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人在哈尔滨等我

已经第四次了。车过哈尔滨，却没有停，一直开，一直，直到那座看似无比熟悉的城市变得越来越遥远起来。这种熟悉感，仅限于一座城的名字，也就是说，因了一个人。

你喜不喜欢一座城，不是那里如何如何繁华绝美，如何如何人潮汹涌，也不是一些人云亦云的传说，而是有没有你喜欢的一个人。

天下大雨。从黑龙江北安到哈尔滨，然后午餐，然后从哈尔滨飞北京，晚间才能到家。偏偏大雨说来就来，高速路上又限速，充当司机的那位姐对下高速后的路线又不熟，不知不觉就看见了前方路牌上“哈尔滨”字样，嘿，竟然给她蒙对了。

“哎呀，太不好意思，耽误我们游玩的时间了呢。”她一手转动方向盘，一手做着一连串解释的手势。车后排，一个思忖着说：“安全第一嘛！等到了哈尔滨再说……实在赶不上的话，我们就不领着你游玩了，”他拿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直接去吃哈尔滨的饺子。”另一个不干了，正色道：“那可不行！蒋老师难得来一趟，我们一定要带他看看东北烈士纪念馆、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兆麟公园、尚志大街、赵一曼烈士养伤室旧址、俄罗斯老房子、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霍尔瓦特大街、哈尔滨大剧院，还有杀猪菜、铁锅炖大鹅、老式熏鸡、锅包肉、哈尔滨红肠、烤冷面、俄罗斯大列巴这些美食，一定要他尝尝。”一个猛然插话：“我看哪，时间根本来不及，啥都不用看了，就看太阳岛！”那位姐立马来了精神，大大咧咧道：“我现在整明白开车的路线了，都坐好了。先进哈尔滨城，途经俄罗斯老房子那一带，我们不下车，隔着车玻璃看。然后去太阳岛。”一个问她：“赶趟吗？”那位姐反问道：“我这开车的技术，你还怀疑？”另一个接了话茬儿：“当然不怀疑啦，姐！”一声“姐”，拖着长长的尾巴，叫得对方满心房甜蜜蜜的。

车入大道，雨小了，高楼群渐渐多了起来，夹杂着一些饭馆宾馆和机关单位，看来，已经进入哈尔滨市郊区境内。我把手掌贴在雾蒙蒙的车玻璃上，玻璃上出现一个清晰的手印儿，透过它，可以看清楚外面的风景。

哦，这就是可爱的哈尔滨吗？

第一次感觉到哈尔滨离我很近，是2001年。

一个黄昏的静寂里，我下班以后，在县城的小院里忙碌。院子里种了丝瓜和吊瓜，一条条，一根根，四处舒展着自己的手脚腰肢，吐叶子，藏小花苞，瓜须乱抓，倘若它抓住一个什么东西，定要一圈一圈缠上去，倘若它自己什么也没有缠到，身子慌忙一缩，缩成一个小小的弹簧。远远望，瓜秧子下边挂满了这样奇奇怪怪的小弹簧，嫩嫩的，宛如婴儿的小手，得小心翼翼地托起，缠在树枝上竹竿上绳子上，小心脏，千万不能急呀，一急，小弹簧“啪”一下，会折断的。我找来一把钉子，火柴棍那样细长吧，爬上梯子，揳在院里的墙头上，然后拉起十几根竹竿，一头系住钉子，一头系在南墙根的楝树上，叮叮当当，横横竖竖，哈，一个瓜架子的骨架就搭好了。竹竿和竹竿之间，如果缝隙比较大，我就拉起一根绳子从中间缠过来，再缠过去，这样，方便丝瓜吊瓜们的须儿抓住绳子，朝前面拖秧子，结大瓜。

干完了所有的活儿，我跳下梯子，满意地互相拍着手掌，两眼却盯着天上的这件大工程，想那满院葱郁、瓜果累累的一天该如何到来，我的幸福感该是如何爆棚呢。我看见，大盆大盆的太阳光泼下来，从瓜架子的上空直直傻傻泼下来，“哗”，被那些粗粗细细的线条慌忙拦住，但好像又拦不住，然后“哗哗哗”“哗哗哗”几阵子，大片大片的太阳，被这张蜘蛛网切割成一块一块的，稀里哗啦落满一地，像金子，像银子，还像一笼笼热气腾腾、白白胖胖的大馒头。“嘿嘿。”我看着看着就笑开了。

妻子从屋里走出来，望着笑傻了的我，满脸的不解，问：“你呀你，仰着脑袋看天，天上有啥好笑的？”我指了指竹竿和绳子，半天才憋住笑声说：“我搭的，漂亮不？”她“嗤”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屁。你这啊，一点也不好看，不合格，顶多打30分。”我说：“30分就30分吧，只要实用。你猜猜今年能结多少个瓜？”她问：“丝瓜吊瓜都算上吗？”我点点头。她继续问我：“一篮子？……一，一大筐子？”我的眉毛方才舒展起来，答道：“这还差不多。”她撇撇嘴说：“吹牛吧你。”我见她要走，忙说，“是，一筐零——”边说边脱下一件上身的褂子，摊在屋檐下说，“一褂子。哎呀，堆得好高啊！”这时候，白白的太阳光开始变毒了，晒得我脑袋发蒙。估计她也在发蒙，没再说话，眼睛空空地出神，思想好像飞到了不知道哪一个世界去了。

“噗”，一摊东西恰好落在褂子中央，白乎乎的，冒着热气儿。咦！咋那么会找地方哩。

“哈哈，快看，麻雀屙啦！麻雀屙啦！”她指着那个地方，笑得直不起来腰。

“你小聲点，别让邻居们听见了。”我悄声说。

她笑够了，进了屋。半天，我听见卧室里的电话响了，然后她大声喊：“你的长途电话。快接电话！”

我激动地拿起电话，应声说：“哦，对，我是……你们是东北的杂志，哈尔滨的……没去过，真的没去过那地方，哦，哈尔滨冰雕节很有名，多么遥远啊，有机会一定去，一定……我的稿子，可以留用吗？啊，你们，你们下期刊发，太好了，谢谢你。”

等我放下电话，妻子问我那位女编辑的名字时，我愣了，咦，怎么连人家的名字都忘了问呀。

雨，小了许多，一丝一丝地扑向车玻璃，汇成一滴水珠儿。水珠儿先是迟疑着一动不动，好像在隐隐下坠，又不敢，观察了附近一会儿，趁人不备，“咝”，朝着左下角的一滴跑去，玻璃上，留下了一道清亮亮的逃跑者的脚印。

水滴儿聚集的多了，二合一，三合一，或者五六七八九合一，“秃噜”一下，水就有了重量，更是有了底气，可以跟老天爷叫板，可以不呆在车玻璃这个鬼地方，说到底，它们要跑到更加自由的地方啦！于是，就全都跑了，留下一串弯弯曲曲的白线，线上挂满了一滴滴细碎的珍珠，至于说它们跑到了哪里，我也想象不出来了。

看烦了，我慢慢摇下车玻璃，雨丝儿继续在手背上聚集，汇合，顺着皮肤的沟沟壑壑蜿蜒向下，滴落在裸出来的脚面上，凉，颤颤巍巍，倏地，偷偷摸摸的，钻进了袜子里。

车拐上了市区大道，那位姐问我：“凉吧？要不，把车玻璃关上，免得感冒了。”她大概是暗暗观察了我很久。我说：“没事。开了车窗透透空气，要不，闷啊！”她快速瞄了我一眼，然后继续摇动方向盘目视前方，像中央台新闻播音员似的，一字一句地说：“黑龙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是新中国的大粮仓。哈尔滨不仅有冰雪名城的美誉，还是一个中国、俄罗斯文化碰撞的地方，这里不仅有东北人的豪放大气，而且充满了俄罗斯异域风情。蒋老师，知道什么叫异域风情吗？”我说：“不知道。大概就像到了外国。”她说：“那么，你如果出国，最想去哪国？”我看看她逐渐兴奋起来的脸，想想她的话头，不禁脱口而出：“苏联。”听到这个答案，她高兴坏了：“聪明啊，我的蒋老师。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后排的一个纠正说：“苏联已经解体，现在叫俄罗斯。”旁边的人说：“人没变，不过是大名小名。”车内，一阵哈哈大笑。

入市区，高高低低的楼群站在路边，各色商铺酒楼花花绿绿，车流、人潮此起彼伏，宛如麦浪一般朝前翻滚。尽管下着不大不小的雨，但好像没有下雨一个样儿，星星点点的雨伞下，看那一张张平静从容的素脸，此刻，一点也看不出来哈尔滨人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我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11点整。那位姐满脸轻松道：“时间来得及，两分钟就到。”还说着呢，车头向右一拐，驶入一条人稀、僻静的小道，绿化树长势喜人，把天空几乎都遮盖住了，也就不见了小中雨，偶尔，会有一两滴水从叶子的缝隙间打着旋儿，落在我们的车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像极了黑夜里孤独的吉他声。好幽静！想问这条街叫什么名字，又不敢问，只得慢慢地驶行着，大家都没有说话，一个个揣着满心房的浪漫主义，慢慢、慢慢地溢出来，多么美妙的旅行啊！

有时候，几天、十几天、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的美好，可能就集中在那么几秒。

终于到了。小车驶入一片俄罗斯老房子的区域，车速减到了10迈，那位姐指着一座老房子的方向说：“看见没？就在那儿，那个小小的角儿，我们当年就在那儿买老毛子的哈尔滨雪糕，咬一口，哇，浓浓的巧克力奶油味儿啊！那滋味，就像一个钩子，一下子把你的胃勾住，不管过去了几十年，都会跑不掉。”我很不以为然：“嗤，不就是一块雪糕吗？”后排的一个说：“那可不一样。苏联人啊，外国的人就是会吃，伏特加、俄罗斯烤肉串、萨拉、鱼子酱，那家伙，重口味，生猛！”她接过话茬：“看来大家都是吃货。蒋老师，你看那边，就是从那个门口进去，里面就是他们的厨房，再进去一点，就是他们拉着手风琴、跳起俄罗斯舞的一个厅，可以开大Party、舞会、音乐会等等，简直太好玩啦！”我问她：“不会跳舞怎么办？”她眨了眨眼睛，说：“学呀，就你这智商，一学，准会！如果你再学不会，就坐在舞池旁边边喝酒边看，时间久了，你也就出师了。”后排的另一个说：“哎呀，你别听他瞎说，我天生就是舞盲，硬胳膊硬腿儿的，怎么学也学不会，除了当老板，其他都白扯。”那位姐不乐意了，停下车，冲后面喊：“就你，是个例外！一整个哈尔滨城，像你这样笨的人没几个，还想当老板呢你。”我不去理会他们的谈话，观看那些好像儿童积木一样的欧式建筑，这一块那一块地堆积在一处，一律都是尖顶，是为了不留积雪。在哈尔滨，俄罗斯人很多，尤其是上世纪中苏蜜月期的时候，这座城接纳了不少异域文化，也学会了不少，所以说，哈尔滨人很洋气。可不嘛，我的那位姐就是一洋气的女人，一头波浪卷，举止保持着某种范儿，时时刻刻像一家之主。准确一点说，是气场。

走走停停间，好一番拍照合影。等小车重新启动时，11：28分，有人轻轻碰了一下我的肩头，告诉我，说已经有几个哈尔滨作者到达饺子馆，想给我端杯酒。我笑了。他说：“时间赶趟儿，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吧。”那位姐说：“走起！”

都已经11：28分了。这时候，如果打电话约她过来吃饭的话，唐突，失礼，怠慢人，算了。

2006年，12月11日18：00，北京火车站。我捏着一张卧铺火车票，坐上了北京至黑龙江大庆的火车。

车窗外，夕阳将落未落，像树上的麦黄杏子熟透了。

爬上某车厢的第三层，上铺，仰面躺下，头顶，是这列绿皮火车车顶的盖儿，漆很白，白皑皑一片。我心里也是一片白，北漂3年，做编辑，下班写作，刚刚辞职，前路未知。去大庆，是去看望一位老诗人，谈一件事，成不成无所谓。他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其实也不算老，50来岁吧。唉，生活处处充满了不确定性。从一而终，或是一鸣惊人的事情，好像和自己从来无缘，比如这工作，几年前我还在一家小县城的国企单位上班，后来，企业效益下滑得厉害，长年亏损，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只好北漂，租一间靠街的民房，做编辑，写写字，养家糊口，然后又面临换工作，跳槽，以至于到今天的此刻此景，好像经历了一段非常励志的人生，其实非常非常的狗血，说不出来的苦，只能自己咽下去。

拉过被子，闭着眼，却睡不着，脑子里的圖像一张张过电影似的，越来越清晰。耳边，一段若有若无的歌飘来，“我觉得所有困难/都应该抛之脑后/……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如果你迷失了自己/我们都会迷茫的/没关系的/哦/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哦……”也或者，是我若干年以后在微信朋友圈亲眼看过，一段国外歌唱选秀类的视频，一位叫简的女孩，青涩地唱起了这首歌，她身患几种癌症，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已进入倒计时，可她却整天唱着“没事的”。也或者，歌声是不存在的，耳朵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前几年的，后几年的，或者，更加靠近未来也不一定。“没事的”，真就是没事的。火车一路向北，摇摇晃晃，悬浮的身体带着一股股向前奔跑的惯性，虽然是躺着，我们却仿佛在淡蓝色的宇宙里旅行。

乱七八糟的想象里，就蹦出来那位女编辑的名字，呀，她不就在黑龙江的哈尔滨，我能路过那座城吗？想翻身下到地上去，立刻问问乘务员是否路过哈尔滨，什么时间到达哈尔滨站，中间停车几分钟，林林总总吧。又想，下去一趟多困难啊，他们都躺在各自的铺子上睡下了，如果自己坚持要下，肯定要惊醒他们，没准还会挨骂，然后摸黑找到车厢尽头的值班室，去找乘务员，如此这番地问答，何况深更半夜，你不一定能找到人。算了，不下去了。心一横，继续陷入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之中。哎呀，想到最后，还是觉得她的名字很暖人，不那么冷飕飕的了，不那么隔山隔水困难重重了，为什么呢？

“编辑。”脑子里蹦出来这个答案，我自己有些小小的激动。编辑的存在，对于作者而言，就是温暖的救命稻草，就是良师益友，就是搀扶起颤颤抖抖的你，走上文坛第一步的人，是能掏心掏肺对你好的人，也是很容易被你忘记的人。想想她，已经帮我发表了七八篇散文，对于一个基层作者来说，几乎每年一篇，不容易啊。我在进步，她在指路。我在拼尽全力去创新，冒险中种出世上最美丽的花朵，她作最后的田间打理，等待我更大的丰收。说实话，写作是很孤独的，熬夜加班，常常物我两忘，醒来之后却发现你自己狗屁不是，作为男子汉连一个家都养不起，太丢人了。可是丢人又怎么样呢？走在偌大的北京城，谁又会认识你，又有谁会在意你呢？没有，没有。有的，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重新从地上狼狈地爬起来，打了鸡血似的投入新的一天的奋斗当中，多么可耻的今天。忽然就想，是她，是这群编辑，给了我寫下去的勇气，给了尊严，给了写字的贵族感，是的，只要我一拿起笔，或是夜灯下双手敲击电脑键盘的一刻，我立马变成了一位汉朝的纸上的贵族。

要是我能用手机给她打个电话，约她这时刻匆匆一见，说声“谢谢你”，那该多好。可是，已经是晚上十点，时间太晚了，并且我估计，到达哈尔滨火车站的时间应该在凌晨几点，更是晚得离谱，见面呀，看来想都不要想啰。可是，除了说句“谢谢你”，我这次去黑龙江大庆可是两手空空，什么礼物都没有带呀。如果见面的话，送她什么礼物呢？哦，我从北京来，土特产肯定要准备“北京烤鸭”，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带啊！

不管怎么说，我这次路过哈尔滨火车站的事儿，得告诉她。对，下去找乘务员去。

我原本就是合衣而睡的，只脱了袜子，这下好了，穿上它即可。车厢里漆黑一片，下边有个铺位，还发出了长长短短的均匀的呼噜声。我勾着身子小心翼翼着，摸到脚头的铁扶梯，一只手抓牢，一只手配合着一个翻身，“啪”，转到了铁扶梯的正面，手脚麻利，一下子就够到了地。接着，一只脚在乱七八糟的皮鞋里探了探，鞋窝里，有湿的半湿的，还有半潮的，那么多鞋垫子没有一个干的，都是臭汗脚，摸了半天，我也没有摸到那双皮鞋，糟了！心头一紧，不会被谁偷了吧？你说说，谁偷我的臭皮鞋呢？那双鞋，都穿了七八年了啊！不行，再找找试试，说不定……够来够去，我把脚伸进了第一层床铺的下面，哎呀，前面碰见了个硬硬的东西，皮鞋！继续够，哎呀呀，找到了找到了，果然是我的皮鞋，那双半干半潮的鞋垫子软塌塌的，一下子就粘住我的袜子，被带出了鞋子，没错，是我的。黑暗中，我早已经适应了车内的光线，蹲下来，把鞋垫子放进鞋子里，迅速穿上，起身，一晃一晃着，好像歌星迈克尔·杰克逊跳太空舞一样，朝尽头处的值班室大步走去。

找了两节车厢三个值班室，终于逮住了一个睡意正酣的女乘务员。我问她这趟车到哈尔滨站停不停，什么时间到站，中间停几分钟。她观察了我半天，脸色怔怔地说：“凌晨三点。你要见人吗？外面冰天雪地，黑咕隆咚的，连个人影子都没有，我看呐，见鬼还差不多。”我生气地说：“同志，你怎么说话呢？你不想回答，可以不回答啊，也用不着说这么难听的话呀。”她看我真生气了，“啊”了一声，转身就跑回值班室，“啪”，从里面把门反锁住，害怕我骂她。这个漂亮的女人，看看也不到30岁，素质差得太不像话了。不过好在，我打听到了我急需知道的答案。

再次上到第三层卧铺，我依旧和衣而睡，不过空调的热风开得很足，半个身子正对着“呼呼”叫的风向口，不一会儿，身上就出了汗，黏黏地粘在身上怪难受的。我就脱了所有厚的衣服，只留了贴身的一套，把被子裹紧，打算一会儿再睡。等后天返回的时候，我要不要在哈尔滨站停留一天，请那位我尊敬的女编辑吃顿饭，然后回北京？还是不停留了，留着下一次见面？一时间，停还是不停，见还是不见，好像两根蓬松的麻绳纠缠一处，越缠越乱，越缠越大，大到占满了我整个的脑海。

想着想着，眼皮子一涩，不知道什么睡过去了。

到了太阳岛景区，我们把车停在西入口处，换乘一辆环保观光电车，雨，细细斜斜的，突然密了起来。电车的好，跑起来才能体会到，一是稳，二是没什么噪音，很舒适。景区太大了，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直奔太阳门，特别是那块美丽的太阳石。

一下车，雨滴们扶老携幼地就来了，不由分说扑到你的身上脸上，尽管你打着雨伞，却一点也不管用，衣服或多或少都会被淋湿的。

远处，隐隐看见一道波光粼粼的大河，那应该就是古老的松花江了。太阳岛沿江而建，名字里的“太阳”，与满族人称呼偏花鱼为“太要恩”的读法相近，时间久了，“太阳岛”便叫开了。真正让这个88平方公里的内陆岛名声大噪的，源于那首歌曲《太阳岛》，优美动人的旋律，倾吐不尽的深情，让人们一下子记住了它。那位姐指着一片灰蒙蒙的岛影，说：“松鼠岛，看见没？还有，那儿那儿，天鹅湖，冰雪艺术馆……”烟雨蒙蒙中，什么也看不清，我一脸惘然。只见那位后排的老兄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胳膊说：“蒋老师，我给你背诵一段赋体文章怎么样？”我来了兴致，慌忙回答：“好啊，好啊！”

这老兄双手一背，挺胸晃脑，宛若一位魏晋时期的书生一般，或远眺湖光山色，或望向一众文友，好一段朗声高颂：

“癸未孟春，盛世华年。名胜古迹，勃然兴焉，政府辟太阳岛，建生态园林景观。太阳岛及上古之屿，如璀璨珍珠，点缀松江北岸。林木葱茂，日光明媚，羲和曾于兹浴日，嫦娥亦舞霓裳，故冠太阳之名。

一曲名歌《太阳岛上》，引游人如织，商贾连绵。岛无奇石，甚感缺憾。文联受命，遍寻龙江山川。于金源故地，阿什河畔。得芒果状奇石，静卧岿然。相传乃女娲之瑰宝，日月精华充盈，山川灵气沛然。金太祖阿骨打，石上画灰而议，逐鹿中原。抗联将士，于此‘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历经万载，虽陵谷更迭，江河易道，沧海桑田，仍未损毫厘，确定为太阳之石，巧合机缘，润通集团，排千难除万险，运石归岛，矗立巍然，点睛之神笔，重墨浓彩，描古绘今，举世奇观。岛映石趣，石添岛颜。天鹅奋翼，鸣啭江天。奇石天造，鸿运正转。是为记。”

文采熠熠呵！我问他：“这是什么题目？作者是谁？”

他微笑着答道，“先不告诉你。答案等会儿你自然就会知道。”转身对其他人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去看看太阳门吧。”大家应声前往。

距离太阳门还不到150米呢，雨“哗啦哗啦”就下了起来，半袖衬衣湿了不少。“快跑啊——”走在附近的旅行团中，不知谁喊了一句，大家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因为路面太滑，跑大步，害怕摔倒了。跑着跑着，有人拽拽我的衣角说：“蒋老师，到了，太阳门到了。”抬头一看，可不就是嘛。

大气派的拱型大门，辉煌中诞生的太阳石，还有脚下铺展开来的哈尔滨街区图，让人心头一震。我顾不上什么下雨了，甩手走向那块巨大的美丽的太阳石，我要亲眼看一看它美丽的纹路，它倔强中的不屈，它严寒中的高贵，是不是骨子里也流淌着好像东北抗联战士一样的血液，它，莫不是太陽之子？

抚摸着这块4.3米高的石头，我心潮澎湃，泪难自已。那位老兄走过来，一把握住我的右手，也激动了：“这块太阳石，并非一块普普通通的大石头啊。公元1114年9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曾与国相撒改，军师完颜希尹、完颜宗翰等众将在这太阳石上画灰而议，被誉为神石。但我认为，它也是我们英勇不屈、追求光焰的哈尔滨人的精神化石。”我说：“看到它，我想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精神，仿佛看到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李敏他们这些战士，唉，可惜今天的巨变他们看不到了。”老兄感慨之余，拉我们站在太阳石底下，一起合了影。

看了看手机，已经11：50，我们慌忙往城区的饺子馆赶。刚刚走出没有十几步，后排的那位老兄急急火火地拉住我，朝太阳石的方向走，说让我看一样东西。我问他：“不是都看过了嘛。还有什么可看的呢？”他连连解释道：“你去了就知道了。太阳石的背面，你看了吗？”我一想，还真是忘了看背面了，一路上也就不再言语。

原来，太阳石的背面，镌刻的《太阳石记》原文，正是这位老兄刚刚背诵的内容，文章的作者叫唐飙，作家，也当过编辑。

赶到饺子馆的时候，12：15分，两位新朋友早已经点了满满一桌子菜，杯中倒上了白酒，就等着我们入座了。

我一个劲儿地看手机上的时间，面色有点犹豫。那位老兄问：“放心吧，你的那班飞机误不了点，我们吃饭一个小时完事。然后送你去哈尔滨机场，提前一个小时就能到候机楼。”我苦笑着，脑子里却盘旋着那个女编辑的名字、手机号，要不要打给她呢？

那位姐看出来了，问我：“蒋老师，你是还有哈尔滨的朋友吧？要不，把他也一起喊过来？哎哎，那个人，是帅哥，还是美女呀？”时间确实太晚，我只得苦笑了一下：“算了，不叫她了。”左边的一位美女高声喊：“蒋老师，你说的那个人，是男他，还是女她？”我闭口不答，顿时，惹得他们一阵哈哈大笑。

13：18，饭毕，下楼，外面瓢泼大雨，我急匆匆跟他们告辞，急匆匆钻进了另外一辆小轿车，直奔下一个目的地。

周围少了这样那样的喝酒声喧嚣声，渐渐地，心境变得一片平静。就又想起了她，想自己为什么不提前把见她纳入此行里的一项，当面感谢求教该多好。

听过一位老编辑的谈话，他主要是讲编辑和作者关系密切的程度，他说编辑就像一位种庄稼的农民，为发现一棵或者几棵庄稼苗而兴奋，进而重点培育，施肥、浇水、打药、除虫，都要格外地关照，他的责任感一刻也不能放松，直至它们结出了累累丰硕的果实。尽管最后，这批庄稼的果实不一定让他品尝，但是如果别人品尝到的话，他心底也无比高兴，因为庄稼是他种的。这是一种美德，一个编辑，他会从作者投稿，到几番选稿、改稿、定稿，到提交编辑部一审二审终审，到作品发表，然后是把其作品向选刊荐稿、找出版社推荐出书、参评各类文学评奖、召开作品研讨会、联系影视、试听节目或者短视频网络改编等等，编辑都会不遗余力地亲自上阵，替作者争取所有能争取到的所有。终于，作者出名了，变成了响当当的大作家。所以后来，读者们都知道了作者的作品，却没有几个人知道其作品的责任编辑名字。编辑作为幕后英雄，一辈子都是默默无闻的，只能沾一点作品成名的光，以证明自己的编辑实力，编辑的水平高低。然而，编辑很多时候要阅读大量的作者来稿，百里挑一，也说明他们很多时候要做无效劳动，甚至很长时间找不到一篇好稿子，也怪不得他们，这样的工作状态，往往持续到一位编辑从入职到退休，一生没有存在感。这么讲，编辑更是一种不求任何回报的献身精神，像赵一曼他们。抗联战士，是为了救国救民;编辑，则为了一个民族，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粮食啊。

距离航站楼不足十分钟的时候，有了空闲，我拿起手机拨通她的电话：“我是蒋建伟，好久没有跟你投稿了，挺不好意思的。”

她在电话那端“扑哧”笑了，说：“没事没事，等你闲了，再写吧。你在北京还好吧？”

我答道：“好着哩。你怎么样？什么时候来北京呀？”

她说，“不知道啊。不过，一看见你投来的作品，我就仿佛去北京旅游一圈似的。哈哈。”笑够了，又问我，“你啥时候来哈尔滨呀？我带你尝尝东北小吃，到最出名的哈尔滨太阳岛转一转！”

呀，我上午不是去过太阳岛了吗？一时间，我极力掩饰住事后那种巨大的惊喜，只能欺骗她说：“好啊。我还没有去过哈尔滨呢。”

突然，我一脸郑重地对着手机讲：“谢谢你，将近20年来的编辑斧正，帮助我成长，谢谢你，谢谢！”慌忙挂断电话，匆匆离线。

车窗外，空无一人，大雨如注，滂沱千里。

看时间，下午15：09。

蒋建伟，1974年生于河南项城农村，《海外文摘》《散文选刊·下半月》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散文《年关》，歌词《大地麦浪》《水灵灵的洞庭湖》《黑土颂》《啊，柳青先生》等。其中，部分歌词曾获得湖南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湘群星奖”、江苏省徐州市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现居北京。

责任编辑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