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古长城

嘎玛丹增

我的目光，跪了下去。

爬上长城的时候，我的仰望注定要紧跟匍匐，并被长城反复描述。

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天梯和望京楼，作为古长城的建筑精髓，经过四百多年的凄风苦雨，依然耸峙在燕山陡峭的山脊之上。用沧桑的站立，话语着一个民族曾经的傲骨。不管你是来自美利坚的总统、阿拉伯的大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贫民，蜗行在倾斜角高达五十度以上的石阶上，你只有跪着，手脚并用，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方能登临高处，感官和证实长城的险峻。也只有在我们大多忘记的这种姿势中，你才能完成对先人智慧和创造力的顶礼膜拜，成为匍匐和仰望本身。

我没有跪过天跪过地，甚至也没有跪过父母高堂，在长城面前，只有跪着，才能表达我对先人毫无瑕疵的崇敬。

我从金山岭向北川口方向攀爬。这是万里长城中敌楼比较稠密的一段。敌楼设计奇巧、工程浩大，咄咄逼人的宏伟气势，让人油然生起无限的豪迈。这些初建于明洪武元年（1373）、后由戚继光率部加固修整的敌楼，虽然弹痕遍布、墙体残缺、木作门窗全无，仍属我国长城线上原貌保护得最好的段落。游人蚂蚁样爬行在高高的石阶上，脚步虽然纷乱，人人都很小心，生怕身体和声音的高温，加速溶化日渐脆弱的城墙。很多砖石上，都刻着当年烧制兵营的名号，他们被保存在长城的内部，成为讲述和被仰望的部分。

在挑剔的世界面前，万里长城的建筑奇迹，没人存有歧义。所有的目光，都会下跪。

烽烟古北口

可以确定，1933年的古北口，充满了硝烟和血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以后，难以按捺的殖民野心蠢蠢欲动，侵入华北的战火一触即发。古北口位于居庸关和山海关中段，距离京城仅一百二十公里。这段长城由明朝将领戚继光、谭纶率部，于1567年在明初已有长城的基础上改筑而成。1933年那场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战火，在国民革命军坚持了八十天的顽强抵抗之后，古长城抵御外敌的社会功用，从此永远丧失。

3月11日拂晓。杨令公庙道人王乐如刚刚走进道堂，燃香还没来得及插进香炉，一阵猛烈的炮声突然飞来，雷一样滚过山原。整个大地开始颤抖。他打开庙门，借助朦胧的曙色，见到对面东关外的土地庙，在一片火光过后，青灰砖墙瞬间被撕裂出几个口子。其时，国民十七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刚刚步入这个临时指挥所几小时，正在部署抵御日军防务。日军精锐第八师团和骑兵第三旅团，借助飞机、重炮、坦克的配合，气势汹汹，试图一举拿下通往北平和华北的长城关口。没想到在北关，遭遇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和中央军十七军官兵的坚决抵抗。闪电占领古北口的企图未果。

战争很突然。虽然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并不是什么深度秘密，国民党对京东以西长城一线的布防仍很薄弱。兵力和军火粮草严重不足，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通讯设施刹那被毁，后勤运输线中断。上午十时，右翼一一八师将军楼阵地被日军突破。正面一线防守的一一二师，寡不敌众，被逼放弃了古北口正关的抵抗，撤至南关一带，剩下二十五师在前线孤军坚守。师长关麟征于此率领官兵浴血奋战。敌人占领正关后，主力转向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驻守该地的一四五团，受敌左右夹击，伤亡惨重，交通中断，电话不通，具体战况不明。关麟征师长决定前往支援，并将正面防线交由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指挥，自己亲率特务连赶赴右翼前线，会同指挥七十五旅主力，意图夺回将军楼阵地，解一四五团之围。途中，遭遇日军战斗前哨，与敌短兵相接。仓促上阵的国军士兵，半月前还在徐州、蚌埠驻防，除了迫击炮，既无对空作战武器，也无对日作战经验。部分士兵，甚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遭遇战中，一位新兵慌急拉开手榴弹引线后，忘了投掷。关麟征不幸被自己的士兵炸伤。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当即被任命为副师长，代理师长指挥战斗，自此开始了一代名将，长留抗日册页的历史。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米脂汉子，率部与日军鏖战于古北口与龙儿峪阵地，经过三天三夜的恶战，毙敌二千余人，守住了潮河右岸阵地。我军近四千具将士的尸体，摆满了寒冷的山原谷地。

我走进龙儿峪烽火台的时候，狼烟已经熄灭了八十年。除了不会开口的城墙和砖石，什么也没有。但长城的背后，分明有刀光剑影在上跳下蹿；潮河两岸的枪炮声，仍在时间深处炸响轰鸣。

战争，从来就是惨烈的，既是血腥的杀戮，也是英雄的对决。日军蓄谋已久，战争准备充分。国军开赴前线时，士兵还穿着草鞋和单薄棉衣。毛毯、大衣抗寒衣物概无。三月的燕山春寒料峭，群山高处还有零星的积雪。国军的粮秣弹药补给远在京城，那时没有通衢大道，更无火车汽车，只能依靠骆驼、毛驴和人力推车进行运输。战争开始，日军飞机就紧盯着运输队不放。为躲避空袭，只能夜行，从北平来回一趟，需要七八天时间。无论保家卫国的斗志多么高昂，爱国的热忱多么强盛，抵抗又是多么勇敢无畏，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国军终因战争准备和后勤保障不足，加之通信联络不畅，友军各部毫无协调防御作战能力。古北口长城保卫战，开始就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

根据杜聿明将军的回忆，战争进行到第三天，因为通讯不畅，指挥难达，各部只能各自为战，一线阵地相继失守，逐渐退回二线阵地。“河西村内，到处都是溃退的零散队伍。整个阵线后方一遍混乱”。（注）

杨令公庙距离古北口东关不到二百米，供奉着杨家将塑像及其先祖灵位，始建于辽太平五年（1025）。杨业作为北宋名将，曾是辽国最强大的敌人之一。为自己的敌人修建庙堂，这在历史上比较罕见。其实，人民对英雄的敬仰，多与政治和种族无关，有时，统治集团也需要造像一种精神来引领人心。当年辽人修建杨令公庙，除了纪念杨业及其家族，更是为了弘扬“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和英雄主义，具有教化民众的政治功用。

八十年前那个春天，也就是杨令公庙道人王乐如，被突发的炮火惊呆那天的次日下午，一四五团派往帽儿山高地的前卫哨组，未得到主力撤退消息，困在一座敌楼里，四面受敌。七个士兵面对数倍于自己的强大敌人，依据有利地形，与敌军展开了最为惨烈英勇的阻击，击败了敌军数十次进攻。弹尽粮绝之后，他们用长城砖石当作武器，继续抵抗，杀敌百余人。历代君王所期望的固若金汤的长城梦想，似乎再一次得到了实证。日军久攻不下，动用飞机大炮将帽儿山阵地夷为平地。当指挥进攻的日军长官，终于站在久攻不下的帽儿山，面对七具烧焦的中国军人，他的惊愕并不亚于王道士。他做梦也没有想到，阻击自己的只是七个穿着单衣草鞋的普通士兵。我有理由相信，不管这个军官是什么级别，应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职业军人的道德信仰，不然他不会命令他的士兵就地挖坑，掩埋自己的敌人。更不会在倒塌的砖石中找来一根木梁，上书“支那七勇士之墓”的碑文，恭敬地立于墓前。自小习惯了日本军人在中国实行“烧、杀、抢”的纳粹形象，这个日本军曹，竟意外地颠覆了我的过往经验，并留给我毫无来由的良善感慨。就想质疑自己的民族立场，并有可能被国人“八格牙路”的口水淹死。我崇敬英雄的个人情感，确凿无疑，而对那个日本侵略者的所作做为，同样肃然起敬。关于七勇士的故事，在古北口家喻户晓。我是听陪同者张桂芬讲述的。“听老人们讲，日本人当时站在墓前，恭敬得很。带队军官叽哩哇啦说了一通日语，日军们纷纷脱下军帽，向七勇士默哀致敬……”那是军人与军人之间的事情，似乎跟政治立场和民族仇恨无关。问题是，这个在古北口广为人知的往事，至今找不到对应七个勇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可以在抗日将领的名册上找到他们。他们跟传奇和烽烟一起消失了，曾经的历史事实，成了一个只和古北口抗战相关的民间传说。endprint

1933年4月21日。朝河右岸，近五公里的阵线上，战争已经僵持了38天。日军第八师团，并同第六师团主力、有近六千人的第三十三旅，向坚守在此的国军第十七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先期驻防的二十五师和一一二师，损失惨重，已经撤至密云县城休整。接防的二师黄杰师长和八十三师刘戡师长，率部进行了顽强抵抗。日军攻势异常迅猛，经过八天八夜苦战，我军后退六百米至南天门阵地继续抵抗。此战歼敌三千多人，国军伤亡也极其惨重。

战争，再一次进入胶着状态。此间，国军派出别动分队，绕道日军后方，进行了多次偷袭，给予敌军后方沉重打击，极大地消弱了日军锐气。

由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留在南关坚守的国军遭受重创后，没有及时得到兵员补充。日军又调集了第五师团第十一联队补充到南天门前线，5月10日发起总攻，以绝对的空中优势，在步兵、火炮、坦克的强大攻势下，抵御工事被炮火一一荡平。南天门阵地全线崩溃，人员伤亡不可胜数。剩下残军，被迫撤至大小新开岭阵地。12日，阵地失守。至此，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惨然落幕。

杨令公庙道人王乐如，从古北口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就带领村民开始了救护活动。国军败退后，长城内外，尸横遍野。堆积在街巷、关口、房前屋后的将士遗体，被当地群众自发掩埋于田间地头，或自家菜窖。王道士则带领一帮青壮汉子，爬山涉谷，掩埋了散落在荒野的国军遗体。

死亡官兵实在太多了！相关资料表明，古北口战役我军死亡一万五千余人，敌军死亡五千余人。

日军控制古北口以后，也在收集阵亡遗体。双方各不相扰，只是我军死亡的将士，既无入殓的器物，更无悼念的仪仗，只能就地挖坑掩埋。他们像尘土样皈依尘土，其籍贯、姓名、年龄、音容笑貌等等，让人缅怀的地址，永远秘藏在了燕山深处。在艰苦卓绝的古长城抗战中，他们只是阵亡名册上的名字，仅仅留给亲人们，一个模糊的悼念方向。

谁在墓前落泪

在当地村民张桂芬的引领下，我们沿着蟠龙山脊，西侧古长城行走。这段长城已无城墙，属于古北口长城，比戚继光更早，明初由徐达率部修筑的部分。墙体不存，地表上残留着模糊的墙基。我们眼前的敌楼，也是根据旅游需要，近年复建。长城两侧，灌木丛生。密密麻麻的野山枣树相拥其间，枝头结满密密麻麻的细小果实。站在这里，古北口镇尽收眼底。潮河沿北而来，穿过蟠龙、卧虎两山峡谷，流经河西、河东两个村落，弯弯曲曲，一路向南，非常坚决，一头扎进了烟波浩渺的密云水库。金山岭长城和司马台长城，在更东的山脊上盘龙伏虎，把燕山的险峻和奇诡，推向了只能仰视的高度。

在这块无山不古，有水则名的弹丸之地，历史上有书面记载的大小战役，就发生过138起。古往今来，究竟有多少帝王将相、骚人墨客来过此地，难以翔实考证。那些远去的历史和传说，在张桂芬的讲述中，异样的鲜活生动。

“明初，刘伯温为规划迁都燕京，走遍了燕山。回南京不久，见到孙思邈。对孙说，燕京东北一带瘟疫流行，民众生活在极度恐慌之中。孙思邈于是来到了古北口，快要进村时，见一只白虎卧伏山口，挡了去路。那长虫张开大口，齁喽不止。原来，老虎之前到一农家觅食无果，饥肠辘辘中，将院落里晾晒的腌菜咽进了喉咙，得了哮喘，昼夜难眠。知道孙思邈到来，专门在路边等候。孙思邈说可以给你治病，但你今后不得继续伤害人畜。老虎点头哈腰，立马答应。老虎吃药后，没有几天就好了。‘齁喽爷从此住在山上，不再下山伤害人畜，恪守了诺言……”民间传说，总把历史、愿望和想象纠结一体，很难分清何为真实，何为想象。后来，人们根据这一传说，雕刻了一座老虎的石像，并取名为“齁喽爷”。这尊小型石像，于今就安放在东关药王庙孙思邈塑像前。

流传在民间的“齁喽爷”的故事，也是卧虎山名字的由来。古北口长城由蟠龙、卧虎、司马台三段构成，最早建于北齐六年（555），现存的长城建于十六世纪的明朝，未经现代修整，基本保持原态，属于古长城中最具规模和沧桑的部分。

在当年第十七军指挥所——东关土地庙遗址，已经看不到建筑物的痕迹。坡地之上草木葳蕤，三两根挺拔的杨树香樟，绿叶纷披，一如既往地造形着四季青黄。有“一步三眼井、两步三座庙”之称的古北口，人文积淀深厚。人神共居的关帝庙保存完好，分别供奉着神龙氏、华佗、孙思邈等药王、关公、观音等的塑像。以道教为主的庙堂，在烽烟不断的古北口，从不寂寞。香火鼎盛时期，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式寺庙达百余座。于今，仍有十多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庙宇，可燃香火。

古北口，作为华北通往内蒙的重要关隘，历代均住有重兵把守，仅清代就在河西村建柳林营，设提督府。历代扼守边关的将帅们，陆续将家眷带到此地，繁衍生息，渐渐形成了多民族交融共居的场镇。河东村和河西村，居住着汉、满、蒙古、回、苗、朝鲜和裕固等民族，族姓人名十分庞杂，在近三千户村民中，姓氏多达一百三十个。除朝鲜、裕固族人，九一八事变后，躲避战乱流亡于此的居民，均为驻军后裔。

1999年夏天，一对老年夫妇，走进了东关长城脚下的古北口抗战阵亡将士公墓。“老人敬献了花圈以后，长跪不起，最后趴在地上，泪流满地，嚎啕大哭。看到这样的情形，任何人都会感动。这个来自台湾的老人，已经很老了，走路都要陪同他的夫人搀扶。他参加过古北口抗战。他说这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回到古北口，看看牺牲在这里的战友……”张桂芬说起这段往事时，眼含热泪，声音和表情，均有不可抗拒的感染力量，远胜于我在此间的复述。见过无数的导游，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张桂芬一样，能够通过声音感染我。严格地说她不是导游，25年前，从邻近的河北滦平嫁到古北口，就深情于这片厚重的土地。她心里装着太多古北口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可以撼天动地。

下午的阳光，穿过云层，明亮地照耀着抗战阵亡将士墓。灰白色的大理石墓碑，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立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文革中，墓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墓碑也险遭损毁，幸而被村民藏于自家柴房，侥幸逃过一劫。掩埋着三百六十具国军将士的硕大坟冢，长满了青草树木。那是长城内外，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野生草木。甚至可以确信，它们就是英雄的魂灵——郁郁葱葱，生生不息。endprint

日军1933年5月15日占领密云，直逼京城。5月31日，迫使国民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十七军在古北口的抵抗，实为蒋介石作为缓和舆论，增加与日妥协谈判的筹码。战事开始，只是命令坚持，既不及时给以弹药给养，也不给以兵员补充，缺少实质性后援。《塘沽协定》签订不久，国民政府从古北口起运走五百具尸骨，集中安葬于蚌埠。我们在古北口拜谒的将士墓，仍是王乐如道人和当地群众，在山原谷地收敛的尸骨。他们在西山脚挖了一个大坑，一层苇席，一层尸体，共三层，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肉丘坟”。而更多将士的尸骨，仍荒葬于长城内外，早已化作尘土，归附大地。

我的文字，从不适宜歌颂。置身气势恢弘的古长城，只能静心屏息，匍匐着靠近。倾听英雄们，如何在大地深处，粗重地呼吸。

擦身望京楼

在我青春年少的梦想中，曾经希望亲手摘取一片长城的红叶，连同诗歌和爱情，送给自己的恋人。这种愿望，源自当年贴满中国墙壁的红叶满山的长城画片，以及《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往事。一个青年军官对爱情的真挚情怀和浪漫臆想，于今躺在抽屉里，已被时光打上了咒语般的封印。

金山岭的山原上，没有生长丹枫这样的植物，而野椿树的枝叶尚未殷红。在司马台东十二敌楼里，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站在卷门处，将一朵白色野山菊，别在了他意大利恋人的鬓角。那女子很年轻，但一点不妖娆，甚至有些肥胖，蓝眼睛里有光，像是爱情。我在暗黑的楼子拱顶下，当年戍边将领的指挥中心，不幸目睹了这个温情的细节，便突然想起了那个早年的愿望。之前，我站在这座体量庞大的敌楼前，望着青砂石门梁上雕刻华美的两朵并蒂莲花，久久不想离开。在同一座建筑，前后两个关于花朵的细节，让我怦然心动了一回。当年的军工们，为何把抵御番兵的敌楼，建成了寓意爱情的城堡？面对将军楼的精致、奇巧和坚固，即便你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遇见，也无法把它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将军楼规模宏大，箭窗布局极其巧妙，里间东西回廊形似宫阙。玄武岩镶砌的中心圆形拱顶，有如军中大帐，在万里长城敌楼体系中绝无第二。

我们的先祖，如何将那些笨重砖石搬到山脊？有多少军工民夫参与了这项工程浩大的建设？为了建造这个奇迹，在战祸不绝的土地上，究竟花费了多少粮食和银子？又有多少儿女抛尸荒野？古长城的石阶上，走不出我的设问。不同肤色的人群举着相机，快门频动，举止温文尔雅，所有的表情都指向惊叹和赞美。古长城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民族多么深重的苦难，完全可以漠不关心。母亲们枯守在窗口的疼痛，孤儿们手执打狗棒乞食远乡的凄苦，寡妇们千里寻夫的伤悲……一切均已远去，留给我们的只是一截城墙，及由此形而上的人类智慧和古迹力量。一个关于建筑史的世界奇迹。当第一个飞船在遥远的太空，传来有关唯见长城的消息，我们曾是那样的欢呼雀跃：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工程，又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民族！万里长城、埃及金字塔、秦皇兵马俑、毛索洛斯墓庙……事实上，它们的社会功用除了属于战争，只属于那些帝王将相。对于苦难的民众，全是打满补丁的伤口。

我们爬到天梯脚下的时候，已被禁止继续往上爬了。呈直梯状的天梯，也就是一个人的宽度，举步维艰，上下都很惊险。随行的朋友多次到过司马台，但至今没有攀登天梯的体验。天梯封闭前，已经发生多起游人坠入深崖，不幸身亡的事件。上不了天梯，自然无缘建在断崖绝壁之间的天桥，以及可以远看京城的望京楼。攀爬就如此艰难凶险，不难想象，当年修筑天梯的军工和民夫，又该遭遇怎样的惊心动魄。其实，司马台长城东段修到天梯处，已是自然天险，欲从山脊两侧峭壁过兵移卒，纯熟天方夜谭。那么，古人们为何又不惜代价，画蛇添足般地修筑了这段毫无军事防御价值的长城呢？

长城上的管护员，大多是本地村民。他们每天清早离村，带上干粮，徒步爬上自己分管的区段，负责环卫和游人的安全事务。管理方按天支付报酬。我和天梯下的张大伯纠缠了多时，意图明显，想在套近乎中，对我网开一面，放我过去爬天梯。我有信心和把握，登顶望京楼，原本就是奔它来的。在梦想和愿望物质化以后，也许我活着空壳，什么都没有了，但剩下一个不死的无畏。关于红叶和爱情的草草过世，已经让我的遗憾无休，自然不肯放过攀爬天梯的机会。事实上，我的死缠软磨，与当年修筑天梯、天桥、望京楼一样没有意义。张大伯不让步，没有丝毫商量余地。据说当年长城修到天梯处，朝庭来此视察的官员说，边墙修得很好，箭垛也很有创意，但不该放弃东侧制高点。有盘龙无首，猛虎无威之虞，应该一直修到最高那座山梁上。遗憾的是，我不是京城的达官显贵，无权指手画脚。是又如何。在张大伯的原则里，我爬不上司马台长城的顶端，触摸不到仙女楼云遮雾绕的皮肤，越不过天桥的惊险，看不见大平原上那座森森皇城。

长城内外，群山起伏、沟谷纵横。燕山脊梁上的古代长城，以绝对的高度，耸峙在时间之上。那可是戍边将士奔涌的骨血，工匠们粗重的心跳，在长城的腹部龙蛇蜿蜒。他们留下的建筑奇迹，仍将在时间里汗流浃背。不倒的神话已经虽已破碎，但一直在逼着你匍匐，以仰望的姿态缅怀先人。

很想知道，一千六百年前的欧阳修，站在古长城的哪个垛口，留下了“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行走在燕山的土地上，你的脚步不经意间，就会惊醒某个古人和某个英雄。

我只有再一次跪下来，凝神驻耳。

峡谷里草木葱郁，深绿浅红。夕阳正一点一点地离开司马台水库，有微风追赶，金波频漾。长城脚下因了这一泓秀水，时空距离，瞬间不存。密云的朋友打算于此打造一处水上乐苑。届时，舟楫帆浆晃悠其间，有琴笛筝箫悠远地响起。灯火阑珊处，可能还有一群少女衣袂飘飘，立于船头琴瑟星月，或蔡琰或嵇康。他们不会用孟姜女的眼泪，缝补长城的伤口了。关于这一点，我确信无疑。

奇迹之于奇迹，属于人民。既不是秦皇兵马俑的奢靡排场，也非皇帝们企图世袭奴役山河的长城旧梦。

燕山深处，秋风乍起，落日的暖黄有如长天浩叹，低回在那些高高低低，日渐苍老的砖墙上面。我的双腿，已经麻木。一片尚未红透的椿叶，从空中飘落，沿着城墙一路翻飞。

我站了起来。扶着黄昏，走向了归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