人回肠荡气、血脉贲张。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可以在一无所有的绝境中奋起；一个失却理想的民族，也可以在繁华似锦中枯萎凋零。

中国后顾有忧，其忧的作者在书中击节长叹，其忧令此书的读者抚卷沉思！

理由

2016年元宵 海南

“虎狼效应”下的青春暴动

也许人们可以将一宗宗家暴事件统称为“棍棒底下出才子”的“平民妄想症”，如果推开代表当代中国“普世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和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院门，其间又是怎样一番风景呢？

21世纪初叶，中国家教圈刮起一阵动物旋风——虎妈、狼爸、鹰爹……他们频频亮相于国内外众多媒体，以自己“成功”的教子范例，强力推动家庭暴力主义，使之成为可以与当代主流教育思想相匹敌的成才攻略。

“三天一顿打，孩子上北大”

2011年夏末，一些刚熬过揪心的高考又陷入儿女落榜困局，正犯愁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中国家长们，忽然疯传一段网上视频，接着又抢购一本与视频有关的书，然后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纷纷在网络论坛围绕一句话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您是活菩萨显灵，拯救芸芸众生！”

“他就是一堆垃圾！一个江湖骗子，生意做不好，写书骗钱混日子！”

“感谢您，为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中国父母指明了方向！”

“去死吧暴君！自以为是的虐待狂！”

“我能把儿子送到您家里去培养吗？”

“摊上做他的子女我宁可做孤儿！”

……

那是一段怎样火爆的视频？一本什么内容的书？如何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怎么能在搞怪成风的网络上激动那么多见怪不怪的网民？

这三样同出一人之手——萧百佑，香港籍商人。萧哥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国际金融系，曾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职，公司关闭后开始下海创业，结婚后定居香港，现膝下有一男三女。

三十年来，尽管萧百佑在金融、地产领域都小有建树，但值得他大声嚷嚷的还是培养了四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取得了足以让国人羡慕嫉妒恨的伟大成就——2009年，老大老二通过“港澳台全国联考”，双双被北大录取，打破了兄妹同届上北大的招生记录。2011年，老三高中毕业又考上北大，剩下小女儿尚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学琴，只待来年金榜题名。

人生在同一座迷宫里窜进窜出，成成败败一半赌际遇、一半拼风云。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萧百佑先生和他“一门三北大”的家教神话顶多只够拼装一段江湖传奇，抑或仅限于他的朋友圈内一席美谈，酒足饭饱后转瞬即逝。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使得这位在商场上折腾多年未成正果的商人，一夜之间风生水起，囊获一枚属于自己的专利商标——“中国狼爸”。书封、博客、微博、演讲……概莫例外。“狼爸狼爸”地叫得多了，他的真名反倒渐渐被边缘化，没几个人记得住。

萧百佑出名得益于他写了一本书，他写那本书又得益于一次朋友聚会。

尽管此前只是在商海里打滚，萧百佑与文化界一些名人雅士结交甚笃。著名影视导演高希希、著名畅销书作家海岩、中央电视台名嘴阿丘、著名文化策划人江小鱼等一干人众，都是他的座上客。

一日，萧百佑与几位北京文化界友人闲游香山，谈及他的教子真经，没想到被大家狠批了一通。可批归批，友人们对萧百佑家教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不得不翘大拇指。说道他一门三北大时，擅长文化策划的江小鱼突发奇想：“我说老萧，你的教子真经若写成书出版，一定畅销！”

“哎哎——有道理！”海岩、阿丘、高希希这三位马上一旁喝起彩来。

“刚刚大家都还在批判我的家教手段落后、惨无人道，怎么又动员我写书呢？”萧百佑心里一动。

“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几个文人朋友边开玩笑边起哄。

毕竟在商海里滚了这么些年，萧百佑隐约意识到朋友们的嬉笑话题里，蕴含着某种机会，至于是商机还是别的，他一时半刻琢磨不透。

回家后，萧百佑果真捉笔成书，自定书名：《“打”进北大》，先是联系了一家出版公司，要求自费出版此书，首印两万册。出版社方面觉得书名太暴力，要求修改。后经此书策划者江小鱼先生过目，将书名改作《所以，北大兄妹》。2011年6月，该书正式出版发行。

由于定位畅销书，尽管书名修改后淬了几分火，但书的章节标题仍旧保留了十分激越生猛的风格——“用舍得代替舍不得”、“挥刀断流，宁杀错不放过”、“用军事化管理限制孩子的自由”、“把父母变成孩子的皇帝”、“棍棒之下出才子，该打就打别心疼”、“棍棒精神是萧家一宝”……书的封面更加匠心独到，腰封主题词赫然醒目：“中国‘狼爸——狠狠教你上北大”！底下赫然外加两排字：“高希希、海岩、阿丘、江小鱼、谭飞、曾子航、刘世平、何龙联袂推荐”！

前面提过引起网络激辩的一句话，正是这本书最抓人眼球的主题词——“三天一顿打，孩子上北大”！口号虽然雷人，可毕竟血腥味儿太重，所以引起大多数网友特别是学生们的愤慨。究竟这句话出自江小鱼那一干朋友对萧百佑的调侃，还是萧百佑为炒作而自拟的广告词？抑或是读者对那本书的总结？尚不得而知。我们不妨先叩开那个令世人羡慕嫉妒恨的“一门三北大”的家庭，看看大门里面是否隐藏着外人不知道的某种“秘密武器”？

有趣的是，萧家的太太和子女极少接受外界采访，顶着“狼爸”称号的萧百佑就是这个家庭唯一的“新闻发言人”。对于那些质疑他的读者和媒体人，他应对最多的一句话是：“他们根本没有完整读过我的书！”

带着系列问号，我们翻开萧百佑先生的大作——《所以，北大兄妹》。

“‘把鸡毛掸子拿来！站在我面前数过去第二块砖上！把不写字的手伸出来，抬到肩膀一样高！爸爸龙颜大怒，一拍桌子。

“我颤抖着照办，可恨的是惊慌失措中数错了，站上第三块瓷砖。鸡毛掸子一下子打过来：‘哪里是第二块瓷砖？我赶快重新挪到正确位置上。

“‘再说一遍，苹果，怎么拼写？爸爸握着鸡毛掸子，把另一端压在我的左手上，问道。

“我颤颤惊惊地回答：‘a-p-l-e-aple…一紧张，中间还是漏读了一个‘P（正确的英语单词是apple）。我话音还没落，鸡毛掸子已开始一下又一下地抽打在我身上，如狂风扫落叶一般。我哭得像个泪人，蜷缩在那块瓷砖上，喊着，‘爸，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真的不敢了！对不起啊爸爸，以后一定不会再写错……

“爸爸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地边打边说：‘不会拼是吧，我就打到你会！不学习是吧，好！我今天就打到你学”……

上面一段文字，是“狼爸”教训二女儿萧萧的真实场景。我们再看看“小狼女”萧冰如何描述她的一次“家常便饭”——

“那一次我没按时背书，爸爸一番训话过后，拿出藤条。因为我天天要练钢琴，自然不能打手，他便对着我的小腿抽打起来。第一下抽下去的时候，我忍不住跳起来，哭喊‘爸爸我错了，再不敢了……

“‘站好了！不许动！爸爸严厉地喝道，‘说好了打十下的，动一下就多打一下！

“打完之后，我的小腿上全是鲜红的血印。爸爸放下藤条，大声对我和被责令站在一旁观看‘行刑的哥哥姐姐们说：‘这就是要你们记住，学习是要认真的。下次不认真还得打！记住了吗？

“我忍住泪水，惶恐地点点头，哥哥姐姐们也大声回答：‘爸爸，记住了！这时候，在一旁默默观看的妈妈此时才上前把我拉回房间，给我被打伤的小腿上药……”

也许应了那句“男儿有泪不轻弹”。萧家唯一的儿子萧尧讲起挨打的场景，似乎没有妹妹们描述的那么恐怖，非常淡定，恍若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爸爸每天最乐于干的事，就是晚饭后把所有的孩子们召集到一起背《三字经》。我们几个在床前站成一排，爸爸手里早就预备好了惩罚工具——藤条或鸡毛掸子，背不好的，自然是躲不掉的挨打了，打手心、打小腿，完全跟旧社会的私塾老师一模一样，打完了还不行，还得背，一直到会背了为止，才能上床睡觉。”

“我自小喜欢植物，从外面弄回来几盆名贵花草种在阳台上。那天一心专注浇水没及时回答爸爸的问话，这一下犯了‘天条，挨藤条抽打后，爸爸命令我将那几盆来之不易的花草扔进垃圾箱。

“爸爸让我扔掉那些植物的时候，我连眼泪都没流，虽然争辩了几句，但是对于爸爸的暴政我早已经习惯了，知道反抗也没有用，我们这些农民起义是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我只能遵照爸爸的意思去办。到现在，我对植物的兴趣，也只限于帮妈妈种些葱姜蒜了。”

不知道出于整体包装需要突出一个“打”字，还是萧先生的性格中遗传了某种暴戾基因——他多次坦诚地说过自己是从小被父母亲棍棒打出来的孝子与才子——这本书里的某些细节让人读来不可思议，“狼爸”仿佛真是童话里异化变形后一头嗜血成性的狼，在家里打红了眼，连别人家的孩子也不放过。

一个大学同学去欧洲做生意，将儿子交给他临时托管，由于孩子不服从管教，竟也惨遭他多次捆绑、饿饭。最严厉的一次是将孩子捆在阳台上八小时，“我给他松绑时，一裤子的屎尿！”（打人者自述）据说等他同学从欧洲回来，这个孩子就改掉了不听话的坏毛病。

除开打，还有心理惩罚。听听他另一个女儿的描述：

“不听话要写检讨书，没做好作业要写检讨书，考试没考好要写检讨书，成绩退步要写检讨书，出去玩要写检讨书，顶撞了家长一句要写检讨书，写不出‘新意还要被批评是反省不深刻。在一次次检讨书的侵袭下，我发现淘气些的哥哥也开始害怕了，加入我们‘乖孩子的队伍，尽量避免自己犯错的几率。”

中国新闻出版检查官的做派有时会令人啼笑皆非，不让用《打进北大》作书名，显然有意回避宣扬家庭暴力之嫌，至于全书的内容与观点，似乎全不在他们审查范围之内。总览《所以，北大兄妹》全书，精髓就在一个“打”字上。而且，从前面几个场景看，这个“打”还不是做做样子、唬唬孩子的虚招，而是货真价实、见血留痕的狠招。

萧百佑并不掩饰这个：“我的打，绝对不是很多家长那种轻描淡写的意思一下，而是‘真材实料地打，一定是狠狠地打。我们家的仿古大花瓶里，常年都放着藤条和鸡毛掸子，那是打孩子必不可少的工具。藤条是个好东西，打了不伤筋骨，但绝对疼，疼了才能记住！”

什么情况下开打？犯什么错打多少下？这位当年暨南大学的高材生总结了100多条细则，按照量化的标准来实施，并且琢磨出“8项基本原则”：

1.3岁开始打，12岁以后不再打；

2.只用藤条或鸡毛掸打，伤皮肉不伤筋骨；

3.只打手和小腿，身体其他部位不打；

4.打前先训话，讲明错误之处再打；

5.一人犯错，其他孩子必须站在一旁看着他（她）挨打；

6.打之前公告这次打几下，让孩子自己数，不多打不少打，数错一下罚十下；

7.受教育者必须主动伸手挨打，不能缩手躲避，不能喊疼，缩手一下多打一下，喊疼重打；

8.一人犯错众人连坐。老大犯错，只有老大挨打。老二犯错，老大和老二都挨打，依此类推。理由是，小的犯错大的没管好也有错。

合上这本潇潇洒洒十几万字的书，如果将“狼爸”的教育思想与理念改编成《家教论语》，你只要轻松下载以下区区500多个方块字就搞定。

“我内心的教育理念、我的教育方式，是要破现今的所谓‘素质教育！就是要让大家更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传统教育，才能够救当下的青少年！”

“那些优秀的古人，哪一个不是从小在私塾里被老师鞭笞过，哪一个不是犯了错便在家中受到严厉责罚？”

“什么是民主？在这个家里，孩子们是民，家长是主……我就是皇帝，是天！只要我提出的要求，孩子们必须无条件服从、遵守……完成不好，加以训斥；训斥之后，棍棒伺候。这个程序，雷打不动……”

凭心而论，《所以，北大兄妹》从内容到封面设计的确煞费苦心，几位雄居封面的推荐者，也足够当今中国文化场面上的腕儿级人物，颇有号召力。但也许是当今中国纸媒读者的阅读口味被吊得太高太重，这本性格张扬高调的书，出版后还是卖得不温不火，评论界也少有人问津。直到过半年后，萧百佑应邀参加江苏教育电视台一档节目，才神差鬼使地连人带书一夜火爆。

那档节目名叫《现在开讲》，除开萧百佑之外，现场还有另外五位嘉宾——律师杨歌、媒体评论员刘根生、特级教师黄侃、副教授朱强、学生家长张姬雯。

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萧百佑手持书里面反复提到的家教核心道具——鸡毛掸上场，但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场面多少让他有几分尴尬。

一开场，主嘉宾萧百佑介绍自己的教儿经：“三天一顿打，孩子上北大”。旋即，大部分现场观众都举起“发对”的手牌。紧接着，“主打方”与“反打方”嘉宾开始了唇枪舌战。

“反打方”嘉宾——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强发言：“孩子来到世界，承载着上天的祝福，他不能成为大人发泄情绪的对象！”

“狼爸”辩解：“打要有尺度、分寸，让他知道为什么会被打。”

“反打方”嘉宾——南京市“十佳家长”、作家张姬雯步步紧逼：“用你这种管理方法，孩子不可能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狼爸”即时反驳：“孩子的感受是朦胧的，现在感到不快乐，我相信等长大了以后，取得了成功，再回忆童年生活，肯定认为是快乐的！”

朱强教授抬高声调：“难道（你们家）孩子们有受虐倾向吗？”

嘉宾杨歌律师站起来力挺“狼爸”：“不要曲解狼爸，他虽然‘凶残，但爱子心甚。你的溺爱是姑息！”

朱强教授愤怒地：“对亲生儿女要打出痕迹来，三五天才能消掉。这就像南霸天对吴琼花，黄世仁对喜儿！”

现场气氛掀起第一个高潮，绝大多数观众举起“反对”的手牌，“主打方”暂时处于劣势。

此时，主持人不失时机另辟蹊径：“听听当事的孩子们怎么说吧……”接着挂通现场电话，连线“狼爸”的外甥女，她曾经被送到舅舅家接受过调教。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现在在央企工作的女孩在电话里说：“有一次背书没背好，他让我选打哪儿。我选了打屁股，那地方肉多，打了三五天后伤痕才消掉……当时被打后，心里反而轻松了。现在更不恨舅舅，还要感谢他！”

接着，主持人又电话连线“狼爸”在北大就读的儿子萧尧。

萧尧在电话里说，自己觉得爸爸实施的是传统教育，但对传统教育的理解并不透彻。“教育方式有精华，也有糟粕。虽然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争取权利的想法，但还是很感谢爸爸的，因为从中受益很多！”

现场有几位观众举起“赞成”手牌，“狼爸”侧过面向那几位支持者微笑致意，人气似乎略微向“主打方”分流。

突然，观众席上一位大妈起身向工作人员要了麦克，有些激动地大声嚷嚷：“我坚决反对狼爸，我认为孩子上北大不一定说明就好。我的女儿也很优秀，就没上什么名校！”

嘉宾席上，“反打方”嘉宾张姬雯站起来力挺大妈：“说打就能把孩子送进北大是片面的，学校教育去哪里了？”

“主打方”嘉宾杨歌反驳：“小孩自制力差，说教不能达到目的。打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做错事要受到惩罚！”

张姬雯：“孩子犯错要担责任，但方式不一定是打。你的一个眼神孩子也就知道了！”

杨歌：“如果父母不打他怎么威严得起来呢？”

“狼爸”补充说：“趁早打就有威严！”

朱强：“并不是像你所倡导的那样，孩子只有打才能进北大！”

“狼爸”：“但是三天一顿打，打得好肯定可以上北大！”

朱强：“即便打上北大，你培养出来的很可能是羊子羊女，本质是一种奴性教育，孩子的性格会受到扭曲！”

这句话惹恼了“狼爸”，他甩了一下鸡毛掸：“连美国的家长也打电话给我，请教我怎么打孩子？怎么打得好又不犯法？”

朱强：“对孩子的尊重是没有差别、没有国界的，是人就要尊重！”

辩论越来越激烈，场上气氛再度紧张起来，“狼爸”显然被语气咄咄逼人的朱强教授逼到了墙角，脱口而出：“在中国打他就是尊重！家长亲自打就是尊重！科学的打就是尊重！要让他们明白，爱是用打来做保障的！”

这句话让现场观众愕然，“反对”手牌摇晃个不停。朱强调侃说：“狼爸你明年可以到江苏来办个集中营，把全体学生都打进北大！”

全场观众哈哈大笑。朱强乘胜追击，打出题板：“向一切摧残祖国花朵的行为说不！”并且用结论式语言批判“狼爸”的教育方式是“奴性家教！”

“狼爸”被朱强嘲弄的语调和现场观众压倒性反对意见彻底激怒，他狠狠地敲打着手里的鸡毛掸，红着脸骂了一句粗话，接着两边嘉宾吵成一团。

主持人见状大声说：“不能再录了，带子都不够了！”无奈地用停录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

我看过那场电视辩论会，从现场气氛、势头上说，“狼爸”萧百佑明显处于劣势，几乎成了众矢之的。可是，这并不意味萧先生整体包装与造势遭受了挫败，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这一场令他尴尬的电视辩论会，也许《所以，北大兄妹》就只是一本普通不过的自费出版书而已。节目播出后，创下网上收视率的新高，“狼爸”连人带书一夜跑火。

有人说：“狼爸”的家庭暴力如果发生在欧美国家，他恐怕真会成为名符其实、不带引号的虐童恶狼，受到社会批判甚至法律制裁。但是，偏偏“狼爸”就生活在成功说明一切的当代中国。所以，不管是在口头上批他或从心里厌恶他的观众和读者，也不得不对萧百佑先生“一门三北大”的奇迹刮目相看，不少苦于无法找到教子良方的中国家长，甚至争相效颦，整天追着孩子屁股头摩拳擦掌。

话往回说，尽管诸多媒体为了博眼球而对“狼爸”现象表现出一种宽容和多解的姿态，尽管中国普通老百姓为了孩子的前途不得不饮鸩止渴，纷纷加入“狼”阵营，但是，中国文化、教育界的名士们，却毫不留情地选择了向“狼爸”宣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率先开炮：“这种使用暴力对待孩子，过分强调IQ（智力商数）教育是本末倒置的。一个人的成功不取决于他的IQ，取决于社会情绪能力。”韦钰院士还用近10年脑科学研究的成果证明：“彪悍教育是损害儿童的，如果损害得更严重，不是把孩子推向监狱就是推向医院！”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理论家孙云晓说：“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即缺钙的教育，但惩罚教育不是棍棒教育，惩罚教育与棍棒教育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惩罚教育是培养主人的教育，而棍棒教育是训练奴才的教育。这位狼爸用家主对待奴才的方式教养自己的孩子，并成功地将孩子送到了北大，这对于曾极力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不啻一个反讽！”

资深社会评论员李宝臣措辞严厉地说：“为什么国家要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那就是保护这些孩子免于遭受非正常的虐待。如果你说狼比人还高级，那我们大家都没有必要再去谈教育，而应该把所有的孩子交给狼去教育。从动物学的虎毒不食子来看，萧先生被誉为狼爸，是对狼的侮辱。人就应该是‘人。打是一种野蛮的、粗俗的、原始的教育方式，我感觉跟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北京大学“家长教育与人才成长”课题组专家张旭玲表示：“无法完全认可‘狼爸打孩子的行为，他的孩子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别人不打也可以上北大。说明孩子也不完全认可父亲的做法。成绩好不是成功的教育，特别是‘狼爸的几个孩子通过港澳生身份进入北大，也无法说明他们本身的成绩就很好。完全是个人炒作，用上北大的噱头来误导人！”

记者浏览了多家网站，初略统计绝大部分网友对“狼爸”的棍棒教育用脚投票。一位网名“家住乡下”者发帖：“这是公开的犯罪！严禁伤害未成年人！应该严惩那些炒作、教唆成人以暴力对付孩子的行为！！！”——一段短文全是感叹号，愤懑之心跃然帖上。

有一位大学教授甚至对萧先生炒作家教“秘诀”的动机提出质疑：“据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30多个孩子被父母送到‘狼爸家中，利用寒暑假，接受‘狼爸式教育。‘狼爸正把自己的家教转变为教育培训，做起了生意。这就更值得对‘中国狼爸概念加以理性分析了！”

对于此类批评和猜测，已经适应公众人物做派的“狼爸”，总体上能保持绅士风度，他风趣地回答：“康熙爷打孙子乾隆，雍正帝打儿子乾隆，皇帝也是打出来的！”

话虽那么说，嘴虽继续硬，但记者注意到：在强大的批判声中，“狼爸”的立场也渐渐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如一家媒体评论员指出的那样：“浏览‘中国狼爸的故事，自开始演绎到今天，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线索——从夸大暴力在家庭教育中所占的比例以及渲染暴力手段，强调‘三天一顿打，孩子上北大的招牌性广告语，到人与书跑火后受到质疑渐渐弱化‘打在家教过程中的作用。”

这种结论可以从萧百佑先生自己的言论中得到佐证：“万炮齐轰，恶评如潮啊！我平常不用电脑，也不上网，我的助手看到网上那么多人骂我，都气哭了。我太太也很担心，她昨天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忽然这么多人骂你？”

萧先生为自己叫屈：“我哪里是什么‘狼爸啊，我是一个全天下少有的好爸爸！”可曾几何时，这位先生振臂高呼：“在家教问题上，只有一个专家——中国‘狼爸萧百佑！”

此后接受采访时，萧先生甚至这样为自己辩解：“如果单靠一个‘打字就可以进北大，那还得了？那就直接办集中营得了，还办大学干嘛？还需要什么好家长，那就召集些悍匪得了！”可能他忘了，这段话原本出自南京电视辩论会他的对手朱强教授之口，为这，他当时怒不可遏地朝朱回骂了一句粗话。

“狼爸”的出现，让国人在教育理念上陷入空前的纠结，正如《所以，北大兄妹》一书的策划者江小鱼所感叹的那样：“（‘狼爸）诸多不近人情的教育方式，让局外人感到不可理喻，但实践证明了它的可操作性和无限广阔的延展性。”

本书的另一位策划人——著名电影导演高希希也明确表示出效仿萧氏家教理念的意愿：“这只狼很厉害，是一只战狼。我要把他的育人理念和经验完完整整灌输到我自己对下一代的教育之中去！”

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则用他一贯的幽默腔调侃：“宁肯孩子没文化，也不打他上北大！”

此话一出，马上有人笑言小崔是（主持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体会不到“苦二代”谋生的难处。甚至有些学生跟帖云：“要是‘狼爸的招数真管用，别说三天一顿打，一天三顿打我们也情愿！”

随着时间推移，也许“狼爸”还会越来越多地修正自己的家教理念，保住中国家教教父的桂冠。也许随着时局和中国人价值观的变迁，“狼爸”会被人遗忘。但是，萧百佑的确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草根名人奇迹，如他曾在自己的新浪博客赫赫宣示的那样：

“据报道，网络上有5000多万条狼爸的信息！”

“据报道，清华大学以狼爸现象设题面试保送生！”

“据报道，2012年全国公务员模拟试题的重点模拟题之一就是‘狼爸现象！”

“中国各地电视台全面滚动播出狼爸的报道，狼爸出现的电视栏目往往突破本栏目的历史收视率！”

“全世界的媒体都纷纷到中国采访狼爸！”

“狼爸受到全国的关注，狼爸受到全世界的关心！”

后记：近期，当记者再度打开“中国狼爸”博客时，发现上述文字已被博主删除。我在同名微博上看见了两条适时发布的对话贴：

“一枝独秀-0”：“萧先生您好！成为封面人物之前，怎么样先成为您的学生呢？”

（“中国狼爸”）回复@一枝独秀-0：“你好，本想回你留言，现一并回复。我仍要上班，还未开设百佑私塾。之前是寒暑假与教育机构合作开设‘精英班。今年暑假在广州家中开‘狼爸家教百佑班，为期四周。收十名六到十二岁身心智健康的孩子。费用四万元整。全封闭。父母随时探视，其他亲属经孩子父母同意可预约周末探访。”

这一段答非所问的公开回帖，更像是“狼爸”对他后续产业的一段广告词。他曾在媒体上公开披露过这样的心愿：退休后办一所私塾。

不管大众如何评说，“狼爸”萧百佑用黑色幽默剧的方式，演绎了一段当代中国人的“家教野史”！

天骄之殇

一出善意的现代神话肥皂泡般幻灭。我们在为那些或许通过另一些途径可以从容成才的神童们感到惋惜的同时，更见证了大国教育的负重与艰进。当我们离开这个毕竟属于小众的舞台，将目光转向千千万万挤过独木桥、进入大学校园里的“天之骄子”时，更难自慰一颗悬患之心。

21世纪中国高校“第一杀手”

采访时间：2014-2015年。

采访地点：云南、广西等地。

受访人：本案知情人、一线调查记者。

采访人：本书作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谢彦波从美国铩羽而归、宁铂禅心初动拒考研究生、干政隐姓埋名潜水江湖。就在第一代神童们的命运引发国人对大学教育的质疑时，一位被当地乡人称作“文曲星”的孩子，正盘旋在另一个空间、以另一种逻辑方式进入了自己的宿命，并最终成为当代高校象牙塔中的一个符号性人物。

他叫马加爵，出生于广西宾州一户农民家庭。这个身后若光论知名度绝不输给宁铂他们的农家少年，起步与神童们毫无二致——自幼聪明好学，小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市重点初中、省重点高中，获全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银奖，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三年后，他以高考总分697的好成绩被被全国重点院校云南大学录取（超出当年全国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50分，超出云大当年录取分数线272分），在当地成为众家孩童的楷模。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是马加爵生命中最华彩的乐章：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马加爵挂出难得的笑容，像小孩子一样灿烂。平日里的阴郁和偏执，似乎也随着高考复习资料卖给了废品站！”（马加爵高中老师受访言论）

“我站在大学门口，仰视着毛主席书写的‘云南大学校牌，心情激动万分，我立志一定继续努力，学好专业课将来找个好工作，改变家庭穷苦的命运，报答父母亲养育之恩！”（马加爵日记）

“刚进大学那会儿，马加爵与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人挺热心，刚进校的时候，老远就跟人扬手打招呼，新生搬进来，他还帮人家整理行李。隔壁宿舍的电脑坏了，他就在一旁帮忙。”马加爵饿肚子攒钱买来的电脑，很大方地借给别人用；同学问他借个U盘什么的，也有求必应。”（马加爵大学同学受访言论）

高分、感恩、自信、随和——这是马加爵蜕变前留给社会的印记。

如果时间能任意停留在人生的某一个节点上，也许我们的世界会幸福很多，可是办不到！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只被上满发条的玩偶，一当启动就义无反顾地走向宿命的终场。马加爵毫无例外，从走进校门那一刻算起，他的快乐、自信与辉煌仅仅维持了不到四年，命运便急转直下，一桩发生在云南大学的惊天血案，将他从生命的顶峰直接打落底谷……

采访纪要

宿舍管理员潘婕：“那是开学报到后的第三天，两名同学找到我，说隔壁317寝室这两天越来越臭没法住人，让去看看。我喊了保安尹俊融一起过去，发现那间寝室里的确散发着一股很难闻的臭味，跟死老鼠味道差不多。我说恐怕是死了一整窝老鼠，便让人去多搞点石灰来除臭。但几个人在床底下、门背后、衣柜旁寻找，却什么都没发现。我顺手拽拽挂了锁的衣柜，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柜门缝里露出一条人腿……”

保安尹俊融：“潘姐尖叫一声吓晕过去，我把衣柜撬开，里面黏糊糊的黑水不断往外淌，一具男性尸体从扯破了的黑色塑料袋里露出来，死者穿着绛红色的夹克衫和裤子，脑袋已经肿烂，学生们辨认出他是隔壁寝室的学生唐学李。我赶紧跑回值班室向公安局电话报案。”

值班刑警：“2004年2月23日我当班，接到云南大学保卫处电话报案，说在学生宿舍里发现一具尸体。我们迅速出警赶到317寝室，又从另外三只衣柜里各找出一具尸体，经校方认定，四名死者全都是该校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经过现场勘查，我们认定这4个同学都是后脑被钝器重击致命。”

保安尹俊融：“这时候有同学喊，‘马加爵呢？说这五个人是天天混在一起的铁哥们儿，加爵会不会也死了，被藏尸他处？马加爵睡在靠窗的上铺，被子摊在床上，几件换洗的衣服压在枕头底下，床边还有一袋没吃完的水果糖。大家说近两天没见着马加爵啊，一定也完蛋了。”

值班刑警：“接着我们在现场找到一把石工用的铁锤，墙上有大量喷溅状血迹和一枚凶手遗留的血指纹。经仔细辨认，四名被害者的头骨均凹陷并有砸痕，应该是被石工锤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做现场勘查时，有同学说最近曾看到马加爵买了两把石工锤，说是买给家里人用的。毫无疑问，马加爵有重大作案嫌疑！”

保安尹俊融：“同学们都认为不可能，几个死者平日里都是马加爵最要好的朋友，前几天还看见他们一起在寝室里打牌。”

次日，云南省公安厅会同广西公安厅同时发出A级通缉令，破纪录地开出18万元人民币悬赏，捉拿杀人嫌犯马加爵。接着，云南警方迅速成立“2·23”专案组，发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指令，动员6万警力搜捕疑凶。然而，几天过去后，各地群众先后举报十多个疑似“马加爵”，但均为误认。

一周后，案件升级到国家层面，公安部发布A级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通缉马加爵。一夜之间，整个中国的街头巷尾贴满了带马加爵照片和基本特征的通缉令。在紧张的搜捕中，先后又有十几名“假马”落网，经一次次排查竟歪打正着，顺手抓到三名被公安部网上通缉两年不获的重大在逃犯。

马加爵不知所踪、生死未卜，一道道通缉令、一路路新闻记者将他的广西老家炸开了锅。

采访纪要

时任村长：“听说加爵是杀人犯，当时乡亲们都懵了，这个乖细佬（笔者注：广西话，小孩）从小学习用功，不顽皮、不打架，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呢？不可能！”

马加爵的初中班主任王桂升老师：“看到通缉令，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加爵是个安静内向、老实、刻苦读书的好学生啊！会不会弄错了？”

赴现场记者A：“在马加爵被捕前后，差不多有四五十家媒体记者到过他家，全家的生活乱了套。马加爵的母亲很虚弱，关起房门避开来访记者，他父亲马建夫被记者们堵在家里无处藏身，一夜白头。面对五花八门的问话，他只是反复将仅有的一张小儿子两寸黑白照出示给大家看——照片上的马加爵戴着红领巾，张着厚厚的嘴唇，黑黑亮亮的眼睛对着镜头拘谨地笑——‘你们看，我儿子哪里像杀人犯？

“尽管如此，马建夫还是哭丧着脸面对摄像机镜头，配合政府‘劝降：‘儿啊，你平时都说长大了要报答父母恩，从你失踪后，我们每天都放声大哭，你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她是多么想看见你啊……儿啊，你从小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孩子，我们相信，你不会让我们永远去承受这种痛苦的。”

赴现场记者B：“当时，马加爵的大姐马青泉喊着，‘你们一定是搞错了！她请求警方早些找到弟弟，‘一问就明白了，一定不是我弟弟杀的人！姐姐痛苦地对我说，希望警方在某个地方找到弟弟的尸体，‘哪怕是死了，至少能证明他也是受害者，不是凶手！

“然而几天后，事实让马加爵的父老乡亲、恩师们都深陷失望与苦痛。2004年3月15日晚7时30分左右，杀人嫌犯马加爵在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现身……”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民警胡崇军：“那天晚上所里我当班，7点多，有群众来派出所举报，说看到一个很像马加爵的外地人，坐在河边吃东西。为了不贻误战机，我没开车，穿好警服带了一副手铐，坐在举报人的摩托车后面马上赶往现场，一路上不停地催促举报人‘开快点、开快点！

“我走近那人，见他坐在地上，手里拿着一个破馒头在啃，又从垃圾中捡起一块红薯饼慢慢啃了一口，放进塑料袋里包起来，然后装进了上衣口袋。当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吃东西。走近了，我看见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衣服，脸上黑乎乎、脏兮兮，蓬头垢面，像个流浪的疯子。

“我离他不到一米，盯着他观察了十几、二十秒，他又一次抬头看我。我问他：‘你是哪里人？他‘咿咿呀呀、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什么，我听不明白，于是就让他出示身份证。他还是没有太多反应，拿起帆布袋想走。这时，我初步判断他不是个疯子，便上前按住他的右肩膀，限制他行动。这时候同事们赶到了，对他进行搜身。一开始他还想蒙混过关，什么都不说，当从他身上搜出2400多元钱和复读机时，他一下子垮了。

“我们再次追问：‘你是谁？他承认自己就是马加爵。”

2004年3月16日上午，经过指纹、笔迹以及DNA鉴定，公安部A级通缉嫌疑犯马加爵的身份得到最终认定。下午2点30分，新闻发布会在三亚市公安局举行，来自三亚市公安局的统计显示，到场媒体超过20家。新闻发言人宣布：公安部A级通缉犯马加爵在三亚落网。

3月26日深夜，马加爵被警方秘密带回云南大学，在317寝室逐一还原杀人经过，过后又向警方交代了杀人动机。

供词摘抄

马加爵：“这个寒假我没回家，快毕业了，打算留在学校找工作。邵瑞杰和唐学李他们过完春节提前返校，他们几个平常跟我都是好朋友，没事就在寝室里打牌。那天开始没什么，邵瑞杰怀疑我出牌作弊，两人发生了争执。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龚博过生日都不请你……杨开红也跟着说我人品不好，说我古怪，爱看A片。我很痛苦，我们那么多年住在一间寝室里，我把他们当作朋友，真心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们这样说我。

“吵完架散伙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没人发现我情绪不好，我找不到人说话……我很绝望，我在云南大学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在学校那么落魄，都是他们几个在同学面前说我坏话。我在云大这么失败，都是他们造成的。我恨他们！

“一连几天，我每天都在恨，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我知道（杀人要偿命），已经准备付出这个代价……”

采访纪要

马加爵的同学A：“那次打牌引起的矛盾只是马加爵起意杀人的导火索。他进云大不久，就显得孤僻、不合群，真正谈得上做朋友的，还真只有那几个被他杀了的同学，大家都是农村来的，可能更有共同语言。为了排遣孤独，大二的时候，他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经常上网看些暴力、色情、恐怖网站。”

同学B：“他（马加爵）心里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恨，一下子告诉我，在寝室里看碟子别人没笑他笑了，被挖苦‘没见过世面、笑点低。一下子又说衣服穿旧穿破了别人笑他‘装穷。像这些小事他都记在心里。那年寒假回家，他买了个‘忍字挂在床头，下面还贴了张小字条：‘宽宏大度忍为高，遇事三思乃英豪；流言蜚语由他去，忍气饶人祸自消！”

同学C：“最让马加爵痛恨的，还是那帮并不比他境遇好多少的‘农友们（农村来的同学），也跟着揭他的伤疤。有一次他多喝了几口酒，亲口对我发牢骚说，‘凭什么他们可以去校外开房泡妞自己不检点，反倒说我看黄碟、‘猥琐？”

同学A：“有一次，他最铁的哥们儿邵瑞杰当着几个同学的面奚落他，说他偷偷到陋巷里找暗娼、叫‘鸡，还笑话他找的是‘10元一炮的‘毛线鸡，说他是伪君子！”

办案人员：“马加爵非常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说他，他在交代杀人动机时多次抱怨，‘我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几个老在背后说我坏话，把我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隐私都说给别人听，跟别人一起嘲笑我。”

同学C：“他就是小心眼，云大上万号人，谁在乎谁说过谁的什么坏话？相反，几位被害者倒更像他的难兄难弟，都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性格内向。刚入学时他们住一个寝室，后来分开了，还是常凑一起打扑克，或者是神吹胡侃、吃烧烤啥的。半斤八两，谁会歧视谁……”

案件审理阶段，为了减轻马加爵的罪过，他的律师曾将本案起因定性为“激情杀人”。如果在那场引起纠纷的牌局上，马加爵受辱后失去理智当场疯狂出手，倒有几分在理，但从行凶者的缜密布局看，说他是“蓄意杀人”的确不过份。

档案摘要

马加爵杀机已定，为了实施他的杀人计划，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确定用杀人后流血相对较少的铁锤作为作案工具。他到一个旧货市场上买了一把石工锤，为了使用顺手，请店主把过长的木柄锯短，悄悄把锤带回，藏于宿舍楼的厕所里，但次日被人偷走。他再次回那家商店重新买了一把，锯短后带回宿舍。其间他还购买了用于捆扎尸体的黑色塑料袋和胶带纸，并花钱请人制作了假身份证，以备出逃时用。

唐学李（死者之一）原本不住校，一直在校外租民房住，但那几天由于还在假期，宿舍床位普遍空着，他就暂住在马加爵和邵瑞杰同住的317宿舍，无意中成为马加爵杀邵瑞杰的最大障碍。2月13日晚，马加爵趁唐学李不备，用石工锤砸向唐学李的头部，将其砸死；

14日晚，邵瑞杰（死者之一，马加爵最要好的朋友）上网后回到317室，就在他打水泡脚时，冷不防被马加爵从身后用石工锤砸死；

15日中午，马加爵正在宿舍里处理头夜杀死邵瑞杰时留下的血迹，杨开红（死者之一）进来找他打牌，马加爵做贼心虚，一不做二不休，用同样手段取了杨开红的性命。当晚，他将最后一名报复对象龚博（死者之一）约到宿舍打牌，用同样的手段将其杀害。每次杀人完毕，马加爵都用黑色塑料袋扎住死者头部，防止血流出来，然后用报纸裹住身体，用胶带纸封好，塞进衣柜，用锁锁好。

后经警方查明，马加爵在实施犯罪前，对各个环节都做好周密策划。2月8日至15日他上互联网查询江西省赣州市、湖南邵东县和广州市等地的地理、交通、就业等情况，并浏览了有关身份证的制作、核查等有关规定，访问过“公安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等网站，上网时间集中在晚上11时至次日7时。15日上午，马加爵曾在云南省工商银行汇通支行学府路储蓄所分两次提取了350元和100元人民币现金。

17日上午，马加爵实施完他所有的犯罪计划，还与其他几位同学打完此生最后一局牌。据在场的同学描述：“回想起来，当时可能由于接连几天睡眠不好，马加爵显得有些面容憔悴，出牌也不如平时那样严密，输了好几把。”

当晚，马加爵锁好宿舍门，踏上了逃亡之路。在昆明火车站乘车时，他使用的假身份证曾被铁路警方识破，但由于当时藏在317宿舍内的4具尸体还未被发现，所以他编了些谎言骗过铁路警方，最终登上去往广州的火车，然后又流窜至海南，直至一个月后在三亚被抓捕。

2004年4月22日，昆明中院公开审理了马加爵涉嫌故意杀人、附带民事诉讼一案，并于4月24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马加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马加爵当庭服罪：“我不想逃避责任，希望法院尽快判处我极刑。”过后，他还阻止了他的律师上诉，明确表示：“不上诉，这个事情了结得越快越好。”

不上诉对于马加爵来说的确是个明智的选择。自从被抓回昆明后，他只有一个愿望——但求速死。很显然，无论时间长短，苟延残喘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档案资料：马加爵两封家书（摘抄）

“夜已经很深，面对这高墙铁网我无法入眠，思绪像灰。几年的大学生活仿佛就在眼前，但我此刻却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表面上看我很平静，但到了这种境地，试问谁又能做到心如止水呢？

“两个月前我的身份是一名重点大学的学生，一名即将进入社会展示自己才能的毕业生，家人和国家都对我寄予厚望，而我本人又何尝不是满腔热血地想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一份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母校在整个云南省当中是名气最高、实力最强的高校，就业前景很看好，这些我都打听得很清楚了，所以很多报纸上所渲染的大学生就业压力我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

“写到这里我真的很痛苦。可以说这‘天之骄子的身份是国家给予的，也可以说是我个人经过十二年努力奋斗而得来的，但我当初怎么就轻易地毁了这一切呢？那四名被害者也和我一样，家里都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和我一样经历了多少年的寒窗苦读，也和我一样对未来充满期待。但我当初怎么就那么轻易地毁了他们呢？

“就因为一次打牌吵架，我决定走上这条路。现在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看，这是多么荒谬，多么无知啊！难道生命就这么脆弱？难道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不是的！但是那几天我的心里只有苦恼、只有恨，诸多后果都未曾设想，很多事情来不及思考，就这样发生了。事后才知道造成的影响是多么大，才知道给亲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也才明白伤心难过的远远不止我的亲人朋友。后悔啊，但木已成舟，我是无力挽回的了。我想对整个社会说声对不起，想对那四名同学的亲人朋友说对不起，但对于这么一个恶魔，你们会接受么？

“其实，我最想对亲人们说声对不起。父母对我从小疼爱有加、寄予厚望，希望我出人头地，希望我为家乡争光。他们为我含辛茹苦了几十年，而我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对他们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不起……”

“十四叔、十四婶，收到这封信后我希望你们立即向我的父亲母亲转达我的意愿——劝他们不要再理我的事了，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们二人。因为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我知道在父母的心中，无论我长得有多高、有多大，我始终是小时候的‘十二。但是我真的变了很多很多，一个人从思想上变坏是不可救药的了。我真的希望父母不要再理我的事了，至于尸体、后事之类的，就由政府处理得了。总之，越省事越好，骨灰之类千万不要办，我这个人是从来不迷信的。”

不管这些忏悔的文字是出自马加爵内心，还是仅仅为了博取法官的同情侥幸免死，或两种可能一半一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马加爵只知道父母亲会有丧子之痛，却至死不知道、也不明白他善良的父母亲还有一层他无法理解的深痛——“我儿子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造这种孽？”

马加爵到死也没机会回答父亲的问题。对于一生忍辱负重、宽厚待人的农民马建夫来说，相信他到死也给不了自己一个答案。“一次牌局能输几个钱？被人恶言损几句能少长几两肉？”他反复问家里的人，问采访他的记者……

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为了减轻儿子的罪孽，马建夫带领一家人——老婆、女儿、长子，搀扶着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踏上了赎罪之旅。

3月9日，马家一行5人前往梧州，向死者邵瑞杰的父母谢罪。到达村庄时，天下瓢泼大雨，马家老少长跪于邵家人门前，双方都失声痛哭，无法自已。因雨中难以登山，马家人只能放响鞭炮，面向山中邵瑞杰的墓地遥拜；

随后，他们又先后赶往云南开远、怒江两地，祭奠死者杨开红和唐学李，分别向两人的父母亲跪地谢罪；

4月8日，马家人赶赴陕西汉中勉县向死者龚博父母道歉谢罪，却数次被龚家人拒绝。因为善良的龚家人认为儿子的死与马加爵父母亲无关……

回乡后，马建夫白发盖首。

2004年6月17日上午9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核准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加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宣判结束，马加爵即被押赴刑场。

出审判大厅前，马加爵面无表情地朝现场扫视一周，目光于一个角落打住几秒钟——那里坐着从广西老家赶来为他送行的亲人——鬓发染霜、如隔三秋的父亲，悲痛欲绝、欲哭无泪的妈妈，还有被大姐和哥哥同时架住才勉强支身的奶奶。他果断地撇过头去，仿佛视而未见，随后被两个刑警挟持着离开审判大厅。

儿子的最后一瞥，断了马建夫所有念想。他在开庭前两天就赶到昆明，很想当面将那个仍在日日夜夜折磨自己的难题——“你为什么干出这种造孽的事情？”——当面问问儿子，但始终未获得法院批准见面。随着一声枪响，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得不到准确答案了。他不信儿子杀人的理由真如法官所宣读的那么简单，也不相信如同记者们在报纸上写的那么复杂。他怜惜小儿子怎么这么短命？他恨小儿子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自己和家人背上终身骂名。

马加爵尸体火化后，法院曾多次通知马家人领取骨灰，被马建夫断然拒绝。他也阻止儿女去昆明：“骨灰不要了，就当我没这个儿子，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从此，家里人谁也没敢再提骨灰的事。

提及马加爵的骨灰不能归家，村主任向记者作过这样的理解：“马建夫一家老实本份，善良处世，但马加爵这个事天下皆知，让全家背上恶名，再把骨灰弄回来，他们怕被人戳脊梁骨啊！”

随着这件事的新闻效应逐渐减弱，马家人的日子似乎逐渐恢复平静，小辈该娶的娶，该嫁的嫁。唯有马建夫壮年现老，更加沉默寡言，几次因心绞痛送医院抢救。

让马家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们不愿认领回家的儿子马加爵，死后竟继续充当“网络红人”，成为许多网站论坛的热议话题。不少青少年网友公开尊称他为“爵爷”，将那几位与马加爵一样来自农村、无任何优越社会背景的无辜惨死者，假以“富二代”、“城里人”的身份，狂喊“‘爵爷没有错，那四个人就该死！”还有些大中学校的学生，联名发帖为马加爵请求免死。在马加爵被执行死刑后，他们又为他被执行枪决而不是“注射处死”提出强烈抗议，发帖称：“爵爷一路走好，天堂有你的笑脸”、“你是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

更有甚者，在一些学生论坛上，有人发帖凭空捏造出马加爵的多种版本遗书，营造“爵爷”“英勇就义”的悲壮气氛，为这个本来清晰无疑的刑事案件贴上符合自己想象的标签。最典型莫过于一首标题为《长恨歌》的长诗，潇潇洒洒二百多行字，从马加爵的艰难家世，到寒门子弟的十年寒窗，从对父母亲人的深切怀念到对富家子弟的血泪控诉，模拟马加爵临死前的口气写就。诗中写道（节选）：

“春城的春天下着雨/有着一丝凄寒的风/我望着生锈的铁窗/我想起了我可怜的父母……我在穷苦中长大/从小体味到家庭的艰辛/心疼父母的辛苦/只想通过小手减轻父母一点点负担/我不曾被艰辛贫苦生活打败/可是当我的人格尊严被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我过去的伤痛被人再次拿出来嘲讽的时候/我的泪悄悄落下/我的心在滴血/是他们的残忍不给我活路/我决定玉石俱毁/给那些蔑视穷苦人的人一个教训……”

类似“煽情体”文字不止在网络空间大量存在，而且还以“反思”、“探秘”等方式出现在文艺作品里公演。在山东某高校，一名大四学生用打工挣的几万元钱，自编、自导、自演、自制了DV电视剧《马加爵》，剧情揭示：“是同学们的歧视和漠不关心，‘造就了马加爵……”有新闻报道：“此剧在该校播放时，剧中马加爵生活的窘迫和被室友欺负的情景，让不少同学潸然泪下……”

一篇篇貌似深刻、实则主观片面的报道与评论，加上极端情绪化的网络舆情，使得本来真实清晰的罪人马加爵的面孔变得模糊起来。相反，这一血案本应承载的社会警示，虽不乏只言片语，却迟迟得不到全面、有说服力的彰显。正因为如此，马加爵的死魂灵被某种负能量孵化成一种精神毒株，在中国各地高校甚至部分中学不断复制、蔓延。直至今日今时，“马加爵第二”、“河南马加爵”、“山东马加爵”、“天津马加爵”、“深圳马加爵”、“女马加爵”、“中学校园里的马加爵”、“15岁的马加爵”等称谓不绝于耳。这些人作案手法之残忍，杀人动机之随意，大多与马加爵如出一辙。

案例链接

2004年5月16日，马加爵被公判后不到一月，江西医学院（现南昌大学医学院）本科学生薛荣华，在学校旁边的网吧里突然挥刀刺死2人、重伤3人。该生“家境贫困，从小懂事、节俭、自尊心很强，是公认不善言辞的好孩子、好同学、好学生”，各方面都酷似马加爵，且犯案时间也紧随马加爵案，因而被多家媒体称作“马加爵第二”。据同学们说，犯罪前几天，薛荣华还表露过对马加爵的同情和仰慕。他自己交代的杀人动机也与马加爵相近——“因为自己的肩膀不够宽，室友们经常嘲笑我长得像女人！”

2006年8月8日，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放暑假的大学生李征拎着镢头在20分钟里连伤8位村民、其中7人死亡，被媒体称为“河南马加爵”。死者除去李培敬家三口与李征家有些小恩怨外，其他4位遇害者与他及家人无任何过节。而那个所谓的“小恩怨”，仅仅是两年前李征的父母怀疑李培敬拿了他家一袋麦子，价值60多元。而在朋友们的眼里，李征“诚实善良、温和隐忍，不斤斤计较”；

2007年12月19日，马加爵的校友——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19岁大二女生张超，伙同男友将包养她的当地大款木鸿章捆绑，先动私刑将牙签扎进木的手指甲缝里，逼迫他说出银行卡密码。达到目的后，又将木杀死，并残忍地分尸260余块，且用DV全程拍摄了作案全过程。案发后，张超被媒体称为“云南大学女马加爵”；

2009年11月14日，吉林农业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大三学生郭力维，因同寝室同学赵某睡觉打呼噜发生矛盾，用尖刀将赵刺死；

2010年3月30日晚，曾经的县高考状元、四川大学本科生曾世杰突然杀死素不相识的同届女生彭某后，又将男生张某、唐某（男）砍伤。事后曾世杰向公诉人阐述，案发当晚，同宿舍室友在客厅里看小品时捧腹大笑，“我觉得他们是在笑我，我当时就想杀人……平常他们就一直笑我丑，我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我觉得我跟马加爵的经历很像”；

2011年6月16日凌晨3点40分，贵州兴义学院大二学生龙仕绪用一把西瓜刀，精准地割断同室一名同学的喉咙后，又向第二名同学的喉咙下手，由于动静大，该同学受重伤逃脱。据龙仕绪归案后交代，其杀人动机与马加爵一样，仅因为与被杀的同学言语不和，因而被媒体称作“贵州马加爵”。有媒体报道：“就连出逃路线也与当年的马加爵相同，海南成为了龙仕绪逃亡生涯的最后一站”；

2014年11月20日16时许，天津城建大学地质与测绘学院学生翟清松持刀将同宿舍的何某杀死，随后又将相邻宿舍的杜某捅伤，并将自己反锁在612宿舍内自残。受访的同学告诉记者：该生平日里学习刻苦，很少与同学发生矛盾，对此事件大家都表示无法理解……

是的，从象牙塔里的“天子骄子”到被判死刑的杀人凶犯，几乎所有同类案件都让人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去理解。可即便是当那些事件从另一条途径被正确解读后，或多或少应当为那些当事人的悲剧承担责任的社会背景，又有谁愿意挺身而出担当一星半点呢？正因为如此，我们身边的这些悲催的“单本剧”才会演变成没完没了的“连续剧”。

我们不妨试着切入首开中国高校杀案先河的第一杀手马加爵的短暂一生，解开其中诸多“偶然”与“必然”的结扣吧。

1.进入大学之前，在家庭、学校、父母、老师的正面引导下，少年马加爵较早形成了健康、明晰的人生目标。上小学时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里写道：“做父母的实在太悲惨，妈妈日夜继续地干，有时干通宵，多么可怜，换来的几个钱又像被迫、又像情愿被我们夺去（指上学费用）。心里总留着愧疚，从不消失，但又能怎样呢？只能用他们梦寐以求的成绩来报答了……”

这段14岁小孩早熟的忧郁文字，是少年马加爵对父母亲的郑重承诺，也是他为自己制定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我们采访的资料表明，他诚实、坚定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马加爵一直都是老师眼里的高材生、乡亲们言语里的文曲星、父母亲心里的骄傲，直至以高分考上重点大学，达到了自己人生第一高度。至于最终那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我们暂且理解为一种实现承诺后的宿命。至于那种宿命发生何时？起因何处？我们不妨循着他的足迹往下寻找。

2.初进大学校园时，马加爵曾经为自己制订过新的奋斗目标——“满腔热血地想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一份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马加爵日记）。客观而言，尽管这种新目标只是马加爵抄袭了一句公众口号，理解起来无异于雾里看花，但彼时彼地，他那颗淳朴、善良的少年之心却是真诚的。倘若四年的大学教育，有人能够教给他“祖国”的人性化含义，有人能够鼓励他不断修订、矫正、实践自己的人生规划，倘若有人能及时化解他的心结……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们这些局外人的感叹与遗憾，据说全都“与大学教育无关”。

3.过了大一学生的兴奋期，马加爵的第二人生目标渐渐在孤独的迷茫中虚无，“祖国”被“自我”剥离，“理想”被“现实”异化，他的使命感被挫败，自动复位回到从前——“学好专业课将来找个好工作，改变家庭穷苦的命运，报答父母亲养育之恩”（马加爵日记）。而对于马加爵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我的母校在整个云南省当中是名气最高、实力最强的高校，就业前景是很看好的，这些我都从师兄师妹（老乡）和老师那里打听得很清楚了，所以很多报纸上所渲染的大学生就业压力我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马加爵遗书）。

4.精神上失去了更高目标，行动上势必松懈下来，马加爵开始融入身边时尚的“大学生活”，打牌、喝酒、甚至嫖娼。为了看黄色网站，他打工挣钱去购买专用电脑。那段时间的心情，马加爵曾在家书中倾诉：“姐姐我和你说一句心里话，我最大的疑惑就是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再往后走，他开始因为家境贫寒而“觉得自卑”，因为是“农村人”而“觉得低人一等”（马加爵日记）。因而，别人当着女同学的面说了有损他自尊的话他记恨，甚至别人过生日忘了请他他也记仇，直至因为小事而酿成大祸。

马加爵伏法至今十年有余，从我们查阅的大量与之相关的资料里，以及在我们近两年的走访中，唯一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两位云大教授对此案的反思。

一位教授受访时说：“马加爵死后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教育目标究竟是什么？一个健康自由的清道夫，比一个乖戾自私的天才更符合教育的目标！”

另一位人文学院的教授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你给了我们/一个痛彻心脾的反省/当我们离开讲堂/是不是肩上还有更多的责任？”

后记：当我们面对一起起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血案，只会满脑子“公安思维”去寻求案件本身的细枝末节，或抓住一些表面社会元素死缠烂打，或了无情趣地借机宣泄主观情绪、浪费文字表情时，马加爵生前所在学校两位教授发表警语——“我们的教育目标是什么？”“教师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愿，我们的大学能够“陷入沉思”，不要让那些杀人和被杀的弟子们死不瞑目。

“钢琴手”与“刽子手”

采访时间：2015年6月。

采访地点：西安。

受访人：案件知情人、一线调查记者。

采访人：本书作者。

国外有实验认为，人的梦境再长，实际上就只有几秒钟的事。有些人及时醒过来，擦擦汗，解脱了，有些人醒不过来，便长时挣扎在恐怖的梦魇里。2010年10月20日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21岁的钢琴王子药家鑫做了一个无法苏醒的恶梦。

约莫23点左右，他结束了两处钢琴家教，驾上新买的红色“雪佛兰”回家。赶上农历十三，月将满，银光如瀑，在几无行人的郊区公路上尽兴飞车，对于一个刚拿驾照不满四个月的新司机，自是妙不可言的快事。他左手操控方向盘，右手将一张滨崎步演唱会的碟子塞进车载DVD放机，然后一面飞车，一面欣赏那位日本歌星的热辣舞姿，并且用汉语拼音拼出来的日语跟着伴唱。

正听得入迷，忽然传来一声闷响，他先以为卡碟了，可仔细看，浜崎步还在流畅地甩动她青春的头颅与胸脯劲歌劲舞。他马上下意识踩了刹车，从副驾驶座位上拿了一只包下车查看。

办案人员：“包里装的什么？”

药家鑫：“装了钱包、证件什么的，父母叮嘱我，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

办案人员：“还有什么？”

药家鑫：“还有一把刀。”

办案人员：“带刀干什么？”

药家鑫：“因为最近给学生上钢琴课，得上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买了一把水果刀防身用。”

办案人员：“下车后看见什么？”

药家鑫：“看到一个女的，躺在地上，哎哟哟地叫疼。”

办案人员：“你对她做了什么？”

药家鑫：“我见她的脸冲着被灯光照亮的车牌，认为她在记车牌号，一念之差想也没想就拿出刀，往她身上乱刺。开始她伸胳膊挡了一下，没挡住，就大声喊救命。我非常害怕，继续冲她胸前一通乱刺，直到她没声响、没动静……”

办案人员：“你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

药家鑫：“因为我发现她在看车牌，农村人难缠，怕她记住了车牌号，以后没完没了找我父母要钱……”

办案人员：“接着往下讲。”

药家鑫：“刺完以后，我马上开车离开了，很紧张、很害怕，打了几次火车子才开动。我把刀子扔在副驾驶座，不敢看。开车的那一瞬间，好像所有的路灯全灭了……经过郭杜南村村口时，又发生了第二起车祸，从背后撞倒了路边行走的一男一女。我又想跑，被围观的人拦住了，我趁人不注意，把刀扔进了路边草丛里。后来就被他们拉下车，揍我。一会儿交警就来了……”

（摘自药家鑫案审讯记录）

“我们接到的是车祸报警，现场受害人是个年轻女子，倒在距离人行道约一米多的马路边上，我们赶到时已经命绝身亡，身边有机动车刹车的痕迹，身下一滩血，不远处还倒着一辆被撞坏的电动自行车。”受访的当值民警向我们复述当时的案情。

“经过进一步勘查，我们发现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死者先被车撞伤，伤势并不严重，仅仅腿骨骨折，外加颅脑部轻度损伤。造成死亡的原因是身上6处刀伤，其中有两刀刺破主动脉、上腔静脉血管，导致大出血。如果没有那致命的两刀，受害人就不会死亡，很容易治愈。

“死者的身份当晚就得到认定——张妙，女，26岁，长安区兴隆街办宫子村人，社会关系简单，生前未和任何人结怨，出事前她从打工单位下夜班骑车路过此地……这边还没撤离现场，我们又接到另一起报警电话，只好兵分两路。

“我抵达第二个现场时，见地上躺着个女的，旁边蹲着个男的，自称是被路边停着的一辆红色雪佛兰小轿车撞伤。交警判断这里出事时间与刚才的第一现场相隔不到20分钟。肇事司机已经被当地群众抓住，推推搡搡，脸上、脖子上还留下一些被围观者‘修理过的痕迹，衣服也被扯得乱七八糟，正狼狈不堪地打电话向什么人求助。

“一围观群众向我们描述，‘我们赶到时，女娃晕了，男娃伤了，这小子还想逃！我从车窗外拽住他胸口，一手抢方向盘，拽了几个回合他才老实！我们扣了肇事者驾照，并要他出示相关证件——姓名药家鑫，年龄21岁，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他让我们查看了自己脖子上被村民们‘修理的伤痕。

“后来肇事者的母亲赶到现场，赔了伤者几千块钱。当时人太多，我们便让她把儿子先领回去，并且暂扣了肇事车辆。天亮后，我们对肇事车辆进行仔细勘查，车头右前方明显有半个篮球大的凹陷进去的坑，而村口受伤的一男一女的伤势却并不重，那就意味着肇事车辆可能在此前已经撞击过其它物品。这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联想到第一现场那辆被撞的电动车。我们迅速对两个现场车祸痕迹进行了对比，推测肇事车辆同为这辆红色雪佛兰轿车，便马上又对车主药家鑫实施扣留。经过几个小时讯问后，药家鑫自始至终矢口否认自己到过第一现场。由于证据不足，下午先放他回去了。

“车祸后第四天上午十点左右，药家鑫在父母陪同下又来到交警队，承认第一现场的人是他撞死的，要自首。肇事者的父亲药庆卫说，‘儿子一晚上都没睡，大清早叫醒他妈妈，说在撞倒那一男一女之前，自己还可能撞死一个人。他妈妈一下子觉得事情严重了，就哭着给我打电话。我打车回到家，站在门口，鞋也没换，叫他们娘俩赶快走，去自首。药家鑫哭着说，我想再吃一顿妈妈做的饭。我说，别吃了，再不自首就来不及了……”

后来，药庆卫告诉记者，“送儿子去自首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杀了人，以为只是一次车祸。直到几天后才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儿子承认犯了故意杀人罪……”他太太则哭着说：“他为什么这么做？车子是买了全险的呀！”

一起非常简单的交通肇事杀人案，调查取证很快结束。可就在进入庭审阶段前，一场出乎所有办案人员意料之外的舆论风暴突然而至，而且迅速发酵，波及全国。

有人爆料：药家鑫的父亲是部队高干转业到地方当官，药家鑫之所以这样胆大妄为，就是自恃有“军二代”加“官二代”的身份；

另有人说，药家鑫同时还是“富二代”，读小学时家里给他买了钢琴，大学没毕业家里就给他买了豪车……

必须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敏感的转型时代，巨大的贫富不均，比比皆是的权力寻租，使得多数人的情感变得极度脆弱，很容易受伤。药家鑫被人同时贴上“官二代”、“军二代”、“富二代”三张最热门的负面标签，毫无疑问地触碰到近年来最敏感的几根网络神经，当事人想不成为舆论焦点、被人消费已非易事。

有人形容，药家鑫一案策动了建国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法律大讨论。这话不算夸张，网络、报纸、电视、专刊等媒体一哄而上，两种舆论、两个阵营的人，除去平民阶层之外，囊括律师、新闻、教育等界别，观点对立、黑白分明：一是谴责药家鑫杀人手段极其残忍，明确希望判处他死刑；二是从药家鑫的成长经历、犯罪心理为其免死寻找法律支持。喊杀者的声音主要来自网络论坛和一些偏大众化纸媒，免死派的声音则主要出现于主流媒体和比较专业的法律论坛上。仅取几例：

CCTV、凤凰卫视、南方周末，这几家平时经常发生观点碰撞的主流媒体，在本案的舆论战中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免死派阵营，借机宣扬对死刑犯慎杀、少杀，逐渐与废除死刑的国际化原则接轨的主张。他们尽管没有明确亮出免死牌，却指出了药家鑫杀人案里几点可供免死的要素——临时起意、自首、初犯、积赔等等。

对于网络论坛里的“大多数”而言，此时此刻主流媒体关于死刑废存的理论探讨，无疑被视作对大众强烈要求处死药家鑫的舆情的蔑视，更增加了人们对药家社会背景的种种猜疑。“看，不简单吧，连中央电视台都在替药家鑫说话！”尤其是其中两个人的言论，进一步将民怨推向沸腾。

第一种说法来自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她在接受央视记者访谈时，对药家鑫杀人手法进行心理学分析，认为药家鑫下意识杀人与他从小练钢琴的手部“习惯动作”有关，之后又公开回应大众质疑：“观众想听的是药家鑫的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作为专家，我不能这样讲，不能搞民意审判！”李教授这段专业话语立马遭到网友们的口诛笔伐，有人大骂：“什么教授、大专家？分明是个犯罪漂白家！”

不仅是普通民众，清华大学教授肖鹰也针对这段话发文——“三问李玫瑾，驳‘药家鑫弹琴强迫杀人说”；北大知名教授孔祥东也针锋相对地在视频访谈中愤言：“（药家鑫）不杀不足平民愤！”

第二种言论发自药家鑫的辩护律师，他在法庭辩论和接受媒体采访时，均应用了一个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法律名词——“激情杀人”。强调在西方国家，“激情杀人”属于二类犯罪，一般不判死刑。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激情犯罪”本来就是一个生涩的法律名词（若译成“应激杀人”也许更容易理解），再加上李教授所言“练习钢琴的习惯动作”，“组合起来不就是把药家鑫的杀人手段美化为艺术行为吗？难道那些‘官富二代为满足他们的‘艺术激情就可以草芥人命吗？”人们纷纷质问。

这边话音未落，一位自称是药家鑫同门师妹的女生在个人微博上公开发表“快言快语”：“谁让她（死者）要记车牌号？不要脸！我要是药家鑫，也会捅她！”这种火上浇油的残暴论调，外加“央视”、“专家”、“官富二代”等撩拨国人情绪的“G点”，民意被激怒到极点，要求判药家鑫死刑成为多数网络言论者的共识。

此时，有些法律工作者非常担心沸腾的网络舆情会影响到法院的公正判决。著名法学家、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能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一个人。”

紧接着，西安几所高校的五名教授也择机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联名呼吁书——刀下留人》，主要观点是：

“药家鑫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我们一定要他一命偿一命吗？因为他弄死人我们就一定要弄死他吗？这种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方式是否是最文明的方式？”

“毫无疑问，药家鑫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法院毕竟认定了他的自首情节，他父母也愿意对受害人家属进行赔偿，最重要的，药家鑫并不是平时作恶多端的恶人，他具有被改造好的可能……”

作为知名法学家的二级警督李玫瑾教授，赶在药案开庭前最后发声：“我站在这个位置上能看到前面有一个悬崖，但是你们不一定能看到。当你们走到悬崖边上的时候，我喊你你会骂我，但是我还得喊。这就是我的职业操守，我必须把险境告诉大家……”

专家学者们的微弱声音很快被波涛汹涌的网络舆潮所淹没，人们在一边倒的喊杀声中等待一个几乎可以预料的判决结果。

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

同年4月22日，药家鑫杀人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该犯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药家鑫案开庭二审，维持一审死刑判决。执行之前，药庆卫被批准去狱中见儿子最后一面。药家鑫嘱咐父亲：“不要怨任何人，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有罪，愿意赎罪。”为此，他几次提出死后要捐出眼角膜，但都遭到被舆论激怒的父亲坚决反对。药庆卫回答儿子：“你的身体每一部分都是爸妈给的，你完整带来，完整给我带走……”

2011年6月7日上午，本年度全国首场高考开始。当千万莘莘学子走进考场的时候，年仅22岁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却正走向生命的尽头——履行一个死刑犯告别世界的“仪式”：被验明正身，接受审判长向他宣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令。

依照程序，审判长讯问药家鑫有无遗言和信札。一一回答后，药家鑫问：“遗体可以捐赠吗？”

审判长回答：“可以，办手续。”

站在旁边的市中级法院领导给药家鑫递了支烟，法警立即掏出打火机帮他点燃。抽完烟后，药家鑫换上一身深灰色崭新西服，穿一双与西装不对称的白底黑帮新布鞋。这些都是家人提前送来的，按照老家的规矩，上路的人得穿布鞋，投胎跑路脚不痛。

动身前，药家鑫拜托一名此前采访过他的记者：“请帮我转告张妙的家人，对不起！”接着，审判长递给他执行死刑回执，法警帮他折叠几下塞进西服表袋里。

药家鑫苦笑道：“这个我还需要保存吗？”

法警说：“当然要！”

药家鑫笑出声来：“哈哈！对，去那边也是要通行证的！”

10点40分，药家鑫被押出审讯室，转送至一辆用于注射行刑的封闭车辆上。一位负责行刑的法医完成任务后在日志中写道：

“从远处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我们各就各位，紧张地等待着。忽然隐约听到外面有人说：‘叔叔，让我再看看蓝天好吗？我知道，他（药家鑫）已经到达车外了。没有人再说话，大约过了三分钟，我感觉到车身抖动一下，知道他已上了车。

“XX（护士）立刻用甜美的声音对他（药家鑫）说，‘来，躺下，没事的。我（在监控室）看不见他的表情，只听到心位仪连接的声音。

“XX又说，‘来，把手伸过去，没事的，放松……

“一只手伸到我面前，手指很细很长。我没多想，马上用皮筋管勒住了他的胘肌，很容易找到血管，马上用针剌进去，同时打开注射泵的开关，第一剂（药）进去了。

“那边XX若无其事地问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里长大的？家里都有什么人啊？在哪里上的大学？他开始还回答得很清楚，后来声音越来越轻微……

“第二、第三剂药推下去……大约又过了三十秒，外面的心位仪已经由嘟嘟声变为嘟……这时我看到他那修长的手指还在痉挛，我知道很快这种最后的挣扎就没有了，便取出针头，XX把他的手抽回去……一会儿车子又抖了一下，他被抬下去……我和XX下了车，望着湛蓝的天空，长出了口气。他一切都结束了……”

法医的结论是基于生物学的生命体征作出的。药家鑫死了，第一波基于感性的舆论风暴渐渐平息了许多，但由他引起的一场更深层次的思考却刚刚开始。

有“央视才女”之称的新闻主播柴静看过药家鑫被执行死刑的新闻后，当晚在笔记里写道：“为什么人声称追索公正，要求（判决）死亡，但死亡来到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满足，也不是为它的残酷而惊骇，而是一种空茫？它让你意识到剥夺生命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切的发展，一切的可能都结束了。张妙死了，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结束了就过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不知道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还是为了死者“不白白的死”，柴静启程去了西安，对药家鑫案进行新一轮调查、采访、追索，并于专题片播出后，将自己对此案的思考编进其著作《看见》一书。其实，药家鑫死后对此案进行深度思考的远远不止柴静，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舆论参入者，都不会与死去的药家鑫一道陷入沉默，都会思谋寻找一些法律判决之外的内容：一名20岁刚出头，生性懦弱、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怎么会犯下如此冷血残暴、令人发指的罪案？

大部分人将药家鑫的罪因归咎于失败的家庭教育。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先还原被网络广传为“官、富、军二代”的药家鑫的真实家庭背景。

药家鑫的父亲药XX，祖籍山西农村，早年毕业于石家庄军械技术学院，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西安军事代表局驻华山机械有限公司的军代表，正团级军衔，2003年转业后去西安一家效益很差的军工厂工作。药家鑫的母亲也在这家工厂当仓库保管员，夫妻俩一年收入五六万元人民币。

药XX受访时告诉记者：“我们的工资收入主要开销儿子的学费，还有他学钢琴也很花钱，家里没太多积蓄。儿子从大二起带了很多家教，城东城西坐公交车太慢，到家经常就半夜了，他妈妈心疼儿子借了些钱凑合着给他买了这辆车。开始说好只买四万块钱以下的，后来亲戚朋友都说太差了不合适。”

虽然单从职业而言，药XX曾是部队的团职军官，但仅凭那样的身份给药家鑫带上“官富军二代”的帽子，似乎的确减轻了那顶帽子的份量。而且，经过我们调查，药家鑫犯案前的所作所为，也鲜见“二代”们的“骄、奢、豪”气。

药家鑫的邻居告诉记者：“他从小就是乖孩子，听话、有礼貌，见到邻居先问候。”

药家鑫的小学老师告诉记者：“他从小就是好学生，习钢琴，接受肖邦、莫扎特等艺术巨匠的熏陶，知书、爱乐、达理。”

药家鑫的大学同学告诉记者：“他平常很低调、内向、随和，成绩也不错。他喜欢悠扬的曲目，如法国名曲《水的嬉戏》，难度很高，弹得比我们熟练规范，基本功很扎实！”

药家鑫家教时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开始听说药老师杀人了，打死我也不相信。小药为人师表，给孩子上课几年，从不迟到。进门微笑着跟所有人打招呼，然后洗净手、关闭手机专心授课。有时候孩子比较顽皮，他不急不恼、一遍遍地教。后来因为要考研他辞了家教，孩子还特别不舍得！”

正因为如此，药家鑫被囚后，很多同学、邻居纷纷签名递交请愿书，称药家鑫从小学、中学到出事前，成长道路没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堪称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恳请法院网开一面从轻判决。

上述调查可见，药家鑫的确并非“我爸是李刚”之类纨绔子弟。相反不少人认为，军人出身的父亲对儿子管教偏激，导致药家鑫缺乏单独应对事变的能力，才在车祸现场犯下不合符正常思维逻辑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药家鑫接受庭审时的自述中，找出他某种人格被扭曲的过程。

“我从四岁开始学钢琴，之后成长中的生活模子，都是父母为我设计好了的。学校、家庭、家教地点，中间由车辆连成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

“（小时候）因为记不住谱子或弹琴的手势、姿势不正确，不知道挨了多少打。妈妈甚至拿皮带抽我。为了不让我以学习压力作业多为借口，回到家先（让我）弹琴，弹完琴才能写作业。我害怕作业写不完，小学课间除了上厕所，都不会离开座位，一直赶着写家庭作业。”

“小时候被一个高大的男生欺负、要我背他，要不就得给他一元钱。学校让家长来处理这事，我爸看看我，又看看那个大孩子，扔下五个字：‘那你背他吧！拿起军帽就走了。后来我被那个大男孩一直欺负到毕业。每次我稍加反抗，那孩子就说：‘你爹都不救你，你找谁救命去？被欺负狠了，也只能躲在被窝里哭，还不敢让爸爸看见，越哭越挨揍，他说：‘男人流血不流泪。”

“上了初中，学习下降了，成绩不好，爸爸很着急，他学我的数理化，然后给我辅导。有一段时间爸爸看我的成绩不好，把我关在地下室里，只有吃饭时间才能上楼。地下室很小，没有窗户，只挂着一盏灯，关上灯四面漆黑，（我）当时特别害怕，孤独、恐惧，几次想过自杀，却始终没有勇气。”

“我爸从来没夸过我，哪怕是我得了奖状回去，他也就冷笑一声，把东西往桌上一撂，‘天下之大，比你强的人多了去了，翘什么尾巴？我不敲打你，你就骨头发酥……那么多努力，被他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但他是一家之主，哪有我说话的地儿？在他面前，我咋都不对……考西安音乐学院时，我专业课是片区第一，文化课也超出了分数线，可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时，并没有太多的兴奋，只想大哭一场……”

从药家鑫成长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从小到大，父亲已然纠结成他的心魔，是个只会对他说“NO”的人。尽管在法庭陈述中，药家鑫曾表示“父亲的严厉是为了自己好”，但那仅仅是一个乖乖儿的概念而已。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习惯于无论父亲在不在场，遇事都得先考虑父亲的感受，这也是造成他车祸后拔刀行凶的直接原因。如他在法庭上多次陈述杀人动机时所述：“害怕乡下人难缠，没完没了找父母亲要钱。”

有人对此感叹：“一个在音乐殿堂里学习生活了十多年的孩子，能有多邪恶，多么想故意杀人？真的不敢相信。可他为什么作出万劫不复的罪恶事情呢？因为怕撞伤人被父亲责骂而选择了杀人。难道被父亲责骂，比杀人还要恐怖？”

是啊，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事实。

药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觉得自己教育比较失败，可是我也找不到我哪里做得不对。我对他要求很严格，可我觉得对儿子就应该那样。不要求严格，以后怎么生存？现在不管就业也好，升学也好，不都是按照成绩来的吗？所有的父母都这样啊！现在哪个少年的生活不是压抑的呢？有句话，‘有童年就不可能有未来，这是体制造成的。”

又是“体制”，万能的成因与罪因！字里行间，我们一方面能读出一位有责任心的父亲，多么想于“浊世”之中复制一个与自己有相同情怀的儿子。另一方面，我们也读出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过度自我，这一点在柴静的采访中也有显现。

“药家鑫说了好几次（死后捐献眼角膜），每次他（药XX）都立刻顶回去，因为网络上一些人说他是军队高层，干预司法，叫他‘药狗、‘药渣，他内心不平，越说越激愤，两眼圆睁：‘我对药家鑫说：你捐了以后，人家用上你器官，再有什么事，我没有连带责任我都受够了。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

柴静继续写道：“他说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药家鑫已死，之前所有关于他和父亲的关系都只是旁述，是推测，是揣想。但听到这句话，看到他脸上的表情，这个细节，像把刀，扎透了这件事……当时药家鑫没有解释，也没争辩，（对父亲）说：‘好，我听你的。这是他最后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听他爸的话……”

我们为死去的“罪儿”们深感悲哀。对于他们生前犯下的罪孽，无人愿意替他们分担一分一毫。从马加爵的父亲不给儿子收尸，到药家鑫的父亲“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还有学校里那些斥之“咎由自取”的“终身为父”者，都无情地将沉重的十字架压向不幸的死魂灵。

药家鑫一审被判死刑后，我们在西安音乐学院官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份官方声明：“对药家鑫案件，我们一是义愤，二是痛心。义愤的是药家鑫交通肇事行凶杀人，丧尽天良，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痛心的是药家鑫一案发生在我们身边，给学校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亡羊补牢……全院学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在完成好学业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思想和道德素养。对网上传播的此类言论不要跟帖回复，不要随意发表议论，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炒作。”

这份《声明》说了什么？潜台词只有一句话——“与学校无关”。对此，网上网下一片嘘声。

一位知名学者读了《声明》后怒言：“他们为什么迫不及待地表态？无非是要撇清关系，划清界限，堵住舆论的嘴巴，以免这个‘杀人犯玷污了他们的‘美誉和‘盛名。”

另一位大学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他们（西安音乐学院）该做的，首先就是道歉。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他们教出这样的学生，难道不该向社会、向公众、向被害人及其亲属深刻检讨，沉痛忏悔？”

学生是学校的一面镜子。学生出了成就，往往都会成为母校的骄傲与荣耀，学生出了问题，学校见风使舵、一推二五，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忒不仗义？更何况你想撇清就撇清得了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马加爵所在大学的学生赌博、嫖妓，到药家鑫所在大学的“校门八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纵容学生到社会上陪歌伴舞，等等。这一切，真实地透露出那些“罪生”们生存环境之恶劣。大学，你一纸声明就撇清得了吗？

2011年末，药家鑫杀人案被网民评选为本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事件”之首，社会影响超过同年直接导致国家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倒台的“温州动车特大事故”案。

不幸的是，药家鑫尸骨未寒，又一起大学生杀人案接踵而至，再次震撼全国。2013年4月1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学生会副主席林森浩，向室友黄洋的饮水机里投下剧毒化学品，导致黄杨肝部恶性病变，经抢救无效而惨死医院。林森浩在法庭上供认投毒杀人的动因时，让所有在场者目瞪口呆——“当时我在对面寝室玩游戏，黄洋过来了，笑嘻嘻地拍着我身边的同学说，愚人节要到了，要不要整人？很得意的样子。我当时看着很不顺眼，就想着整整他。第二天我去实验室，那里正好有这种化学品，就想到拿这个去整黄洋。”

林森浩案发被捕后，他父亲两换律师为儿子作无罪辩护，因为他坚信从小到大品学兼优的儿子没可能犯下如此弥天大罪。一直到最后，儿子承认自己杀人了，被判死刑了，绝望的林爸爸仍旧向法官、向媒体追问：“他没必要杀人，他（杀人）能得到什么？”

从马加爵因一次牌局连杀四位同窗，到药家鑫因怕父亲责怪而砍死被自己撞伤的受害者，再到林森浩的愚人节杀人游戏，还有多起发生在不同地区、起因大致相同的类似惨案，我们发现那些犯罪的“天之骄子”，有着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父母心中听话的儿子，他们都是老师眼里的优秀学生，他们都犯下令人发指的罪恶，他们都落到最悲惨的结局。为什么？

中国有句古话，叫“知子莫如父”。可令人扼腕的是，前述案例中的三位高材生，若泉下有灵，至今还听得到无论从学历、阅历、思维判断力都与他们有着天壤之别的三位父亲，仍在不停地向社会重复一句貌似简单的“天问”：“我儿子为什么杀人？”这种不寻常的细节究竟是偶然还是宿命？

对此，马加爵没有回答，药家鑫没有回答，只有林森浩在法庭陈述时作过回答：“当我还在自由世界里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无家可归。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坚守，无所拒绝……某日，我在某电视节目里听到一句话：成功的人都善于制定规则，顿时在我心里引起强烈共鸣……”当然，他所指的“制定规则”也包括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死。

直到林森浩被执行死刑后，做父亲的对儿子这番供词始终无法理解，因为他不知道儿子这套“歪理邪说”从哪学来的。家长没教过，相信学校老师更没教过……那么，在我们这个尚未被宗教渗透、上帝可以免责的国度，除去马加爵、药家鑫、林森浩等人以生命的代价为自己的罪恶买单之外，还有谁该为这些迷途的羔羊分担些什么？

在一次又一次类似惨案发生过后，我们经常可以读到大量所谓“追责”、“反思”的文章，基本套路有三：一是大家在“杀”与“不杀”之间混战一场；二是对杀人者是否“官军富二代”人肉搜索一番；三是找出如出一辙的罪因——家长过份溺爱、学校忽视“素质教育”、教育体制落后。

三条“罪因”，除开那些倒霉透顶的家长，溺爱也好、苛刻严厉也罢，孩子出事了，自家愿不愿意都得承担“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而要归罪学校、归罪教育体制，似乎人家就不服气了——曾几何时，我们的教育方针开宗明义：“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里，德育培养可是首当其冲。而且，从小学到中学、大学，都开设了份量不轻的思想政治课。课程内容更是洋洋大观，从“三爱”教育到遵纪守法、道不拾遗，无所不包，若是受教育者都能身体力行，不成圣人也可为贤士。

只可惜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那些近乎完美的教条在世俗的比照下，最终未免沦为虚无缥缈的“天方夜谭”，应付完考试，便被束之高阁，现实生活才是学生们最直观、最生动、最强大的的教科书。这些年，只要翻开这部教科书，他们能读到的只有胜利者的逻辑与伦理——“胜者王侯败者寇”。正义与公理被权力与金钱矮化，弱者的生命与生存权被漠视，尊严被践踏，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格斗中无视“王法”、不择手段……这一切，无时无刻、无处不在地让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耳濡目染。

后记：从“东南西北马加爵”到钢琴王子药家鑫、学生会副主席林森浩，他们近乎变态的残暴行为，他们对人性与人类道德底线的罔顾与不屑，哪一样能让我们的社会心安理得？而要挽救颓局，仅凭学校教育又有何力回天？

“天上人间”的美女大学生

采访时间：2013年4月-2015年1月。

采访地点：广东某地、西南某省。

采访对象：刘彩霞、陆晓薰、陈子墨、郭校长（均为化名）。

采访人：某报记者（本文作者）。

“出发！”

一声令下，三辆警车瞬间就位。凌晨1时许，代号“春雷”的扫黄打非执法开始。十分钟后，近百名公安干警包围了本市最大夜总会——“天上人间”。

“差佬（广东话，公安）来啦！”

门口的“妈妈桑”见大队人马杀将进来，拉响了高音警报。顿时，整个场子被捅了马蜂窝一般。在五光十色的镭射灯下，白胸脯小亵衣、黑网袜细大腿的“兔女郎”们狼奔豸突，屁股上的白绒兔子尾巴在昏暗的灯光下划出道道弧线。

我随着第一行动组冲上二楼，直取已经踩过点的“888”号包厢。领头的郑队长“嘭”一脚踹开“土豪金”皮门，一阵刺鼻的香烟烈酒和着香粉味儿扑面而来。

“全部靠墙、手扶后脑，蹲下！”随着干警们大声指令，豪包里20多位正在纵情声色的男男女女瞬间被包了“饺子”。男客们上身赤裸，满嘴酒气，十来位陪侍的“公主”个个浓妆艳抹、身着镂空深“V”、高叉紧身的薄料旗袍，两侧腰线上的大片黑色蕾丝，透露出洁白的肌肤和胸罩。

角落里，一位身着紫裙的“公主”死命往上拽着已滑落的内衣肩带，胸前沟壑赫然插着几张百元大钞。她身边的男客则在干警涌进来的一瞬间，狼狈地揪住松垮的裤带。

“有偿陪侍，带走！”郑队长一声怒吼，那两人被作为涉黄人员当场铐住。我们出门时，见另外几辆大车上已经装满了此类人员。

开车了，一警员低声骂了句粗口：“妈的又有不少学生妹！脑子怎么长的？不好好读书跑来做鸡，家里人还不知道她们有多出息呢！”

“郑队，哪些是女大学生？”我问。

“多随我们跑几趟，你自己就会看了！”

那位骂骂咧咧的警员告诉我：“年龄差不多，都穿工装，甄别有难度，看多了一眼就认得出来。首先，学生妹不敢染头发，染了回学校难交代；其次是矫情，问她为什么要干这活儿，一式托辞——‘家里困难，倒不如那些没文化的姑娘爽快——‘来钱快！”

“女大学生出来‘做的多吗？”下车后我问郑队。

他边走边答：“应该不少，究竟占多大比例没做过统计。我们依法办事，只查身份证、不查学生证。就算追究出来又有啥意思，难不成让学校开了她们？指不定家里供她们读书还欠了一屁股债。真要把事情亮了，弄到寻死觅活的，我们不就没事找事儿了？”

“那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还能怎样？有偿陪侍毕竟不是卖淫，教育教育，罚点款放人呗……该工作了，带一个进来！”进审讯室刚落坐，郑队就嘱咐手下。

“花名、正名、身份证号……”旁听他们审讯，真有点看警匪片的感觉，节奏很快，一会儿来去了第三位“公主”。

“Yuki，姓名‘陆晓薰，身份证44070319950324XXXX。”

“第几次？”

“头一次。”这位陆小姐，动态斯文、语调偏凉。

“都一样，抓到一次承认一次！”郑队长打了个哈欠。

“是她？！”我突然认出眼前这位冷艳“公主”了——某学院英语专业大四学生，校模特队领队，系里推荐的优秀学生，上周还接受过本报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采访。

尽管我尽量低着头，她还是认出了我，眼神慌乱起来。为避开她进一步识辨，我起身离开审讯室。郑队说的没错，不要把人往绝路上逼。

第二天下午，我终于没憋住，去学生公寓堵住刚下课的陆晓薰。

“来了？”尽管不无尴尬，她仍装作若无其事地给我打招呼。此刻她穿着kitty萌猫松身T恤，长发束拢，脸上粉黛不施，绝对人见人爱的清纯女生。

“可以聊聊吗？”我随她进入宿舍。

“可以不聊吗！”陆晓薰突然抬起头，毫无惧色地盯着我。冷场片刻，她说：“否则你就要去学校告发？”

“只是想像个朋友那样聊聊，如果你愿意。”

“聊什么？要我给你爆料挣稿费？不就是勤工俭学嘛？在学校模特队外出走T台，不一样被观众用眼神猥亵？有些老师还介绍我们走‘野台炒更呢，每个人头能收入两百元中介费！”

“走台和坐台，还是不同。”我倒像是做了错事的主儿，尽量低声柔语。

“哈！我每月生活费至少三千，爹妈一个月只给一千，这两千块钱差价靠走台挣得齐？你去校园转转，香奈儿、LV，一个包包上万块，有几个女生是‘富二代？还不是从‘男票、‘蜀黍（叔叔）、‘干爹那薅来的！一到周末，学校门口一溜儿豪车停在那，知道干嘛来的？接‘美眉去happy的！”

门开了，两个漂亮女孩并肩走进寝室。一个英伦摇滚“范儿”，烟熏妆、钉鼻环，上身英国麦克奎恩的骷髅头T恤，下身意大利阿玛尼牛仔热裤；另一个截然相反：上身白衬衫旧得发黄，整饬得清清爽爽。长直发扎根橡皮筋，直眉素面，外加一双忧郁的大眼睛，整个儿悲情脸相。

“出门聊。”陆晓薰显然不想惊动室友，把我带往楼下，边走边嘟囔：“别看她们一个像‘富二，一个像村姑，也都是‘捞女。同寝室结伴返工的事多了去……”没说上几句，那位“英伦范儿”就在楼上喊陆晓薰，像是给她解围。

“你说的‘英伦范儿女生叫陈子墨，本地人，父亲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朴素些的女生叫刘彩霞，来自西南偏远山区，家境贫困，大一申请过助学贷款，不过大三就还清了。生活简朴，性格内向。至于陆晓薰，上次已经推荐你做过采访，就不用再介绍了。哦，她家庭经济情况一般，父母是工薪族。总而言之，这三位都是很优秀的女生。”我以调查大学生“勤工俭学”的选题找到班主任关老师时，他向我介绍。

当我问起三位女生有没有在校外兼职时，关老师像是觉察出什么，淡语不淡味地：“都是成年人了，兼职啊，勤工俭学啊，具体干什么工作学校就不便过问了，干家教的多点吧……”

两个月后，我又去那所学校公干，顺便向关老师打听那三位女生的近况。他告诉我：刘彩霞主动放弃保研，也没留在城里找工作，直接回老家支教当小学老师去了，其他两位都已离校就业。”

“回农村支教？”我有些吃惊。上次就听说那姑娘家境特差，去夜总会完全是为了挣学费。这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了，为什么又要回去呢？更何况她老家又是上了榜的全国著名贫困县。

“其实系里很多老师都特别看好刘彩霞，真正品学兼优的女生啊！”班主任感叹道。我向他要了刘彩霞所在学校的详细地址。

“回乡支教正能量啊，这种典型你们报纸是应该大力宣传！”班主任很年轻，言语油滑，满脸的玩世不恭。

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贫困的地方——公交车只通到镇上，距离小学所在村庄有几十里地，除开徒步，就得转搭隔天一班的私营面包车。

次日大早，我搭上一辆烂得快散架的面包车，满车土布头巾和只会说苗语的老阿嫲，一地鸡毛鸭屎。真不明白刘彩霞哪根神经长反了，放着研究生不读，非要回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儿？

大约在“光灰”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了目的地——山坡上瘫着几间用碎石垒堆依山而建的“半边”屋，泥糊的外墙斑斑驳驳，上面隐约可辨笔划不全的标语口号——“批林批孔”。校长说，那是“文革”期间留下的标语，校舍也是那时候搭建的。现在别说破烂不堪成危房，单数量上也严重不足，六个年级只能半日制轮流上课。这里拢共只有三个老师，彩霞和另一位本地女老师，带上他。

趁着刘彩霞在上课，这位胡姓校长向我介绍起她小时候的状况：“彩霞打小就是个苦娃，我是她小学班主任。从一年级开始，每个礼拜得走十多里地来这里上学。一袋米、一罐咸菜吃一个月。可孩子乐观向上，读书非常刻苦，小学毕业后一下考上了县里重点中学，年年也是三好学生，后来又一下考上了大学。

“我们都以为这只‘凤凰飞了，再也不会回来，没想到她大学毕业后放弃保送研究生的名额，主动跑到我们这里来支教。建校几十年了，咱们这里考上大学的娃儿也有十几个，像这种情况她是头一个……哦，我得敲钟下课了！”胡校长跑了几步，敲响挂在屋檐上的一块废钢片。

不一会儿，刘彩霞搂着一摞作业本走出教室。可能是随乡入俗吧，她把飘飘长发铰短了，穿着当地女人自产自用的土布大脚裤，身形显得更加单薄。

“是你？”她记性真好，一眼认出了我。我告诉她，手头上做一篇大学生支教的报道，听说她在这里，就找上门来。

“那你就找错人了，我可没什么远大志向。父母亲年老多病没人照顾，加上我的母校一位老师辞职去广东打工了，找不到人顶替，我就回来待两年，一举两得而已。”她平静地说。她对我的来访并不欢迎，任我紧聊慢聊，她都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

下午，刘彩霞去上课了，我找另一位女老师闲聊。她说：“彩霞老师真是个善人哪，放暑假学校就要重盖，基建经费一大半是她捐的款。”见我有些吃惊，那位女老师伸出一只手比划：“听说拿出五十万哪！啧啧，她爹娘一辈子种着几亩石头田，穷得叮当响，治完病饭都吃不饱，女儿读了几年书就变成了富婆！难怪那么多有文化没文化的人都往你们广东跑！”

傍晚，我想再找彩霞聊聊，没见人影。她的女同事用手指指村口：“去那里找找，彩霞老师每天晚上都会一个人去那边散散神。”

我寻过去，果真见刘彩霞独自坐在水塘旁边一棵大树下抽烟，瘦弱的身影在冷飕飕的秋风里显得特别孤单。见我靠近，她起身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对不起，我得回去改作业了。”说完自顾朝学校走去，地上扔了两个空烟盒子、一堆烟头和十几个用树枝划的英文字母——“bitter（苦）”……

晚上，我向刘彩霞求证捐款的事，她坚决予以否认。我又向胡校长打听，他也说不知道这事。我只好作罢，看来这一次选题，拿刘彩霞做不了文章。

次日清晨我离开学校时，操场上正在举行升国旗仪式，百来号小学生佩戴红领巾齐刷刷站在操场上，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跟唱、行注目礼。

曙光初现，刘彩霞身着白毛衣、黑裤子，站在学生队伍的前面，一头乌发和长长的眉睫被初升的太阳染成金黄……好美啊！我止步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很像一个人，某部外国电影里的一位女主角。尽管想来想去就是没记起那个人究竟是谁，但在潜意识中我突然对眼前这个女生心生怜爱，向她投去一缕祝福的目光。

回城路上，我以为自此与刘彩霞天各一方，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但没想到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蒋记者，我是XX小学的老胡啊，还记得我吗？求你一桩事，彩霞老师前几天突然不辞而别离开学校，然后电话关机打不通，连她家人也不知道她上哪去了，几个班没人上课，你有没有办法帮我联系上她？”

我问他怎么回事，胡校长犹豫了片刻，说：“您看到的，校舍都快塌了，从我10年前当校长开始，就年年打报告请政府拨款建校舍，各路菩萨求了个遍，好不容易去年镇上批了8万元，也就够修个屋顶……彩霞老师知道这个情况后，二话不说拿出全部积蓄五十万块钱，她本来不想让人知道，可下个月新楼就要奠基了，学校决定立一块碑，刻上所有捐款人的名字。报到镇政府，彩霞的名字被划掉了，原因是镇长的小舅子想追彩霞被拒绝，便到处放风，说彩霞的钱不干净，是读大学时卖身挣的。这一下村里砸了锅，还有的老百姓提出要把彩霞赶走，免得带坏了他们的子弟……”

离开校长，我马上拨通陆晓薰，她毕业后在一家翻译公司当口语翻译。听完我的转述，她吃惊地喊道：“五十万？她傻X呀！钱那么好赚？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落这一下场啊！她好久没给我电话了，我问问子墨……”

不一会儿，陈子墨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上面写了一个地址，应该就在刘彩霞老家的县城里。

这是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医院。楼下门诊，楼上病房，水泥地斑驳不平，白灰墙上尽是污渍和游医小广告。我直奔肿瘤科，病房里摆着4张床，一个瘦高姑娘陪坐在唯一有人的病床边上。

陈子墨回过头，向我做了个噤声止步的手势，把我堵在门外，然后过来递给我一只口罩。“她抵抗力很差，容易感染……”

“什么病？”

“宫颈癌II期……”

得仔细辨认才能认出病床上的刘彩霞。经过几番化疗，原本清瘦的脸庞更塌陷下去，吊针的手腕上血管外凸，几乎只剩下一张皮。

“刚用过安眠药且醒不了，去外面说吧。”陈子墨喊来护士换吊瓶，并交代她代看一下，然后把我带到走廊外面。

“她在大学期间就一直月经不调，省钱、不肯检查……前几个月为了捐款的事精神受到刺激，开始全身疼痛，后来就落红不止、流鼻血，实在扛不住才上医院，查出来就这样了……”

“她的家人呢？这么重的病怎么能在这样的小医院治疗？”我问。

“她父母连县城都没到过，而且俩人都有病在身，让他们知道也只会瞎着急、添乱……去大医院得花大钱，彩霞的公办教师还没批到编，所以没有公费医疗，还好自己办了张保险，好歹可以报销一点，可加上一个月工资千把块钱，做一次化疗都不够。这还是我先给她垫了十五万医疗费。”

“要不我跟镇里去说说？她之前捐的五十万建校钱能不能挪点回来？”

“我也这么跟彩霞说，可她死活拦着不让我去。她说钱是为山区孩子捐的，她不会再拿回来一分一厘。自己的事全凭老天爷做主去，先赎罪，再解脱。”

我心情复杂地看着陈子墨。

“现在让你知道也无所谓了。昨天彩霞知道你要来，让我谢谢你，没在学校拆穿她……外面的传言没错，我们仨都做过‘捞女……你上大学时也打过工吧？家教、市场调查、还是在麦当劳卖汉堡？一个小时十几元工钱的那种，对不对？”

我点点头。

“现在那种辛苦钱只有男生才会去干了。我挣外快的主业是伴游，一天服务费一千，小费不封顶。彩霞和晓薰在夜总会干，一晚八百，出台小费两千。我们三人当中只有彩霞是贫困生，一年学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她全家一年不吃不喝也凑不够四千块钱。况且父亲重病，弟弟妹妹读书还要钱。怎么办？大一的时候，她同时打几份工，一个月也就挣千把多块钱，还要寄回家贴补家用，自己累得像瘦猴。劝她跟着我们干，不愿意。后来，她谈了两年多的男朋友被一个比我们先出道的‘捞女买断，丢下一句话：‘现实点吧，爱情不能当饭吃，我想少奋斗二十年！彩霞发疯一样整整哭了一礼拜，然后就跟着晓薰去了夜总会……”

“我知道你家境不错，为什么也去干那个？”我问。

“爽呗！跟着各种各样的土豪坐头等舱去度假胜地，住五星级酒店吃喝玩乐，一天还进账三千多，何乐而不为？人活着就为吃苦受累？值当吗？那些个客户，别看他们人前人模人样、大富大贵的，在我们面前乖得像只宠物狗！”

“赚了钱怎么花？”我问，又犯了职业毛病。

她今天倒是不在乎：“血拼、请客，剩下的做慈善。”说到这瞟我一眼——我对她说的的确有些意外。

“我与十个贫困地区的孩子建立了‘一对一帮扶，每年捐款三五万。平常走路见到乞讨的孩子和老人残障人什么的，也会每人给五十一百……”

“为什么这么做？”

“乐意！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天生都是些挥霍青春的冷血动物吧？彩霞看到孩子们的教室摇摇欲坠，一激动就拿出五十万，你办得到吗？有几个正人君子肯拿出钱？就他们镇上的领导，宁可用公款吃喝玩乐、请客送礼，也不去管小学生的死活。不是吗？至于钱怎么挣的，重要吗？当今社会谁不是拿自己的资源去换别人的资源？你们记者卖脑子，贩夫走卒卖力气，我们出卖颜值，不都是利用自己的身体资源挣钱吗？”

关于“资源交换”的理论过去我在采访、编稿时没少见过，可今天用在此处还真让我无语。

“上次在学校你们谁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今天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多？是因为拿完毕业证了无所顾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问陈子墨。

“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你这么不辞劳累赶过来看彩霞吧，也想让你知道我们这些世俗眼里的异类是谁孵化的恐龙蛋！在学校你找我们是你的工作，关我们什么事？”她回答得够坦率。

“你们干‘兼职学校知道吗？”

“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当中就有人在夜总会碰上过某位系领导。如今大学只在乎你准时缴学费，老师忙着找项目赚钱，鬼才管你是谁下的蛋……”

“44号床的病人醒了……”护士过来通知陈子墨。

“蒋姐姐，你来了……”我走进病房，刘彩霞勉强将头移离枕头，算是对我的欢迎，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和善，半年前在村小与我对视时的防卫与敌意，已荡然无存。

“彩霞你好……”我凑近她的耳边。

“对不起，去年在我们村小……”

“没事的，我理解你，你是一个好姑娘。”

她有些意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费劲地摇摇头，眼泪脱眶而出：“……是校长给你打的电话？”

“是的，胡校长很着急。”

“你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里，就说，我去南方当老师，不回去了……等我死后，麻烦你，把真相，告诉校长。说我辜负了他的希望……”

“彩霞，你谁都没有辜负，即便校长知道了真相，你仍旧是最值得他骄傲的学生。我敢保证！”

“谢谢。蒋姐姐，还有子墨……我有个，不情之请……”

“瞧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先喝点水，慢慢讲。”陈子墨兑了一杯水，喂她喝下。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家人，父母那边，子墨去告诉他们一声，就说我去国外读书了……爸爸治病，前年我给他买了两份保险，弟弟妹妹读书的事，我想，请蒋姐姐帮他们，找家慈善单位，让他们读完中学……”

“彩霞你放心吧，弟弟妹妹上学的钱包在我身上。现在你什么都别多想，配合医生治好病才是最重要的。”我刚说完，值班大夫过来建议我们让病人休息，避免情绪波动。

刘彩霞睡着后，我和陈子墨商定，由我着手发一篇“支教女大学生捐款建校，自己身患绝症无钱治疗”的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与同情，陈子墨和陆晓薰负责在校友微信圈为彩霞募捐。

那天晚上，我让连日照顾病人已经疲惫不堪的陈子墨在空床上早睡，自己在病床边陪护昏睡的刘彩霞。半夜，我正靠着床头打瞌睡，刘彩霞醒过来喊疼，护士给注射了一支吗啡。疼痛止住后，她显得有些兴奋：“蒋姐姐，你说世上有多少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只有一个人。”我说。

“上帝？”黑暗中我感觉到刘彩霞笑了。她说：“最近躺在医院里老做同一个梦，爬呀爬、爬呀爬，爬上山顶，被一阵风吹落悬崖……我又重新爬呀爬、爬呀爬，又掉下悬崖……然后就想啊想、想啊想，我是怎么掉下去的？”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受访人话说到这份上是获取真相的最佳切入点，可那个晚上我真的没想到要找什么真相，只想当好病人的陪护。可在吗啡的副作用刺激下，刘彩霞像是刹不住话闸。

“到大二了，我还没掉下去。有时候，刷了一天盘子，手泡得肿胀，挣回一张皱巴巴的‘老人头，回宿舍后晓薰说，‘跟我去吧，钱来得更快。有时候，挨了大半天冷眼，只完成几份市场调查，回宿舍，子墨说，随她出国陪游，一天挣一万块。开始，我连心思都没动一下。她们笑话我，是‘恐龙时代的贞操观。后来……去了夜总会，第一次，人家给了我八千块钱‘开苞费。事后，我躲在浴室里，一面哭，一面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洗澡液打了一遍又一遍，玩命地擦啊、洗呀，直到下面擦破皮……”

“彩霞，一切都过去了，许多事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活法。该放下的就放下，更何况你现在这种情况。”我极力阻止刘彩霞的恶性记忆。上帝证明，那个晚上我没说过一句职业性假话。

“放不下的，蒋姐姐。我努力过……当初回农村支教，为的是放下。后来捐出全部赃款重建校舍，也是为了放下。没用、没用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什么千古恨、万古恨的，你呀就是个傻子！”不知道陈子墨什么时候醒过来的，恼恨恨地说。“什么叫干净钱？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几个敢说他们怀里揣的是干净钱？让中纪委‘打虎办去查查看？你捐什么捐？傻呀！教室倒了关你屁事？国家每年下拨的教育经费哪里去了？不都被他们花天酒地盖洋楼了！都这个时候了，你犯得上在这里自虐、忏悔吗？谁都没资格做你的上帝和神父！”

病房顿时陷入沉默。我轻轻为刘彩霞抚摸被针头扎肿了的手背，在黑暗里独自咀嚼着她快要流干了的眼泪……

一周后，我那篇关于刘彩霞的报道还未及发稿，就接到陈子墨的电话，告诉我刘彩霞晚上用破药瓶子割断动脉自杀身亡。

“流得真干净啊，一滴血都没剩下……”陈子墨哭着说。

2015年春夏之交，受胡校长的邀请，我和刘彩霞的两位女友一同去参加他们的新校舍落成典礼。

平日里闭陋冷清的山村小学今日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县教育局、镇政府、村委会等各路首脑的轿车一字摆开停在坡下，学生们在操场上载歌载舞喊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胡校长站在坡上，陪着镇长接待来宾。

看到我们三个上来，胡校长脸上的笑容陡然收敛，磕磕巴巴地向镇长介绍：“这是彩霞老师的三个好朋友……”镇长轻轻地“噢”了一声，向我们投过异样的眼光。

胡校长见状赶忙单独介绍我的身份：“这是广东省报记者！”

镇长一听赶忙堆起笑容，上前一步握住我的手：“哦，对不起、对不起，人太多照顾不周，请记者同志多多原谅！”

我简单跟镇长寒暄几句，便领着陆晓薰、陈子墨去看刘彩霞工作过的地方。身后，听见镇长训斥胡校长：“你干嘛老苦着脸，媳妇被人拐跑了似的！”

穿过孩子们的腰鼓队，看着一排崭新的教室，我的眼睛潮润了。听陆晓薰向陈子墨嘀咕了一句：“彩霞的一条命，就值这些烂房子？”

陈子墨低声回答：“可别这么说，彩霞听到会生气的。”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感谢大家不辞辛苦来参加我们这所山村小学的新校舍落成典礼……”镇长率先发言完毕，由胡校长宣布捐款人名单。最高的捐款两万元，听旁边人说是镇长的小舅子，乡镇企业家，余下都是当地老百姓的自发捐款，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我们一直听到最后，都没有听到刘彩霞的名字。此时，陆晓薰忍不住大声提问：“请问校长，为什么没有刘彩霞的名字？听说她捐了五十万？”

观礼、看热闹的群众闻声“啊”的一声喧闹开了。一个不知道缘由的小伙子大声说：“彩霞老师捐了那么多，凭什么没她的名字？”

胡校长看看镇长。镇长装着没听见，自顾与县里来的客人交谈。冷不防陈子墨过来大声嚷嚷：“镇长，假如你们怀疑刘彩霞的钱不干净，请将五十万退回给她的父母，他们家里的困难众所周知，也省得我们为她弟弟妹妹的学杂费到处求人捐款！”

人群中炸开了锅，一些去外地打工回乡的年轻人纷纷要求校长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胡校长再次用眼神征询镇长的意思，镇长还是不表态，借故上厕所绕开现场。胡校长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上前颤颤巍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我给大家读一封信，是刘彩霞老师的遗书……”又是一阵喧哗。

“胡校长，当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上路去了另一个世界。有几件事想委托您：1.请不要向外宣传我捐款建校的事情，但我的五十万捐款永远有效，今后不管谁有质疑，有什么样的质疑，都不会改变；2.我的弟弟妹妹都在读中学，我的朋友们虽有爱心却山高水远，希望您有空多过问一下他们的学习，日后考大学填志愿请您为他们做主；3.我的父母亲常年生病，我给他们都买过保险，有关报销事宜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劳您费心帮忙……我不能亲眼看到新教室落成了，在启用的第一个升旗日，请校长代我与同学们一道向国旗行礼，并且转告孩子们，彩霞老师天天在天堂上看他们升旗，一直到他们考上大学……”

校长读不下去了，老泪纵横：“同学们，请把刘彩霞老师的名字，刻在你们心上！”

孩子们的哭声一片，和着我们仨无声的泪水。

升旗仪式开始，上次刘彩霞站立的位置上换了另一位年轻女教师。《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突然想到半年前那个秋日里被朝阳浸染的彩霞姑娘像谁——苔丝！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笔下的《德伯家的苔丝》——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世俗的诱骗而失去清白之身后，为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杀死了那个奸污她的富家子弟。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苔丝迎着朝阳，微笑着走上绞刑架……

当天晚上，我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段莎士比亚诗句纪念刘彩霞：

“把我的胸口做你的眠床，

养息到完全平复你的创伤。

让我用起死回生的一吻，

吻在你受伤的胸口之上……”

后记：那天晚上，陆晓薰心里难过喝醉了。她说：“从小学到高中，心里有个目标，考高分、上大学。真上了大学，发现什么都空了——没了过去，也看不清未来，只有当下。当下好啊，没人管你、没人逼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挣钱、开心、及时行乐……刘彩霞，你何苦啊？人，就是个会享受的动物……”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