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无形

叶平

中国人对“锁”的定义是“防君子不防小人”，长城亦然。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智者的目光已越过长城，眺望大洋彼岸的风景，正是这种眺望，引出了目光辽远、胸襟开阔、气韵高华的汉唐文明。

长城在彪悍雄强的汉武帝眼里，不过一道随脚出入的门槛，没有则门无所依，太依赖则家园难保。他继位后，一改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以坚硬如铁的面孔直面北方匈奴的威胁。动不动就策马扬鞭，山呼海啸般向长城之外杀去。“铁血生涯”形成了他有别任何帝王的独特风景。结果使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一蹶不振，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扩张了西域版图，将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远。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然而，山河亦老，况乎生命？武力可以解决一时之危，并不能带来永久太平。任何战争在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着自己。汉武帝晚年终于觉悟，下《罪己诏》向国人谢罪：“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正是这段真诚反悔的文字，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使中华民族取得最高尊严的唐代，对实体长城是有些冷落的，而更崇尚非实体的长城精神。

长城在唐人眼里并没有太多幻想，更多是民族文化祖根的一脉，是炎黄子孙心灵深处汩汩流淌的一条“护城河”，也是彰显君子风范、倡导世界和平的一面旗帜。不管怎么说，绝不会与震慑、恐惧、封闭、排外这些词语联系起来。唐太宗李世民丰满的人格魅力，不仅是草创了一个强盛王朝的起点，也在于开创了“天可汗”会盟的大长城文化概念。他坚信，要想把长城内外融为一体，实现长治久安的大国之梦，这是一面最醒目的旗帜。

所谓“南有秦汉，北有强胡”。西北大漠，自古兵戈征战，史不绝书。修长城自然是首选之策。到唐太宗李世民这里，终于有了新的路径。他要以“诚信”做材料，建造一道融文治与教化为一体的“至善”和“君子”品格的道德长城。

“可汗”是中国西部民族各部对君主的称呼。唐太宗不仅要做唐朝的皇帝，还要做各民族的“天可汗”。让那些自以为是、喜欢用刀剑说话的王侯霸主，拥戴大唐皇帝为他们共同的君主。这显然是一个冒险又霸气的选择，起初他并不确定有几多胜算？事实是他真的成功了。

事情很大，却又很简单。他在贺兰山建造“天可汗”会盟台，以示大唐在中国西部停止战争，不修长城，共存共荣。同时要求诸侯与弱小邻国遵守盟约，和平相处，永结友好，让这座砖石上拓有手印的“天可汗”会盟台成为千古见证。唐太宗主政期间，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为非实体的长城排定了秩序，使新的“丝绸之路”灵州——银川——凉州道，维持保护了三百多年的繁荣发展。也许是“诚信”亘古不变的魅力，1300多年后的今天，历经边塞大漠的风刀霜剑，贺兰山中国万里长城非实体的“天可汗”会盟台文物建筑遗址仍能辨认。

于是，一个清晰的逻辑被精彩地演示出来，“天可汗”会盟和新“丝绸之路”就是非实体的万里长城：“诚信”“和谐”、爱好和平的国风一经形成，蓬勃的生命力自然会势不可挡。长安把脚步迈出国门的瞬间也向世界敞开胸怀，世界也就把大唐当做了舞台；各方文明的聚合，必将成就一个强大帝国：天子英明，大臣清贞，百官尽责，万民团结，强者、慎者、和者相互补益，精诚合作，鞠躬尽瘁。士起田闲，食淡衣粗，秉素志以立朝，天下之事，自与天下共之。一个朝堂之上正气凛然，普天之下男耕女织，官不奢淫贪纵，民不好逸恶劳，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艺者尽其才，国富民强，和谐太平的盛世大唐即将启幕。

有了这种放达的胸襟和情怀，生命随时会临风而翔。唐太宗以《晋祠铭》晋升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的书法冠军，便是很自然的事。

这让写出“瘦金体”的宋徽宗赵佶有些委屈，他的字虽清清奇奇，书香浓郁，更见功力，但瘦骨嶙峋的外形，难掩失魂落魄、愁眉不展的心境，在踌躇满志、威风凛冽、气势宏阔的唐太宗面前，完全是瞻前顾后、削足适履、萎靡不振的哀婉神情。

“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心中无墙、现实无墙，这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平心而论，唐代的军队并不太强，在边界战争中打过很多败仗。唐代的疆域也不算太大，既比不过它之前的汉代，也比不过之后的元、明、清。因此，如果纯粹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看，唐代有很多可指摘之处。但是，一代代中国人都深深地喜欢上了唐代，远比那些由于穷兵黩武、排外保守而显得强硬的时代更喜欢。这一事实证明，广大民众固然不愿意国家衰落，却也不欣赏那种失去美好精神心态的国力和军力。（余秋雨《长安的闪电》）

显然，这架无形的天平又很敏感，即使缔造者不经意的忘乎所以也将会瞬间倾覆，“安史之乱”为这幕华美的大剧奏响哀乐，让唐玄宗李隆基怎么也没有想到。

历史上因践踏“诚信”而成为千古罪人的案例何其之多，最经典的是“烽火戏诸侯”。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燧”，夜间举火叫“烽”。烽火台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它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幽王轻率地拿诸侯们之间的信约当儿戏，终于博得褒姒倾城一笑，却招来倾国之祸。这个典故像极了“狼来了”的寓言，不同的只是，放羊的孩子破坏的是社会信约，周幽王破坏的是国家信约。历史总是无声地提醒我们，在长城这架天平上，要时时惦量有形和无形的重量。

长城到了宋代已松脆得不堪一击，残留的一点刚毅、悲壮、仇恨和杀气，也只能到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爱国志士的诗词中去寻找。

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对长城有创新性认知并做出有效实践的是“康乾盛世”的主创人，一个从心智到精神都极为强健的政治家康熙。他以逼人的英气，铲除霸气冲天的鳌拜、吴三桂，用十四年时间，把尘埃累累的山河大地重新擦洗一遍，向世界坦露出豪迈饱满的气象。站在紫禁城最高最大的宫殿里，他凝望着那条被历代帝王奉为保护神的巨龙，想了很多。从五胡乱华到元朝灭宋，长城何曾阻止过那些飓风般的军阵铁骑？自己的祖先不就是踏破长城，入主中原的？但是没有这道“围墙”，心理防线又在哪里？天下独裁者对权力的独占欲和恐惧感大抵一样，康熙也未免俗。在无数次痛苦的纠结之后，他终于成竹在胸。一六九一年五月，接到古北口总兵蔡元向朝廷提出“请行修缮所辖一带长城”的奏折时，他毅然决然地拿起笔，写下让暗淡了很久的史册熠熠发光的一段文字——endprint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诸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这段话可视为李世民“天可汗”会盟精神的理论提纯和升华，为长城的未来作出了终结性评估。清代在修复长城上极少用力，我们今天看到的也便只是明长城。其实，在这之前，王昭君和文成公主已经用青春、美貌和智慧，为这份著名御批的出炉作了漫长的铺垫。

表面上看，康熙无意修复长城，内心却在苦心建造着无形的长城。从一些关乎全局的细节上可见一斑：面对强大的汉文化，康熙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面对“天地为之一寒”的汉族文人的冷眼，康熙也表现出视而不见的宽容。为了让汉人看到他接受新事物、挑战自我的良苦用心，康熙成年后开始学汉语，甚至学了一点外语，成为第一个一对一地接见外国人的皇帝。他极为高调地亮出“崇儒重道”的旗帜，甚至亲自主持“博学鸿词科”，录用“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汉族士子，包括不愿合作的血性硬汉。说不定什么时候引爆的对一个异族王朝的仇恨，就这样被康熙慢慢解压和释放。这些都是他的祖先不想做，晚辈做不到的。

说到文化心理的大气和开放，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应该是康熙的祖师爷和偶像。他的祖先也是踏破长城入主中原的。孝文帝拓跋宏非常明白：要想主宰一个国家的命运，必须成为主流文化的统领者。他在金戈铁马、王道霸道之间断然选择了柔若无骨，又可浸透山河岁月的文化。为了实现永久雄据中原的大梦，他力主汉化改革，其意志力可谓史无前例。比如由大同迁都洛阳；禁说鲜卑族的语言，一律改说汉语；放弃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颁行按汉民族服饰制定的衣帽样式；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自己的籍贯定为“河南洛阳”；改鲜卑部落的名号为汉语姓；以汉族礼制改革鲜卑族的原始祭祀形式；主张鲜卑族与汉族通婚等等。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唐朝盛世如果没有这个关键性铺垫，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此前为推行汉化改革，北魏开国皇帝被逼成神经病，孝文帝面临的压力该有多大？然而，孝文帝拓跋宏却豁了出去，反对越强烈，惩罚就越严厉。按惯性几百年完成的事，他硬是用九年做成了。大唐盛世如果没有这个关键性铺垫，也许是另一种结局。

可以想象，成就这番大业的孝文帝拓跋宏，内心那条文化的长城比之砖石筑起的壁垒，要高大宏伟的多。遗憾这位鲜卑民族的强健皇帝，只活了三十二岁！这与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一定有关。对这个不该被历史忽略的皇帝，余秋雨是如此评价的：“仅仅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十二年的孝文帝拓跋宏，竟然做了那么多改天换地的大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他名义上四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但在实际上，他的祖母冯太后一直牢牢掌握着朝政。冯太后去世时，他已经二十三岁，因此，他独立施政只有九年时间。”

无论如何，康熙是有资格对长城作出结论性评估的。他主政61年，南征北战，开疆拓域，国富民强，使大清王朝激情充盈，令全球仰而望之。“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全球通史》）

如果要为康熙这段关于长城的名句作出举证，真是不胜枚举。比康熙更早的另一位人物——民族英雄戚继光就是一例。

戚继光这个名字无疑是和“长城”融为一体的。他17岁就写出了“填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这样气冲霄汉的词句。史书上说他“幼倜傥负奇气，好读书，通经史大义”。

江南抗倭是戚继光人生的里程碑，也是他猎取“将才”之名的最初契机。在浙江任参将之前，经过不多的几次战事，他就看清了倭患难平的症结，在于没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所谓的官兵，皆是贪生怕死，畏葸不前之徒。要想打胜仗，必须从源头做起，练一支虎狼之师。

听说义乌民风憨实彪悍，他便去那里招募了四千名新兵，亲自执教，外练武艺，内练心性，终于百炼成钢，在台州首战告捷，歼敌五千余人，使饱受倭患的江南人民扬眉吐气，从此“戚家军”的美名不胫而走。倭寇闻风丧胆，转头进犯福建。戚继光奉命率兵开赴福建，取得了平海卫大捷等一系列胜利，戚继光被升任福建总兵官。在他进京任职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离别时沿途百姓自发送行，依依惜别之情催人泪下。民间有歌谣广为流传：“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奠我再生兮，维戚无辅”。

戚继光以“爱兵如子”被天下称道。有一件事足以证明：一年冬天，朝廷发来棉衣，戚继光亲自检查，发现其内全部装着枯草烂絮，气得浑身颤抖、脸色铁青，星夜驰马赶往京城，直闯宰相府，硬是从梦乡中叫醒张居正，一把撕开“黑心棉袄”，声泪俱下地讲述士兵们在冰天雪地里巡逻操练的感人情景。张居正深受感动，决意一查到底。结果查到主管军需的李太后之父身上，李太后是何等聪慧的女人，为了儿子的江山，命人脱去父亲衣服，在寒风中罚站，并削官为民，让其回家养老。这件事大振军心，轰动朝野。这样的元帅，何愁带不出虎狼之师？

北上后的戚继光，以蓟镇总兵的身份，跃马扬鞭，踏遍防区的山山水水，锐意创新，建造空心敌台1400多座，边土墙1474里，一道可攻可守的防线蜿蜒蓟北旷野。四百多年的风刀霜剑，当年的敌台依然屹立在蓝天白云下，我们无法不对这位天才军事家的非凡作为和赤胆忠心所感动。在这里，戚继光率精锐之师，一次又一次把野心勃发的蒙古铁骑打得落花流水，闻声丧胆，不得不俯首称臣，立约盟誓，永不冒犯。

戚继光用凛然魂魄筑起了一道不言自威的精神长城，固若金汤的防守和戚继光的威名，使一向多事的西北边关，十几年间没有战事，一片宁静。戚继光得到的却是小人的嫉恨和皇帝的冷落，“不战”则无功，一切光环与他无份。戚继光不需要这些身外之物，他更明白——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嘉奖。

三十多年后，努尔哈赤的铁骑穿过茫茫草原，急风暴雨般席卷而来，那道连年加固的万里长城突然松脆得不堪一击。1644年，闯王李自成杀进北京，末代帝王朱由检无路可走，又怕失去皇家尊严，杀死妻子，斩断爱女臂膀后，跑到景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尽。距戚继光去世57年。endprint

朱由检在上吊之前的那些不眠之夜里，一定质疑过祖先们大举修补的万里长城；一定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过混帐祖先嘉靖、万历们；一定会想起戚继光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但一切都晚了。

在康熙对长城作出结论性批注后的200多年间，围绕长城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俄国人越过黑龙江长驱直入；日本人从渤海湾和黄海一直杀到黄河长江；八国联军更是如入无人之境烧光了圆明园……

长城到了近代，几乎全面废弃。中国每一次挨打，敌人都来自海上。

远的不说，就说1894年9月17日的甲午海战吧！北洋水师号称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在和日寇的恶战中却发生惊天逆转，全军覆没。当致远号巡洋舰管带邓世昌，直追日本旗舰吉野号，即将击沉，却听到炮弹全装着沙子这样五雷轰顶的噩耗时，那该是让每个中国人如何永难忘记的面部表情？那声撕裂长空的——“开足马力，撞沉吉野！”的呼喊，至今依然回荡在万里海天。

是偶然也是必然，有最高决策层高调的议和声，有装着沙子的炮弹……，邓世昌这些爱国英雄们，除了以死相搏，又能如何？结果是，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喂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头野兽。不久，日本侵略者血洗神州大地……

长城挡住了谁？庇护了谁？

康熙那段经典文字一直没有人能够读懂，直到一位汉族血统、名叫毛泽东的人横空出世。伟人总有着相同的气息和气象，毛泽东以气吞山河的胸襟和穿越时空的目光，面对不可一世的列强，曾写下一篇不朽的檄文《论持久战》，明确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如果说长城是一部巨典，以《沁园春·雪》为代表的一部《毛泽东诗词》就是最好的诠释；如果说长城是一条巨龙，“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就是点睛之笔。而龙飞凤舞、独一无二的毛体书法，则是长城神韵的另一个版本。

毛泽东还有一句不朽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这“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使命，一种信仰，一种大爱，一种大义，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屈从、不甘沦亡、愈挫愈勇、永不言败的血性和品节。

一句话，我们需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大象无形的长城。那该是怎样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长城！该是多么浩浩乎、威威乎的气象！该是怎样天高地阔、万里无云的祥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