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帝都杏林春

夏坚德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大医院，它究竟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选择在古老城市西安南面的一隅开始建设？首台手术是如何成功的？犹如一个新生的婴儿，在1956年9月的一天，它用第一声独特的啼哭，带来第一步接着一串串踉踉跄跄的脚印，就有了第一次令人畅快开怀的欢呼与欢笑，以及60年来医学事业的发展、壮大与巨大飞跃性的变化。

1、风云变幻中的迁徙和命名

追溯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起源，它曾命运多舛，几易其地，几易其名，像个爹娘离去、收养更迭的孩子，从少年、青年、中年人、壮年人、老年人、耄耋之人、太岁成精……百年历史，分合离散，起伏不定，直至60个岁月沧桑，它的名字还在改变。

从1956年建院后的60年，它伴随着新中国的心跳茁壮成长。它自身坚定的脚步从来都不曾犹豫。它扎扎实实地立足本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有为，向着太阳，向着光明，向着世界医疗技术高端冲击，前进、前进、前进进。它始终遵循“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医学专门人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院初心，紧紧围绕着大众的疾病痛苦和精神解脱不断再学习、再探索、再研究，努力创造奇迹。

黎锦熙在《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中写道，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1912年改设北京医学专科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医科大学。1928年并为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这是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高等医科学校之一，被公认为“汇集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他们代表了当时我国医药卫生各学科的最高水平”，对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发展影响深远。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日军迅速对我国文化教育机构进行疯狂破坏，妄图在精神文化上毁灭中国。一时间风雨如晦，人心惶惶。当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中华文化之根基以及近现代科教文卫事业发展之成果，已成燃眉之急。时任国立北平大学校长的徐诵明（中国高等教育先驱、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奠基人之一，中国病理学科开山鼻祖）按国民政府教育部9月10日令，号召全校西迁，与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以保留高教火种，培养抗战力量，收抗战复兴之效。时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内科专家的吴祥凤，召集王同观、蹇先器、颜守民等教授在自己家中开会，传达教育部训令，并当场签名表示“要保持民族气节，坚决不为日伪服务，即日内迁西安办学。”1937年10月18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院23系。北平大学医学院改称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依当时体制，医学院与附属教学医院为一体，同时迁陕。这一天，即为该医院的创立之时。

1938年3月，日军攻占山西临汾之后，轰炸西安。4月3日，该医学院师生们徒步半月，翻越秦岭，迁往汉中。到了汉中，也只能借汉中联立中学校舍和交通银行房屋进行教学，借南郑县卫生院32间房屋开办附属诊所，作为群众看病和学生实习基地。当时，汉中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办学条件极其简陋，临时校舍多次被日机炸毁，人员、财产损失惨重。但广大师生不屈不挠，愈挫愈强。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后，教育部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5月2日，西北联大正式开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与南郑卫生院、洛阳军分校医院挂钩成立附属诊所，作为学生实习基地。抗战迁陕后的医学院虽仓促建校，设施简陋，但师资力量堪称当时国内一流，教授多为海归博士。师生们忍辱负重，不忘教学为抗战服务。当年12月，医学院组织抗日宣传队赴宝鸡、汉中等地，行程千里，宣讲抗日救亡运动，讲解防空防毒知识，为群众看病解难，受到沿途民众和当地政府的热烈欢迎和鼎力支持。

1939年5月29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附属诊所从汉中南郑县迁至东郊文家庙，附属诊所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即国立西北医学院。8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独立设置，称“国立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到1942年，医学院学生达到近300人，附属医院设各类病床80张，日门诊量300余人次。学校遵“研究高深学术、培养医学专门人才”之宗旨，建立多个基础学科研究室及多个临床专科诊察室，还举办战时救护、公共卫生训练班，指导当地医院诊所工作，组织乡村巡回医疗，研究开发国药，治疗了大批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四大医学院之一。教师们自编自印教材，秉烛备课研读，教辅学生一丝不苟，诊治疾患兢兢业业；学生认真读书学习，心系民族危亡，立志服务社会、服务抗战。汉中办学期间，数位国内外知名的医界名流在医学院工作，如儿科教授颜守民、眼科教授刘新民、皮肤科教授蹇先器，还有在日军轰炸中牺牲的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内科教授李宝田、外科教授万福恩等，他们儒雅的学者风范、高超精湛的学术造诣，诲人不倦的师德，为这所医学院留下了优良宝贵的学术传统。

1946年8月1日，该院由汉中迁至西安崇礼路（后改称西五路）157号。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附设大学医院简称为“西北大学医院”。

1950年4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改称为国立西北医学院附设医院，行政管理归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

1950年12月8日，奉西北军政委员会令，该院改名为西北医学院附设医院。

1953年4月1日起，又归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根据中央卫生部8月3日批复精神，从当年9月1日更名为西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1956年5月28日，经卫生部批准，新建于南郊的附属医院定名为第一附属医院，原附属医院改名为第二附属医院。9月1日，接国家教育部卫生部通知，改名为西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958年6月，行政关系变更为陕西省高教局。

1978年1月，确定实行国家卫生部、陕西省政府双重领导，以卫生部为主的领导体制。1985年，又改为西安医学院、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0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该院成为现在的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说到这里，可真有点累了。你说什么名字需要如此繁复地变更15次，改来改去？其实还不就是一座城市里的一所大医院嘛。只是，让人很疑惑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1956年新建于南郊的子附属医院定名为第一？而原来就有的母附属医院改名为第二？也许有个地域传说，可以说明这个“第一”和“第二”颠倒的关系问题。

2.数西安古城多少风流人物

西安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它貌似很能接受外来的先进思想与新科学，甚至很接纳上至皇族统帅、下至逃荒要饭的穷人，还很青睐到这里来做生意挣钱、当官荣升、过往交朋友的人们……让人们一旦来过就终生难忘。

西安古称长安。长安城地形有“五塬、六岗、八水、十一池”。自南朝北还有一条龙脉，龙头昂在龙首原，龙尾甩在终南山下的郭杜以南。

所谓“五塬”，即白鹿、乐游、神禾、少陵、龙首塬。

所谓“六岗”，就是龙首村、大明宫、兴庆宫、草场坡、乐游原、郭杜南，这是六道东西横跨的台堤型高岗。

所谓“八水”，指泾、渭、浐、灞、沣、潦、潏、滈这八条河。

所谓“十一池”，即太液池、昆明池、兴庆池、曲江池、龙首池、鱼藻池、广运池、未央池、洁绿池、定昆池、九曲池。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描绘长安城布局的诗句：“千百家似围棋书”。长安全城分为东西两市108坊，宛如一块规则明朗的棋盘。这108坊恰好对应天上108颗星曜，即36天罡、72地煞。梁山108好汉对应108魔星。神奇吧？

当皇帝驾临这座长安古城时，是一定要坐北面南的，所谓步步向高。代代朝朝都以朱雀路西大街为中心基点，面南靠北。讲究的是：前有朱雀门驾鹤引路前途光明，左手东擒青龙，右手西降白虎，后靠玄武门有退路。

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西五路，即西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所处的位置是龙脉上六岗的九三，属“君子乾乾”之地。君子是什么？给民众做榜样表率的，是当大官做丞相的。

而附属医院的建址处为六岗的“九五至尊”之地，这里应该是皇家帝王居住的地方。属于“飞龙在天”的绝佳位置。人住在这里，容易受到王气熏染，说不定都能当上天子。所以，凡人真身哪敢居住？只能留给道君菩萨。

小寨附近盖了三座大庙，即东段佛家青龙寺、西段道教玄都观、北段佛家兴善寺。修建这三座大庙的目的，就是用来镇压此处的帝气王象。玄都观内曾留下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名诗《玄都观桃花》。读起来颇有意味儿。其诗这样写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在人群中，当帝称王为首；在地势中，南高为大，北低为下。更何况“小寨”在1949年6月至1950年期间，是无数革命前辈在这里来来往往、转战南北奔向更新更艰苦的地方继续干革命的集散地。1961年11月，这里还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总指挥所在地。那里一时间风起云涌，汇聚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精英强将、高官、科技文化高层人物。小寨，以至于南郊，一直是陕西省、西安市的政治文化中心。

以前，西安市仅有几条公交线路时，5路公共汽车站和3路公共汽车站都要在小寨交叉。5路是以火车站为起点，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为终点。3路起点是小寨，终点是火车站。那时候，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到夜晚还是黑灯瞎火，荒郊野外。当地许多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凶杀案件故事，据传都发生在5路公共汽车夜班车上和小寨附近的荒凉菜地里。

一座医院的建立如此历尽千辛万苦，而一座城市的建立更是几朝几代的变迁得来。西安的名称也是一变再变的。周称京城，秦称咸阳，后叫斗城，隋改名杨家城、大兴城，唐始称长安城。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早在西周时代，周王就在今西安西南20余公里的沣河两岸先后建立两座都城——丰京和镐京。它的建立，揭开了我国众多王朝在陕西建都的历史。

秦朝大一统，在渭河两岸建立帝都咸阳城。到汉朝开始大规模修建都城长安，选址西安北郊地带，南望终南，背靠渭水。宫殿布局，对应天上星斗“天人合一”。汉长安城，也称为“斗城”。

隋朝文帝杨坚一统天下，为了万世基业，定都长安，赐名大兴城。后来隋朝灭亡，唐朝建立，沿用旧都，取长治久安之意，改名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外国文献上称为“胡姆丹”，意即长长久久平平安安的城市。

随着中国古代风水思想发展，隋朝造作大匠宇文恺又将这一思想引入大兴城规划设计中。传统风水在建筑上提倡坐北朝南，帝都尤为重视，将宫城南面之门命名“朱雀门”，将宫城内太极宫北门命名为“玄武门”，这来源传统风水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

一个随着历史风云变幻不断迁徙变更着地址与名字的医院，在这座千古不变的西安古老城市里，人们在迁徙辗转中，又是怎样的精神学习状态呢？

那是一串串闪光的人名，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他们：

——颜守民、刘新民、蹇先器、杨其昌、李宝田、万福恩、张同和、陈向志、周宪文、戈治理、王秉正、钱志中、刘绍诰、杨鼎颐、殷培璞、潘承恩、高振亚、孟邵菁、郑鹏生等等，近400位医学莘莘学子、精英人物……

正是他们，撑起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最初乃至以后的一片天空。在他们的表率、引领带动下，长江黄河浪潮滚滚向东方。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前浪亲吻着沙滩，后浪推涌着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

让我们将崇敬的目光，聚焦到这一个个杏林圣手身上：

杨其昌（生？—1940年5月21日），耳鼻喉科教授。在汉中那抗日炮火连天的岁月里，被日军飞机轰炸而中弹牺牲。有史料记载：“一九四〇年旧历四月十四日（即五月二十日）晚九时，日本飞机十二架，趁月色朦胧之际，轰炸汉中东郊黄家坡和文家庙、西北医学院，投弹四十多枚，炸死黄姓母子等老百姓十四人，内有医学院耳鼻科教授杨其昌，伤者十七人。”

刘绍诰（1921年—2015年），肝胆外科教授。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2015年8月1日，刘绍诰教授被送往外科ICU抢救，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4岁。他一生真正实现了“心量要大，自我要小”。他是普通外科和肝胆外科的创始人与奠基人。

孟绍菁（1934年—2014年），外科教授。她从女性的角度践行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说的“医生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她在去世前两个月，都80岁高龄了，依旧活跃在临床一线，每天按时查房，亲自指导医生为患者换药，身患重病心系患者，用全部的生命投入到医疗事业中，真正做到一生为了患者的健康与安危，孜孜不倦，被誉为“老年外科的住院医生”，曾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白求恩精神奖、中国医师奖、卫生部属院校先进教师、陕西省及西安交大优秀共产党员等。在她临床工作56年里，没有一例医疗纠纷，切实做到了《医师行为规范》中第22条：“要拥有精湛的医疗技能，具备人文意识，关注患者体验。真诚、耐心与患者沟通。”

郑鹏生（1966年— ），生殖医学教授。郑鹏生通过四年的探索实践，把复发性流产的保胎成功率提高到了90%。80%是世界生殖医学领域公认的难以逾越的高度，它意味着复发性流产诊治的保胎最高成功率不会超过80%。在生殖医学领先的日本，曾经创下了79%的数字，就让世界为之震惊。2012年，郑鹏生把这一成功率稳定在91%以上。2012年保胎成功的患者达到156人，比前三年的总和还多。在登上习惯性流产的珠峰之巅，每前进一步，都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年1个百分点，郑鹏生用跋涉者的足迹写下了一位中国医师的骄傲。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作为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连续4年个人门诊接诊患者数量第一的专家，2012年，他接诊患者15068人次。面对超负荷的诊疗任务，郑鹏生总是说，能够到他这里来的患者都背负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容不得自己有丝毫懈怠。2012年12月11日，经郑鹏生诊治的一例患者，顺利产下双胞胎，此前，这一患者已经先后流产了12次。而在郑鹏生的诊疗记录中，还有19次流产后当上母亲的。频频妙手回春，验证着郑鹏生的理论深度。

张同和（1902年—1966年），曾任西医外科学教授、外科学教研室主任及附属医院外科主任。他带领外科的中青年医生，开展诸如胆囊切除、骨髓炎奥尔斯手术、股骨干骨折前田氏固定术等手术，特别是使用当时并不先进的器械成功地施行开颅术，受到国内医学界和卫生主管部门的赞扬。1966年1月3日，张去世。按照他生前的遗愿，对其遗体进行了解剖。他的心脏标本，一直保存在西安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供教学使用。

张同和像俄国作家高尔基短篇小说《丹柯》中英雄人物丹柯一样，高举着自己燃烧的火红心脏。宁愿死，也要用最后的力气，高高举着，把黑夜照亮，指引无数在森林中迷路的族人们，走出茫茫沼泽和幽暗的密密树丛森林，奔向无边的美丽草原。

中国现代著名大诗人艾青有首诗歌《我爱这土地》。其中有这样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片热土上，附属医院几次易名，不忘大医精诚、为群众解除病痛的初心。60年风雨历程，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及至发展辉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专家和医护工作者们，以奋斗和奉献，画就了一篇气势宏大而又磅礴的历史画卷，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救死扶伤的创业奋进之歌。

3.建设中的艰辛和快乐

1956年9月8日，西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正式开诊。从1954年新院奠基，1955年12月接到西北医学院通知，决定成立西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即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筹备委员会，负责进行建院的各项筹备工作。到选址征地、外出考察、基建施工、购置设备、排兵布阵，边建设边开诊，历时1年9个月完成基建和开诊。第一附属医院的建设速度，成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创业神话。

1956年，在西安还发生了许多著名大学和著名医院建设的大事情。据贾箭鸣所著《百年淬厉电光开——西安交大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一书中记载：根据中央安排，5月，由彭康校长率上海交大众教授赶赴西安，在兴庆宫南面齐腰高的麦浪中踏勘新址，随即破土动工兴建。8月，多达千名的第一批师生，冒着酷暑从上海出发抵达西安，在人民大厦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1959年，该校正式挂牌命名为西安交通大学。

再比如，1956年9月，陕西省中医院开始建设，等级为三甲医院，规模为1000张床位，建设工期为三年。

1956年9月，陕西省人民医院也在批准建设中，建设用了四年时间。

说远一点儿的，同年，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也开工建设，用了两年九个月建成。等级三甲，床位800张。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人都在想什么、干什么。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前辈为什么会这样埋头苦干，拼命大干快上。因为那时候，中央发现中国人民开始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和身体健康了。

1956年，政治上，中共八大召开，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重大问题。当时的理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技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文化上，毛主席提出来“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时的中国人，基本在干四件事：1.扫盲，减少文盲；2.推广普通话，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异彩纷呈；3.群众体育锻炼活动蔚然成风，打球，做广播操，要从东亚病夫中走出来；4.建设医院3903座。鼠疫、天花、霍乱基本消除，伤寒、疟疾日益减少，地方病治愈遏制为各地政府的首要任务。据1956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的30%，下降到11.4%，全国人口平均寿命从35岁延长到57岁。中国人民正在从“饥寒型”转向“温饱型”。我们翻阅了那时期出品的国内电影有《上甘岭》《日出》《游园惊梦》《铁道游击队》《刘巧儿》。另有一部著名影片《大李小李和老李》，该片由谢晋执导，由姚德冰、刘侠声等主演。它讲述了这样的故事：肉类加工厂的大李为说服老李参加运动，进行体育锻炼，经过一再挫折后，老李终于在他的耐心动员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了体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