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陈司怡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
完整的水墨创作活动,主要包含水墨画家、水墨创作过程和水墨作品这三个水墨创作因素。其中,因“水墨创作过程”介于两者之间,既是“水墨画家”创作意向的实施阶段,也是决定“水墨”作品的关键时刻,所以“水墨创作过程”也成为研究“水墨创作”问题时最贴近艺术创作真实性的研究突破口。
《孟子·公孙丑下》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兵法·月战》也有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可见,古时人们认为“天时”、“地利”和“人和”是作战的三个关键因素。而画好一幅水墨作品,如同打好一场“战役”,也需要这三个要素。
人和,是画者身心的融洽自处,附之于手,贯之于体,汇之于神。人和,在身心的默契间将意趣灌注于笔下墨间,沁透出心的温度,氤氲出气的精神。
清代董棨在《养素居画学钩深》中有一段精彩言论,他认为若能“一波一折,一戈一牵,一纵一横,皆得自如”,那么“惊蛇枯藤,随形变幻,如排云列阵之势,龙蜒凤舞之形”更能“重不失板,轻不失浮,枯不失槁……”,如此便能“心闲意适,乐此不疲……”。这段言论恰恰生动地说明了作画动作本身——细微奇妙的复杂性和至关重要的作用力。这细微笔墨迹象后,蕴含着的又是执笔人的“意气”,“意气”又付诸于画家的作画之心、作画之躯和作画之手。正因如此,我们得见《林泉高致》中这般恭敬的作画态度——“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然后为之”,这是心灵的境界,也是身躯的姿态。另外,我们也得以知晓石涛对用“腕”的高要求之由——“腕受实则沉着透彻,腕受虚则飞舞悠扬……”①,腕中的分毫之失,直致画中的千里之差,可见“作画之手”的重要性,这正是“默契动静于一毫,投乎万象,则形质动荡”。然而,这些仅仅是“人和”,画貌也同时受制于“天时”与“地利”。
地利,是画者赖以进行水墨创作的生活土壤。地利,在画之外,却又在画之中;是作品的原生地,又联系着作品诞生的朝向。
苏轼评吴道子“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其中浸透着笔力的熟练和博大,无不来自其画前与“地利”的交汇。而画家们,又是如何把握住“地利”的好时机呢?例如,刘海粟先生在一次画谈中说到“并不是在山下先想好想法,上山再照计划行事,而是面对顷刻千变的实景……通过试验选择,才出现种种画法。”②可见,画家在创作前会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地利”,并在创作时将某种“地利”的优势发挥出来。又如,郑绩列“十六家皴法”,之后也谈到“不可固执成法”,这也是在谈论如何极尽所能来抓住某些具有优势的“地利”。此外,清代笪重光在《画荃》中也说“从来笔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写照”。“金刚杵法当化为绕指柔”③因此,笔墨或求法,或含法,可“顺势而为”,也可“因地制宜”。也由此,历史上源于不同地理地势而生成的中国画派系也为数不少,譬如浙派、江夏派、华亭派、虞山派、黄山派、新安派等,亦可得见“地利”对于水墨创作的重要性。
天时,是画家作画的上机与时遇。天时,或始于机缘,或源于寻觅,有人天启,有时人遇,皆助力于画——恰到好处的水墨。
天时,与古时一些画家、理论家所谈“天机”、“机神”、“神会”等词汇相近,它强调的是对于作画而言的某个重要时间点或时间段。正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画作被完成,而完成的画作恰恰也凝聚着这个时刻的痕迹。如,北宋张怀在《山水纯全集》的后序中谈到“机之发,万变生焉”,而钟繇、王羲之、顾恺之和陆探微,正因墨笔精妙,而被南宋文学家葛立方称为“上机之士”。另外,清代布颜图在《画学心法问答》中直言“……然情境入妙,必俟天机所到,方能取之”,直接表示了“天时”对于作画的重要性,未到“天时”不画。而“天时”到时呢?正如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所说“机神所到……其不可遏也,如弩箭之离弦。其不可测也,如震雷之出地……”,此时一刻也不能待。上列诸多画家之例,都能显示“天时”对于水墨创作的重要性。
水墨画家,从观景到画的时刻,客观的风景经历了诸多打磨才得以被绘制。在这“诸多”因素中,“人和”、“地利”和“天时”三因素是极重要的。这三点要素寄予了画面更丰厚的内容,需要观者有足够的关注力去看,这也是中国画要求静观、品读的原因。
此外,在作画时,甚至在作画前,有丰厚积累的笔墨功力就已经凝聚着“人”的信息和艺术的分量。正是因为“人和”、“地利”和“天时”三要素循环往复地影响水墨创作,才使得笔精墨妙的水墨创作更具丰厚的生命品质和艺术力量。
注释:
①石涛,俞剑华.石涛画语录[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②丁涛,周积寅.海粟画语[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
③注:黄宾虹自题《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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