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雪藏的故乡

周荣池

我曾经认真观察过村庄的雪。那还是在饥寒交迫的年代，纯白的颜色一下子将南角墩全部掩藏起来——当然，其实我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安慰或者统一，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这种覆盖之下无可回避的贫困和不堪。南角墩是我村庄的名字，我就像了解自己一样对她了如指掌。我也是她的一个瘦弱的孩子，是她现实中一代人的标本。

所以当仔细观察雪铺天盖地般隐藏村庄的表象之后，我也明白这其实也只是一种幻象或者说隐喻。因为无论是富庶还是贫困都难以掩饰，尤其是顽固而透彻的贫困。当然，当贫困被逐步离开或者说改善甚至改变之后，人们发现被村庄和子孙亲自丢失的一切也并非一无是处。为此，我又去观察了很多村庄的出入口。在被高速的节奏所裹挟的现实呼啸而过的时候，很多村庄的入口似乎成了现实与过往的分界点。这种界隔看似非常普通甚至虚弱，但是随着村庄出口的衰败，真实的隐藏在席卷而来，这比起大雪的幻象和隐喻来得更深刻而显著。

村庄也在努力抵抗着遗忘和消失。那些已然离开村庄的孩子，虽然我们自诩曾经或者永远是农民的儿子，但面对泥石流一般的掩埋和消失，所有的抵抗显得毫无招架之力。有些人如我在纸上做着困兽之斗，但纸上的抵抗再真诚与深切，也并没有太多现实作用，甚至这本身也在催化着遗忘和丢失的发生与进展。为了让这种抵抗显得并不孤立无援，我们还努力地保护着一些物象和证据，这些被安放在城市中的记忆成了村庄最后的倔强。

事实上，当村庄的一切进入城门口的时候，就意味着这并不是强化了记忆，而恰恰是加快了掩藏和埋没。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收纳与珍藏也并非毫无“意义”，至少说它保存了村庄的一些有趣的“意思”，它们寓含着被雪藏的故乡肉身与精神，让或许已然残余的秩序、规矩或者美不至于无枝可栖。

1

村庄里，一个母亲的日常是锅边到桌上的距离之间的努力与操持。也就是说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一个女人要维持的基本生活秩序——吃饱是一个家庭最基础的哲学。所以她们起早贪黑地在围绕着锅台琢磨，这里就是她们的生产现场，锅碗瓢盆就是她们的生产工具。因为残疾和病痛，母亲为了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艰难，总是很早就起来做饭，以至于我们捉襟见肘的三餐都会很早，早得令人感觉到草率，但这样可以避免让人看到锅中碗里的为难。

所以，我总是忘不掉她一早起来刮锅的样子。那些简朴的过程，简直就是生活里的庄重仪式。

铁锅就像是满身灰垢的老人一样顽固。锅里有一种未洗干净的油腻被叫做“锅蚂蚁”，那是味水的残余。烧热的水不能下手，帚子是母亲们变长的手臂，在油污的刷洗中日子清爽起来。锅刷不干净，色如蚂蚁的油垢就会“爬”到菜上。当然，那种邋遢婆娘的日子养出来的孩子照样壮实。三五十日，锅底的灰厚了，烧起来“不快”，便要“刮锅”。锅稍热一下端出来倒扣在地上，用刀刮去草木燃烧时留下的灰烬。刀在锅底光顾的声音，就像是与过去的时光作尖锐的诀别。因为“过去”总让人觉得倏忽易逝，像黢黑的锅墨灰一样令人遗憾。

刮锅是一件声音尖锐而内质神秘的仪式。初一十五二十五不刮锅，又有亡人“三七”的日子也忌讳。原因无从考证，但人们就这么约定俗成却不究原因才让这件事情变得神秘。说出来之所以然的事情，也许更就没有秘密可言了。草木墨灰沿着弧形的铁壁落在地上，在清晨的村庄形成一个神秘的正圆。这个圆圈完成后，一定要在其间画一个“十”字，并用扫帚将灰烬扫去以破其邪魅。据说有人从圆上走过，便“汤”了神晚上走夜路便不能辨别方向——迷了路成为乡村版本的“鬼打墙”。扫下来的锅墨灰倒在栀子花的根边，日后满树的白花会开得热烈而欢快。日子到底是不浪费毫末的，草木们也能感受到生活的冷暖，自觉而尽力地完成自己的开放。哪怕只是生活灰烬的一点赠与，也总能开放出不同色彩的奇迹。也许燃烧的只是光阴和形式，一种顽强的力量还深藏在细末一般的灰烬里，隐匿形式的力量更加的强大。

生活的冷暖其实就是一口锅通过一把帚子传给人们的温度。不管是丰欠与贫富，那些日子还不都先是在“忙一张嘴”。除此之外，无论农活如何艰苦，总要留点时间给扫帚，家里屋外扫个地也是一个母亲的日常。屋舍与地面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洒扫庭除是每一个日子的开端和延续。扫帚在泥土上的磨砺，将光阴变成秃头的扫把——正是这种周而复始的执守，贫穷的日子才得以生生不息。

无法追溯的突然间，塑料代替了草木制作的工具，让简省充斥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快速的变化让南角墩人心惶惶。老人的惶恐是手艺被技术打败，少年人惶恐的是他们通过洋气的塑料看到了城市更为时髦的生活。好在有些老人识相地去世了，他们的子孙代表村庄慢慢地接受那些洋气的工具，并且还有随时要放弃村庄的势头。也还有懂得那些古老手艺的，但终于懒得出手制作一个用于生活，哪怕只是留下一点点的纪念。他们和城里人一样住进了恒温的空调房间里，也不再知道“冷暖”这个词的意思和意义——那些哈着手在黑暗早晨起来洗碗抹盆扫地的日子是清冷的，其实也才昭示热气腾腾的温暖。

某年，父亲专门扎了一把刷锅的帚子，被我放在了书房的博古架上。这把芦稷穗头扎成的帚子，是一种搬家时寓意吉祥仪式的道具。性格暴躁的他也并不熟悉太多的旧规矩，但他和很多村里人一样会胆怯而敬重。我知道即便是今天我们体面地住进了城市，这些古旧而神秘的规矩还是很有点“市场”。这些规矩经年累月地留存下来，归隐在简朴平凡的日子里，这让生活多了很多的念想和滋味。

村庄并没有总是哀伤，它也在细节中充满了幸福感。

这种幸福感并不是因為富足，而是信任和依赖土地的满足。富足和满足并不是一回事，就像一生病痛的母亲也常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微笑，这大概也是一个女人坚强面对生活的一种仪式，它某种程度上支撑了一个家庭有安之若素的情绪。她有两面镜子，一面铁架圆形的镜子，一面是镜箱中的方镜。这些镜子并没有让我清晰地记得母亲年轻时的笑容，因为她每天在很早的凌晨就起来梳洗，然后按部就班地开始周而复始的日常。我理解母亲早起的原因是勤劳也是倔强，她不想村庄看到她残疾身躯中的羸弱，所以样样事情都力所能及地提早，以免让任何人看见她吃力的样子。她梳头的时候搽一种梳头油，这种装在玻璃瓶中的油水有一种非常馥郁的味道，把匮乏的日子一下子烘托得很丰赡，让她并不是为了打扮的举动变得充满了仪式感。只是日后却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油水，就像再也不见母亲曾经年轻的面庞。

母亲有一段时间是幸福的，或者说她清醒着的时候是幸福的——她会劳动而且会讲故事，讲一些我后来寻遍典籍也没有找到过的故事。比如她说有个人家的女人总是深夜起来梳头，家里人总是不解，于是便偷偷地观察，原来那女人是把头颅拿下来墩在桌上梳理的。这是一个我一直没有忘掉的恐怖故事。

一面镜子对于村里的女人而言，真正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一直的满足才是最可珍惜的。很多人家有更大的镜子，比如“三门橱”上的镜子大得让人生怕摇摇欲坠，梳妆台上的镜子洋气得令人羡慕，当然，即便是铜制的古镜也未必能照出一个女人本来没有的幸福。在村里，我见过太多无奈的母亲，她们有的风姿妖娆，有的木讷愚蠢，有的勤力能干，但这些似乎都没有改变一种令人揪心的命运。不喜欢人们用一种很愚蠢的词来形容或者掩饰苦难——那就是“时代”，这是一个非常空洞且缺乏人性的词语。不管是伟大的时代还是糟糕的时代，都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生来就理所当然地要为这个词付出无人珍惜的代价。

那时候女人“请死”的非常多，多到这个词非但不悲壮或悲伤，反而显得非常的戏谑。人们总是“随嘴一概”地说：没有办法就请死去，大河并没有加盖子。“概”是个日常的口语，就是用筷子一拨，或者随处一口痰那样的动作，可见人们对于死是多么轻慢与冷漠。除了病死或者意外的亡故，听说过很多凶恶的死去，大多数都是被迫无奈亲自下手，这样似乎也可以不连累任何人，而這样的人大多都是苦难的女性。

你不知道一双眼睛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多么大的绝望，这种绝望在剧毒的农药进入村庄之后爆发得更加的淋漓尽致。“喝药水”竟成为一种更加简便而“流行”的方法，让人们已经记不得到底有几个女人没有举过农药瓶。当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剧毒的农药将人像牲畜一样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总是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药谁藏起来？为什么喝了很多次还不知道害怕？人有求死之心的绝望，哪里是隐瞒和痛苦可以抵挡的呢——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只不过日子并不是按照道理去过的，不讲道理才是村庄日常的道理，所以人们也常常无奈地对死亡报以轻慢。

镜子里的面貌再姣好，也难免一场破碎。母亲比之于其他的女人，也许正是因为残疾的自卑带来顽强和知足，除此之外，她所受到的苦楚也并不比任何母亲要少。她离开之后，我还留了一条她用过的毛巾，那柔弱的质地上抚摸不到任何的温情。也许我学会再多可以炫耀的语言和技法，也不敢昧着良心说什么岁月温情。

我后来将母亲的那个镜箱也弄丢了。那个小巧的镜箱非常的精致。荸荠红的漆色稳重柔和，上面的喜鹊登梅画得也很传神。那铜质的锁扣非常精致，这些后来都被顽皮的我拆掉了，只剩下反面带着灰色涂层的镜子也破碎了。这些物事即便珍藏也改变不了令人感到艰难的记忆，它们再也烛照不到过去那些令人心疼的事实。

2

尽管日子充满了失落或者暴躁，但是总还有它既定的一些规矩，这大概就是村庄最朴素的信仰。这种信仰既是生活喂养出来的，它们也在反哺着日子的欣欣向荣。这些没有形成条文的规矩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以及一个村庄进行自治的依据。这些依据有些是陈旧甚至腐朽的，但是即便再倔强的人们都愿意臣服于它，这让简朴的日子又显得非常的迷人。这些规矩又是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的，即便是你走进了城市改变了户籍以及地位，但依旧愿意执着地按照这种原始的“村庄宪法”去约束和组织生活，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我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老家带进城一套桌子。这与节约没有关系，也并不是留住乡愁的煽情，我是觉得城市或者说我自己的家还可以容得下一种看似老旧的乡土规矩。较之于各式形式与材质家具的豪华与时尚，它们就像是自由散漫惯了的村里人，一辈子继承了祖祖辈辈的朴素随意，养成了一种“不上规矩”的规矩——这也是一种慕古而抚今的寄托。

村里上规矩的人家，桌子是出不了门的。“大桌”规制比门更宽，但平原上这样的人家不多。比如乡绅或者地主家中是这样的。一般人家的桌子就自由一点，甚至可以翻个身斜着出门，就像一个没有正形的人，弓着腰在巷子口钻来走去。但无论形制如何，桌凳总有自己的规矩，至少说是维持着生活的秩序。“上席”就是秩序的核心，上席坐北朝南，或者面朝进门，这才显得安全和体面。上席居左为最上，长辈或者娘舅家的人“坐得起”，这样的人可以拍桌子甚至掀了桌子。往日里家中有了矛盾，便要请娘舅家人来决断，惹怒了娘家人是要掀桌子的。娘家人可以“把大桌子掀掉”从而能一锤定音解决问题。这是受“家族律条”保护的通用规则，虽然无从超越律法，但更实用高效，是一个家族或者家庭中律条中的“极刑”，这就是人们笃信的“舅舅理”。有时候其实根本就是不讲理，因为生活里很多事情是无理可讲的，那么就用这种很固执的秩序去裁决与定夺——不然，凭什么舅舅家来人要坐上席，而即便“外婆庄上来条狗”也是高贵的呢？

大桌子一般可以坐八个人，实在拥挤就对着桌角坐，谓之“盘桌拐子”，日子就是多双筷子的事情。人再多的日子调节办法也有，晚辈和小孩坐在一边的小桌子上。小桌子常常是低矮的长条桌，所配的凳子也矮小如晚辈的位次，孩子们一起围坐倒也快活。没有位置的女人就端着碗坐在厨房里吃饭，叫做“蜷锅门口”。不过这种秩序并没有什么歧视可言，在匮乏的岁月里这是彼此都心甘情愿的安排。坐在锅门口的女人，见到娘家人坐在上席心里早就充满了底气。坐小桌子的孩子心里也明白，迟早有一天能够扒到大桌子上吃饭。

和桌子上的规矩一样，桌凳自己也有规矩，大小形制如何体现着一屋子日子的贵贱。比不上卿相大夫家的谨严规制、名贵高雅以及等级森严，一个村庄里的每一个屋内都有自己的组织秩序。这种生长更加切合实际，让日子有自己的本然样子，是匮乏逼迫出来的智慧，因陋就简而又生机盎然。

我把一套桌椅请进了城里，是自己的心里还深藏着这种笨拙的规矩。虽然孩子们甚至同龄人已经不再买账，但我依旧顽固地认为这种规矩非常迷人，比如三人同桌在四方桌子上，上席一定不能空着，至少上席对面不能坐人，否则就是“关门坐”，是大忌。又有六人同桌，对席不能各坐一人，否则便是“乌龟桌子”，也是忌讳。又比如小叔子和嫂子一条凳子不能说话，也是规矩。忌讳那么多的日子看起来令人劳累，其实也是贫困日子的无奈。因为缺乏更多的拥有，便避免更多的失去，这规矩守护得方圆。

也因为我的这些顽固的观念，我虽然历经几次搬家，但生活的格局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城市的冷漠在于它顽固的规则，就像水泥和钢筋一样禁锢着人们的想象，有形或者无形的网格在限制着城市和生活的生长。虽然这种基于文明的网格是克制与理性的，但我顽固地认为这种克制一定程度上消融和限制了文化的繁荣，它们之间的对抗是真实而残酷的。我不大相信科班出身的设计师能在横平竖直的四方的空间里创意出什么能够体现生长繁荣与力度的空间，说到底那些被囚禁在水泥中的创意真正是捉襟见肘而无可奈何的。所以人们就只有装着去接受和热爱它们，否则便真正只有为难自己。就连小区里难能可贵的花园，草木的部署都是那么的规范与平淡，它们有名有姓地站在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里。但这些即便是再名贵与高端，却竟然一点也没有可喜之处。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长廊上的紫藤算是绿化，可若是牵了丝瓜或者扁豆就成为要被清除的“毁绿种菜”？我不是说要毁灭，而也许一开始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我们不敢或者失去了想象力，不会将明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的“满架秋风扁豆花”去代替“苍藤无赖拂云烟”的凌霄，因为扁豆花不过是菜蔬，凌霄花才是正儿八经的花，才符合城市的所谓规矩。其实城市看似科学的规则正是缺乏智慧和情怀的，这些冰凉的秩序根本就没有得到科学的魂灵。

当然，即便是我像父亲那样倔强与顽固，也并不能改变村庄和我们被放逐与流浪。我们一面安然于城市生活的体面与稳妥，一面又在不断回望与寻找中暴露了我们失去家园的哀伤。我们就像是一块流浪的石头，不知道家乡究竟在哪里，即便是被收藏在城市里的安好现实中，我们的内心还是有坚硬的忧伤。

石头像人一样从外地背井离乡来到贫瘠无奇的平原上，和黝黑的泥土周旋在日子里，大多再也不能归去，只能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在平原地面以下大概一米的土层里，早就存在一些石头标记了一段古老到七千年的时光。这段时光在科学上称之为“新石器”，而在平原上它也只不过是一处普通村落的遗存。在诸多坚硬的事实和遗存之中，在金属还没有出现的光阴里，石头是最坚硬的存在。不知道是外族背负而来，还是当地人远走他乡寻觅交换所得，平原因为石器时代而迎来了更为明亮的生活。

但是之后很多年石头们终于暗淡无光，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外来者。更多坚硬的物质和方式取代了它，而它似乎又只是乡愁的标本，记录着一些死无对证的过往。

后来，村子里还来过卖石头的人，有临县的宝应人，也有很远的江西人——听说宝应人的石头也是从江西倒手过来的。宝应人说话腔調很特别，江西人腔调更是难懂，这个和他们带来的石头品种和形状是一样的。外来船舶上的人们心里一定也在想：这些泥土上的人，到底是没有见过山里的世面的。石头被卖给了村庄，它们的户籍也转变了，它们永远不能再回到老家去。有一年，我辗转去江西的一个县里看石头，看见满眼嶙峋的石头，突然觉得非常的亲切，我想也许平原有很多石头就是被人从这里的山洼拐卖出去的。

那些辗转到村庄的石头堆有些被砌成码头，成为村庄线性方向上的休止符号。码头对于水边的村庄来说意义非凡，它是水从自然到人间的入口，也是生活回到自然的出口。码头上的石头被水浸润，承载着生活的重量和温度。一处杂石铺就的码头，看起来凌乱无章，其实是石头按照形状和泥土的将就，就像人们将就着生活一样。这是一种偶然的际遇，也是一种自然的哲学。码头安然地在生活中存在和生长，一代代人的脚印消失在坚硬的石头之上。我听父亲说，码头上的石头是从老家用的船运回来的。他的老家在哪里我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但这也无妨，因为石头的老家也不在他的老家，并也早就被忘记了。

如果人有乡愁，那么一块石头一定也有乡愁。我走过好些有石头的地方。大概因为是平原的儿女，少见多怪地喜欢这些坚硬的家伙。每次都会在行囊里装上一两块带回来，就像每次出行的车船票根一样收着。石头多了又恐怕忘记它们的故乡，它就用笔给我们标记上故乡的名字。石头不认识这些字，也不知道故乡这个词的意思，只有人自己的心事附着在这些石头上，为赋新词强说愁地想象和书写。一切的坚硬和柔软其实都是人的内心，石头只不过是一种介质或者说借口。

某年，我亲眼看着父亲从三叔家门前的猪圈顶棚上掏出一块很特别的石头——看来他早知道这块石头的存在。那一眼就可以看出并不平凡的石头有着温润的肤色，上面端庄的文字“泰山石敢当”说明了它的身世。父亲含糊其辞地说是祖父的祖父留下来的，当初是用一担粮食换回来的。我可以看出三叔对于父亲的举动很是不满，但他也没有任何的阻拒，也许对他而言这也就是一块石头而已。这块石敢当被放在老家很久，最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动过心思卖掉它，买家也来周旋了很多次，后来我怕它再继续流离失所，就用红布包着带回来城里了。

这块石头在我的书房里蒙尘很久。我时常端详其额首的兽纹，一点威武的意思也没有，倒是看出了满脸皱纹一样的惆怅。但是它也不知道，那个叫做南角墩的地方已经回不去了，尽管那也并不是这块石头的故乡。

3

对于村庄而言，美并不是什么踏实的词语。尽管很多城里人不远千里地钻进许多原始的村庄去探索和惊叹那些桃源般的美景，但如果真是村庄的子孙，是不会用美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村庄以及村庄里的生活。那不仅显得有些隔岸观火，更会让人觉得他对现实一知半解。如果村庄里真有美，那只能是生长本身。生长是一个村落以及所有现实的基本，也是所有美好的源头和本身。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进城的农人在阳台上种上草木甚至庄稼。这当然不能改变现实丝毫的状况，但足能够证明真正的农民对于生长这个词语的理解和敬重。

村庄最迷人的地方当然是四处铺陈的生长，哪怕是被厌恶的杂草也努力得令人感动，就像顽皮而倔强的孩子。当然，最为动人或者说最被关注的首先是庄稼的生长。这大概也是所有村庄和农民的现实主义，没有这种生长，所有的浪漫主义也必将荡然无存。所以，我们也常常将自己比作一棵拔节的谷物，即便是已然进城入市，也常常自况像庄稼一样生长。很多农村的孩子乐于将庄稼带入城市森林中，在阳台上表达一棵庄稼所寓含的倔强与诗情。

很有趣的是，我们的孩子在遗传骨血基因的同时，也一样亲近这种生长，并且在高楼的阳台上种下了本属于村庄和土地的庄稼。这让人感到非常欣慰，比他们读了很多的书，了解了很多知识，掌握很多的机遇更令人安心。几粒麦子在拘束的花盆里发芽，但它们生长的势头就像我们饱满的情绪一样激越，没有任何的胆怯和克制，它们快活地拔节乃至于疯长。麦子的生长带着一种古老的情绪，大概至少可以从《诗经》中的“芃芃其麦”中就实证了这种蓬勃的生长。几千年后，这种生长改变了沃野千里的环境，就像是农家子弟背井离乡了，但它们的生长依旧生机勃勃。在各种珍奇古怪花木的包围中，它丝毫都没有胆怯，自顾蓬勃地生长，表现出比名贵还要珍贵的气质。这让一处阳台有了乡愁，也让一个农村子弟有了情感的交代，就像是村里飘散的“依依墟里烟”一样动人心弦。

麦子长成之后，我们又将其束之高阁，定格在博古架上的笔筒里，这样它还可以在表述乡愁的时候继续生长。莫要说书房，即便是再高级的书籍和思想，哪一个不是这蓬勃的粮食所养活的呢。粮食养活的不仅仅是农民，最终是城市以及这个世界的一切。失去了这种生长，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这大概也是农村人自豪的地方，我们不仅可以反问那些衣着光鲜的城里人：回去翻翻户口簿子，往上看三代谁还不是粮农户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即使你祖祖辈辈都是“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的话，那你们依旧还是土地养活的。所以说“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是一种伤感又何尝不是一种自豪呢——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没有水土上的劳作和生长，你莫要说吟风弄月的诗意，就连肚皮的生意也难以保全了。

所以说，一切浪漫主义的根基是现实主义，一切现实的生长是最大的浪漫主义——一把粮食是最暖人心的浪漫主义。把庄稼种进城里，也就是把最优质的浪漫主义带进了城市的土壤——当然，村庄也有自己纯粹浪漫主义的生长，比如说平原上曾随处可见的漫天芦花。

我见过最美的芦花并不是在南角墩，尽管我见过那里每一处芦花的纵情开放。一段时间，我在湖畔的一个古村落里盘桓很久，我的本意是寻找一些散落在时间深处的故事。我所说的湖人们只按位置叫它西湖，比如平原上各种绚烂的花都被统称为野花。西湖的西边的平原叫做湖西，是里下河平原的上游，形式上如平原一样平凡和安静。这些地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就如一束普通的芦花，又如我们嘴边常说的老家。老家叫什么名字也是没有人计较的。一个人怎么会为自己的家计较个什么名称呢？那只有是读书人做的不切实际的风雅事。

我在湖边不期而遇地碰见了一丛银白色的芦花，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惊艳遭遇。我狂奔着从起伏的草丛向前，几乎是争夺一般将那些陌生的花穗带离了它们的地盘。它们进了我的书房，在最重要的地方安放进瓷瓶里——我之所以觉得这个地方重要，是因为我把自己自以为是的作品也搁在这里。如果说一个写作者也爱慕虚荣，那么故乡和故事就是我们最好的奖章。但大概并不是里下河平原上的芦花，到底是有些隔膜的，后来它们散落了一地，暴露出令人不安的情绪。也许有些事也并不全是唯物主义就能解释或解决的，我便以一个写作者的平和心态让它们离开了我的书房。后来想想，又回村子里薅了几枝回来，果然安心得很，好多年安然在顶楼的书房里静静开放。

岂止是新近的好多年，其实芦花从来安详地在村庄边开放。它是平原诗性的实证，它们野性的生长补足了庄稼生长在情绪上的不足。对于所有村庄和生长而言，诗意并不是什么首要的事情。但是对于平原的精神内质来讲，这一点诗意实在又是要紧的事情。艰难或者繁华的生活，总都是需要一點哪怕是虚拟的诗意，这是土地生长出来的野生哲学。长在庄台远处的芦苇，不能像树木和庄稼一样参与村庄的实际意义的生长，但是它们张望着近处的村庄和远处的诗意，是村庄能够到达远方的实证和依托。

城市也在生长，这种生长有自己的秩序和规律，这种生长的来源也是基于村庄的供给和老去。城乡共生在我们的土地上是割裂不开的，在日常中我们也还珍藏这种相互安慰的细节。某件用具上寓含的秩序，几张桌椅摆布的规矩，谷子上记录的生长，石头上凝聚的乡愁，或者芦苇花上飘出的诗情——故土的骨血从来没有断流过，即便今天或者以后被束之高阁在楼房或者纸本中，甚至雪藏于现实之外，也一定是生活最可靠的来源和依据。

周荣池，江苏高邮人。中国作协会员。高邮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平原》《村庄的真相》等多部。作品曾获紫金山文学奖散文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责任编辑 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