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王文
摘要:出土文献是文献研究的重要资料,极具价值。本文通过举例论证探寻出土文献对《史记》研究的价值体现,发现出土文献可以解决研究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史记》研究提供依据;纠正《史记》中的错误;扩充了原有的《史记》文献资料范围。
关键词:出土文献;文献价值;《史记》;《编年记》
中图分类号:R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20)23-0011-01 DOI:10.12228/j.issn.1005-5312.2020.23.007
一、前言
在20世纪之前,学者们研究文献典籍主要是利用传世文献之间互相佐证。有力的支撑材料大部分是由出土材料提供的;在文献研究中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考证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学者们利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①对《史记》②进行研究,研究成果颇多,如陈直的《史记新证》、韩兆琦的《史记笺证》等。
二、出土文献为《史记》的研究提供的佐证
(一)名称的来源时间
司马迁的《史记》原本并不是“史记”,“史记”一词本为古代历史类典籍的统称③。司马迁的《史记》名称产生时间也有多达数种说法。
根据《隶释》④中记载的“秦东门”与《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三十五年秦始皇在东海胸界中立石,建立秦东门的事情相对应。据考证,在“东海庙碑”中记录的就是司马迁的“太史公书”,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史记》的名称的最早的一条文献。陈直在其著作《太史公书名考》中也有相关记录。⑤
(二)内容涉及体例
学界有不少学者对司马迁将陈涉归为世家而引发争议。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年)五星运行位置。在纪年表中,大概在秦二世的时期上记载“张楚”,其后为汉代的纪年。“张楚”在《刑德泄书的干支表》中得到了印证。出土文献为学界争论的陈涉收录在世家的问题提供支撑材料。
三、出土文献纠正《史记》中的谬误
在《史记》的研究过程中,出土文献可勘正《史记》中的错误。《编年记》⑥逐年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6年)的事件,它可以勘正《史记》中的相关错误记载。
如《编年记》中记载秦于昭王十七年,攻打了垣、枳。而在《秦本纪》中记载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将垣还魏,十八年攻垣。《秦本纪》里收录的是在十六年,左更错取辍及邓。
《六国年表》中记载在十八年客卿错攻击魏国,《史记》中对攻打枳的时间记载有出入。出土文献可以使学者确定秦十五年攻打垣后,十七年攻垣、枳,更正了原有的错误。
四、出土文獻扩充了《史记》的史料
《论语·八佾》中记载了孔子对于出土文献的看法,可见,文献典籍的匮乏让研究者手足无措。而出土文献是对传世文献的扩充补足。
《编年记》中详细的记载秦在昭王六年攻打新城后,在八年归还新城。而《秦本纪》只记载了昭王七年,夺取新城,与《编年记》中记录的“昭王七年,新城被攻陷”是一致的,但没记载后续。据白起为左庶长在十三年,带兵攻打新城的记载可知,秦曾将把新城归还给韩。《编年记》在这里补充了《史记》中遗落的记载。
五、结语
通过对比例证,可知出土文献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佐证、纠正、扩充,可以帮助学者解决相关问题,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古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文献学,定会有更多的新发现。
注释:
①《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曰:“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②引用的《史记》都为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
④原文为:“碑阴: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阙事在《史记》。”(宋·洪释《隶释》中华书局1986)
⑤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用出土文献东汉碑刻和传世文献相互佐证的“二重证据”。杨明照:“据此,以史记专名《史公书》今可考信者,宜以是碑为称首。”
⑥《编年记》出自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秦简牍合集·睡虎地简牍》。
参考文献:
[1]陈直.太史公书名考[J].文史哲,1956(06).
[2](清)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苏安国.出土文献在史记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J].渭南师范学院报,2010(06).
[4] 陈伟.秦简牍合集·睡虎地简牍[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